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興化軍仙游縣進士群體考察

張慧敏

(福建師范大學 社會歷史學院，福建 福州 350117)

仙游縣地處福建東南沿海中部，依山瀕海，人杰地靈，舊稱清源，別稱仙溪。唐圣歷二年(699)，在莆田縣西部置清源縣，隸屬武榮州，即泉州。天寶元年(742)，泉州改稱清源郡，因郡名與縣名相同，別駕趙頤奏請修改縣名。因傳說何氏九兄弟在清源縣修煉登仙，故改稱仙游縣。北宋太平興國四年(979)，析仙游、莆田、永福(永泰)等縣的部分區域置興化縣，并設太平軍(后改稱興化軍)領莆田、仙游、興化三縣。宋代以前，仙游文教處于萌芽狀態，在科舉考試上，唐代僅有陳乘、楊在堯、陳光乂三人考中進士。五代戰亂，不復貢士。宋代興化軍文教發達，科甲昌盛，仙游縣登科人數大增，自此“魁人韻士，彬彬輩出”[1]8288。目前，尚未有文章專門探討宋代興化軍仙游縣的進士群體，一些學者的專著或論文中雖有涉及，但不夠系統①，故本文擬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相關史料，嘗試對宋代仙游縣進士群體進行全面考察。

一、宋代興化軍仙游縣進士群體的基本狀況

宋代興化軍科舉昌盛，進士總數在全省乃至全國都位居前列，科舉文化成為莆仙地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仙游作為興化軍的屬縣，其“地方百里，科第蟬聯，簪纓鼎盛，甲于他邑”[1]8301。宋代仙游縣的進士數量眾多、等級較高，且呈現出家族化的趨勢。同時，也有不少進士官居高位，政績顯赫。這些都是莆仙科舉鼎盛的重要體現。

1.進士數量眾多、等級較高

據《宋登科記考》統計，兩宋共舉行118榜?？瓶荚?，錄取正奏名進士42 588人[2]3。其中，仙游縣士人共登75榜，正奏名進士共216人，北宋101人(見表1)、南宋112人(見表2)、闕年進士3人(林師說、葉任、葉祐)，占宋代正奏名進士總數的0.51%。

表1 北宋仙游縣正奏名進士表

表2 南宋仙游縣正奏名進士表

《宋登科記考》中統計，宋代興化軍正奏名進士共1002人，包括莆田縣710人、仙游縣216人、興化縣55人、無縣籍21人[2]。仙游縣正奏名進士數大約是興化縣的3.93倍，占整個興化軍總數的21.56%。與宋代福建路各縣相比，仙游縣的進士數量也比較多。據《福建科舉史》統計，宋代仙游縣共228名正奏名進士，其數量超過了福建的39個縣，位列全路第十[3]115。宋代兩浙路也是科舉鼎盛之地，傅蓉《宋代兩浙路進士時空分布研究》一文對《宋登科記考》中的兩浙路正奏名進士人數進行了統計[4]。較之興化軍，兩浙路15個府州軍中，唯溫州進士總數稍多于興化軍，其他的皆少于興化軍；在兩浙路81縣中，有9個縣進士人數高于興化軍仙游縣，其余72個縣皆低于仙游縣。仙游雖是興化軍下的一個小縣，但其科舉實力不容小覷，在全國處于領先地位。另外，宋代興化軍還有700多名特奏名、諸科等進士，其中，來自仙游縣的有160多名[2]，包括廖鵬飛、張弼、陳沖飛等，他們推動了莆仙文化的發展。宋代仙游縣進士數量眾多，蔡襄稱:“興化軍屬縣三，仙游才為中縣……每朝廷取士，率登第言之，舉天下郡縣，無有絕過吾郡縣者。甚乎，其盛也哉!”[5]

