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資本主義”新在何處？

[日]山田銳夫

以岸田文雄首相為班底的日本新政權于2021年10 月4 日正式啟動，其施政口號是實現“新資本主義”。在此前的安倍政權時期，從未聽聞“新資本主義”一詞。那么，這個詞語到底有何含義？新在何處？再者，“新資本主義”是否真的能夠得以實現？說到底，“新資本主義”是否應該得以實現？是否能為日本開拓今后的路線？本文圍繞以上問題，在對“岸田愿景”的內容及其變遷進行確認的基礎上，分析岸田首相所謂“新資本主義”的內幕，最后，從后新冠時代經濟社會的現狀著眼，思考應如何評價“新資本主義”。

一、岸田政權的“新資本主義”愿景

關于“新資本主義”這一目標，岸田文雄曾在各種場合進行描述。例如，2021 年9 月，岸田參與競選自民黨總裁期間，就打出旗號，宣稱要“通過‘增長和分配的良性循環’，實現從新自由主義到新日式資本主義的轉變”。關于具體政策，將在后文進行深入分析。單看這段描述可以發現，“新資本主義”的關鍵詞是“增長和分配的良性循環”“新日式資本主義”“從新自由主義轉變”。從這點看來，這是一場毅然決然的轉變，與以往的安倍政治大相徑庭。

岸田文雄就任日本首相后，分別于2021 年10月8日和同年12月6日發表施政演說，并在演說中提到“新資本主義”，此外，他還在自己的著作和文章中闡述這一愿景。此處將介紹最新的施政方針演說（2022年1月17日）及其相關內容。

“經濟重振的要點是實現‘新資本主義’。／由于過度依賴市場，導致無法實現公平分配，進而擴大了差距和貧困。由于過度重視市場和競爭的效率性，導致中長期投資不足，進而喪失了可持續性。由于過度集中，導致都市與地方的差距。由于給自然帶來過多負擔，氣候變化問題愈發嚴峻。為數眾多的中間階層走向衰落，導致健全的民主主義面臨危機。／世界對這些問題的危機意識增強，以此為背景，為了克服新自由主義觀念，即‘一切交給市場就好’所引發的各種弊病，為了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一場具有歷史性規模的‘經濟社會變革’開始起步。／我將通過‘增長和分配的良性循環’所構筑的‘新資本主義’，來主導這個世界的運作。通過官與民共享全部過程、協同合作，創造一個國民人人富足、生氣勃勃的社會。／如果是日本，那就能做到。正因為是日本，所以能做到。讓我們一起挑戰這一‘經濟社會變革’吧！”（／表示在原文中換行）

由此可見，岸田認為，近年來，鼓吹市場萬能主義的新自由主義引發了差距、貧困、環境破壞等弊病，所以必須克服這些弊病。為此，需要通過構筑“增長和分配的良性循環”，在恢復增長的同時，實現公平分配，復活“為數眾多的中間階層”。并且，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手段并非是交給市場，而是“官民協作”。坦率而言，其特征應該就是強調“分配”層面，重視“國家”的作用。

那么，該如何實現“新資本主義”？首先，內閣設立“實現新資本主義本部”，為了具體實現這一愿景，召開由社會各界十余名有識之士組成的“實現新資本主義會議”。在“實現新資本主義本部”的成立宗旨里，除了“增長和分配的良性循環”以外，還加入了“新冠疫情后新社會的開拓”這一概念。另外，2021年10月，第一次“實現新資本主義會議”召開，此后多次召開會議，決定于2022 年春整合出具體方案，在此基礎上，政府于同年夏天定下實施計劃和工作進度表。

如此這般，岸田政權的“新資本主義”還處于準備階段，尚未作為政策得以實施。因此，在當前時間節點討論“新資本主義”似乎為時尚早。幸而“實現新資本主義本部事務局”于2021 年11 月8 日發布《緊急提議》，揭示了“新資本主義”的概要。由于“實現新資本主義會議”未來的討論最終必將與《緊急提議》揭示相同的方向，雖然可能略有欠缺，但是下文將著眼《緊急提議》，詳細探討“新資本主義”的愿景。

