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綠地健康行為開展中的“動力-阻礙”關系研究

李悅 林廣思

風景園林與人類健康間的關系，已發展為一個全球性的研究議題[1]。尤其在城市化持續推進和城市居民對美好生活要求提高的情況下，城市綠地提供的物質和非物質環境是否在客觀上有益健康，城市綠地如何響應居民對健康的既有需求，以及城市綠地如何促進居民充分活動、維持健康，是討論城市綠地健康效應時需要回答的3層問題，常通過研究城市綠地與居民健康間的關系來分析作答。

1 城市綠地與健康關系研究中的“烏云”

針對城市綠地與居民健康的研究，國際語境中已涌現出不少分析其間作用途徑的研究，例如城市綠地可通過提高以下因素的水平，從而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包括：有益健康的生態產品和服務的供給水平[2]、壓力緩解水平[3]、注意力恢復水平[4]、體力活動[5]、社會凝聚力和鄰里滿意度[6]等。且有研究認為各作用途徑之間互相關聯、協同產生健康效應[7-10]。這些研究目前處于一個經典的作用機制框架[7]內：基于社會心理學中的中介分析（mediation analysis）理論[11]，以上述作用途徑為中介變量（mediator）搭建城市綠地與健康的中介模型（圖1）。該框架足以解釋什么樣的自然環境和活動對人體健康有正向的影響，以及這樣的自然環境和活動怎樣由城市綠地的物質環境提供和承載。一些研究經過實證或案例分析后，已將這些經過驗證的中介變量用于指導規劃設計策略[12]，肯定了城市綠地客觀上的健康功能。這為回答接下來兩層問題提供了基礎。

人作為訪問和使用綠地等發起有益健康行為的主體，對是否開展上述行為擁有選擇和決定的權利。所以，若欲闡明行為主體實際從城市綠地收獲的健康效益，則要了解其做選擇的過程和結果，即訪問和使用綠地過程中人的需求和行為動力是怎樣的：第一種情況，當使用者體現出多元、具體的活動需求以及強烈的行為動力時，在圖1框架下，如何合理配置其中作用途徑（中介變量）以最大化地回應既有需求是主要問題；第二種情況，當既有活動需求已得到城市綠地供給的回應，而居民健康水平仍有待進一步提升時，城市綠地如何承擔健康促進（health promotion）之責任則成為主要問題。

圖1 城市綠地與健康間的中介模型概念框架[7]Conceptual mediation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green space and health [7]

回應第一種情況時以使用者需求為導向，尚有既有需求可供詢問和參考。在需求被納入規劃設計考量時，人的主體性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但因為此類需求常以相對靜態的“答案”的形式出現，所以難以關照到潛在的訴求甚至潛在的使用者，例如，一些青少年閑暇時更愿意久坐娛樂，并沒有動力下樓到小區的綠地里散步；結束一天工作的上班族因為疲憊，不想再去鄰近的公園健身步道跑步。因此僅存在可達性和功能性良好的城市綠地，是難以促成使用者在城市綠地中培養健康生活方式的，此時城市綠地在有效促進居民健康中的角色相對被動。雖然城市綠地回應既有健康需求而存在的設計值得肯定，但如果希望促使更多居民充分利用城市綠地帶來的活動機會，培養其健康生活方式，城市綠地在協助實現該愿景的過程中同樣可以承擔起一份責任，讓城市綠地在健康促進中體現出主動性。

為回應第二種情況，以健康促進為導向，了解需求形成的過程并引導潛在使用者產生需求?！耙巹澰O計為有益健康的環境和活動提供空間和設施”與“人群在城市綠地中受到自然環境和有益健康活動的影響從而改善健康”，兩者之間的聯系并不是必然的。處于兩者之間還有待解釋補充的部分是使用城市中某綠地開展活動的這一行為對于個體而言是如何被認識、決定和落實的，尤其這背后涉及的多層級影響因素和多階段行為過程。由此，人的主體性在其與城市綠地的關系中得到強化，城市綠地在健康促進中的主動性也隨之提高。目前，在城市綠地與健康的研究中尚未對此機制進行明確解釋，但在健康心理學領域已有相關理論——健康行為理論，該理論有望在被跨領域應用后，成為解釋上述機制以及剖析行為決定權利的理論支撐。而在應用健康行為理論解釋城市綠地與健康的關系之前，先對理論的概念、出發點、形成背景、目前應用范圍以及健康行為生態模型（ecological models of health behavior）和健康行為程式模型（health action process approach,HAPA）等重要理論成果進行簡要引介。

