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級高新區與企業創新研究

王偉

21世紀以來，中國建設了大批高新技術園區，旨在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和創新水平提升，該政策是否有效值得研究。對于高新區政策的有效性評估可以從企業的創新能力出發，本研究以上市企業數據的專利申請數量和發明申請數量來度量企業創新能力?；?009年的國家級高新區升級政策為擬自然實驗，本研究構建了雙重差分模型證明了高新區升級政策能正向并且顯著促進企業創新水平提升。平行趨勢檢驗結果表明，基準回歸結果是穩健的?；谏鲜鲅芯?，本文得出了三個方面政策啟示。未來政策的方向不僅要注重企業專利和發明的數量，更需要關注創新質量。國家級高新區需要進一步聯合高校和科研機構進行產學研結合，最大限度發揮多方機構的創新潛力，同時，還需要側重于制度環境的優化，為企業創新破除制度障礙。

當前，中國已經全面開啟新時代新階段高質量發展的新征程，創新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動力，“十四五”規劃更是把創新戰略提到了新的高度。為落實和推進國家創新發展戰略，政府在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啟動了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簡稱“高新區”）政策來提高區域科技創新能力。經過多年持續發展和擴大，高新區政策的落地實施為中國經濟發展、產業升級和生產率提升注入了新動能（劉瑞明和趙仁杰，2015；袁航和朱承亮，2018）。為了進一步促進創新發展，科技部在2009年發布了《關于發揮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作用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若干意見》，旨在促進省級高新區升級為國家級高新區，有利于升級產業結構和提高科技創新水平。

高新區建設的主要目標之一是提升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鑒于此，評估國家級高新區政策的有效性就需要探究該政策是否有利于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根據測算，全國有超過40%的高新技術企業集聚在國家級高新區內，并且高新區內的企業研發投入強度是非高新區的2.7倍（江兵，2018）。雖然國家投入大量資金和土地建設高新區，并且引入了大量企業，但是該政策是否有利于企業科技創新水平的提升值得探討。

根據已有研究，高新區對企業創新可能存在兩個截然不同的影響。一方面，高新區政策能夠有效促進企業創新水平提升。由于高新區能產生集聚效應，促進區域內的企業協同合作，并且企業間產生知識外溢，極大提升了企業創新能力（陳勝藍和劉曉玲，2015；吳敏等，2021）。此外，由于高新區企業的距離優勢能夠降低企業間交易成本，提高資源利用優勢，同時吸引了更高創新水平的企業加入，進一步提高了整體創新能力（Combes et al.， 2010）。然而，另一方面，高新區政策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業創新。由于高新區對企業實施多項優惠政策，大力扶持企業創新發展，但是部分企業存在尋租效應，在獲得補貼的同時沒有實質創新成果產出，造成資源錯配，抑制了企業創新 （鄭江淮等，2008）。此外，當高新區內的企業增加超過一定限度，會導致生產要素和服務的過度競爭，這些擁擠效應會產生負外部性抑制企業創新（Brakman et al.，1996）。因此，國家級高新區政策對企業創新的影響研究暫未形成統一的結論。本研究基于中國上市企業的數據，構建了雙重差分模型來驗證國家高新區政策升級是否有利于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

本研究在三個方面有所貢獻：首先，本研究為高新區的政策評估補充了微觀實證。本文使用上市企業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有利于拓展宏觀產業政策對微觀企業行為的影響研究，并且上市企業的數據中包含了專利和發明的數據，能夠有效度量企業的創新成果。第二，本研究構建了雙重差分模型緩解了內生性，得到了更加可靠的估計結果。由于2009年的國家高新區升級政策是擬自然實驗，本文把政策影響下的企業和非政策區域的企業進行趨勢對比，通過消除其他因素影響來有效估計真實的創新水平提升。第三，本研究能夠為國家創新戰略實施和企業創新發展提供一些經驗證據。