《緊急提議》大致分為“增長戰略”和“分配戰略”這兩個部分。增長戰略提到了四大支柱：（1）科技立國的推進，（2）對初創企業的支援，（3）地方活性化（數字田園都市國家構想），（4）經濟安全保障。關于第一點，要實現科技立國，文中提出如下措施，包括對創新的投資、對數字化轉型的投資、清潔能源技術的開發（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等。關于第二點，初創企業是創新的中堅力量，近年來，這種朝氣蓬勃的新生企業較為少見，因此應對其增加政策融資，探討讓這些公司更容易上市的制度。關于第三點，“數字田園都市國家構想”是一個比較令人難懂的詞匯，簡而言之，就是靈活運用最新的數字技術（遠程辦公、無人機配送、自動配送等），給地方注入活力，從而促進經濟發展。關于第四點，所謂經濟安全保障，是指在確保國際競爭上的戰略物資（以半導體為代表）的同時，防止戰略性技術外流的措施。以上四點都是意圖通過“提高生產率”來實現“經濟增長”。

分配戰略大致分為兩項：（1）促進私營部門的工資上漲，（2）提高公共部門的收入。鑒于日本的勞動分配率低于歐美各國，在私營部門，主張為提高工資的企業提供優惠稅制、促進勞動力流動和加強人力資本投資、強化對非正規雇員的分配等。在公共部門，主張改善護理、看護、托育等相關勞動者的待遇，構筑一個囊括所有年齡層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僅能幫助到老年人，還能為兒童、育兒提供支持。順便說一句，最初的岸田愿景包括強化對金融收入的征稅，可是由于受到股票市場的反對而被撤回。盡管留下了這些難題，但是從宏觀經濟上看，日本政府將通過這種分配戰略，提高“工資”，擴大“消費”，重新振興“為數眾多的中間階層”。

除此以外，《緊急提議》在序論部分強調了“投資于人”的重要性。增加人力投資不僅可以提升勞動者的知識、技能、工資，還能提高生產率，促進經濟增長。也就是說，這是支撐增長與分配這兩個方面的關鍵要素。岸田首相也在自己的文章中強調“以人為本的資本主義若要升級”“最重要的是投資于人”，稱其原本就是日本式經營管理的傳統。本文開頭介紹的“新日式資本主義”應該就是指重視“人”的日本式經營管理。

二、“新資本主義”是否新穎

上文根據岸田文雄首相的發言及政府資料，介紹了岸田政權的“新資本主義”理論?？赡苌晕⒔o人以羅列辭藻之感，總而言之，這或許就是岸田首相的目標。若是將其整理為圖片形式，應該是圖1的樣式。如果把岸田愿景中提到的各種政策（戰略）聯系起來，會出現怎樣的宏觀經濟結構？圖1就是最終整理出來的成品，其中包含筆者的推測。再或者，如果“增長和分配的良性循環”得到實現，又該在何種經濟結構當中？筆者對此進行了推斷。

在此，對圖1 進行簡單說明。岸田政權把“加薪”（或提高勞動收入份額）作為分配戰略的核心，但其資金來源——無論是勞動生產率還是全要素生產率——都在于“生產率”的提高。如果通過動員岸田式分配戰略，把生產率提高的成果與“工資”上漲相掛鉤，并廣泛傳播到各個層面，那么就能擴大“消費”，形成“為數眾多的中間階層”。另一方面，以各種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支持政策為核心的增長戰略將為停滯不前的投資注入活力?？傂枨螅℅DP）隨著“投資”和“消費”的擴大而增長。GDP的增長得到“科技立國”發展戰略的支持，并帶來“生產率”的提高。通過這種方式以消費、投資及生產率為媒介，同時實現增長（GDP）和分配（工資）的良性循環。如果把“投資”視為投資需求，則構成GDP 增長的主要因素（投資→GDP）；如果把“投資”視為投資效果，則構成生產率的主要因素（投資→生產率）。因此可以把圖中“GDP”與“生產率”的位置互換。

