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兩次文藝座談會文本的比較研究與時代價值

姚星 林鷺航

摘 要：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文章通過分析和比較這兩篇文藝講話的文本內容，探尋兩者之間的共通性，如堅守人民立場和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原則；同時，習近平文藝觀在繼承毛澤東文藝觀的基礎上，實現了創新性發展，主要體現在：擴大了人民內涵和外延、指明了現階段文藝工作者中心任務以及突顯了新時代文藝工作的張力和彈性。目前，我國文藝發展面臨著新的問題和挑戰，重溫兩篇文藝講話，能給文藝工作者帶來了新的價值和思考。

關鍵詞：習近平；毛澤東；文藝座談會；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

中圖分類號：J02 文獻標識碼：A

中共歷史上有兩次重要的文藝座談會，一次是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文藝座談會，一次是習近平在2014年召開的文藝座談會。毛澤東和習近平分別在革命、建設和改革時期對文藝事業發展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前者鼓勵文藝工作者對工農兵干部開展普及和提高工作，以人民喜聞樂見的語言和形式創作優秀作品；后者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即將進入新時代時，引導文藝工作者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培根鑄魂，創造具有時代性和民族性的文藝精品。當下，中國面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80年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以下簡稱“毛澤東文藝講話”）和8年前習近平在文藝座談會的講話（以下簡稱“習近平文藝講話”）對今天中國文藝事業的發展仍具時代意義，兩者正確定位了文藝事業的發展趨勢，準確把握了文藝事業的發展規律。本文將比較和分析兩次文藝座談會的文本內容，展現兩次文藝座談會核心觀點之間的共通之處，同時，挖掘習近平文藝觀的創新之處。

一、賡續發展：習近平文藝觀與毛澤東文藝觀的共通之處

兩次文藝座談會雖然召開的時間和召開的目的截然不同，但二者關注的主體和堅持的立場，是一脈相承的，具有共通之處。

（一）文藝創作的主體：人民

毛澤東在探討文藝工作者該如何創作優秀作品這一問題之前，首先討論了文藝工作的服務對象，他指出：“在我們，文藝不是為上述種種人，而是為人民的?！笔裁词菫槿嗣竦?？毛澤東文藝講話從人民的敵對概念中，剖析黨的文藝工作者“為人民”的創作導向。講話指出，黨的文藝不是“主張資產階級的文藝”，也不是“漢奸文藝”，而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其次，毛澤東講話對 “人民大眾”的外延作出概括，涵蓋數量和質量兩方面的內容。在數量上，“人民大眾”組成全國的絕大多數，囊括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在質量上，人民大眾組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力量、同盟軍、主力和同盟者，他們分別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1]855。關于對文藝服務誰的回答，毛澤東文藝講話將人民置于文藝創作的核心地位，讓文藝創作者成為人民大眾的“代言人”[1]864，這在文藝發展史上是極其罕見的。在階級社會，群眾與愚民同義，文藝作品通常以統治階級為主體，而非人民大眾。

習近平文藝講話繼承和發展了文藝創作的人民主體性觀點，指出“文藝事業是黨和人民的重要事業”[2]1。在毛澤東文藝講話中，文藝創作者與人民不僅具備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而且二者還是教育與被教育的關系。一方面，文藝創造者要“到群眾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1]861人民群眾的生活方式，從人民大眾中汲取創作的原料和靈感；另一方面，文藝作品要起到“普及”和“提高” [1]859工農兵，使他們成為助推 “歷史前進” [1]861的主體力量。在當時延安整風的語境下，毛澤東文藝講話的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主要是針對黨內存在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問題，通過文藝作品的熏陶，喚醒或培養工農兵干部的黨性意識。

習近平文藝講話將文藝創作者和人民二者的關系轉化為需要與被需要，構建了一種良性互動模式，讓二者的關系更加貼近，“上升到社會主義文藝本質的高度”[3]，彰顯了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文關懷。從人民的視角來看，在快節奏的市場經濟下，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相較于革命年代愈加強烈，因而“需要文藝”[2]14來豐富和滋養精神世界。而對于文藝工作者而言，他們同樣 “需要人民” [2]15 。一份文藝精品的誕生，不僅需要文藝工作者極高的審美，也需要從人民大眾的生活中汲取養料。同時，人民群眾又“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2]14，雙方處于一種相互依存的態勢。

（二）文藝創作的方法論：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

我們在分析和比較毛澤東文藝講話和習近平文藝講話時，需要有一個共同的認知前提：二者都同屬于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因而，探尋二者講話文本的關聯性和耦合性，要先把它們視作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

