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青少年公共道德行為發展現狀及影響因素探析
——基于77,367個青少年的實證調查

張峰峰

(南京師范大學 道德教育研究所，江蘇 南京 210097)

一、研究緣由

公德與私德作為人在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需要遵循的倫理規范，成為人際關系的調節劑。通常來說，當人在私人領域中時，血緣造就的親情關系會不由自主地幫助人緩解利益沖突。但當人在公共領域中時，由社會互動建立的一般人際關系則會在面對利益沖突時遭到強有力的挑戰。公共道德強調的是道德主體需要超越個別化的“我”并成為一個普遍性的“人”，使個人與“他者”平等共處、相互尊重。尤其是當下這個時代，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公共領域逐漸成為人的主要生活場域，并呈現出日?；?、復雜化的態勢。對于青少年來說，道德自覺性、敏感性較低，多數時候需要依靠他律來實現個人道德的發展，并以此作為一種善的力量促使青少年更好地由私人領域向公共領域過渡。公共道德行為作為公共道德觀念、情感、理性的外在綜合體現，直接反映了青少年公共道德的發展狀況。

目前關于青少年公共道德行為發展現狀的調查研究主要集中在2000—2013年間。調查結果顯示，青少年社會公德整體呈現積極向上的良好狀態，但其發展呈現出偏離與吸納的亞穩定狀態，“知行不一”的局面短期內無法消失。同時，青少年道德行為隨著私人領域向公共領域的延伸而趨弱[1]，且存在明顯的年齡差異、性別差異及區域差異，生活在經濟發達地區的低年段女性青少年的公共道德行為表現得更好[2-3]。然而，道德行為不是既定的，是隨著時間的延展及青少年道德生活經歷的累積而不斷生成和發展的[4]。受價值多元化、經濟全球化的影響，新時代青少年的公共道德行為發展現狀如何，呈現出怎樣的特征，是否存在其他層面的差異，影響青少年公共道德行為發展的因素有哪些？對于以上問題的探究將有助于德育工作者更有針對性地開展青少年道德教育，也有利于青少年公共道德觀念的形成、公共道德情感的激發以及公共道德行為習慣的養成。

二、研究說明

本研究采用了孫彩平教授團隊編纂的《中國青少年道德發展狀況問卷(9—18歲)》。該問卷的信效度較高，具體指標數據為KMO=0.878,Bartlett<0.001,每道題的因子載荷均大于0.4,擬合指數CFI=0.958>0.9,TLI=0.944>0.9,CMIN/DF=4.488<5,RMSEA=0.048<0.06，問卷的總信度及各個維度信度均大于0.7。該問卷將“守規則行為”“制止欺負行為”作為青少年公共道德行為的調查內容，并設計了生理(年齡、性別)、心理(生活滿意度、最了解和關心自己的人)、家庭(生活方式、父母受教育程度)、教育(學段、學業)、空間(城鄉、區域)共計12個自然變量。本次調查樣本總量涵蓋遼寧、河南等7大省份、21個區(縣)、189所學校，對象為9—18歲的青少年。共收集到77,367個有效樣本，其中男性約占51.3%，女性約占48.7%；小學生約占45.5%，初中生約占36.9%，高中生約占17.6%；漢族約占87.0%，少數民族約占13.0%；城市樣本約占59.3%，鄉村樣本約占40.7%。根據研究問題，該研究利用SPSS19.0統計軟件工具對相關數據進行相關性分析，對具有顯著性相關的變量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或單因素方差分析，針對方差不齊的差異分析，則使用Welch檢驗、塔姆黑尼多重檢驗?？紤]到大樣本量對差異檢驗結果的影響，該研究針對具有顯著性差異的變量，再輔以效應量做進一步的差異說明(效應量可以規避大樣本量引起的顯著性差異)，以p值、d值作為變量之間差異的顯著性指標，只有當p<0.05且d>0.2時，變量之間才具備統計學意義的差異，相關數據均值大小才可以進行比較。