同時，仙游縣進士群體中也不乏登高科者。宋代科舉考試按成績高下對進士分等，初分為三等，后分五等。分等亦稱分甲，五甲之中，第一、二甲為進士及第，第三、四甲為進士出身，第五甲同為進士出身。其中，第一甲分三名，即狀元、榜眼、探花。宋代仙游縣科考名次最高者為蔡襄之孫蔡佃。蔡佃是崇寧二年(1103)的榜眼，他原為廷試第一名，但因蔡京曾自稱是蔡襄族弟，認為蔡佃作為族孫，應避嫌，便將蔡佃降為第二名。此外，還有取得特奏名狀元的林濟孫[6]113，廷試取得第四名的王邁、第五名的丘獻以及省試第一名的葉大有等[1]8303。

2.進士具有家族聚集性

宋代的仙游縣不僅進士人數眾多，且有“一門兩公相，五里三待制”之說，進士群體向家族集中，出現許多科甲世家。

宋代仙游縣的傅、蔡、許、葉、余、陳六大家族是當地有名的科舉世家，一門之中產生很多進士。據《仙溪志》記載，傅氏家族進士有傅楫、傅權、傅求、傅希龍、傅諒友、傅巖、傅誼夫、傅佇、傅知柔、傅丙、傅誠、傅公稜、傅諴、傅牧、傅淇、傅益、傅大聲、傅熺、傅學古、傅燁、傅一聲(新)、傅夢澄、傅登炳、傅虎臣、傅雷龍25人②；蔡氏有蔡袞、蔡襄、蔡準、蔡高、蔡說、蔡京、蔡卞、蔡佃、蔡翛、蔡伷、蔡棣(橚)、蔡仍、蔡伸、蔡樞、蔡頔、蔡衍、蔡戡、蔡諒、蔡敷言、蔡雋、蔡廉、蔡儀甫、蔡儀國23人③；許氏有許程、許稹、許章、許巽、許異、許堯夫、許賁、許振、許堯臣、許知新、許亞璟、許興裔12人④；葉氏有葉賓、葉傅、葉牧、葉確、葉阜、葉颙、葉叔僑、葉立功、葉立志、葉槃、葉大有11人；余氏有余象、余授、余敻、余元一、余崇龜、余日華、余君節7人；陳氏有陳次升、陳拱之、陳立伯、陳湯、陳塤伯5人[1]8303-8304。

一些家族還出現了連續幾代人考中進士的奇跡。如許稹一家六代連中進士、蔡準一家四代連登進士第、陳驥一家連續三代登進士第等[1]8304。此外，仙游縣還有許多父子、兄弟皆登進士，父子登進士第的有14對、兄弟登進士第的有11對[1]8304。同時，還有4對兄弟同年登第:慶歷二年(1042)的吳乘、吳秉，熙寧三年(1070)的蔡京、蔡卞，紹興二年(1132)的林宋臣、林宋弼和淳熙五年(1178)的余元一、余崇龜[1]8304。這些科甲佳話，至今廣為流傳，成為莆仙科舉文化的一大特色。

3.進士官居高位者多

“莆之風俗，惟仙游為近古。生其間者，人性敦樸，嗜好簡靜。始也，士未知有科舉之利，民未知有紛華之悅。承平日久，始多儒雅、多世家宦族，而習俗漸趨于文然”[1]8276；“莆故秀民，未嘗肯出仕”[1]8314。而到了宋代，仙游學子積極應考，這里“異人輩出，甲于他邑”[1]8314，有不少進士官居高位。

在宋代，學子進士及第后，無需經過吏部考核，可直接入仕為官。在官職上，宋代設有“宰執”，為宰相和執政官的合稱，二者分別是國家最高的行政長官與軍事長官。一般情況下，同平章事為宰相，參知政事為副相，副相與樞密使等皆稱“執政”。這些高級官僚中，有不少是來自興化軍的進士，他們的晉升速度也很快。