第一，毛澤東文藝講話和習近平文藝講話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實事求是的精神貫穿始終。在抗日戰爭時期，延安吸引了許多來自“亭子間”[1]876的知識分子，但這些知識分子在文藝創作中容易忽視人民群眾在社會歷史創造中的主體地位，將他們視為愚昧且麻木的對象。毛澤東文藝講話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切革命者都應該學習的科學，文藝工作者不能是例外”[1]852，呼吁來自“亭子間”的知識分子改造頭腦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學會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立場和方法。其次，毛澤東文藝講話還批評了“抽象的”[1]853馬克思主義者和“教條的”[1]854馬克思主義者?！俺橄蟆敝傅氖俏乃嚬ぷ髡咴趧撟髯髌返倪^程中，呼吁超階級的愛與自由，空談抽象和不切實際的情感，追求人性中無法實現的完美，嚴重與人民大眾和實際斗爭不相符合?！敖虠l”則指的是那些“在文學藝術作品中寫哲學講義”[1]874的文藝工作者，這與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思想相悖。毛澤東文藝講話旨在重構知識分子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觀，指出文藝工作者第一位的工作是“了解人熟悉人”[1]850，因而要深入工農兵群眾和實際斗爭，其次才是進行加工和創作。在創作過程中，文藝工作者要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并非單純堆砌哲學理論。

習近平文藝講話反復強調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對全國文藝工作者的指導作用，延續了實事求是的精神內核，指出“只有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真正做到了以人民為中心，文藝才能發揮最大正能量”[2]13。習近平文藝講話繼承了毛澤東文藝講話中人民大眾和實際斗爭是文藝工作者創作來源的觀點，指出“關在象牙塔里不會有持久的文藝靈感和創作激情”[2]12，文藝工作者的靈感和激情與人民的需要、社會的需要和國家的需要密不可分，一份好的文藝作品要反映時代和人民的需求。文藝創作的過程應該是一種主觀見之于客觀的活動，是文藝工作者頭腦中對客觀存在的正確反映。因此，文藝工作者“不能以自己的個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2]17，要通過深入社會生活和人民群眾獲得，而不能間接獲取。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要求馬克思主義的文藝工作者秉持實事求是的態度，一是在“藝術質量和水平上”要做到求實求真，二是要敢于“說真話、講道理”[2]30，最后，習近平文藝講話發展和完善了文藝作品的檢驗標準，從“人民”“專家”和“市場”[3]20三重維度建構了一套作品評價標準，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文藝評價特色。

第二，毛澤東文藝講話和習近平文藝講話彰顯馬克思主義哲學底蘊，將唯物辯證法精神融入文藝觀之中，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關于文藝是社會存在的反映、文藝真實性和傾向性反映的對立統一、文藝形象一般性和典型性、文藝的現象與本質等重要論述。首先，毛澤東文藝講話闡述了政治和文藝二者的辯證統一關系，“文藝是從屬于政治，但又反轉來給予偉大的影響于政治”[1]866。其次，論證了內容和形式的辯證統一關系，一方面，延安時期的文藝內容要反映工農兵的實際斗爭，突顯抗日團結的主題；另一方面，文藝的表現形式應呈現多種多樣的態勢，可以“暴露”侵略者、剝削者和壓迫者，也可以“歌頌”人民大眾，對人民大眾的缺點進行“內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1]872。再次，揭示了動機和效果的辯證統一關系，毛澤東文藝講話指出，“真正的好心，必須顧及效果”。毛澤東文藝講話的“好心”，在當時語境的解釋下，應為“公心”，即為人民大眾的心。但在延安整風運動期間，一些小資產階級的文藝工作者在進行文藝創作時并沒有出于好心，而是出于私心。最后，毛澤東文藝講話還闡釋了文藝的繼承借鑒和創新創造以及藝術美和現實美等矛盾的辯證統一關系。然而，不管毛澤東文藝講話中的文藝思想怎么變化，實質上都是在試圖揭示文藝現象與本質的規律。

21世紀的文藝界出現了新的問題和挑戰，如文藝工作者過分重視文藝作品的經濟效益而忽視了社會效益、執著追求文藝走向國際舞臺而缺乏對本土優秀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繼承與弘揚等等問題，習近平文藝講話闡述了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內容和形式、文藝的繼承和創新、觀念和手段、黨性和人民性、現實主義創作手法和文藝創作多樣性、文藝的民族性與世界性等辯證關系，為如何解決文藝界產生的新問題提供了新的發展思路和新的前進方向。如在處理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辯證關系時，習近平文藝講話指出：“優秀的文藝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藝術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場上受到歡迎?！盵2]20習近平文藝講話沒有排斥文藝的經濟屬性，而是鼓勵文藝生產者在市場上追求自身價值和經濟回報。但對文藝作品的衡量不能僅憑經濟效益這一個標準，又指出：“應該是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經濟效益是第二位的?！盵2]20

