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唐代佛教瘞龕考古調查與初步研究

劉 勇

（桂林理工大學藝術學院）

我國石窟寺遺址眾多，分布廣泛，部分石窟寺遺址中有一些特殊的龕、窟，其功能是用于瘞葬佛教僧侶及信徒的尸身、骨殖，學界根據其體量將之分成大、小兩類。大者長、寬均在2米以上，進深數米，有的還分前、后室，設平臺安置逝者尸身，遺體或坐或臥，在其周圍飾以佛像，稱之為“瘞窟”，功能類似于崖墓，如敦煌石窟北區發現有此類瘞窟23座，等級高者如甘肅天水麥積山西魏廢后乙弗氏和河北響堂山北齊權臣高歡的瘞窟。小者長、寬和進深大都在1米以內，穴內無雕刻裝飾，外框刻畫塔、閣等圖形或無紋飾，稱之為“瘞龕”或“瘞穴”，用以放置收納骨殖或舍利的容器，目前數量最多的是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共發現此類瘞龕94座。

20世紀40年代，陳志良、羅香林等學者就已經注意到桂林西山的部分瘞龕。羅香林認為西山諸峰上開鑿的方形龕穴是放置燈盞的地方，起到照明的功用，“水崖山徑，不能不盛鑿燈龕，以照人行”。后來廣西學者也多沿用“燈龕”一名，如“1988年桂林文物工作隊復查摩崖造像，得知現存‘燈龕’30余處”。經重新調查，廣西桂林發現57座體積相對較小、用于存放骨殖的瘞龕，用以瘞藏尸體的瘞窟尚未發現。瘞龕基本呈現出“大聚集、小分散”的特點，主要集中在桂林市區內，在此大區域內又散布于幾個小區域，包括西山諸峰、騮馬山、金山、七星巖等地。

西山諸峰，位于桂林市西面，距市中心約1.5千米，是桂林著名風景區之一。這里“峰巒互張，云木交映”，自唐代以來一直是“一府勝游之所”。群峰之間，有唐人開鑿的摩崖造像113龕，造像計270尊。分布在該區的瘞龕共50座，占瘞龕總數的近90%，散布于西山群峰中的千山、觀音峰、龍頭峰、羅家山、隱山。

騮馬山，位于西山東北面約2千米處。山北麓有摩崖造像6龕23尊。該區瘞龕共4座，其中2座瘞龕就開鑿在造像之間，距地面高度1.5米。另外2龕則位于山南麓的峭壁上，距地面高度分別為5.5和6.2米。

金山，位于南郊森林公園內的龍泉嵅。周圍有3龕造像，共12尊。分布在該區域的瘞龕共2座。瘞龕與最近的造像相距2米左右，往下十數米即是唐代龍泉寺遺址。龍泉寺以南有一南北向古道，古道兩側的遺跡自唐代至明代皆有。

七星巖，現七星公園內天權峰的半山有兩個天然洞穴，分別命名為三圣上巖和三圣下巖，該區域唯一的瘞龕就位于三圣上巖內。七星巖周圍并無唐時造像，然而山下不遠，北面有唐代棲霞寺舊址，東南有唐代的城墻及壕溝等城外的防御設施。

本文試對桂林的57座瘞龕進行初步研究。

一、桂林瘞龕的分類

李文生、楊超杰將龍門石窟的瘞龕形制分為塔形穴、龕形穴、拱形穴、方形穴四類。值得注意的是，該文中將“龕形穴”定義為：“上部造一圓拱形龕，龕內造一鋪三尊像，佛像居中、二菩薩侍立兩側。龕下鑿一方形穴，穴內厝葬僧人骨灰?！睂嶋H上，將方形瘞龕與其上的造像龕綁定在一起的依據并不充分。已發現的瘞龕中，位于造像龕左右的瘞龕與位于造像龕之下的瘞龕同樣存在，其形制也基本屬于方形穴。上述四個類型在桂林地區佛教瘞龕中均有發現，其中塔形3座、拱形7座、方形（包括上龕下穴）47座。