據《宋史》記載，兩宋居相位者共133人，位執政者482人[7]5414。程民生統計，宋代福建共出18位宰相，來自興化軍的有3位，分別是徽宗朝的蔡京、高宗朝的葉颙和孝宗朝的陳俊卿[8]。其中，陳俊卿是莆田縣人，蔡京和葉颙均是來自仙游縣的進士，二人分別于熙寧三年(1070)、紹興二年(1132)登第。仙游雖為蕞爾之地，但來自這里的宰相卻占了全省宰相總數的11%左右。在執政人數上，宋代來自興化軍的10位執政官中，仙游籍的有4位，分別是蔡京、蔡卞、蔡攸和葉颙，蔡京與葉颙之后晉升為正宰相[9]。蔡攸為崇寧三年(1104)特賜進士出身，剩下幾位都是正奏名進士。另外，在六部尚書和侍郎的人數上，來自興化軍的六部尚書有13位、侍郎有15位[10]。其中，仙游籍的尚書有3位，分別是蔡洸、蔡翛和葉大有；侍郎有5位，分別是蔡襄、許敦仁、傅誼夫、陳讜和余崇龜。在這些尚書與侍郎中，蔡洸、蔡翛分別是以蔭補、恩澤入仕，其他都是正奏名進士出身。

宋代仙游縣進士群體還出現了“四代侍從”“兄弟同時監司” “兄弟同時郡守”等現象，這也是宋代興化軍進士群體的一大特征。這些進士活躍在宋代的政壇上，不論任職何處，都有顯著政績，為莆仙盛名遠揚天下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二、莆仙文化與宋代興化軍仙游縣進士群體的形成

宋代仙游縣進士群體的形成與朝廷“重文抑武”政策、中原人口南遷及經濟文化中心的南移等密切相關。同時，莆仙地區的書院文化、家族文化、藏書文化等也在這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莆仙書院文化的浸染

仙游地狹人稠，但儒風特盛、科舉人才輩出，這離不開莆仙書院文化的浸染。南朝梁陳時期，鄭氏三兄弟“開莆來學”，在莆田南湖創建湖山書堂，教授生徒，拉開了莆仙“重教興學”的序幕。此后，莆仙地區的文化教育不斷發展，尤其是宋代，不僅官學發達，私學也極為興盛，民間創辦了許多書院、書堂，為莆仙科舉鼎盛之局面的形成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據統計，兩宋時期莆仙一帶影響較大的書堂、書院就有30多所[6]21，其創辦者包括一些大家族、返鄉進士、地方官員等，書堂、書院為本地教育發展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在這種大環境之下，仙游縣也創辦了許多書院，如會元書院、龍華書堂、莊山書院等，很多名儒在書院講學，眾多進士曾在那里讀書。如仙游縣楓亭鎮的會元書院，宋代學者林迪、朱熹曾在此講學；仙游進士蔡襄、蔡高兄弟及蔡京、蔡卞兄弟，興化縣武狀元薛奕等都曾在這讀書。這些書院、書堂，藏書豐富、群賢聚集，既是重要的教育場所，也是學術研究的中心，提升了當地崇儒向學的氛圍，有利于文化的傳播和人才的培養。

《福建教育史》中指出，自唐代以后，一個地區文化的發達程度、人才的多寡一般與該地科舉及第人數成正比[11]。宋代仙游縣，科舉進士多，官居高位者多，文化名家也多，反映了莆仙地區文教的發達程度。唐代莆田詩人翁承贊的詩句“過客不須頻問姓，讀書聲里是吾家”“人家不必論貧富，惟有讀書聲最佳”[12]道出了莆仙濃厚的讀書氛圍。在重教興學這一優良傳統的影響之下，莆仙地區創辦了許多學校，尤其是書堂、書院，為本地學子考取科名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條件，造就了宋代仙游縣科舉史的輝煌成就。

2.莆仙家族文化的涵育

宋代仙游縣進士群體呈現家族化的趨勢，這與莆仙家族文化密切相關。聚族而居是閩南及莆仙地區家族的基本特征，中原士民遷徙到莆仙后，到新居地總是聚族而居，這為一些世家望族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條件[6]65-67。唐宋時期，莆仙地區形成了許多世家望族，如鄭氏、蔡氏、傅氏等。這些大族多由科舉入仕起家，有著深厚的家學淵源，培養了許多科舉人才。