圖1 岸田愿景“新資本主義”的結構

岸田愿景就是為這樣的宏觀經濟循環而設計。該愿景強調政府職能和糾正分配。在新自由主義引發市場萬能論及差距擴大，導致人們飽受其害的今天，岸田愿景確實具有某種“新意”。并且，在筆者看來，現代經濟社會被稱為“資本主義”而非“市場經濟”，這也是個新的驚喜。因為“資本主義”一詞尤為清晰表明的是勞資的對立與支配關系，至少在以往，自民黨系統的討論者們都避免使用該詞語，而是多采用能讓人聯想到人人自由平等的“市場經濟”一詞。抑或者，在美國流派的經濟學教科書里，至少在查看索引項目時，會發現20世紀9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一詞消失，只存在“市場經濟”這個詞語。在此背景下，“新資本主義”理論登場。并且此后，報紙上也頻繁出現“資本主義”這個詞語。這是否意味著面對貧富差距擴大、階級／階層分化加劇等現實，我們不得不提及“資本主義”而非“市場經濟”？作為參考，“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的含義差異見表1。

表1 “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概念內涵的差異

姑且不論“資本主義”一詞的新意，那么，“增長和分配的良性循環”對資本主義而言是“新”的嗎？答案為否。根據20世紀70年代誕生于法國的新經濟學（法國調節學派的理論），20世紀50—60年代，在所謂的先進資本主義各國（以美國和法國為代表），一種名為“福特主義”（Fordism）的發展體系得到確立，于是資本主義歷史上首次實現增長和分配的良性循環。從二戰后到第一次石油危機（1973年），將近三十年間，GDP增長率和人均GDP增長率（暫時作為分配的代理變量）都顯著高于其他任何時期。換言之，高增長和高工資形成了累積因果關系，出現了增長和分配的良性循環。圖2是其宏觀經濟上的結構。

圖2 福特主義當中“增長和分配的良性循環”

圖2 以制造業為中心，并且忽略了貿易、財政、金融。在二戰后的歐美，制造業的高生產率是起點，生產率的成果（而不是作為利潤被獨占）也指向工資上漲。工資上漲引發了以耐用消費品為中心的大量消費，這反過來促進了企業的設備投資。消費與投資增加了總需求，生產也相應增加。也就是說，實現了GDP 的高增長。另一方面，不僅投資帶來了生產率的提高，而且，伴隨著大規模生產模式的引入，需求（市場）的擴大也帶來了生產率的提高。這在經濟學上被稱為“規模經濟”或“收益遞增”。在這個時代，量產效果尤為顯著。就這樣，二戰后歐美形成了“工資”（分配）與“需求=生產”（增長）的良性循環路線。

然而，這種循環路線并非自動生成，而是在二戰后，經由獨特的勞資妥協而形成。這就是法國調節學派的核心發現。也就是說，二戰后普遍建立了工會組織以及勞資集體談判這一新制度，勞動者可以通過集體談判，將工資——與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無關——和生產率（指數）聯系起來，要求管理層同意加薪。作為交換條件，管理層要求勞動者接受此前他們一直拒絕的泰勒主義勞動方式（單調作業）。于是達成了“生產率指數工資的提供?對泰勒主義的接受”這一勞資妥協方案，從而得以支持圖2中“生產率→工資”和“需求=生產→生產率”的循環路線。畢竟，可以說福特主義是在“生產率指數工資Vs泰勒主義”的勞資妥協下調整生成的“大規模生產-大量消費”的經濟體制（山田1994；Yamada2018）。換言之，福特主義是建立在“增長和分配的良性循環”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然而，20世紀70年代后半期以來，福特主義陷入功能失調，隨后，金融主導的新自由主義以美國為中心占據支配地位）。

即使在二戰后的日本，盡管結構有所不同，但是確曾有過“增長和分配的良性循環”時期。在此不對具體結構進行深入探討，而是參照圖3，確認20世紀60 年代至21 世紀10 年代實際GDP 增長率與實際工資增長率的關系。

圖3 日本的GDP增長率與工資增長率

20世紀60—70年代，經濟增長率較高，工資增長率也相應較高，存在“增長和分配的良性循環”。然而，在20 世紀80 年代，盡管經濟增長率較高，工資增長率卻降低了，增長與分配開始背離。其后，20 世紀90 年代至今的大約三十年間，經濟增長率極低，但還維持在正值，工資增長率卻持續為負值。沒有分配的低增長，不，應該稱之為犧牲分配的低增長，這就是近年來日本的狀態。在世界主要國家當中，唯有日本的實際工資降低。正因如此，岸田內閣（不，應該說是安倍內閣以來）才不得不也要求企業加薪。

