國內外農村經濟發展的典型模式及對我國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啟示

[摘要]?在推動農村經濟發展過程中，許多國家和地區都進行了實踐和探索，并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發展模式。文章介紹了20世紀以來美國、法國、西班牙、日本、韓國等主要發達國家的農村經濟發展模式，論述了改革開放以來國內重點地區代表性農村經濟發展模式，總結了其經驗特征，為我國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面有效實施提供借鑒和參考。文章認為產業興旺是實現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源，提升農業產業價值鏈是實現農業強、農民富的重要路徑，構建“以城帶鄉”的城鄉利益共同體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基礎，而完善適度偏向農村的政策體系是實現鄉村振興的基本保障。

[關鍵詞]農村經濟;發展模式;鄉村振興

[中圖分類號]??F32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0461（2022）05-0045-06

為實現城鄉發展平衡，加快農村地區發展，2017年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此后我國政府開始陸續出臺相關政策支持鄉村振興戰略有效實施。2018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提出鄉村振興三階段目標任務，即“到2020年，鄉村振興取得重要進展，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201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第一個推進全國鄉村振興戰略的五年規劃《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以“指導各地區各部門分類有序推進鄉村振興”。2018年7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開始牽頭啟動《中國鄉村振興促進法》相關立法程序，首次通過立法形式保障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2019年9月，中共中央印發《中國共產黨農村工作條例》，明確“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強調并落實中國共產黨各級黨委開展農村工作的職責和任務，以保障鄉村振興戰略的順利實施和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加快推進。自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我國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但農業基礎不穩固、城鄉發展差距較大對我國全面實現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形成掣肘。為補缺鄉村這個短板，“十四五”規劃明確強調“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以“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在推動鄉村發展過程中，許多國家和地區都進行了相應地探索，并實踐出具有自身特色的農村經濟發展模式，為我國進一步完善鄉村振興戰略提供借鑒和參考。

一、國外主要代表性發達國家農村經濟發展模式

從國民經濟構成來看，盡管農業農村在發達國家的比重相對較低，但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在政治層面一直受到這些國家政府的高度重視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發展模式。例如：以規?；?、現代化大農場為主要特征的美國模式;通過生態化、深加工來顯著提升農業價值的法國模式;以走創意觀賞農業道路的西班牙模式;日本農村經濟發展則是先后實施了“一村一品”專業生產和一、二、三產業融合的兩種模式;與上述發達國家不同，韓國則是實施了農村地區全面發展模式，即推動了涵蓋從基礎設施、基本公共服務到特色產業培育的“新村運動”。

（一）美國模式：規?；?、現代化的大農場道路

美國農業在全球處于領先水平，基于人少地多的國情，走了一條規?；?、現代化、以農場為農業經營主體的道路。[1]美國耕地面積約占其國土面積的1/5，農民占比約為1-8%，不僅養活了3億多美國人，還成為全球最大農產品出口國，幾乎各國進口糧食總量的一半都來自美國。[2]美國農場以家庭農場為絕對核心，2015年，家庭農場數量占美國全部農場比重達99%，農產品產量占比達89%。①

規?；?、專業化、機械化、科技化的農場是“美式”農業發展模式的集中體現，由于大規模的農場具有生產成本低、投資回報率高、競爭力強等優點，美國農場平均規模一直呈擴大趨勢。為強化農業的規模效應和專業化分工，美國農業部根據區域之間的光照、土壤、氣候等自然條件差異，根據不同品種農作物生產條件需求，劃分了玉米帶、小麥區、棉花帶、乳畜帶、畜牧和農業灌溉區等產業區，并加強農場基礎設施建設。同時，美國政府還通過資金投入、補貼、稅收減免等形式，?[3]支持農業科技研發、農業機械化應用以及智慧農業的發展。