二、與時俱進：習近平文藝觀對毛澤東文藝觀的創新性發展

兩篇文藝座談會的講話都堅持了人民主體地位和馬克思主義的立場，無論是對抗日戰爭時期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文藝工作，都發揮了指導作用，塑造了文藝工作者的新面貌。深入比較和分析兩篇文藝思想著作，既能感受到二者之間的繼承性和共通性，又能體會到習近平文藝講話的時代感和現實感。

（一）“人民”的內涵和外延的擴大

從兩篇文藝講話中，我們可以看出，對服務對象的研判是黨和文藝工作的首要問題。而且，黨和文藝工作者的服務對象具有時間和場域的限制。在抗日戰爭即將進入反攻時期的革命根據地，毛澤東文藝講話強調文藝的服務對象是人民大眾。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歷史語境中，人民大眾則特指“工農兵以及革命的干部”[1]850。這與當時延安文藝界所呈現的突出問題相關，即文藝工作者與根據地的工農兵難以融合。因此，毛澤東文藝講話提出文藝是為人民大眾服務，也就是為工農兵服務，解決了文藝服務對象的問題，但局限了人民大眾的內涵。習近平文藝講話賡續了毛澤東文藝講話中文藝是為人民大眾等論述，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2]13。雖然在字面意思上，文藝工作者的服務對象仍是人民群眾，但從“人民”的內涵來看，實際上是發生了變化，人民不再僅限于根據地的工農兵及其干部，應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2]6，具體而言則是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全體人民。

再者，“人民”的外延在習近平文藝講話的論述中也發生了變化。[4]在論述文藝創作的源泉時，毛澤東文藝講話指出：“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的原料?！盵1]863這是什么意思呢？人民生活是文藝創作的源泉，因此，毛澤東在講話中號召文藝工作者學習人民的“語言”[1]8，了解人民的生活。那么，人民生活以外的其他東西，是否還是文藝創作的原料呢？習近平文藝講話對這一問題作出了一個創新性的判斷，即“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2]13，用“人民”代替了“人民生活”。本質上，文藝創作的源泉還是“人民”，但是“人民”的外延發生了變化。一方面，“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要求文藝的內容要來源于人民生活，追求文藝的真實性。那么，文藝工作者不僅需要“虛心向人民學習、向生活學習”[1]17，真實反映人民的現實狀況，敢于揭露生活的美好和丑陋。另外，在轉換的過程中，文藝工作還需要保持客觀，絕不夸大或抹黑人民生活。另一方面，“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還要求文藝創作要滿足人民的現實需求?，F實需求與人民生活存在一定差異，需求是潛在的、可能的現實，人民生活是實現的現實。符合歷史發展潮流的人民需求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將可能轉化為現實的人民生活。文藝創作者要善于把握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創造出既符合現實又能滿足人民需求的文藝作品。由此可見，習近平文藝講話進一步強調了文藝的人民性。

（二）文藝工作者根本任務的轉變

文藝作品不僅能展現文藝工作者的社會經歷、審美標準和價值標準，還能反映“一定時代的社會生活”[1]860。毛澤東文藝講話誕生于1942年的延安整風運動時期，此時抗日戰爭正處在即將進入戰略反攻的關鍵時期。此時，來自全國各地的文藝工作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思想作風問題，未能準確定位文藝作品的立場問題，混淆歌頌和暴露的對象，嚴重脫離人民大眾的實際斗爭，常常以“陽春白雪”[1]865自居。因此，毛澤東文藝講話的主要目的是肅清黨內和延安根據地文藝創作者的思想作風問題，鞏固“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1]847。因此，毛澤東文藝講話對文藝工作者制定的迫切任務則是“教育”[1]850工農兵干部，使他們能夠“沿著無產階級前進的方向去提高”[1]860。

然而，由于所處的具體時代發生變化，文藝的中心任務也有所變化。[5]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驅動著人們追求利益、滿足私欲，出現了一些重“量”不重“質”、歪曲價值、缺乏內涵的作品。針對這些現象，習近平文藝講話先分析了文藝與中國夢二者的關系，“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中華文化繁榮興盛”[2]2，強調了文藝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文化建設的作用。其次，闡明了文藝工作者在新時代的中心任務，不是做市場的奴隸，而是創作出契合時代發展要求和人民需求的藝術作品。[2]7同時，習近平文藝講話對文藝創作提出了比毛澤東所處時代更高的要求，呼吁文藝創作者追求真善美，在經濟和心靈之間尋求平衡，創作出“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2]10的文藝精品。