三、調查結果

(一)發展現狀：青少年公共道德行為發展面臨困境，守規則行為水平有待提升

人們總是期待著道德可以朝著更高水平發展，然而調查結果顯示，青少年公共道德行為的發展正面臨著困境。一方面，七大省份的青少年的守規則行為水平不僅均低于青少年道德行為的整體性水平(M=2.57/3)，且七大省份青少年的守規則行為水平均排在五種調查行為中最末的位置。另外，七大省份中除寧夏、湖北以外的五大省份的青少年的制止欺負行為水平均低于青少年道德行為的整體性水平(M=2.57/3)(見圖1)。另一方面，青少年守規則行為與制止欺負行為水平均會隨著青少年年齡的增長出現較為明顯的下降趨勢。處于小學高年級階段(9—12歲)的青少年的公共道德行為表現明顯優于處于中學階段的青少年(13—18歲)，尤其是處于高中階段的青少年的公共道德行為發展面臨著更大的困難與挑戰(見圖2)。除此之外，調查結果還顯示，青少年公共道德行為整體性水平在2016—2019年兩次調查中并未表現出具有統計學意義的差異(M2019=2.44、M2016=2.31、t=37.350、p<0.001、d<0.2)，即青少年的公共道德行為水平在三年的時間里并未取得實質性發展。

圖1 2019年青少年公共道德行為在不同省份的均值圖

圖2 2019年青少年公共道德行為水平在“年齡”層面的變化趨勢圖

(二)發展差異：青少年公共道德行為發展在生理、家庭以及空間層面不存在統計學意義差異，但在心理、教育層面存在統計學意義差異

1.心理層面發展差異：對生活滿意、有人關心、有人了解的青少年，公共道德行為表現得更好。調查結果顯示，青少年公共道德行為與心理層面的“生活滿意度”(r=0.157、p<0.001)、“最關心我的人”(r=0.015、p<0.001)、“最了解我的人”(r=0.008、p<0.001)三個變量之間存在顯著性相關關系，且“生活滿意度”與青少年公共道德行為的相關性最大。在“生活滿意度”方面，差異檢驗結果顯示，青少年公共道德行為在“生活滿意度”方面表現出具有統計學意義的差異(p<0.05、d>0.2)。從均值大小比較可以了解到，對生活狀態越滿意的青少年，公共道德行為表現得越好(見表1)。在“關心我的人”及“了解我的人”方面，差異檢驗結果顯示，“有人關心”的青少年與“無人關心”的青少年之間、“有人了解”的青少年與“無人了解”的青少年之間均表現出具有統計學意義的差異(p<0.05、d>0.2)。但不同群體對青少年表示關心或表示了解并不會造成青少年公共道德行為的表現差異(p<0.05、d<0.2)。均值大小比較顯示，有人關心、有人了解的青少年的公共道德行為表現優于無人關心、無人了解的青少年(見表2)。

表1 青少年公共道德行為在“生活滿意度”方面的差異分析及效應量

表2 青少年公共道德行為在“最關心我的人”“最了解我的人”方面的差異分析及效應量

2.教育層面發展差異：處于小學高年級階段且學業表現優異的青少年的公共道德行為表現得更好。調查結果顯示，青少年公共道德行為與教育層面的“年段”(r=0.085、p<0.001)、“學業表現”(r=0.084、p<0.001)兩個變量之間存在顯著性相關關系，且“年段”與青少年的公共道德行為的相關性最大。在“年段”方面，差異檢驗結果顯示，小學生和高中生之間表現出統計學意義差異(p<0.05、d>0.2)，但小學生與初中生、初中生與高中生之間未表現出統計學意義差異(p<0.05、d<0.2)。均值大小比較顯示，小學生公共道德行為表現(M=2.4724/3)優于高中生(M=2.3416/3)。在“學業表現”方面，差異檢驗結果顯示，“學業表現較好”與“學業成績表現稍差”(p<0.05、d>0.2)、“學業成績表現中等”與“學業成績表現稍差”(p<0.05、0.4>d>0.2)的青少年之間表現出了統計學意義差異，但“學業成績表現中等”與“學業成績表現較好”的青少年之間未表現出統計學差異(p<0.05、d<0.2)。均值大小比較顯示，“學業成績表現較好”及“學業成績表現中等”的青少年的公共道德行為表現(M1=2.4803/3、M2=2.4432/3)好于“學業成績表現稍差”的青少年(M3=2.3025/3)(見表3)。