（二）法國模式：生態化、深加工的農業價值提升戰略

法國農業綜合實力位居歐洲第一，在全球競爭力當中僅次于美國。法國農業發展模式可以高度概括為農業生態化和農產品深加工化兩大特征。

生態農業即在潔凈的土地上，?用潔凈的生產方式生產潔凈的食品，又稱自然農業、有機農業和生物農業等。[4]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歐洲整體農業生態化發展趨勢帶動下，法國開始大力發展生態農業。[5]法國通過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建立綠色生態標準體系、提供政府財政補貼以及開展相關技術培訓等方式，將生態農業法律化、制度化、組織化，以不斷強化生態農業的競爭優勢。[6]目前，法國是高標準生態農業主要代表。除不斷提高農業的生態標準，法國還通過促進工業與農業的融合來提高農產品的精深加工水平，提高農業的效益。在法國居民日常飲食消費中，蔬菜、水果等初級農產品消費占比約為1/4，而精深加工食品則占據了3/4的比重。[7]

（三）西班牙模式：一三產業融合的創意觀賞農業

西班牙因其自然條件優勢，農產品成熟期早于歐洲中部地區大約1個月，在歐盟國家具有較強競爭力。西班牙是歐洲第三大產糧國、世界第一大橄欖油生產和出口國[8]，果蔬出口約占歐盟內貿的30%[9]，被譽為“歐洲果蔬園”。

在以出口為主的傳統農業發展模式已面臨“天花板”的背景下，為進一步提升農產品附加值、提高農民收入和發展農村，西班牙政府提出發展創意觀賞農業，并出臺相關政策推動創意觀賞農業與旅游業相結合，融合形成鄉村旅游業。為促進鄉村旅游業發展，西班牙政府一方面加大對農村旅游相關基礎設施的投入，另一方面將鄉村旅游與傳統文化、城市旅游等相結合，并加大宣傳和推廣的力度。目前，創意觀賞農業已經成為西班牙旅游的重要組成部分，創造的產值也超過海濱旅游的產值。[10]

（四）日本模式：從“一村一品”?到“六次產業”

日本在戰后重建初期，由于食物匱乏、百廢待興，農村居民生活曾短暫優越于城市，但隨著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城市逐步繁榮。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日本鄉村尤其是偏遠山區農村地區開始進入空心化、老齡化，城鄉發展差距逐步擴大，在這種背景下，為提高農村地區活力、發展鄉村經濟，各地方政府也在積極尋求各種努力。1979年，大分縣知事平松守彥基于對大山町和其他地區鄉村發展的觀察和經驗總結，提出“通過在各市町村培育各自的特色產品，實現地方的活性化”?，[11]即“一村一品”運動。②

為推進“一村一品”運動，大分縣首先進行實地考察，幫助村民挖掘本地特色優勢產業，達到條件的町則通過設立專項的資金、政策以及相應的技術指導機構進行扶持，最后大分縣還通過開展“一村一品”市場推廣活動和“一村一品”獎勵活動來加強特色農產品的銷售并對表現突出的集體和個人進行獎勵。1983年，通產省號召全國都、道、府、縣學習大分縣鄉村發展經驗?！耙淮逡黄贰边\動在本國得到成功推廣后，2006年2月日本經濟產業省提出“一村一品”國際援助計劃，旨在向發展中國家開展發展理念、技術等援助。

盡管“一村一品”運動在日本取得了不錯的成效，但是在農產品生產、加工、流通及最終消費的整個產業鏈環節中，農民所獲得的收益仍僅占很小部分。③針對上述現象，1996年日本農業經濟學家今村奈良臣提出“農業六次產業論”，即將農業生產與農產品加工、流通消費等相關產業鏈環節相結合，以達到提高農產品附加值、實現農民增收的目的。[12]?2000年以后，今村奈良臣的“農業六次產業論”開始得到日本政府的重視，并于2008年出臺《農工商聯合促進法》、2010?年制定《六次產業化法》以及2011年實施《開拓未來創造六次產業合對策》等來推動日本農業與工業、服務業融合發展。

（五）韓國模式：全面發展的“新村運動”

20世紀70年代，韓國經濟發展水平不高，農民占全國人口比重70%左右且以小農耕種為主，農業落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較大，農村貧困問題嚴重。[13]為把傳統落后的鄉村變成現代進步的希望之鄉，韓國政府于1970年4月開始實施以“勤奮、自助、合作”為宗旨的鄉村建設運動，即“新村運動”。[14]