制度背景

為了有效改善經濟的粗放型增長和促進產業升級，政府推行了一些政策來鼓勵自主創新，而國家級高新區是最重要的創新政策之一。從1988年開始，中國實施了“火炬計劃”，并且在同年5月，政府批準成立了第一個國家級高新技術園區（即中關村科技園區）（王方，2013）。在1991和1992年，國家又在各個地區陸續增設了50個國家級高新區，以全面促進產業升級和提升創新能力。從1993年到2008年期間，國家級高新區沒有大規模擴增，只增加了2個，這個階段的側重點放在省級高新區的建設 。直到2009年，科技部出臺了相關政策來促進省級高新區升級，此后，國家級高新區的數量快速增長（如圖1）。截至2020年，全國一共設立了169個國家級高新區。其中東部地區的高新區數量最多，為70；中部地區的高新區數量次之，為44；西部地區的高新區數量為39，而東北地區的高新區數量最少，為16。雖然總體的高新區數量分布依然是以東部為主，但高新區升級政策兼顧了東西部均衡發展。這為雙重差分模型的構建提供了重要基礎，能夠最大限度降低自選擇效應偏差。

國家級高新區主要從三個方面為企業提供政策優惠。首先，政府通過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的方式吸引企業入駐，稅收減免和技術研發補貼能夠降低企業的研發成本，從而鼓勵高新技術企業加入園區和增加研發投入（李啟航等，2021）。其次，政府引入和培育大量創新型人才加入高新區建設，同時完善基礎設施服務來吸引人才，這為企業補充了尖端人才資源。第三，國家級高新區通過政策引領形成產業集群，一方面有利于知識外溢促進企業創新，另一方面也完善產業鏈減低了企業成本（程郁和陳雪，2013）。因此，隨著國家級高新區數量的增加，入駐企業的隨之增加，截至2020年，共有16.5萬家企業位于國家級高新區，工業總產值高達25.6萬億元。

數據來源：中國火炬統計年鑒

與省級高新區相比，國家級高新區的升級政策優勢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國家級高新區相對于省級層面高新區有更多的財政支持。省級層面高新區的財政支持主要是地方政府撥款，而國家級高新區還能夠獲得中央財政支持。其次，國家級高新區相對于省級高新區的管理級別提升，能夠吸引更多的人才資源。第三，省級高新區通常存在資源配置效率低和重復低水平建設問題，而政府通過國家級高新區省級政策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改善和優化（張杰等，2021）。因此，國家高新區升級政策對所在區域內企業具有多方面提升作用。

數據來源和模型設計

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了2002年到2017年的滬深A股上市企業數據進行實證研究，企業層面的數據來自于國泰安數據庫，包括了專利申請數據、發明申請數據和企業年度財務數據等。借鑒黎文靖和鄭曼妮（2016）的方法，本文同樣刪去了所有金融類企業和ST類企業，為了消除異常值導致的誤差，本文進一步刪去了企業相關變量前、后百分之一分位數的數值，以提高模型估計的可靠性。高新區政策的相關數據來自于《中國開發區審核公告目錄（2018年版）》和歷年《中國火炬統計年鑒》。在2009年國際級高新區升級政策發布后，從2010年到2017年共有100個園區獲得升級成為國家級高新區，本文將新升級園區內的所有企業視為實驗組，對比其他沒有被政策影響的企業來估計政策對企業創新水平的提升作用。

模型設計

其中，Yict是模型的因變量，表示c城市的企業i在時間t的創新水平。本研究采用專利申請數量和發明申請數量來度量企業的創新水平。之所以選取這兩個指標，一方面是由于專利和發明的授予有一定時間滯后性并且存在一些不穩定性因素，而申請數量數據更加及時、可靠和穩定（黎文靖和鄭曼妮，2016），因此，本文采用專利申請和發明申請數量數據更能夠有效反映企業當下的創新水平。在實證模型中，為了消除量綱影響，本文對這兩個因變量數據均取對數處理（log）。