在宋代，參加科舉是成為地方名門望族的有效途徑。家族中出現第一位進士后，往往會更加重視族內子弟的教育，詩禮傳家，逐漸成為科甲世家。對應考的學子來說，嚴格的家教、詩書的傳承、重學的家風等都能為其走向成功提供極佳的條件。他們受到長輩的言傳身教，以讀書為業，積極投身科考。如宋代仙游縣的傅、蔡、許等幾大家族，一門之中產生許多進士與顯宦，這與其深厚的家學淵源密切相關。

在良好家學的熏陶之下，族中子弟常?；ハ嗝銊?，一起應考、共同登第，如仙游有名的蔡襄家族。蔡襄出身寒微之家，但其家風淳樸，自幼便受到外祖父的嚴格教育，勤奮學習?！断上尽酚涊d蔡襄: “年十八試進士，為開封第一人。天圣八年，登進士甲科”[1]8314。其初授為漳州軍事判官，歷知制誥、三司使，終于端明殿學士、知杭州。蔡襄的成名為后輩立下了榜樣，他的后人秉承家學淵源，讀書習文，積極應考，入仕為官。在蔡襄五代人之中，便產生了9名進士，其中，有2對叔侄同年登第，即大觀三年(1109)的蔡橚與其叔父蔡伷、政和五年(1115)的蔡樞與其叔父蔡伸。此外，一些家族也會集資辦學，為族內子弟提供良好的教育條件；還有一些望族之間也會相互交好、進行聯姻，促使更多人參與科考。他們在仕途上相互提攜、共同發展，又進一步擴大了家族的關系網。

3.莆仙藏書文化的影響

莆仙的藏書文化促進了宋代仙游縣進士群體的形成。歷史上莆仙人熱衷藏書、刻書與著書。尤其是在唐宋時期，隨著造紙術和印刷術的不斷改進，莆仙藏書之風極盛，除了軍學、縣學中有大量藏書外，很多家族、書院中也有豐富的藏書。同時，刻書、著書亦蔚然成風。豐富的典籍對地方文教的發展、人才的培養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藏書數量的多少可以反映出一個地區文化的興盛與否。宋代的莆仙“藏書之多在全國首屈一指”[13]，足以說明莆仙文化的繁榮。據統計，宋代莆仙地區有39位著名的藏書家，占全省藏書家總數89人的44%，其中，還有17家設有藏書樓、室[14]7。在這種背景之下，仙游縣的藏書之風也極為興盛，如邑人朱元飛， “仕官三十年，不營一金產，所得奉給即買書籍，每部各三本，分遺三子，為書藏之。所居之地，有穹石堂，林萍齋諸公留題其上；有歸樂堂，朱文公為之記”[1]8320；林一鳴奉母居家之時， “以讀書自娛”，在惠州任滿后， “惟有書數擔、白金二笏而已”[1]8328。當然，莆仙人不僅重視收藏典籍，更是充分利用了這些藏書，做到藏、讀結合。學校和家族中大量的藏書資源，為士人讀書應考、著書立說提供了極佳條件。如皇祐元年(1049)仙游進士鄭升， “有《寓懷詩集》 《易學釋疑》《春秋發微》 藏于家”[1]8330。其孫鄭可復于嘉定七年(1214)登進士第，鄭可復“性儉樸，嗜書，老不釋卷，捐金構書，如恐失之。晚年家藏幾數千卷，手自編錄，以韻類之，目曰《百八集》，書未及竟而卒?！盵1]8330

宋代的莆仙在藏書、刻書、著書方面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這不僅有助于文化的傳承，也大大提升了讀書的氛圍，對一個家族乃至一個地方科舉人才的增加也有很大的幫助。

三、宋代興化軍仙游縣進士群體的成就

宋代仙游縣進士群體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為官期間，多正直清廉、政績顯著；同時，他們也紛紛著書，流傳后世。此外，進士群體積極進取的求學精神對后人也產生了很大的激勵作用。