“新村運動”前期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主，來改善農村環境和提高農民生活質量;中期以提高農民收入為主，實施農民增收計劃，幫助農民科學種田以及發展養殖業;到后期階段，政府以出臺配套政策支持新鄉村運動為主，逐步減少政府直接干預的力度，提倡發揚和傳承奮斗的新村精神，促使農村地區走上內生增長的道路。[15]經過30多年的努力，至2004年，韓國城鄉居民收入比縮小至1∶0-94，農業人口比重由30%下降至7%，農村地區在住房條件、生態環境、生活設施、基礎設施等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改變。[16]

二、國內農村經濟發展主要模式

改革開放以來，在市場化、大開放的環境下，我國農村經濟發展也涌現出一些特色的發展模式。如以工擴商、工商并重的溫州模式，以鄉鎮企業為主的蘇南模式，外商投資為主的珠江模式，而與上述三個以農村工業化為主要特征的模式不同，山東涌現出的諸城、壽光和濰坊模式都是以推進農業產業化為主要特點。

（一）溫州模式：“以工擴商、工商并重”

溫州模式是以工商業為主的非農產業化發展方式，即“以家庭工業為基礎，以市場建設為紐帶，以購銷員隊伍為骨干，以小城鎮為依托，以一鄉一業一村一品為特色”，[17]同時衍生出“離鄉”和“不離鄉”兩種創業方式?！半x鄉”創業，以溫州人為先驅的遍布全國的“浙江村”為標志;而“不離鄉”創業則以家庭工廠為主要標志，凸顯了溫州人“離土又離鄉”的創業精神。[18]

總體來看，溫州模式可以總結為以下兩大特征：一是農村產業以工商業為主，小商品制造及其交易市場較為發達;二是政府干預較少、市場化程度較高，從而產生發達的民營經濟且在國民經濟所有制構成中占有絕對優勢。

（二）蘇南模式：“集體所有制下的鄉鎮企業”

蘇南模式是指江蘇南部一些地區④通過發展鄉鎮企業來促進農村地區發展的方式，最先由費孝通于20世紀80年代提出?，[19]通常被認為是中國集體所有制鄉鎮企業的發源地和典型代表。[20]

與溫州模式以民營經濟為主導的非農產業化發展不同，蘇南模式以集體經濟為主導，可以概括為“三為主、兩協調、一共同”。其中，“三為主”，即所有制構成以集體經濟為主、產業結構以鄉鎮工業為主、經濟運行機制以市場調節為主;“兩協調”，即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相協調、物質文明建設與精神文明建設相協調;“一共同”，即堅持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分配方式，同時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者之間的利益，走逐步實現區域內農民共同富裕的道路。江陰華西村通常被認為是蘇南模式在農村發展取得成功的首要代表。

（三）珠江模式：“外資帶動農村工業化”

“珠江模式”是中國鄉村地區利用外資促進農村工業化的典型代表?！爸榻Ｊ健焙w廣東省珠江流域以廣州和深圳為核心的14個市縣，也稱珠江三角洲地帶（簡稱“珠三角”）。珠三角區域的農村地區依托改革開放政策先行優勢和毗鄰港澳的區位優勢，率先引進港澳、華僑等外來資本和技術，充分利用勞動、土地等要素“紅利”，發展以“三來一補”為主的外向型鄉鎮企業?，[21]加快了農村地區的工業化進程。

總體來看，有效利用外資和中國中央政府給予的先行開放政策是“珠江模式”形成的主要推動力。[22]與“溫州模式”形成的具有家庭手工業及發達商業氛圍的歷史傳統，以及“蘇南模式”形成具備充分利用上海這個大城市工業及技術擴散的條件不同，“珠江模式”的鄉村工業化進程更多地建立在與中國香港地區的密切聯系上，并在中央政策的推動下，在全球貿易產業鏈分工體系中尋找到了自身發展的機遇。

（四）山東經驗：“農業產業化”