基于上述分類方式不太容易反映出桂林古代佛教瘞龕的實際面貌，本文擬從骨殖存放的位置、瘞龕形制出發，對桂林地區瘞龕進行重新分類，參考其朝向，總結其開鑿的規律性，以加深對其形制發展演變的認識，為研究當地佛教埋葬習俗演變乃至地方佛教發展史提供新的研究視角。

1.分類

依據骨殖或舍利存放空間的開鑿方式，可將這57座瘞穴分為下藏類與內置類二類（表一）。

表一 桂林地區瘞龕分類統計表（單位：座）

（1）下藏類 3座。龕內底部向下開鑿出放置骨殖的橫長方形坑穴，坑穴口部留有橫置蓋板的卡槽。從外側平視看不到瘞穴，故稱該型為下藏類。根據瘞龕整體形制的不同，可分為A、B二型。

A型 塔形，僅1座（YK057）。高浮雕覆缽亭閣式塔，塔身開龕。塔分為塔基、塔身、塔檐、塔頂、塔剎五部分。塔檐兩角各有一圓形孔，用于安裝山花（無存）。塔身開尖拱形龕，龕內雕鑿兩尊坐像（殘），龕底向下鑿出上大下小的方形套穴，上層用于安置蓋板；其下套一個橫長方形小穴，用于放置裝有骨殖或舍利的容器（圖一）。

圖一 A型下藏類（YK057平、剖面圖）

B型 龕形，共2座。YK001呈縱長方形，尖拱楣。下部三面橫鑿一條卡槽，其下為一方形開口的小穴，口小底大略呈梯形。龕外壁有損毀，蓋板不存（圖三）。YK003形制與YK001相同，瘞穴口小底大略呈袋狀，龕外壁有殘損，封板不存（圖四）。

圖三 B型下藏類（YK001平、剖面圖）

圖四 B型下藏類（YK003平、剖面圖）

（2）內置類 54座。龕內空間外大內小，龕頂部呈弧形斜接龕底，外高內低，與兩壁及龕底之間轉角呈圓弧形，骨殖或容器直接放于龕底，故稱之為“內置類”。龕外緣四周大都斜鑿出“回”字形邊槽，部分開口只鑿1～3條邊槽，推測為安置封蓋板的卡榫。內置類瘞龕根據形制不同，可分為A、B、C、D四型。

A型 塔形，2座?？煞譃闃情w塔和亭閣塔二式。

AⅠ式 樓閣塔式龕，1座（YK056）。高浮雕六層樓閣形塔龕，塔基疊澀兩層。塔基之上的第一層正中開鑿瘞龕，龕頂為弧形頂。此層往上，每層的塔檐逐層縮小，每層塔檐疊澀三級，中間一級最寬。瘞龕以上，每層正面開圓拱形小龕（圖二）。

圖二 AⅠ式內置類（YK056平、剖面圖）

AⅡ式 亭閣塔式龕，1座（YK041）。龕外淺浮雕亭閣式塔形。塔可分為塔基、塔身、塔頂、塔剎四部分。塔頂為攢尖頂，塔剎為摩尼寶珠形，瘞穴開于塔身，龕頂弧形，框頂、右側和框底斜鑿出卡槽（圖五）。

圖五 AⅡ式內置類（YK041平、剖面圖）

B型 龕形，50座。陰刻雙重或多重龕楣，根據外龕龕楣形狀，可分為尖拱、圓拱、方形三式。

BⅠ式 尖拱龕楣，22座。龕楣尖拱形，尖拱頂部夾角略有不同。外龕雕刻方式有減地浮雕、陰刻槽或線。如YK013，減地鑿出邊框，整體呈尖拱形，上半部分斜鑿出卡槽（圖六）。YK031整體呈縱長方形，尖拱形頂，以減地的方法陽刻尖拱形外框，底部一層基座，頂部外框稍微向內彎曲，龕內弧形頂，瘞龕開口四面斜鑿卡槽(圖七)。

圖六 BⅠ式內置類（YK013平、剖面圖）

圖七 BⅠ式內置類（YK031平、剖面圖）

BⅡ式 圓拱龕楣，4座。龕楣圓拱形，部分龕外有淺浮雕或線刻外龕。如YK006，龕楣為圓拱形，內部空間與方形相似，龕頂弧度相對A型弧度更大。龕口外緣減地鑿出凸起的條帶形邊框（圖八）。YK007龕楣圓拱形，外框未雕鑿任何裝飾（圖九）。