表3 中小學生公共道德行為在“教育變量”方面的差異分析及效應量

(三)發展影響因素：道德情感是影響青少年公共道德行為發展的內在結構性因素，其中集體責任感、關愛情感對其影響較大

為了探究影響青少年公共道德行為發展的內在結構性因素有哪些，筆者以“青少年公共道德行為”作為因變量，以“道德情感”作為自變量，對相關數據進行多元逐步回歸分析?；貧w分析結果顯示，調整R2=0.243>0.2、p<0.001，回歸模型的各變量的顯著性均小于0.05，且各變量共線性檢驗結果VIF值均小于2，即該回歸模型具有統計學意義。換言之，青少年的道德情感會影響其公共道德行為的發展，其線性回歸方程式可以表示為：Y公德行為=0.159X集體責任感+0.145X同情感+0.088X自尊感+0.079X愛國情感+0.045X羞恥感+0.638。該線性回歸方程顯示，青少年的五種道德情感均會對其公共道德行為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其中,“集體責任感”“同情感”對青少年公共道德行為水平發展的影響較大，但“羞恥感”對青少年公共道德行為水平發展的影響較微弱(見表4)。

表4 回歸模型擬合系數

四、討 論

(一)青少年公共道德行為發展困境的原因

青少年公共道德行為發展面臨困境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青少年的公共道德觀念較為混亂。公德的實質就是公德觀念調控下的一種社會規范行為[5]。然而在由南京師范大學孫彩平教授團隊開展的2019年青少年道德發展狀況的調查(下稱調查)中發現，傳統的義理觀念與西方的公共精神均未能占據中國青少年的價值高地，青少年在公共道德觀念上的表現與傳統美德、個人修養存在較大的結構性差異。孝(55.6%)成為傳統美德的主流，勤奮(41.9%)成為個人修養的主流，而公共道德則沒有形成主流價值，廉潔奉公、公正、按規則辦事三個選項的人數比均在25%—30%，不分伯仲。青少年缺少穩定的公共道德價值追求導致其公共道德行為發展面臨困境。學者鄒秀春[6]、洪明[7]、林瓊斌[8]、張大勇[9]的研究結果均指出，青少年公共道德行為弱化的原因在于其公共道德意識淡薄、公共道德觀念混亂等問題。另一方面，青少年功利性的價值判斷理念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凸顯。在調查中發現，青少年在面對“規則—生命”層面的道德沖突時，主要以被沖突的生命與執行者之間關系的親疏為前提做出道德選擇，而且青少年忽視規則本身的價值但在意行為結果對自己是否有利的價值判斷理念，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凸顯。如選擇“偷糧食可以救家人的命”的青少年的比例在小學、初中、高中階段分別是35.0%、37.7%、49.1%，而選擇“無論如何都不應該偷糧食”的青少年的比例在小學、初中、高中階段分別是12.4%、6.9%、4.2%。學者孫彩平在2018年的研究也指出，中學階段是青少年從道德觀念到道德行為發生內在變化的時期，青少年的道德發展出現了關注自我和個體功利的價值理性凸顯的狀況，青少年對他人的關懷、集體責任感出現削弱，明哲保身行為則呈現出增長趨勢[10]。

(二)心理、教育因素與行為

前文調查結果顯示，青少年公共道德行為在心理及教育特征層面表現出顯著性差異，對生活滿意、有人關心、有人了解且學業表現優異的小學高年級階段青少年的公共道德行為表現得更好。這也論證了道德問題有心理的根源，但又不能完全歸結為心理問題。對于青少年而言，提高學業成績是其校園生活的主旋律，學業成績優秀的青少年通常更容易受到老師的表揚，也更加受到同學們的歡迎。優異的學業表現成為青少年積累信心的重要途徑和方式，使其可以更加積極地面對道德成長中的困難與挑戰[11]，因此青少年公共道德行為發展在不同“學業表現”的青少年中存在差異。還有研究指出，青少年對生活越滿意，其幸福感越強，而幸福感對青少年的學業成績有顯著的積極影響和正向預測效應[12]。與此同時，中小學生更注重情感需求。他人的關心及理解可以提升其學習適應力，為學業發展提供良好的基礎[13]。因此，對生活滿意、有人關心、有人了解的青少年，學業表現將更加突出。優異的學業表現會使青少年積累更多的信心，更愿意在公共領域起到榜樣示范作用，其公共道德行為也就表現得更好。