山東農業在中國地位舉足輕重，素有“全國農業看山東”。與溫州、蘇南、珠江農村發展以產業“非農化”為主要特征的模式不同，山東農村發展以農業為根基，在改革開放進程中積累了大量以農業發展帶動農民富裕、農村發展的經驗，如“貿工農一體化”的諸城模式、“農產品標準化”的壽光模式以及“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濰坊模式，對中國其他地區的農業農村發展起到了示范作用。

1.?諸城模式：“貿工農一體化”

“諸城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在全國率先通過推動“貿工農一體化”，來解決農產品在生產、加工與流通等環節中脫節的問題，并取得了不錯的成效。

“諸城模式”形成于1987—1992年期間，為解決農民盲目生產、農產品買賣困難、企業生產加工波動較大等問題，諸城市委、市政府及其相關管理部門，綜合運用計劃與市場兩種手段，從宏觀層面對農產品生產、加工與流動環節進行統籌協調。[23]一方面，推動農產品加工與經營企業深入農村，建立農產品生產基地，鼓勵企業與農戶簽訂長期合同。另一方面，政府組織農業技術服務、農產品商貿服務等部門服務農業農村發展。概括來講，“諸城模式”是政府有效推動下形成的農業與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模式。

2.?壽光模式：“農產品標準化”

“壽光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將蔬菜行業進行產業化、標準化和品牌化，同時不斷引進先進技術、新品種和開拓新市場，不斷強化壽光在蔬菜行業的品牌優勢和主導地位。

“壽光模式”形成于20世紀80年代，隨著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和以市場化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農民逐漸獲得了一定的種植自主權。壽光本地農戶為進一步提高收入水平，開始根據市場經濟導向將以糧食作物為主的農業種植結構調整向以果蔬等經濟作物為主。[24]同時，壽光當地政府為解決農民蔬菜銷路問題，開始建設蔬菜批發市場，加快推動了壽光蔬菜產業的規模擴張和品牌推廣。1985年，壽光被確定為國家蔬菜、果品等綜合基地縣。此后，壽光通過不斷引進先進技術、新品種、設施蔬菜種植以及大力發展蔬菜產業園區等方式，來進一步奠定“中國蔬菜之鄉”的地位。

3.?濰坊模式：“打通最后一公里”

“濰坊模式”是濰坊市委市政府在學習以及考察國內外農業農村發展先進經驗的基礎上，基于自身農業發展的比較優勢特征，以促進農業生產規?；?、產業化為核心，將分散化的農戶經營與大規模的農產品市場相聯系，打通農產品銷售的最后一公里。

“濰坊模式”形成的出發點在于解決農戶分散化經營與農產品市場銜接不暢，即農產品分散化供給與市場大規模需求之間的矛盾。為解決上述矛盾，濰坊市依靠深化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改革、創新農業生產組織方式，通過優化區域布局、確立主導產業，形成了以龍頭企業帶動為核心的農業產業化發展模式。

三、對我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啟示

通過總結國內外主要國家和地區農村經濟發展的主要模式，認為產業興旺是實現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源，提升農業產業價值鏈是實現農業強、農民富的重要路徑，構建“以城帶鄉”的城鄉利益共同體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基礎，完善適度偏向農村的政策體系是實現鄉村振興的基本保障。

（一）產業興旺是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源

綜合本文前述部分對國外主要發達國家以及國內重點區域農村經濟發展模式的總結來看，都將培育具有一定競爭優勢的產業作為支撐鄉村經濟發展的重點任務。從經濟可持續增長的角度來看，一個國家或區域只有形成具有本土比較優勢且在與其他經濟體競爭中具有較強競爭力的產業，才能為該經濟體持續注入內生增長動力。因此，無論是推動農村地區還是城市地區經濟發展，培育優勢產業都是政府部門的施策重點。

從我國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和實施重點來看，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的同時，對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提出了“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共同富?！钡目傄?，也將產業興旺凸顯為鄉村振興的基礎和重點。