圖八 BⅡ式內置類（YK006平、剖面圖）

圖九 BⅡ式內置類（YK007平、剖面圖）

BⅢ式 方形龕楣，24座。龕楣方形，龕立面呈縱長方形、橫長方形、近正方形等，龕頂均為弧形。其中橫長方形有部分邊長較長，寬度接近1米或超過1米，長與寬的比例在2:1以上。YK028平面呈橫長方形，長寬比約為2.4:1，內壁轉角較方。左上角及底部開卡槽（圖一〇）。

圖一〇 BⅢ式內置類（YK028平、剖面圖）

C型 碑形，1座（YK010）。整體呈碑形，開鑿于一塊巨石的正中，分碑座、碑身、碑額三部分。碑座、碑額陽刻，碑座疊澀兩層，碑身縱長方形，碑額呈半圓形。碑身下半部分開龕，立面縱長方形，龕楣尖拱形，尖拱突出，龕頂弧形，上下邊緣斜鑿卡槽。碑身右上角有從左向右讀的題記一方：“上元三年/五月十九/日，□大眾/同仁來此，/多□造□此山。/”（圖一一）

圖一一 C型內置類（YK010平、剖面圖）

D型 形制不明的，僅1座。YK033立面縱長方形，減地鑿出外框，龕頂刻畫出圓柱帶珠形頂的裝飾，龕頂亦呈弧形，穴上緣斜鑿出用于安置蓋板的卡槽（圖一二）。

圖一二 D型內置類（YK033平、剖面圖）

從表一可以看出，桂林57個瘞龕中，內置類有54個，占95%，說明骨殖的存放方式是以內置為絕大多數，下藏為極少數。在54個內置類瘞龕中，龕形有50個，占93%，說明桂林瘞龕中，龕形瘞龕占絕大多數，其他形制為極少數。在內置類龕形瘞龕中，尖拱式有22個占44%，方形有24個占48%，二者相當，圓拱形為極少數，說明尖拱式和方形是主要流行龕形。

2.朝向

根據瘞龕開口的朝向可以分為東、南、西、北四個方位（下藏式的瘞龕按塔或龕的朝向）。朝東的有15座，所占比例為26%；朝南的有22座，比例是39%；朝西的有8座，比例為14%；朝北12座，比例為21%。由此可見，南向的瘞龕較多，其次是東向和北向，西向最少。

二、桂林瘞龕的分期

桂林57座瘞龕中有紀年題記的有兩座，都在西山區域內。一是YK005，在羅家山，是內置類尖拱式龕（B型Ⅰ式）。瘞龕之下有題記：“景龍。/景龍三年（709年）八月廿四日，/遷客安野郍之石/室。故記。/”（圖一三）從題記可看出瘞龕在唐時稱為“石室”。二是YK010，在龍頭峰附近，屬于內置類碑形龕（C型）。題曰：“上元三年/五月十九/日，□大眾/同仁來此，/多□造□此山。/”

圖一三 桂林YK005及題記

有唐一代出現過兩次上元年號，一為高宗朝，上元三年為676年；一為肅宗朝，上元三年為762年，該年四月，肅宗病重，命太子監國，并改元寶應，仍以建寅月為正月。羅香林認為該題刻當為肅宗朝的三年，原因是“此云上元三年是未知肅宗駕崩”。然而，唐代郵驛系統十分周密而發達，開元年間全國有驛站1639所。唐代的法律規定：“乘傳凡四驛，乘驛日六驛?！蓖ǔＬ拼?0里置一驛，則驛使送信，乘車每天行路120里，騎馬每天行180里，極度重要的軍國大事則速度要求更快。據《元和郡縣志》載，桂州北距長安三千七百五里，距東都洛陽三千四百五十五里。從長安或洛陽傳來的重要政府詔令，快則20日以內即可到達嶺南。而且事關國家政治軍事大事的詔令投送延誤是要被處罰的，“諸驛使稽程者，一日杖八十，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此，皇帝駕崩并改元等重要消息斷不至于一月有余還傳達不到桂州。筆者更傾向于該上元三年為676年。由題記可見，至遲在初唐高宗時期桂林就出現了瘞龕。桂林瘞龕的分布較為集中，除七星公園YK055以外，其余諸龕都開鑿于摩崖造像不遠，而近九成的瘞龕又分布在西山區域內。西山區域外的瘞龕的形制與西山完全相同，與西山形制相同的瘞龕在年代上應該是接近的。

