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發展的影響機制研究

吳小霞 謝會強

摘 ? 要：本文采用2011—2019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在測度數字經濟與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基礎上，從人、地和資本三個層面實證分析了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發展的影響機制。結果表明，數字經濟整體顯著促進了城鄉融合發展。從作用機制來看，數字經濟通過促進城鄉“地”和“資本”的融合，提升城鄉融合發展水平;從區域異質性來看，數字經濟對中西東地區城鄉融合發展的促進效應依次降低。本研究能為數字經濟賦能城鄉高質量融合提供有意義的借鑒。

關鍵詞：城鄉融合發展;數字經濟;面板數據

中圖分類號：F32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2697（2022）03-0010-06

一、引言

中共十九大提出優先發展農業農村，促進城鄉經濟協調發展。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指出：要走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這條道路，應重新塑造城鄉關系，以新的發展動力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數字經濟作為新發展階段的動力源，有利于優化城鄉間生產要素配置和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數字時代穩步推進城鄉融合是實現鄉村振興的必由之路。因此，如何有效發揮數字經濟的紅利優勢，突破城鄉融合發展瓶頸，成為當前研究的重要議題。

二、文獻綜述

數字經濟作為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新動能，加快數字農業建設（劉海啟，2017）[1]、開發數字文化產業新模式（李翔、宗祖盼，2020）[2]、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趙月枝、張志華，2019）[3]、發展數字普惠金融（龐艷賓，2020）[4]都成為加快農村發展的重要舉措。關于數字經濟水平測度，早期學者分別對中國網絡經濟發展（張蕊，2001）[5]、新經濟（劉仕國，2002）[6]、信息經濟水平（靖繼鵬、馬哲明，2003）[7]進行了測度。張美惠（2017）[8]對比國內外新經濟測度研究后，總結出可供中國借鑒的研究經驗。許憲春、張美慧（2020）[9]在信息經濟、互聯網經濟演變的基礎上，測算得出中國數字經濟的發展結構，并將測算結果與國外進行比較，進一步完善了中國數字經濟的核算體系。

城鄉融合發展是在城鄉一體化的基礎上進一步促進城鄉資源雙向流動。劉明輝、盧飛（2019）[10]通過比較農業部門和非農業部門生產要素錯配情況，發現城鄉間的要素錯配嚴重影響著城鄉間的融合發展。杜啟平（2020）[11]從人力資本角度提出城鄉融合發展的新階段是實現農村人口的自由全面發展，提升自我賦能水平。陳坤秋、龍花樓（2019）[12]則提出，現階段土地市場對城鄉融合存在“低水平陷阱”，只有突破這個陷阱才能發揮土地市場對城鄉融合的促進作用。如今，數據成為新型生產要素，數字經濟成為實現城鄉要素合理流通、資源有效配置的重要渠道。但現有的文獻中對數字經濟與城鄉融合發展的相關研究較少，由此從數字經濟視角研究城鄉融合具有重要意義。

綜上所述，現有文獻較少從人、地和資本三個層面系統探討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發展的促進效應及影響機制。本文貢獻在于：一是在測度數字經濟與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基礎上，實證檢驗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發展產生的影響效應，并從“人”、“地”、“資本”的角度分別檢驗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發展的作用機制。二是考慮到區域異質性，實證分析了數字經濟對東中西不同區域城鄉融合的作用差異。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構建

本文構建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發展影響的基本模型：

cityit =α0 + α1digitalit +α2 Zit + μi + δt + εit ? ? ?（1）

式（1）中下標i和t分別表示區域和時間、city表示被解釋變量城鄉融合發展水平，digital表示核心解釋變量數字經濟，Z為影響城鄉融合發展的其他控制變量，μ表示個體固定效應，δ為時間固定效應，ε為隨機擾動項。

（二）變量測度與說明

1. 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測度

在城鄉一體化發展研究中，已有文獻從社會發展、經濟一體化等方面對城鄉融合發展進行測度。焦必方、林娣等（2011）[13]認為，城鄉一體化的核心機制在于城鄉經濟、生活、醫療教育的融合，并在這三個方面分別選取了10個具有代表性的二級指標，對1999—2008年長三角城鄉一體化水平進行測度和比較。劉明輝、盧飛（2019）[10]在前人的基礎上，構建了一個包含3個一級指標“人的融合”、“地的融合”、“資本的融合”的評價體系，并擴展到13個二級指標、24個三級指標，測度2000—2015年我國城鄉融合發展水平?；诖?，本文借鑒劉明輝、盧飛（2019）[10]的做法，構建城鄉融合發展指標體系，并采用熵權法對指標進行賦權，具體指標設計如表1所示。