（二）提升農業產業價值鏈是實現農業強、農民富的重要路徑

從當前我國農村地區產業構成的基本情況來看，農業依然占據一定的主導地位，對農村經濟發展、農民收入水平提升產生重要影響。此外，從農業安全的角度來看，糧食安全始終是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業作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穩定發展的基礎性地位仍牢不可破。[25]根據前述國內外農業發展經驗來看，提升農業產業價值鏈是實現農業強、農民富的重要路徑。提升農業產業價值鏈可以重點從以下四個方面著手：

一是推動農業與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根據現有學者的研究，產業融合會促進新業態、新模式、新技術的形成，?[26]推動農業與二、三產業融合可以實現農民增收和農業增益，[27]從而顯著提升農業產業的附加值和競爭力。

二是提高農業科技創新水平?？萍际堑谝簧a力，也是現代農業領域的競爭焦點和農業現代化的重要表現。但是與城市相比，由于長期以來實施的“城市偏向”政策，我國政府對農業農村領域的科技投入較少，[28]直接制約著農業競爭力和價值水平的提升。因此，為有效實現農業產業興旺和價值鏈提升，應加強對農業農村的科技創新投入，加強先進技術在農業中的應用、推廣、補貼力度。

三是推進農業品牌化發展。一方面，隨著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居民對農產品的質量、安全、品種等要求也在逐步提升，從需求端來迫使農業生產者通過品牌化來固化自身產品的高品質形象。另一方面，推進農業品牌化發展會對農產品本省產生溢價效應，提高農產品附加值，也有助于穩定消費群體的培育，提高農業從業者的收入和生產積極性。

四是加快農業綠色發展。由于化肥、農業等過量使用，我國農業污染形式十分嚴峻，造成土地退化、水體污染等嚴重影響生態環境質量，[29]不僅制約農業自身可持續發展，也對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造成威脅，已經引起政府及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目前，減少化肥、農藥用量，推動農業綠色發展不僅成為全社會共識，也是實現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基本路徑之一。

（三）構建“以城帶鄉”的城鄉利益共同體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基礎

城市集聚大量的人才、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與這些生產要素相對匱乏的農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此外，城市也是農產品銷售的主要市場。因此，無論是從生產要素的供給端，還是農產品銷售的需求端，城市都是農村地區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如何充分利用城市資源、實現“以城帶鄉”就成為鄉村振興的基礎。從當前中國城鄉關系發展現狀來看，實現“以城帶鄉”關鍵在于推進城鄉制度一體化建設、構建城鄉利益共同體。

一是建立城鄉統一要素市場，實現勞動力雙向流動、土地市場一體化和金融市場普惠化。首先，在城鄉勞動力市場建設方面，應以同工同酬為根本，從法律上維護農民工群體的權益，消除農民工就業歧視，同時吸引城市優秀人才支援農村建設，實現城鄉勞動力市場雙向流動。其次，在城鄉土地市場建設方面，應以實現“同地同權同價”為基本方向，[30]率先建立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逐步探索農村宅基地市場化改革方案，全面盤活農村土地市場。最后，在城鄉金融市場建設方面，應堅持“普惠共享”的原則，推動城市金融機構向農村地區延伸，完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

二是加快改革戶籍制度，還原其人口登記功能。一方面，戶籍制度改革應以還原其人口登記功能為根本方向，[31]將居民的戶籍身份與其基本公共福利權益相脫鉤。另一方面，基于對改革成本加大、既得利益團體反對等現實的考慮，應繼續采取當前分類、漸進式推進的思路，同時完善市民化成本分擔機制，建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農業轉移人口四方共同分擔的機制。

三是打破城鄉分治局面，統籌城鄉一體化治理。推進城鄉治理一體化可以糾正城市偏向的政策體系，?[32]從而達到促進農村發展、縮小城鄉發展差距的目的。統籌城鄉一體化治理，一方面，應提升鄉村治理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地位，避免鄉村治理出現“真空”。另一方面，以推進城鄉規劃一體化為突破口來打破當前城鄉分治的行政管理體制，平等城鄉居民的話語權和基本權益。