1.為官正直，名垂青史

宋代，仙游縣“儒者力于修飭而不茍進取，仕者樂于清貧而不急富貴，有高臥山林而累征不起者，有致身公相而田不增一畝、屋不插一椽者，風聲氣習之熏染，蓋可想已”[1]8276。仙游縣很多進士為官正直，受人稱贊，如:“慶歷之諫臣，元祐之君子，乾道之相業，其人物之懿，真足為國家麟鳳?！盵1]8314

(1)慶歷之諫臣蔡襄

蔡襄忠直剛正，是宋代“四諫”之一。慶歷三年(1043)，天下?；己?、蝗之災，蔡襄言:“災害之來，皆由人事?！渌灾轮?，由君臣上下皆闕失也。不顓聽斷，不攬威權，使號令不信于人……此陛下之失也。持天下之柄……不盡忠竭節以副任使，此大臣之失也?！盵7]10398此疏一出，聞者皆悚然。第二年，開寶寺遭火災，仁宗下詔將寺內佛像移入皇宮供養，蔡襄上諫:“今生民困苦，四夷驕慢，陛下當修人事，奈何專信佛法?或以舍利有光，推為神異，彼其所居尚不能護，何有于威靈。天之降災，以示儆戒，顧大興功役，是將以人力排天意也?！盵7]10398-10399今仙游縣蔡襄墓前的石柱上刻道:“四諫經邦，昔日芳型垂史冊；萬安濟眾，今朝古道肅觀瞻?！倍潭虜嫡Z，深刻表達了民眾對蔡襄的敬仰之情。

(2)元祐之君子林豫、朱紱、陳次升、王回、朱寘等

他們不畏權勢、忠直剛正，展現了仙游士人的高風亮節。如元符元年(1098)，章惇請立劉氏為后，鄒浩因反對而遭除名，其家貧無以繼，平時故舊不敢顧。而朱紱“率親舊出金贐行，其事上聞，悉以所饋遺者赴臺鞠治獄，具第輕重，以公贐金特厚，追一官勒?！盵1]8318；王回“慨然為之治裝，慰其母心，仍上書力辯。上怒之，遂罷其職”[1]8320。又如哲宗剛親政時，章惇、蔡卞誣陷宣仁皇后有廢帝之意，某次奏事結束后，陳次升上前曰:“臣聞宣仁保佑圣躬，終始無間。若以奸臣疵毀，輒有議論，不惟有虧圣孝，且失人心?！盵1]8317宋徽宗時，陳次升任侍御史，極論章惇、蔡卞、蔡京等人之惡，結果“竄惇于雷，居卞于池，出京于江寧”[7]10971?！肚∠捎慰h志》載: “崇寧五年，詔隸元祐黨籍者悉湔洗復官，以星變，故邑人林豫、朱紱、陳次升、王回、朱寘俱以原職用，紱知福州、次升待制、回宗正簿擢御史、寘知南雄州?！盵15]250

(3)乾道之相業葉颙

葉颙是南宋著名的賢相，為官清正廉潔，為人寧靜謙退。其任廣州南?？h主簿時，與巡檢抓捕盜賊十余人，巡檢欲將功勞歸于葉颙，颙曰:“掠美、欺君、幸賞，三者皆罪，不忍為也?！盵7]11819知常州時，有人勸他把一年盈余的二十萬貫錢獻上，颙曰: “名羨余，非重征則橫斂，是民之膏血也，以利易賞，心實恥之?！盵7]11820同時，葉颙也是一個敢于對皇帝直言之人。如孝宗任用自己的手足至親為州郡長官，葉颙上疏謂:“陛下以手足之至親，付州郡之重寄，是利一人害一方也?！盵7]11820因此，人們皆稱贊他的直率?！端问贰贩Q葉颙“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僮妾、田宅不改其舊”[7]11822。