首先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公式如下：

2.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測度

目前，對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測度大多基于互聯網發展角度。黃群慧、余泳澤等（2019）[14]在研究互聯網發展對制造業生產率的影響時，采用了“移動電話普及率”、“相關從業人數”、“互聯網普及率”以及“相關產出情況”4個指標來衡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趙濤、張智等（2020）[15]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添加了“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指數”，使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測度更加全面。本文借鑒趙濤、張智等（2020）[15]的做法，構建數字經濟測度指標體系。其中，“數字金融普惠發展”指標采用郭峰等（2020）[16]構建的“中國數字普惠金融指數”。

3. 控制變量

為了準確衡量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發展的影響，本文添加控制變量如下：城鎮化水平（urban），用城鎮人口數量比總人口數量來表示;非農產業發展（non-agriculture），用二三產業GDP與一二三產業GDP比值表示;城市偏向的收入分配體制（system），用城市居民全年可支配收入比農村居民全年可支配收入表示;農業現代化水平（modern），用農業機械總動力比耕地播種面積來表示。

4. 數據說明

本文數據為2011—2019年中國30省市的面板數據，西藏、澳門、香港和臺灣等地數據未獲得。城鄉融合發展水平測度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各省份統計年鑒、國家統計局網站。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測度數據來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對于部分缺失數據運用插值法進行補充。表3是各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

四、數字經濟與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測度結果分析

（一）數字經濟測度結果與分析

根據前文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測算方法來測算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情況，結果如圖1所示。從圖1中可以看出我國各省份的數字經濟都呈現上升趨勢，廣東省的領先優勢比較明顯。數字經濟在區域上呈現東高西低的發展態勢。沿海地區由于外資的引進，在資金方面有一定的優勢，再加上地方政策的影響，數字經濟發展很快。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通過輻射使周圍省份形成了集群地帶，東部沿海地區帶動數字經濟的整體發展。對于經濟相對比較落后的地區，數字經濟發展的起點較低，地方政府最開始也沒有太重視數字經濟的發展，所以數字經濟這幾年的發展存在較大的局限性，其發展態勢與經濟發展好的省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從各省數字經濟發展的情況來看，經濟發展、城市化、金融、科技這些要素都是影響著各省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因素。

（二）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測度結果與分析

通過熵權法測算得到我國城鄉融合發展中指標權重分別為：“人”融合指標權重為0.326、“地”融合指標權重為0.48、“資本”融合指標權重為0.194?？梢钥闯觥叭恕?、“地”融合相對于“資本”融合權重大。在“人”融合指標中，“非農產值”的權重最大，這表明“人”融合中非農產業的發展的城鄉融合效應最大，“城鄉居民工資性收入比”的權重最低，表明它對城鄉融合發展的影響最小。在“地”融合指標中，“耕地面積比”權重最高，“城市化水平”的權重最低，表明可以通過增大耕地面積比實現土地資源的優化配置加快“地”的融合，從而促進城鄉融合的發展?？傮w來看，“資本”融合各分項指標所占的比重都不高，說明“資本”的城鄉融合效應最小。

人地資本融合三個維度的變化趨勢如圖2所示?！暗亍比诤现笖瞪仙内厔葑蠲黠@，即“地”的融合是提高我國城鄉融合發展的主要動力，生活環境空間的集聚、城鄉流通速度的增強以及城鄉土地配置的優化都推動著城鄉融合發展的進程。隨著經濟的發展城鄉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鄉居民在消費和收入水平方面逐漸縮小差距，從而推動“人”的融合?！百Y本”的融合在城鄉融合發展中的貢獻率最低，這主要因為過往投資者傾向把更多的資本投向城市，但隨著農業技術提高，國家對“三農”的重視，農村市場資本也會不斷的擴大。

我國東中西部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變化趨勢如圖3所示。從區域發展來看，城鄉融合發展水平自東向西呈現下降的趨勢。經濟發達地區的城鄉融合發展水平明顯較高。經濟較落后城市由于基礎設施不完善，教育、醫療投資等方面也存在較大差異，導致城鄉融合發展水平也較低。從時間趨勢來看，我國東部地區城鄉融合發展水平最高，東部地區發展指數的增速是西部和中部地區的兩倍。東部和西中部的城鄉融合發展出現明顯的分離。這可能是因為，與中西部相比，東部地區城市化進程早，經濟比較發達，城鄉在要素流動中實現自由平等交換，發展要素需求回報趨同，形成新型的城鄉全面融合、互補的關系。

五、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影響結果分析

為了檢驗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發展的影響，考慮模型的內生性，本文采用GMM方法進行估計，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表中報告了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發展以及人、地、資本的融合四個方面的線性估計。

模型（1）（3）（4）中被解釋變量分別為城鄉融合發展、“地”的融合以及“資本”的融合，核心解釋變量數字經濟發展指數（digital）都為顯著性的正影響效應，這表明數字經濟的發展通過影響“地”的融合和“資本”的融合來促進城鄉融合水平的發展。在地方面，數字經濟通過建立高質量的市場體系，促進農村建設用地市場化率提高，提升了農村土地的利用價值。在資本方面，很多企業不愿意向農村投資的現象隨著信息技術的開放性、農村投資的可回報率明顯上升、可控性增強而得到緩解。