另外，金山造像有兩方題記，一方題記曰：“弟子十將勾當龍□□□□□，弟子中軍十將□□從眾，二弟子討□十嶺狀和展，弟子防城都十將劉森，弟子康師進，女弟子王十四娘，同妻，女弟子孫氏二十立姤?！绷硪环綖椋骸熬S大漢國乾和十一年（953年）歲次癸丑十二月丁未十八日，為國重鐫造題記，兼寺比丘惠果、寺主僧義聰、僧義光、僧咸涵、僧師鏡、師惠欽、僧師訓、僧義真、僧道欽、弟子昭武步□副指揮使管甲勾當，三十里鋪御侮校尉左監門衛率府郎將同正負武騎尉賜紫涂萬雄?！蹦蠞h時重刻題記，則寺院、造像和瘞龕年代應早于南漢。成書于899年的《桂林風土記》中記載西山唐武宗時期的景況：“延齡寺圣像在西山前，近隱山，舊號西慶林寺，武宗廢毀，宣宗再崇?！掠泄畔?，徵于碑碣，蓋盧舍那佛之報身也?！惫鹆趾芏嗄ρ略煜裼袚p毀，應與武宗會昌年間廢佛運動有關，也從側面反映出唐代桂林佛教的興盛，此次調查的瘞龕與佛教造像在時代上應是同步的。

對比河南洛陽龍門石窟瘞龕的分期，李文生、楊超杰將桂林瘞龕分為唐前期和唐后期。前期形制以塔形穴和龕形穴為主，“這種崖墓葬俗是隨著佛教文化的傳入而東來我國的”。后期以拱形穴和方形穴為主，認為“瘞穴文化已逐漸形成自己獨有的形制特征而進入程式化階段”。以此為參照，我們將桂林這批瘞龕分為唐代前、后兩期。

1.唐代前期

下藏類的A型塔形、B型龕形，AⅠ、AⅡ內置類的塔形、C型碑形，龕形中的BⅠ尖拱式、BⅡ圓拱式屬唐代前期，D型與龕形BⅠ式相差不遠，也應為唐代前期。六層樓閣式塔形龕與龍門石窟的多層樓閣式塔形制類似，而其他開口外緣多裝飾攢尖頂亭閣、尖拱或圓拱的紋飾，采用這樣一種更加平面化的表現形式，可能與當時地方喪葬習俗有關，這些類型的瘞龕有紀年題記為證，屬于唐代前期。唐代前期主要流行的瘞龕形制為BⅠ式內置類龕形尖拱式。

2.唐代后期

不帶任何裝飾的內藏類龕形方形式龕雖然沒有紀年作為佐證，然而，在河南龍門石窟有大量與桂林形制基本一致的瘞龕，年代推定在唐代后期。洛陽地區的發展規律提示我們，桂林這批不帶裝飾、走向程式化、簡單化的瘞龕應該屬于唐代后期。唐代后期主要流行的瘞龕形制為BⅢ式內置類的方形龕形。

三、桂林瘞龕的淵源

佛教的發源地印度的僧侶埋葬傳統是起塔為墓或墓上起塔，這一傳統隨著佛教傳播到中國后發生了變化，出現瘞窟或瘞龕，當是佛教僧俗死后瘞埋制度中國化的表現之一。然而這種表現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仍然遺留著印度佛教原始舍利瘞埋制度的影子，比如保留塔的形狀為紀念性的標志物。在有條件開鑿石窟的地方，通常多見瘞窟或瘞龕，部分以塔為飾。在沒有開鑿石窟條件的地方，信徒死后埋在寺院附近，或建塔瘞埋，可見于墓志或塔銘。除洛陽外，全國發現類似瘞龕的地點均與石窟、摩崖造像有密切關系，主要分布于山西、四川、重慶、河南、甘肅等地。