（四）完善適度偏向農村的政策體系是實現鄉村振興的基本保障

我國城鄉二元制度的形成以及發展差距較大，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重工業優先發展、經濟發展為中心等戰略的需要而長期實施的城市偏向政策所導致。為振興鄉村經濟、實現城鄉協調發展，從政府施策角度來說，首先是要扭轉當前城市偏向政策局面，并在城鄉發展平衡之前，實施農村偏向型政策。從2019年中央政府在一號文件明確提出“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總方針以來，農村偏向政策體系已經逐步建立。從目前我國“三農”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來看，需要重點關注以下領域來完善適度偏向農村的政策體系。

一是加快補缺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短板。根據“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的遠景目標，至2035年“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而在全國層面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目標的短板就在農村地區。因此，當前的政策重點應進一步加大對農村地區教育、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力度，在制度和標準方面加快實現城鄉統一。

二是顯著提升農村地區基礎設施水平。一方面，以集約為導向，率先推動污水處理等市政公用設施布局在中心鎮和城郊村，提高市政設施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在完善鄉村地區水、電等基本基礎設施配置的同時，在有條件的農村地區，以數字鄉村建設為切入點加快布局一批新基建項目。

三是加大政策保障稀缺要素下鄉的扶持力度。從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進展來看，“一懂兩愛”的鄉村人才、長期根植于鄉村的社會資本、先進的科學技術等是制約鄉村振興的主要稀缺要素。為有效吸引這些生產要素參與鄉村建設，應進一步加大稅收優惠、財政補貼等力度，同時推進農村地區土地等資源的市場化改革，使之適應人才及社會資本的需求。

[注釋]

①?“Large?Family?Farms?Continue?to?Dominate?U.S.?Agricultural?Production”，?USDA?website，?https：//www.ers.usda.gov/。

②?英文為?One?Village?One?Product?movement，縮寫為OVOP。

③?根據日本《農業白皮書》中的數據：1990?年日本的國民食品消費支出總額達681?000?億日元，其中國內農林水產生產占20-7%，流通部門占27-6%，食品加工部門占26-0%，飯店等服務部門占18-5%，進口農產品占7-2%。

④?通常是指蘇州、無錫和常州，有的學者也會將南京和鎮江納入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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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ypical?Paradigm?of?Rural?Economic?Development?at?Home?and?Abroad?and?Its?Enlightenment?to?the?Implementation?of?China’s?Rural?Revitalization?Strategy

Nian??Meng

（Rural?Development?Institute?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0732，China）

Abstract：??For?rural?economic?development?many?countries?and?regions?have?accumulated?much?experience?and?formed?distinct?development?paradigms.?This?paper?introduces?the?rural?economic?development?paradigms?from?the?20th?century?in?the?United?States，?France，?Spain，?Japan，?South?Korea?and?other?major?developed?countries.?It?also?talks?about?some?representative?paradigms?for?rural?economic?development?in?some?key?areas?in?China?since?the?reform?and?opening?up?was?begun.?The?paper?believes?that?the?experience?from?home?and?abroad?will?help?comprehensively?and?effectively?implement?China’s?Rural?Revitalization?Strategy.?Therefore，?the?following?conclusions?are?drawn：?Industrial?prosperity?is?the?tremendous?drive?to?realize?rural?revitalization;?to?improve?the?agricultural?industrial?value?chain?is?an?important?path?to?get?strong?agriculture?and?rich?farmers;?to?build?an?urbanrural?interests?community?in?which?urban?areas?will?help?rural?areas?is?the?foundation?to?realize?rural?revitalization;?and?to?improve?the?policy?system?which?will?favor?the?rural?areas?is?the?basic?guarantee?to?realize?rural?revitalization.

Key?words：rural?economy;?development?paradigm;?rural?revitalization

收稿日期：2022-01-16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戶籍制度改革與中國城市規模體系優化研究》（17CJL023）。

作者簡介：年猛（1983—），男，安徽宿州人，經濟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研究員、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區域經濟學、發展經濟學。

DOI：?10-13253/j.cnki.ddjjgl.2022-05-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