模型（2）的被解釋變量為“人”的融合，結果表明數字經濟對“人”的融合呈現不顯著的負影響。在人融合方面，研究時段內數字經濟通過數字技術的迅速發展，增加了城鄉各方面的聯系渠道，使城鄉要素流動更加頻繁。但與城鎮相比，農村個體在獲取和使用信息的能力在現階段還存在較大差距。隨著數字鴻溝不斷擴大，導致數字經濟對人的融合呈現負影響效應。雖然本文實證結果的顯著性不高，但“人”的融合必然是以后數字經濟發展和城鄉融合發展中需要高度重視的問題?？傮w來講，在新時代經濟發展形勢下，以數字經濟創新農村新形態來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成為必然選擇。

從控制變量來看，城市偏向的收入分配體制（system）與城鄉融合發展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表明城市偏向的收入分配體制的改善會顯著提高城鄉融合發展水平;城鎮化（urban）對城鄉融合發展在顯著水平上呈現正效應，城鎮化促進農村發展，在發展過程中充分發揮“三農”的特點，減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融合;農業現代化水平（modern）與城鄉融合也呈正向顯著，說明高質量的農業現代化對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具有重要作用;而非農產業（non-agriculture）則與城鄉融合發展存在負相關關系，非農產業對“地”的融合也存在顯著性的負相關影響，這表明非農產業是通過影響“地”融合來影響城鄉融合發展。非農產業的發展重心在城鎮，二三產業占比越大非農產業發展越好，更多的農民選擇進城務工，勞動力生產要素限制了農業用地的發展，與城鎮建設用地相比較，農業建設用地的商用價值也相對較小，加劇了城鄉土地價值的差距導致城鄉“地”的不融合。

數字經濟和城鄉融合發展水平在區域分布上都存在明顯差異，那么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發展的作用是否也存在區域上的差異性，對此進行進一步討論。表5是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發展在不同區域的回歸分析，從表中可以看出數字經濟對東中西地區城鄉融合發展都存在顯著的正效應。數字經濟對中部地區城鄉融合發展影響最大，而對東部地區的影響最小。對于中部地區而言，其城鄉融合水平還處于較低水平，得益于東部地區輻射帶動，所以數字經濟對其城鄉融合發展影響更明顯。我國東部地區數字經濟起步較早、發展水平較高，城鄉間的差異在三個區域中也是最小的，城鄉融合發展到一定水平后，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發展的影響就不會太明顯，因此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發展的影響也最小。相對于東中地區，西部地區的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發展存在顯著影響，主要是因為西部地區城鄉融合發展較為落后，城鎮化發展緩慢，城鄉還存在較為明顯的二元結構，城鄉間要素流動性不強，農村地區發展不充分，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不高，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但與中部地區相比，其數字經濟的優勢尚未得到充分釋放。

六、結論與政策含義

本文基于中國2011—2019年的省級面板數據，在構建城鄉融合發展水平指數與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水平指數的基礎上，運用GMM估計驗證了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發展的影響及其內在機制。研究表明，數字經濟與城鄉融合發展緊密相關，數字經濟成為促進現代社會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因素。具體結論如下：第一，數字經濟顯著提升了農村經濟發展質量，但數字經濟的積極效應在區域間存在顯著差異。第二，實證結果中發現數字經濟對“地”、“資本”的融合顯著為正，所以數字經濟應重點發展城鄉地和資本的融合，以此來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第三，數字經濟在城鄉融合發展過程中的區域輻射效應得到了實證支持，表明數字經濟有助于城鄉融合發展形成地區間協調發展的經濟格局。

基于上述結論，本文政策含義如下：首先，加大對5G、大數據的投資力度，以此來推進數字經濟的建設，進一步鞏固信息技術的紅利優勢。其次，數字經濟對西部地區產生的效應還有待提升，所以不同地區要實施差異化的數字經濟戰略。再者，基于數字經濟對城鄉“地”和“資本”的融合影響效應，可以通過政府建設數字政務制定相關政策等手段，促進城鄉“地”的融合發展和農村資本的投入，為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發揮重要作用。最后，增加對農村資金、技術、人才的投資，減少城鄉間要素配置差異，增加各地區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充分發揮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發展的積極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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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韻婷）

Research on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Digital Economy

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WU Xiao-xia，XIE Hui-qiang

（School of Economics，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 550025）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China from 2011 to 2019，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people， land and capita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as a whole ha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chanism， the digital econom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by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rural "land" and "capit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heterogeneity，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central， Western and eastern regions decreases in turn.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to enable the high-quality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Key words：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Digital Economy;Panel 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