2 健康行為理論

健康行為是指對個體健康產生影響或存在潛在影響的行為[13]，它不僅包含用于維持、恢復和改善健康的行為模式、實際行動和習慣，還包含相應的個人特質（例如信念、期望、動機、價值、感知以及其他認知要素）和人格特征（包括情感狀態和特征）[14]。健康行為理論以個體為錨點，探討個體與物質、非物質環境的互動對個體健康行為開展情況的協同作用；其對個體的深入剖析又以社會認知理論［social cognitive theory，前身為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和自我控制（selfregulation）理論等為依托?？芍?，個體作為行為主體和健康促進工作的對象，在健康行為理論中受到極大的重視；城市綠地作為與個體互動的物質環境之一，也在該理論可及的范疇之內。所以，以該理論為切入點也正是探索城市綠地如何承擔健康促進之責任的契機所在。

健康行為理論所適用的活動形式繁多，例如體力活動、環境保護、飲食控制、個護衛生、戒煙、疾病自查、安全性行為等，這些活動形式共同構成了一整套健康生活方式[15]。而在城市綠地中，綠地訪問行為帶來一定程度的體力活動，使用者也有機會體驗到生態服務、注意力恢復、壓力釋放和社交等有益于健康的城市綠地功能。本研究關注的城市綠地健康行為，即指綠地訪問行為，涉及綠地中的游憩、交往、健身等活動。

為了解健康行為理論在城市綠地相關研究中的進展，在Web of Science上，按主題在Web of Science核心數據庫、KCI-Korean Journal Database、MEDLINE、SciELO數據庫中檢索時間跨度為“1950—2020”年，同時涉及風景園林、健康行為及解釋模型這三方面的論文①。檢索時間為2021年2月，檢索得到256篇相關文獻，經過內容篩選剔除后（表1）留下4篇[16-19]作為下文分析對象。

表1 文獻檢索結果和篩選理由Tab. 1 Results of literature retrieval and reasons for screening

一方面，從文獻數量上看，健康行為理論在非綠地話題中的應用仍為主流（表1第1、2行共179篇）；與綠地相關的研究大多仍在圖1框架下開展（表1第3行71篇）；健康行為理論真正在健康景觀中的應用極少（表1第4~6行共6篇），有待發展。另一方面，考慮到健康行為的理論思想有別于以往城市綠地與健康關系研究中的健康概念，所以在其指導下以個體行為為錨點對城市綠地與健康關系作出的解釋，有別于以往研究以作用途徑為錨點作出的解釋。因此，本研究嘗試運用健康行為理論對城市綠地與健康的關系進行分析。在分析之前，先對健康行為理論中的兩大特色成果進行引介，初步判斷其在城市綠地話題下的契合度。

2.1 健康行為生態模型思想

影響健康行為的因素紛繁復雜，健康行為生態模型就是對其進行整合的重要理論。它把眾多影響因素置于一個多層級的系統中，用于全面理解復雜決定因素并最終指導干預措施。其明確的實踐導向定位與城市綠地規劃設計的實踐特性相符。并且，健康行為生態模型的起源與環境感知關系緊密，這為將其用于分析城市綠地環境提供了依據。在1951年理論發展初期，研究者從人對環境的感知如何影響健康行為[20]這一點出發，開始了該理論的探索。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影響因素的尺度和層級才開始分化，1988年McLeroy等提出了個人、人際、組織、社區和公共政策五大層級影響因素[21]，奠定了如今的理論框架[22]，指導了其后針對不同形式健康行為[23]的干預實踐[24]。健康行為生態模型的“生態”體現在多層級原則、層級間相互作用原則、行為特異性原則②和多層級協同干預原則③這四大核心原則上。根據行為特異性原則，Bauman等[17]特別提出了體力活動決定因素生態模型（表2）。其中環境層級的內容具體、層次豐富、地位重要，并且該層級中幾乎所有的決定因素都與城市綠地常見議題契合。而如果對城市綠地健康作用的分析和解釋，僅停留于這一層級內、沒有充分體現層級間相互作用和多層級協同干預原則，就會出現前文所述城市綠地在有效促進居民健康的工作中地位被動的問題。正如1986年11月21日首屆國際健康促進會議上的《渥太華健康促進憲章》[25]所強調的、目前仍被認可的生態模型理論中心結論[14]：當環境和政策支持健康的選擇并且當個人被激勵和教育做出健康的選擇時，健康行為被認為可以獲得最大化的、可持續的發展。