然而需要提前確認的是，不論是歐美的“福特主義”時代，還是日本的經濟高度增長期（以及穩定增長期的前半段），資本主義都經歷了“增長和分配的良性循環”。所以，對資本主義而言，“增長和分配的良性循環”絕非新鮮事物。但那已是一代人以前的事情，其后，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日本經歷了股東資本主義的支配和工資下跌，也就是所謂的“失去的三十年”。對于現在這個時間節點，“增長和分配的良性循環”在日本或許具有新鮮的意味。

三、“新資本主義”愿景的問題

確實，岸田愿景所指出的方向具有一定的道理，問題在于它的可行性?？赡茏罱K僅止于紙上談兵。這或許就是岸田愿景的最大問題。下面將參照圖4，探討該愿景面臨的主要阻力。

上文中的圖1 揭示了岸田愿景實際上設想的良性循環路線。圖4在圖1的基礎上疊加了擔心的因素或阻力（圖中陰影部分），探討了岸田愿景能否順利發揮作用。

圖4 “新資本主義”愿景面臨的主要阻力

最大問題在“生產率→工資”這條路線上，換言之，生產率提高的成果能否與工資增長相掛鉤。新自由主義壯大了金融（股東）的力量，但是金融界以股東主權之名向企業要求高金融收益，其實就是在獲取高收益（巖井2021）。對加薪來說，最棘手的問題就是來自金融界的收益壓力。首先，如果不抑制這一點，勞動收入份額就不可能上升。此外，由于金融界正在全球范圍內擴張，為了應對金融利潤擴大的壓力，日本不能單打獨斗，還需與世界各國展開合作。然而，從岸田愿景中沒有看到通過國際合作來應對金融壓力的姿態。

再者，稅收制度也是一個問題。一般而言，收入越高，金融收入（主要是資本收益=股票交易收益）而非勞動收入的占比越高。在日本稅制當中，金融收入不按累進稅，而是一律按照20%的固定稅率計稅。因此，年收入超過1億日元的超富裕階層，其所得稅率甚至比年收入不滿1億日元的階層低。這就是所謂的“1億日元壁壘”。岸田首相也知道這一點，故而為了實現改革，提出“強化對金融收入的征稅”?？墒?，如前文所述，因為受到股票市場的反對，該政策已被撤回。金融收益是新自由主義的根干，首相既然高呼要“從新自由主義轉變”，那就不可能避開對金融收入的強化征稅，否則就不可能實現轉變。盡管如此，該政策卻被輕易地放棄了。不得不說，無論是其加薪的決心，還是從新自由主義轉變的決心都非常值得懷疑。

“生產率→工資”路線的實現還面臨著其他阻力。即，企業大量留存收益（保留盈余）來保護自己，而不是將收益用于加薪。日本主銀行制度（main bank system）崩潰以來，在國際經濟環境不穩定以及股東主權論導致的擴大金融利潤的壓力下，日本企業為了進行自我防御，增加了企業留存收益的額度。另一方面，說到工會，由于產業結構服務化和勞動方式多樣化，工會參加率一直在下降，勞動者被分化，這種衰退的工會不具備實現加薪訴求的能力。生產率提高的成果被企業和金融獨占，勞動力卻被排除在外。三十年間，日本經濟一直以犧牲勞動者為代價。只靠岸田愿景提出的分配戰略，是否可以打破這一現狀？

接下來看“工資→消費”的循環路線。加薪到底能否有效帶動消費？養老、子女教育成本、就業不穩定導致的失業等都是令人擔心的因素，由于對未來感到焦慮，人們把增加的工資存起來，而不是用于消費。過去，在20世紀50—70年代，消費生活還很貧乏，工資上漲喚起了人們對汽車、家電、住宅等耐用消費品的大量需求。然而，如今已無法對此抱有期待?，F在需要的是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以緩解人們對未來，如養老、教育、就業等的焦慮。分配戰略也提到了“全年齡層社?！?，但它能多大程度幫助人們打消不安則是一個未知數。