（三）文藝工作的張力和彈性

文藝的政治屬性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的一個特殊屬性，這與其他文藝理論有著顯著區別。在毛澤東文藝講話中，毛澤東論述了政治與文藝的辯證統一關系，“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于一定的階級，屬于一定的政治路線的”[1]865。文藝作為從屬于社會存在的社會意識，不能脫離社會實踐單獨發揮作用。在毛澤東發表延安文藝講話時，正值抗日戰爭時期，革命是時代的主題。因而，當時的文藝首先要服務于革命的事業，毛澤東文藝講話正是出于這一點的考量，作出“文藝是從屬于政治”[1]866的歷史判斷。通過革命文藝對人民大眾開展普及和提高工作，鼓舞了人民革命熱情和自信心，推動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發展。

新時代，人民對文藝的需求呈現多層次和多樣化的態勢，單一強調文藝服從政治的工作方式顯然與時代發展和人民要求不相契合。習近平在講話中也強調“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精神” [2]22。在和平與發展的年代，文藝工作不能簡單套用“從屬于政治”這一說法。因此，習近平文藝講話論述了“政治立場和創作自由”[2]27二者之間的辯證關系，使得新時代的文藝工作相較于抗日戰爭時期的文藝工作，有了一定的張力和彈性。

第一，文藝工作的彈性和張力表現在文藝工作者要兼顧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辯證統一。文藝工作是一個主觀見之于客觀的實踐活動，其中，文藝創作者屬于主觀范疇，是文藝創作的主體，文藝市場則是影響作品效益和文藝工作的客觀范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潮流中，文藝工作可能會出現滿足文藝創作者經濟需求和人民心靈需求的矛盾和沖突。面對矛盾和沖突，文藝工作者既不能成為市場的奴隸，沾染“銅臭氣”[2]20，只回應自身的經濟需求，也不能完全只顧社會效益，而應尋求經濟和心靈之間的位置。在經濟與心靈之間的探尋，正彰顯了文藝工作的張力和彈性。

第二，文藝生產的彈性和張力還表現在中國共產黨對文藝工作的開放態度和文藝工作者對于文藝規律的把握。習近平在文藝講話中強調“加強和改進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2]27。中國共產黨的加強和改進工作主要體現在兩點：其一是“緊緊依靠廣大文藝工作者”[2]28，尊重文藝的主體性，提倡和諧、民主、積極健康的藝術氛圍，鼓勵體裁、題材、形式、手段的多樣性。其二，與革命年代相比，中國共產黨對文藝工作更具開放和包容性。正是因為如此，文藝工作者更應該掌握好原則，把握好文藝規律，為文藝工作開辟更為寬廣的活動場景。

三、兩篇文藝講話的時代價值

通過比較和分析兩篇文藝講話，既能發現毛澤東文藝觀與習近平文藝觀之間的繼承性，結合時代背景，又能觀察到習近平文藝觀的創新之處。在新時代，文藝依然對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彰顯文化自信有著重大作用。然而，目前我國文藝界也存在一些問題，“當前文藝最突出的問題是……浮躁”[2]9。針對這類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作了進一步分析，指出：“文藝工作者的自身修養不只是個人私事，文藝行風的好壞會影響整個文化領域乃至社會生活的生態?！盵6]15因而，今天重溫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及習近平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能給予文藝工作者幾點思考和啟示：

（一）堅守藝術理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

社會主義文藝本質上是人民的文藝，文藝的創作來源于人民生活，人民的需求激發文藝創作的熱情。當前文藝工作存在一些丑陋現象，如文藝創作過分追求美的外在形式而忽視內在的思想性，在題材、主題和內容方面存在雷同、跟風而缺乏實質的創新性，一些文藝工作者過于追求經濟價值而忽視職業道德和社會公德等等。針對這些問題，文藝工作者要堅定藝術理想，堅守文藝創作的基本道德和倫理，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精益求精的精神創造出無愧于時代和人民的文藝精品。其次，文藝工作者要在文藝作品中生動活潑地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部分與時代發展潮流相結合，實現社會主義文藝繁榮發展。

（二）講好中國故事，展示中國形象，積極構建中國文藝話語權

除了要加強文藝工作者的主體建設，文藝還有一個向外展示的工作。在經濟全球發展的潮流中，各國之間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交流越來越密切。文藝反映著一個國家的軟實力，那么，中國的文藝作品也代表著自身形象。因此，文藝工作者肩負著向世界人民講好中國故事、展示中國形象的任務。然而，有些文藝工作者刻意迎合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需求，抹黑歷史和英雄人物，發表丑化國民的言論，從而吸引他人眼球和滿足私欲。面對這類問題，文藝工作者不能忽視或弱化主流價值，要具備實現社會主義文藝繁榮的自覺性，勇于批評這類渙散人心、損害中國形象的文藝作品。在批評的同時，文藝工作者也要提升自身創作水平和能力，不能簡單套用西方文藝的話語，要用生動、易懂且具有美感的形式講好中國故事，積極構建中國文藝話語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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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萬書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