表2 體力活動決定因素生態模型[17]Tab. 2 Ecological model of determinants of physical activity[17]

城市綠地在健康促進話題下的主動性，正與“個人被激勵和教育做出健康的選擇”密切相關。另兩項由King團隊[16]和Wilkie團隊[19]開展的綜述同樣將多層級影響因素同時呈現，并認為各層級承擔不同的角色：個人和人際層級是選擇開展健康行為的驅動力；環境層級僅扮演為活動提供機會和可能性的角色。城市綠地在有效促進居民健康的工作中地位被動的問題，在該觀點中仍然存在。因此，在健康行為生態模型層級間相互作用和多層級協同干預原則的啟發下，可考慮分析環境層級（綠地特征）與個人層級（心理學和生物學中可變的個人特質）等多層級間的聯系及其對個體健康結果的協同作用，從而深化城市綠地健康促進機制的解釋。

2.2 健康行為程式模型思想

無論健康行為影響因素的層級如何繁多、其間聯系如何復雜，最終執行健康行為的主體依然會回落為意志自由的個體。從單次行為上看，個體在成功開展一次健康行為前可能會面臨是否開展以及如何開展等諸多具體的問題；從行為規律上看，僅憑目前有關研究使用最多的綠地訪問頻率數據[26]，也未必能完整反映個體維持健康行為的主觀意愿的變化趨勢。為了兼顧城市綠地健康行為發生頻率未必穩定的情況、對相應行為狀態的描述任務、單次行為過程及其長期維持狀況，Schwarzer在1992年提出并發展至今的HAPA則是合適的理論依據[27]。

HAPA認為完整的健康行為過程可以由以下幾個階段串聯：無意向—行為意向—行動計劃—行動—習慣。健康行為階段越靠后，代表健康行為的意愿更穩定、越能堅持長期開展，進而更有可能保持健康。這個過程也是部分可逆的，例如習慣可以被放棄、意向可以被擱置淡忘。健康行為各階段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其中個人層級影響因素的作用最直接，例如對行為益處或行為危害的認知（結果預期和危險認知）、對自己克服阻礙的能力所持有的信念（自我效能）、社會支持等。相應干預手段因針對每一階段而制定，而更加精準有效。

2.3 模型思想與城市綠地健康行為的聯系

在解釋城市綠地對健康的作用機制時，健康行為生態模型和健康行為程式模型的引入具有適用性。引入后，在變量描述上，自變量用城市綠地各項具體特征（例如表2環境層級的因素）加以描述；因變量用健康行為階段描述。在變量間關系分析上，根據健康行為程式模型，健康行為階段的變化受到個人層級因素最直接的影響；根據健康行為生態模型的層級間相互作用和多層級協同干預原則，這些個人層級因素（例如表2個人層級的因素）可能受到環境層級綠地特征的影響、產生協同作用。從而在解釋城市綠地的健康促進機制時，形成“綠地特征和個人（可變）特質—健康行為階段—健康結果”的解釋思路。

變量中的健康行為階段按照序列逐級變化，個體健康行為狀態可在序列中前進或后退，該變化源于每次行為中個體的選擇和決定。然而，綠地特征與個人特質在個體的選擇中分別扮演的角色，不宜簡單割裂為僅供參考的依據和不便改變的私人屬性。而可理解為：在居民單次進行或長期維持城市綠地健康行為中，選擇推動或不推動行為，2種選擇之間的張力體現為動力和阻礙兩者的權衡；當動力超過阻礙時，健康行為階段推進，進而帶來更健康的身心狀態。在動力和阻礙的權衡過程中，易于產生動力和克服阻礙的個人特質、利于提升動力或降低阻礙的綠地特征以及綠地特征和個人特質之間的協同作用，都可能使動力更易超過阻礙。

以下將在前文理論基礎的支持下，具體分析城市綠地健康行為中的“動力-阻礙”關系，搭建城市綠地對健康作用的解釋框架；將“動力-阻礙”關系與綠地特征和個人特質相聯系，審視該關系內現有研究議題的分布結構；進而嘗試在解釋框架內外尋求城市綠地如何承擔健康促進責任的研究方向。