如果不能對擴大消費抱有太多期待，那就期待投資在經濟增長中發揮主力作用（此處省去出口）。增長戰略包括推進創新投資、數字投資、清潔能源投資、人力投資等，其本身并非新政策。然而現實情況是，21 世紀以來，日本的潛在增長率明顯下降，甚至一直遠遠低于歐美國家。勞動力投入、資本投入、全要素生產率是構成潛在增長率的主要因素。其中，勞動力投入受到人口減少（勞動力減少）的影響，資本投入受到制造業海外擴張（產業空心化）、2008 年金融危機后國內設備投資停滯的影響，這兩項都只能提供負貢獻或極少的正貢獻。最近的潛在增長率預計不到1%。岸田式投資政策到底能多大程度提高潛在增長率？這點實在令人擔憂。

最后，關于“GDP→生產率”的可能性，福特主義盛行時，只要GDP（市場）擴大，生產率就會上升，換言之，“規模經濟”的效果曾經相當顯著。然而，如今是數字平臺資本主義，“規模經濟”的效果沒有那么大，反而是“整合經濟”（通過不同企業間的結合來提高生產率）成為主流。此外，一般而言，增長戰略中的創新投資、人力投資可以調高全要素生產率，但是日本近年來在這些投資領域表現低迷，岸田愿景能否一舉實現生產率的上升，情況不容樂觀。

以上就是岸田式“新資本主義”愿景中4條宏觀循環路線可能遭遇的困難。簡直是四面楚歌。愿景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是值得贊賞的，因此，岸田政權正面臨著對其克服困難的政治能力以及認真程度的考驗。特別是，岸田政權將如何應對來自金融界的收益壓力？又將多大程度上強化對金融收入的征稅？筆者認為，該愿景中的“分配”尤為偏向“加薪”這一市場分配，其制度性分配（“再分配”）的觀點較為薄弱，所以，應加強對金融收入的征稅，將其作為再分配的資金來源。這正是該愿景能否成功的關鍵。如果無法加強對金融收入的征稅，那么岸田提出的“從新自由主義轉變”也不可能順利實現。

四、后新冠經濟社會的方向性

如前文所述，“實現新資本主義本部”的成立宗旨里包括“增長和分配的良性循環”“新冠疫情后新社會的開拓”這兩個概念。由此可見，“新資本主義”應該同時瞄準了“新冠疫情后新社會的開拓”。

然而，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看到的“新資本主義”理論是否真的以“新冠”經驗為基礎，指明了走向“新社會”的方向？難道不是只想著早日結束疫情，不再為疫情煩惱，對傳染病和公共衛生漠不關心，急于建設“新社會”嗎？還是從新冠肺炎（COVID-19）蔓延這一歷史性事件中學習經驗教訓，創建一個以“健康”和“人命”的絕對重要性為經濟社會管理基礎的“新社會”？遺憾的是，只能說，岸田愿景傾向于前者而非后者。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點就是岸田愿景的最大問題，應該受到批評。不管岸田首相怎樣提倡“以人為本的資本主義”并高呼“重視‘人’”，對于親身經歷過新冠疫情的我們而言，岸田愿景與“新冠疫情后新社會的開拓”并沒有什么關聯。

讓我們具體看一下。第一，岸田愿景以“加薪”為核心。當然，這是絕對必要的。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只有股東利益和企業留存收益在增加，勞動者的實際工資卻在不斷降低。面對這一現實，加薪是必不可少的大前提。但是，只要做到這點就可以了嗎？第二，“以人為本的資本主義”終歸聚焦在“人力投資”上。當然，通過人力投資來提升人們的各種能力，這是件理應得到歡迎的事情。然而，人力投資的最終目標是提高生產率、促進經濟增長。提升人們的能力，其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被定位為實現經濟增長的手段。當我們著眼新冠疫情以后時，這種做法是否合適？

帶著上述擔憂，讓我們聽一下法國調節學派羅伯特·博耶（Robert Boyer）的論述（Boyer 2020）。據博耶所言，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一方面，數字平臺資本主義越來越占據主導地位。它有兩種具有代表性的類型，即美國型（GAFAM等跨國公司）和中國型（國家統籌主義）。另一方面，在平臺資本主義輝煌騰飛的背后，一種資本主義的潛在傾向正在增加其存在感，它應該被稱作“人類形成型”（an?thropogénétique）。具體而言，“醫療”“教育”“文化”在經濟社會活動當中的比重增加。它們不是直接的物質生產活動，而是提供服務，其服務活動也與金融和商業不同，是以某種形式提高人的能力，即，有助于“人類形成”的活動。醫療有助于恢復和增進健康，教育有助于提高人格和智力，文化有助于培養感性、想象力、創造力，它們都為“人類形成”（人類發展）做出了貢獻?？梢哉f，它們就是“由人類生產人類”的活動。