(三)情感因素與行為

現實生活中，我們常常會有“本不該這么做，但卻做了”的情況發生，這是因為情感是人類行為發生的原動力[14]，道德情感是道德認識轉化為道德行為的中介和橋梁[15]。前文的調查結果也顯示，道德情感影響著青少年公共道德行為發展，尤其是集體責任感、同情感對青少年公共道德行為發展的影響較大，然后依次是自尊感、愛國情感及羞恥感。一方面，集體責任感指的是一種自覺主動地為了集體做好分內分外一切有益事情的精神狀態，尤其強調個人為了集體利益而規范自己的行為，當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存在沖突時，要以集體利益為重。而同情他人的傾向作為人性中最為顯著的品質，使自我與他人可以通達彼此的痛癢，或多或少地使他人的痛癢轉變成自己的痛癢，在某種意義上分擔他者的痛癢[16]。實際上，集體責任感與同情感可以促使自我與他人的感受發生某種程度的通連和轉化，使人與人之間更容易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扶持。因此，集體責任感與同情感對青少年公共道德行為發展的影響較大。另一方面，“恥”作為儒家“八德”之一，在社會倫理秩序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羞恥感作為人的“良知動蕩”，不僅對不道德行為具有否定的譴責性作用，又對道德人格的完善、自我價值的實現具有肯定的解放性的建構作用，即“知恥而后勇”[17]。對于青少年而言，羞恥感要求青少年在否定中達到自我肯定，然而，青少年暫時還無法真正理解其內涵。若青少年處理得當，羞恥感會轉化為自尊感成為青少年道德成長的助力，若處理不當，羞恥感則會引起青少年的怨恨、憤怒甚至拒斥，因此“羞恥感”雖然會對青少年的公共道德行為發展產生影響，但這種影響是較微弱的。

(四)研究局限

雖然該研究是基于7個省、21個區(縣)、189所學校的77,367個9—18歲青少年的有效樣本開展的調查，但仍存在三個方面的局限。一是從數據來源來看，樣本數據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無法在各個維度上與我國青少年人口學的實際情況完全一致。二是從研究方法來看，大樣本的問卷調查可以提供不同群體間的整體差異與變化，也可以描述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及差異，對了解新時代中國青少年道德發展的整體特征及發展趨勢有著其他方法不能媲美的優勢，但無法揭示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三是從調查結果的一致性來看，該項研究使用的是2019年青少年道德發展數據，調查結果與之前2016年及之后的調查結果是否具有一致性，也有待進一步考證。

五、展望與建議

一方面，關于青少年公共道德行為的研究要注意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注意抽取樣本的人口學特征要盡量與全國青少年人口學特征保持一致。二是盡量采取多種研究方法相結合的形式，尤其是對相關因素影響青少年公共道德行為發展內在機制的探究仍然需要加強。三是注意跟蹤或連續數據的搜集。道德本身就具有發展性，更會受到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因此數據具有連續性、完整性會更加有利于準確地反映青少年道德發展的規律。

另一方面，關于青少年公共道德行為的培育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第一，注重青少年大格局人格的培養。新時代的德育目標應該是協助道德主體養成大視野、大愛、大德、大情懷的大格局人格。青少年大格局的培育就是為了使青少年擁有不斷走向更廣闊天下的志向與胸懷[18]，使青少年認識到集體價值高于個人價值。當恪守公共道德的價值在青少年的生活世界里顯現，青少年也便有了追求公共道德發展的動力。第二，德育工作者可以積極踐行“心理—道德”教育理念。前文調查結果顯示，青少年的心理、教育特征均會對青少年公共道德行為的發展產生影響?，F實生活中，人的許多道德品質(如責任感、關心)的確也是心理品質，德育工作者積極踐行“心理—道德”教育理念意味著將育心育德融為一體。一旦心理教育融入了道德教育，青少年心理的發展、其他各項素質的發展都有了合乎道德的內在動力和導向。一旦道德教育融入了心理教育，則可以為青少年德性的形成和發展提供優良的心理基礎，也促使德育采用多種多樣、生動活潑的教育形式[19]。第三，德育工作者可以加強與青少年的情感投入與交流。積極的道德情感是青少年公共道德行為發展的內生動力。德育工作者只有將情感融入德育的全過程，青少年才會在德育工作者的榜樣示范、愛心傳遞中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并在日常生活中積極進行道德踐履，才可能真正地將公共道德內化于心、外化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