3 城市綠地健康行為的“動力-阻礙”關系

綠地特征與個人特質的關系在它們協同作用于健康行為“動力-阻礙”時顯現，“動力-阻礙”權衡后的結果則指向健康行為狀態。本研究基于對行為主體的關注和對健康行為理論的應用，對健康行為“動力-阻礙”的具體形式進行分類討論，并檢查類別間是否存在重疊和遺漏的問題。

考慮到健康行為生態模型是社會認知理論的一種模型，社會認知理論由社會學習模型發展而來，認為人類認知是可學習、發展變化的。HAPA繼續討論認知向行為的轉化以及兩者的共同發展關系?？梢哉J為，上述理論的錨點在于學習發展，它的默認語境則是在學習發展之前存在原生狀態。

因此，首先將原生狀態下的一對健康行為“動力-阻礙”關系解析出來，此時無論是原生動力還是原生阻礙，都受到基因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很少能在短暫一生中發生質變的因素的影響，兩者的相對關系也較少因此變化。

其次，原生狀態以外的動力、阻礙及其關系，則易在個體的認知和行動過程中流變。一方面，以遞進關系將動力分為2種狀態：1）對行為的意向（某行為是否有機會提上日程）；2）對行為的控制（某行為是否實際落實）。另一方面，以并列關系將阻礙分為兩類：1）與客觀環境的狀態有關（不利于到達和使用的綠地特征）；2）與使用者主觀狀態有關（不利于落實健康行為的個人特質）。由動力和阻礙的分類，得到另兩對健康行為“動力-阻礙”關系：1）當動力處于強勢地位，兼具意向和控制能力、城市綠地使用者較少有主觀阻礙，則剩下環境造成的客觀阻礙與既有動力相抗衡；2）當動力處于弱勢地位時，潛在使用者可能僅具備意向，行為控制能力薄弱，尚未實際面臨客觀環境阻礙，所以此時“動力-阻礙”的權衡主要在于潛在使用者的主觀層面。

以下具體探討了3對“動力-阻礙”關系下是否存在明確的研究議題和研究成果，或存在哪些缺席的潛在議題。

3.1 親生物性動力與原生阻礙

對人們出于什么動力去城市綠地活動，其中一種解釋是從進化或天性的角度，認為人類天生愿意接近綠色空間。親生物性（biophilia）假說是典型理論之一，它由Wilson在1984年出版的《親生物性》[28]中最先提出，在1993年形成親生物性假說[29]，指人類具有將精力集中于生物以及類生命過程的天性，生而愿意主動接觸大自然。親近生命的天性可以作為一種訪問城市綠地的動力，其影響因素多偏向于個人層級中更具有人類進化意義的生物學因素。當然，也有研究探討該天性與環境層級綠地特征（例如生物多樣性、環境審美等）的相關性[30]，雖然有學者提出質疑，但也已明確了爭議點在于天性與文化影響因素的變量控制方法效力較低[31]?？偟膩碚f，在個人層級具備親近自然的原生動力下，城市綠地的存在即為天性驅動下的健康行為提供了機會，而所謂不合天性的城市綠地特征同時也能成為阻礙，但這些均不能反向使人類天性在短期內產生變化。

3.2 需求動力與客觀阻礙

城市綠地作為人工設計建造或管理維護的戶外空間，除了擁有密集的植物、動物、微生物等大自然要素以外，在實踐中還要考慮城市居民表達出的各種活動需求，提供相應的空間、設施和管理。當潛在使用者對戶外公共空間中的活動已經表達出強烈的需求、已經具有訪問動力時，若城市綠地尚未很好地滿足其活動需求、呈現供不應求的局面，則認為它對潛在使用者在其中開展健康行為造成了客觀阻礙。

在探討何種城市綠地特征具有健康效益時，多數研究選擇的思路是，已知居民具有某些有益健康的活動需求，在此前提下，梳理城市綠地如何減少客觀阻礙、充分支持既有健康需求。例如，討論居民前往城市綠地的難易程度[32]，即城市綠地回應有活動需求者的客觀到達阻礙時，常提到可達性[33]概念，其關鍵影響因素有城市綠地面積、人口密度以及前往城市綠地的交通成本、距離和時長等[34]，且良好的可達性與較高的鍛煉頻率和健康水平存在正相關關系[35]。另外當城市綠地回應有活動需求者的客觀使用阻礙時，可在如何幫助居民了解城市綠地可提供的活動[36]、如何針對特定活動設置場地和設施[37]等問題上詳細討論并提出干預措施[38-39]，以此更精準地減少客觀阻礙、支持居民的健康行為。