經由新冠肺炎疫情，我們深刻地認識到醫療和公共衛生的重要性，但我們必須稍微擴大視野，認識到包括教育和文化在內的“人類形成”活動的重要性。不，它必須是經濟社會管理的基礎。那就是我們要從新冠疫情中學到的教訓，有必要在此基礎上進行“新冠疫情后新社會的開拓”。

從博耶的人類形成型發展模式的角度來看，岸田愿景的問題自然而然地凸顯出來。第一，岸田愿景只是把目標停留在“加薪”上，甚至不關注人類的發展（“人類形成”）。換言之，“人類形成”是指人們被賦予健康、教育、文化，因而得以享受“幸?！保╳ell-being）。新冠疫情之后，可能有必要擺脫以goods（物質財富）為中心的思維模式，轉向以wellbeing為中心的思維模式。

這同樣適用于岸田愿景的第二個問題，即人力投資理論。在該愿景當中，人力投資終歸只是增加GDP 的手段。我們不應該為了GDP 來開發人的能力，而應把人力投資作為開發人類能力的手段，如果有必要的話，也可以順勢增加GDP。簡單而言，問題在于到底是選擇“為了發展的人類”（人才、人力資本），還是選擇“為了人類的發展”（人類形成、人類發展）？如果是以后者為基石，那么GDP 至上主義——經濟學和政策管理長年堅持的神話——必須被相對化地審視。

這種討論已被證明不是紙上空談，早在新冠疫情以前，人們就越過GDP指標，設計了各種指標，并在此基礎上開展了實際計量和政策管理。此處只舉兩個例子。二者都是著眼于well-being 的政策方針。

第一，聯合國的“人類發展指數”（HDI）。它試圖從三個方面看待人類發展（人類形成）：（1）長壽和健康的生活，（2）知識（教育），（3）活得像個人。具體而言，是以（1）平均壽命、（2）成人識字率和綜合入學率、（3）實際人均GDP 這三項為指標。（1）和（2）意味著人類潛在能力的形成，（3）表示選擇發揮這些能力的范圍?！叭祟惏l展指數”是對這些指標進行整合計算，將各國的數據結果調整到0～1 之間。數值越接近1，對其人類發展的評價就越高。這里雖然也包括GDP 這一要素，但是，GDP 充其量只是和其他兩項要素并列的一項要素而已，并沒有遭到絕對化看待。以此為基礎，聯合國每年都會發布《人類發展報告》（UNDP various years）。

第二，21 世紀10 年代以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計量、公布的“美好生活指數”（Better Life Index，BLI）（OECD various years）。這個想法出現在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阿馬蒂亞·庫馬爾·森等人撰寫的報告里（Stiglitz，Sen et al.2010）。他們不關注人均GDP所表示的生活“水平”，最關注的是生活的“質量”（即，better life=更美好的生活）?！吧钯|量”包括8個評估項目，分別為健康狀況、教育和技能、工作生活平衡度、社交網絡、公民參與、環境質量、生活安全、主觀幸福度。此外，“物質生活條件”（收入、工作、住房等）也被考慮在內，最后就連“well-being未來的可持續性”也被納入視野。當然，很難用單一的數字來整合這些指標?！懊篮蒙钪笖怠痹噲D以多種方式捕捉“豐富生活”的方方面面，它遠遠超越了GDP至上主義。

而且，重要的一點在于，這種“從量到質”的思維轉變已經在現實政策層面起步，例如“歐盟2020戰略”（European Commission 2010）?；剡^頭來看，岸田文雄的“新資本主義”理論仍然被困在舊有的觀念當中，不能說是真正意義上的“新”。如果真要尋求“新冠疫情后新社會的開拓”，那么看待經濟社會時就應采取這種觀點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