此外，仙游縣進士群體中還有許多政治人才，如郭琪、傅楫、林宋卿等。劉克莊有言:“地以人重，瞻言耆舊，有列于慶歷諫官者，有危言讜論，相望于元佑黨籍者，有與鄒道卿同貶者，有為乾道名宰相者，其他魁彥勝流，不可勝書?！盵1]8270

2.著述如林，流傳后世

仙游縣的進士群體不僅活躍在宋代的政壇，在宋代文壇也占有一席之地。在飽讀詩文的同時，他們還熱衷于著書，這些作品流傳后世，大大推動了莆仙文化的發展。

據《重刊興化府志》統計，宋代仙游縣進士群體的著述類作品較多，具體可分為經、史、文等[16]。其中，經學類創作者共8人、作品共12部，包括正奏名進士余象《論語集解》《中庸大義》，鄭升《易學釋疑》 《春秋發微》，蘇權《春秋解》3卷，謝升賢《太極圖說》 《易通》《大學、中庸、孟子解》，鄭鼎新《禮學從宜》1集；特奏名進士張弼《易解義》10卷，陳沖飛《易原》10卷，尤彬《讀易》4卷[16]689。史學類創作者共3人，其中，除蘇欽一人是從泉州遷徙到仙游的，其余的2人皆為仙游籍進士，作品共2部，即正奏名進士陳珙《西漢比事集》、林番《典故鉤玄》60卷[16]691。文學類作品的創作者有17人(不包含蘇欽)、作品共23部。包括正奏名進士蔡襄《莆陽居士集》36卷、《荔枝譜》1卷、《試茶錄》2卷、《墨譜》1卷；余象《遣興集》；傅楫《傅楫文集》35卷；陳大卞《塘南集》20卷；林豫《筆峰草錄》20卷；陳驥《陳驥文集》10卷；傅知柔遺文1卷；傅淇《云泉霜林遺稿》；留洪《晉康文集》20卷；陳豐《舫齋文集》；蔣雍《樸鄉文稿》30卷；陳讜《錦江徐吟》 《云岫歸來集》；余崇龜《靜勝文集》；葉立志《見山集》10卷；余日華《兌齋文集》；王邁《癯軒文集》26卷；特賜第同進士出身陳覺民《陳覺民文集》若干卷、《書評》10卷、 《硯譜》 10卷[16]695-696。

除著述類之外，奏議類作者共5人，都是正奏名進士。作品共7部，即蔡襄《蔡襄奏議》十卷，陳闡《鹽法議》3卷，陳次升《讜論》20卷，林宋卿《湖北兵籌五利》 《湖北事宜》《都府集議》 2集，陳覺民《制策》 10卷[16]697。詩賦類作者有5人，作品共6部，即正奏名進士鄭升《寓懷詩集》、余日華《凌江唱和集》、林宋卿《道山詩社》1集、 《涪陵唱和》1卷；特奏名進士傅共《東坡和陶詩解》、特賜第林彖《萍齋詩集》[16]699。

宋代仙游縣的進士群體著述如林，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影響深遠。如蔡襄的《荔枝譜》，里面詳細記載了福建的荔枝品種及各類荔枝的栽培方法、加工手段等，是中國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果藝栽培學專著，為后人研究荔枝的栽培技術和了解福建的歷史、地理等提供了極其珍貴的材料。

3.積極上進，勉勵后學

《乾隆仙游縣志》載:“仙游建縣自唐，而建學則始于宋。其時弦誦之盛，等于中州，至今家詩書而人禮樂，猶稱海濱鄒魯。觀斯文之未墜，益知圣澤之無窮也。夫為政者，育賢才，興教化，使一邑之人崇正學而振士風”[15]252，可見宋代仙游縣儒風之盛。在莆仙重教興學風氣的熏陶之下，仙游人以讀書為業，創下許多科甲佳話。同時，宋代仙游士人積極進取的求學精神，以及他們在科場上的成功又在不斷地激勵后人，莆仙一帶讀書蔚然成風，重學風氣也更加濃厚。