Policyct表示高新區政策的虛擬變量，Policyct=1表示城市c在t時間有園區升級為國家級高新區，否則為0。Xjict表示企業層面的控制變量，本文參考周煊等（2012）的方法，加入了5個控制變量，包括：公司規模（總資產取對數）、ROA（凈資產收益率）、流動比率（流動資產占流動負債的比值）、現金比率（現金流量占流動負債的比值）和資產負債率（總負債占總資產的比值）。描述性統計結果表1所示，經過數據清洗，本文最終保留了33158個樣本。

實證結果

基準回歸模型結果

模型（1）的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其中，列（1）的因變量是專利申請數量，除了企業固定效應和年份股東效應，沒有加入其他控制變量。結果顯示，高新區政策的系數為0.232，表示高新區政策升級對企業專利申請是正向顯著效應。類似的，列（2）的因變量是企業發明申請數量，高新區的政策效應同樣是正向顯著。列（3）和列（4）進一步在前兩列的基礎上加入了5個企業層面的控制變量，用于控制其他因素對企業創新能力的影響。結果顯示，高新區政策的系數雖然有所下降，但依然是正向顯著的，同樣驗證了國家級高新區政策升級能夠有利于企業創新水平的提升。列（3）和列（4）的政策系數可以分別解釋成：受國家級高新區的政策升級影響的企業能夠顯著提升20.5%的專業申請數量和15.8%的發明申請數量。列（3）和列（4）相對于前兩列的系數下降是由于效應被其他控制變量吸收了，這從側面驗證了本研究選取控制變量的有效性。

注： *** 、** 、* 分別表示在 1% 、5% 和 10% 的水平上顯著。

穩健性檢驗

其中，K表示距離高新區政策升級的時間，其中k的取值為≤-5，-4，-3，-2，0，1，2，3，4和≥5本研究設定了基準值為K=-1。Dctk為虛擬變量，表示所在年份是否距離高新區政策升級k年。專利申請和發明申請的平行趨勢檢驗結果分別如圖2和圖3所示，兩個趨勢變化非常接近，均呈現上升趨勢。在政策之前，企業的專業申請和發明申請均為負值；在高新區升級政策之后，系數轉為正值，并且總體呈現上升趨勢，雖然政策后最初兩年的系數是不顯著的，但是從第三年開始變為正向且顯著，說明政策效果具有兩年左右的反應期?？傊?，本研究通過平行趨勢檢驗證明了模型的穩健性。

結論和政策建議

基于2009年出臺的國家級高新區升級政策，本研究利用2002年到2017年的上市企業數據構建了雙重差分模型，旨在分析國家級高新區對企業創新能力的影響。由于國家級高新區相對于省級高新區有諸多優勢，實證結果證明了高新區升級政策能夠有效提升企業的專利申請量和發明申請量，在平行趨勢結果中依然是穩健的。因此，本研究通過實證模型驗證了國家級高新區升級政策對企業創新水平的提升作用。

本文有三個方面的政策啟示：首先，雖然高新區政策能夠有效促進企業的專利和發明申請數量增加，但是對于專利和發明的質量依然較難度量。未來政策的方向不僅要注重企業專利和發明的數量，還需要關注創新質量，突出創新成果的高質量發展。同時，各高新區需要嚴格把關資金去向，防止企業通過專利和發明的惡意申請來套取補貼。其次，國家級高新區需要進一步聯合高校和科研機構進行產學研結合，最大限度發揮多方機構的創新潛力。政府要積極引導科研機構和企業的合作和創新成果轉化，培訓更多創新型人才為企業提供優質人力資源保障。第三，政府要通過制度環境的完善來進一步激發創新動能，并為其他地區提供可復制的一些經驗借鑒。一方面，未來的改革方向需要側重于制度環境的優化，從而提升區域層面的創新能力，通過進一步的市場化和法制化破除一些不利于企業創新發展的限制。另一方面，目前的國家級高新區呈現不均勻的分布，并且東部地區的企業創新能力更強，政府在為西部地區企業爭取創新資源的同時也要兼顧東部地區的引領作用，否則容易造成資源錯配而影響整體的創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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