至此，在原生阻礙和客觀阻礙2種情況中，城市綠地均不同程度地回應著健康行為“動力-阻礙”關系，從而與居民健康行為和健康狀態建立聯系，是為“在場”。但是目前城市綠地主流研究議題對主觀阻礙的回應實則“缺席”?！霸趫觥辈⒉痪哂薪^對的優先權，它總與“缺席”相聯系、相統一[40]，不妨由此繼續探討：潛在使用者訪問城市綠地時是否面臨主觀阻礙；當面臨主觀阻礙時，規劃設計營造的環境如何讓原本沒有那么穩定需求的個體，產生在城市綠地中開展更多健康行為的愿望。

3.3 行為控制信念動力與主觀阻礙

如果個體在受到政策支持和健康教育，并且承載健康行為的環境也支持，同時其本身也具有使用機會的情況下，依然感到缺乏行動的動力，那么可以認為，個體受到其自身主觀阻礙的困擾。當某個綠地特征精準地服務于某種具有具體形式的健康活動時，它對綠地訪問和使用行為的作用是清晰的、易于解釋的。但是當使用者表現出主觀阻礙時，變化發生了：原本作為導向的那些健康行為需求，失去了針對性；曾經被明確認為對某些具體活動有用的綠地特征，其作用也隨之顯得無力。當剝離了活動形式和目的都相對明確的健康行為需求，健康行為的性質可能從為了健康而開展的行為轉變為恰好發現開展的行為帶來了健康，這與受到“吸引”的狀態類似，可能是一種感性、隨性的行為狀態；相應地，剝離了以健康需求為導向的一些綠地特征后，剩下的綠地特征中包含了環境美學和社交氛圍等較抽象的綠地品質，它們可能與吸引力有關。

綠地品質已經在國內外受到高度關注。2002年英國副首相辦公室頒發的《評估需求與機遇：規劃政策導則17項的參考指南》[41]指出，可達性、品質、多功能性、首要功能和數量是開放空間以及體育和游憩供給的五大關鍵特征。2020年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提出需要重點抓好的工作中，包含了“著力提升城市品質和人居環境質量，建設‘美麗城市’”的要求。具體而言，在環境美學和社交氛圍等具體的綠地品質因素中，尤其在社交氛圍方面，研究者強調了在目前存量規劃的場所營造和記憶空間實踐中，需要注重人本和對人本主客體的詮釋，而不是重在形態[42]，認為公共性是公共空間最重要的品質[43]。

對于個人層級的因素而言，Calogiuri等[18]對城市綠地與健康生活方式關系的綜述，對體力活動為個體帶來的影響進行了概括（表3），其中體力活動影響下的各項信念和意愿，在表2中是作為體力活動個人層級的影響因素而存在的。Calogiuri等的研究意欲強調信念、意愿等同樣可以作為體力活動的作用結果。這樣雙向的作用實則提示了環境層級和個人層級影響因素在反復的健康行為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循環影響。

表3 城市綠地中體力活動行為所影響的因素[18]Tab. 3 Factors affected by physical activities in urban green space[18]

上文在引入健康行為理論時提到，社會認知理論和自我控制理論著重探討了個體在環境的影響下如何開展行為，據此對城市綠地健康行為過程做以下拆解。首先，個體在已有的認知基礎上，在個人層級和環境層級等影響下，主觀上形成一個“動力-阻礙”的權衡結果，當該結果是動力超過阻礙時，主觀意向轉化為個體實際行動，這一轉化的關鍵則要依賴個體的行為控制。行為控制能力可用多項信念（例如行為信念、行為意向、規范信念、控制信念等）加以描述，并在成功落實健康行為后得到鞏固。其次，個體還可不斷學習和更新：在學習和接納健康行為開展理由的過程中，個體對行為益處的認知和信念（行為信念）來自其在理性判斷和過往經驗的基礎上對圖1中作用途徑逐漸建立起的認可；而輸出行為理由的過程，就是對認可的作用途徑產生了開展行為的意向?？梢?，行為控制能力的影響貫穿于行為過程的始終，城市綠地對健康的作用途徑在其中也有貢獻，并有待深入挖掘：在外源的行為控制能力上，城市綠地中體力活動的益處被群體共同認可，開展活動可獲得社會支持（規范信念），這與圖1中介變量中的社會凝聚力有所聯系；而在內源的行為控制能力上，對綠地特征的偏好（行為意向，同時也是城市綠地品質探討的內容）有利于促成綠地健康行為，健康行為的落實依賴并有利于個體行為控制能力（控制信念）的鞏固。