紹興八年(1138)，來自莆田縣的黃公度、陳俊卿分別是當年的狀元、榜眼?！案咦趩栐?‘卿土何奇?’黃曰: ‘披綿黃雀美，通印子魚肥?！愒?‘地瘦栽松柏，家貧子讀書?！咦谠? ‘公度不如卿?！盵17]在高宗看來，豐饒的物產猶不及讀書人的求學精神。陳俊卿此言不僅道出了莆田縣濃厚的讀書風氣，也反映了包括仙游縣在內整個興化軍的讀書風氣。這種現象與當時進士群體的榜樣作用密不可分。莆仙一帶人多地少，受自然條件所限，士人紛紛走科舉改變命運的道路[18]。因此，科舉入仕成為仙游學子的一大人生追求，他們奮發圖強、飽讀詩書，展現了莆仙士人積極上進、一心向學的精神風貌。宋代仙游縣的進士群體以詩文揚名科場，他們的精神與事跡成為了莆仙學子克服困難、立志成才的重要動力。

宋代以后，莆仙地區的向學風氣一直未減，讀書人的進取精神依然存在。元代科舉制度式微，興化路共7名進士，皆來自莆田縣[3]180-181。明、清時期，興化府的進士分別有542人、67人[14]837-847，其中，來自仙游縣的分別有19人⑤、8人。從元至清，仙游縣的進士數量雖然不及宋代，但其中仍不乏佼佼者，如明代的鄭紀、林蘭友和清代的鄭遠等，在當時的文壇或政壇上都頗具影響力。直至近現代，仙游縣仍有濃厚的求學風氣，出現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凹邑氉幼x書”已經成為莆仙大地上諸多家族的家訓，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激勵著他們披荊斬棘、開拓進取。

總之，宋代的興化軍文教發達、科舉昌盛，仙游作為屬縣之一，也涌現了眾多進士，其進士數量在全國處于領先地位。這些進士等級較高，有家族聚集性，且有不少人官居高位，政績顯著。宋朝推行的“重文抑武”政策、中原人口的南遷等與仙游縣進士群體的形成密切相關，此外，莆仙地區獨特的書院文化、家族文化與藏書文化等也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仙游縣進士群體在宋代的政壇、文壇等方面皆取得了顯著成就，在莆仙地區產生重要影響?？疾焖未捎慰h的進士群體，展示莆仙科舉的盛況，這對理解莆仙地域文化，尤其是莆仙科舉文化具有一定的意義。

注釋:

①詳見:陳春陽、劉福鑄《莆仙文化概論》，中國文史出版社2020年版，第1-224頁；仙游縣教育志編纂委員會《仙游縣教育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46-48頁；林祖泉《莆陽進士錄》，海峽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1-160頁；金文亨《莆田歷史文化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8頁；戴顯群、方慧《福建科舉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7-152頁；劉海峰、莊明水《福建教育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5-78頁；宋凌云《宋代的學校與仙游科舉盛況》， 《湖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8年第2期，第53-57頁。

②傅璇琮、龔延明、祖慧《宋登科記考》(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載:傅佇為光州固始縣人，徙興化軍仙游縣；傅丙為常州武進縣人；傅諴為莆田縣人；傅益為常州武進縣人；傅學古為常州人。

③《宋登科記考》載:蔡說為杭州錢塘人，蔡廉為平江府吳縣人，書中未登記蔡翛；畢沅、阮元《山左金石志》(嘉慶二年(1797)阮氏小瑯環仙館刻本)卷18載:蔡翛以恩澤入仕。

④《宋登科記考》載:許堯臣為莆田縣人，許知新為臨安府仁和縣人，許興裔為臨安府臨安縣人。

⑤19名進士中不含高江、林道楠。陳春陽《莆田市名人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載:弘治六年(1493)進士高江，《明代職官年表》中將其作“仙游縣人”，《重刊興化府志》將其作“莆田白塔兜人”；萬歷十一年(1583)進士林道楠，原籍為仙游縣，幼年隨其母遷到莆田縣，此后便定居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