因此探討城市綠地品質與使用者健康行為控制信念是否存在聯系?？刂菩拍钭鳛閮仍葱拍?，其與社會支持等外源控制信念之間的區別，可在感性與理性之間區別的輔助下加以理解。這樣的內源信念既要能通過理性判斷的考驗，其內隱的特性又要對直覺上的接受度有極高的要求。一方面，城市綠地可達性、功能性等特征被使用者理性地接收（圖2箭頭1）。另一方面，城市綠地品質在個體主觀感受上產生投射（圖2箭頭2），它被個體意識到并融入個體的感性認知中，促進個體特質的改變（圖2箭頭3），在健康行為中，個體特質的改變具體表現為個人層級的行為控制理由和能力的改變（圖2箭頭4），這樣，綠地特征則可不帶侵略性地促使使用者萌生需求、幫助克服主觀阻礙。城市綠地特征通過路徑1和路徑2—3—4共同作用，幫助使用者形成成熟的行為意向、促成實際行動，最終推動整個健康行為過程的發展和成熟（圖2）。在這一循環形式的概念模型中，路徑1較好理解，而路徑2—3—4較為復雜微妙、目前研究數量較少、結論指向不明。因此，在未來研究中可梳理路徑2—3—4：在目前環境美學和交往氛圍等城市綠地品質研究的基礎上，分析城市綠地品質如何影響使用者感受（圖2箭頭2），如何被使用者接受，轉化為個人特質中的感性認知（圖2箭頭3），進而分析感性認知中的城市綠地特征多大程度上影響行為控制信念（圖2箭頭4）、幫助推動并維持健康行為。對兩條路徑同樣重視、補充“缺席”項（表4），方能發掘城市綠地在健康促進工作中的主動性，以此為依據的設計有望更好地促成健康行為維持過程的閉合。

圖2 城市綠地健康行為維持過程概念圖Conceptual map of the cyclic process of health behavior in urban green space

表4 城市綠地健康行為的動力和阻礙Tab. 4 Motivation-barrier relationship of health behavior in urban green space

4 結語

健康行為理論的引入，意味著把以往研究中“人群健康指標”和“使用者需求”還原為健康語境下對個體行為過程的關注，用人與環境的多階段動態交互關系更新了原有的靜態指標。在此新視角的指導下，對城市綠地與居民健康行為關系的重要文獻進行綜述后，可以看出：1）前人在“親生物性動力與原生阻礙”方面的研究方法有待更新；2）在“需求動力與客觀阻礙”方面的研究已經較為成熟；3）在“行為控制信念動力與主觀阻礙”方面則明顯缺乏研究和證據、作用機制不明，因而城市綠地僅作為存在和支持的角色是難以真正在健康促進的討論中擁有主動性的。再對比有待研究的第1項和第3項，行為控制信念等可變的個人特質相較于相對固化的天性而言，更有望受到城市綠地環境的影響而變化。加之第3項研究本身有望在城市綠地健康促進機制中承擔重要環節，因此，建立城市綠地品質體系，為“提升城市綠地品質—克服主觀阻礙—促成并維持健康行為”作用過程中的變量開發科學的測量方法，并求證變量間是否存在正相關、是否構成因果鏈，是解釋城市綠地吸引力、充實城市綠地對健康促進機制的一條路徑。進而可為下一步健康導向的循證設計[44]提供扎實的依據和指導。

注釋(Notes)：

① 欲知檢索方法，請登錄Web of Science，點擊“高級檢索—檢索幫助—檢索工具—檢索規則”查看。檢索內容字符串如 下：（“health action” or “health behavior”） AND(paradigm＊ or model＊ or schema＊ or pattern＊ or mode or process＊ or procedure＊ or flow＊ or course＊ or phase＊ or stage＊）AND（landscape or “urban planning” or “urban design” or “natural environment” or “ecosystem services” or “urban forest＊” or “community forest＊”or “green infrastructure” or greenery or greening or greenspace＊ or “green space＊” or “open space＊” or“public space＊”）。在不同日期或通過不同機構端口登錄Web of Science檢索相同內容時，得到的結果可能存在少量差異，此處不做深究。

② 針對不同的健康行為活動類型，需分別為其開發生態模型。

③ 相較于單一層級的行為干預措施，多層級協同的干預措施對行為改變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