四川、重慶、河南靈泉寺、甘肅炳靈寺、馬蹄寺等地的石窟寺周圍開鑿有瘞龕，多以高浮雕塔為飾。桂林瘞龕多采用簡化了的淺浮雕或線刻的龕形裝飾為主，高浮雕塔形僅見兩例。從以上各地瘞龕的發現情況來看，太原天龍山瘞龕數量極少，研究者的描述語焉不詳。甘肅張掖馬蹄寺、永靖炳靈寺、四川自貢后龍山、重慶合川等地的瘞穴年代都在北宋之后。而四川邛崍、巴中等地年代較早的瘞穴采用高浮雕塔形的形制，穴的形制皆是長方體，與桂林瘞穴大多數采用的淺浮雕或線刻尖拱龕楣、弧形龕楣的形制相去甚遠。桂林YK057號覆缽亭閣式塔與河南安陽寶山靈泉寺浮雕塔有一定相似之處，然而靈泉寺的浮雕塔絕大多數沒有開鑿存放骨殖或舍利的空間，其塔身龕內雕鑿墓塔主人的影像。它們在名稱上稱作“灰身塔”“碎身塔”等，這類浮雕塔的功能與其說是墓塔，不如說是紀念性的還愿塔更為貼切，因為它不具備安置骨灰的功能。

從全國范圍來看，桂林的57個瘞龕在數量上僅次于洛陽的94個瘞龕。在龕穴形制上，龍門石窟有塔形龕、圓拱形龕、方形龕等，這些形制在桂林均有發現。從龕頂的形制來看，龍門石窟的瘞穴有“長方體”和“弧頂形”兩種結構（圖一四），桂林沒有平直的方形頂，只有外大內小的“弧形頂”。兩地巖體均為石灰巖，質地堅硬，巖性較脆，雕鑿時易于崩裂，石質相似，采用弧頂形結構可以降低難度而又不影響放置骨灰容器的功能（圖一五）。特別是兩地都有一些長方形瘞穴，長和寬的比例超過2:1，形制近乎一致，這種龕很有可能放置不止一件骨灰容器，或為同一家族的多位成員使用（圖一六）。

圖一四 洛陽龍門石窟火燒洞頂上的瘞龕

圖一五 弧頂形龕

圖一六 長方形瘞穴

綜上所述，通過與全國其他地區瘞龕的比較分析，可以發現桂林瘞龕與河南洛陽龍門石窟瘞龕有極高的相似度，桂林唐代佛教瘞龕當是受到河南洛陽龍門石窟的直接影響而開鑿。龍門石窟的大小龕窟有2300多個，其中完成于唐高宗和武則天時期的作品約占總數的三分之二。這個數字既能說明這一時期是我國佛教造像的一個高峰，也說明洛陽此時是中國佛教造像的中心。伴隨著東都流行的樣式向全國輻射，洛陽習見的瘞龕在嶺南的桂林也出現了，高宗“上元三年”題記的瘞龕以及六層樓閣式塔龕便是明證?！拔幕瘋鞑ピ谧畛跻话闶禽斎肱c模仿，接著是吸收和消化，最后是與本地區本民族的傳統相結合，成為受容地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笨赡苁且驗榈靥庍呥h地區財力不濟，也或許是由于受到地方喪葬習俗的影響，桂林普遍采用了較為簡化的塔和龕形的形制，運用淺浮雕或線刻技術，放棄高浮雕的做法。

桂林佛教瘞龕附近的山崖間有嶺南地區規模最大、數量最多的佛教摩崖造像，造像和瘞龕必然是隨著佛教傳播的興盛而發展起來的。羅香林認為桂林佛教造像來源于印度，經越南或廣州傳入桂林，為直接泛海傳播而來?！斑@些造像是中印文化交流一重要路徑所遺痕跡?！笔Y廷瑜認為桂林造像不同于云岡、龍門石窟等北方石窟，有自己獨特的風格，代表了中國南方佛教系統的一支，并以史料證明桂林的佛教最初泛海而來是有跡可循的。王子云則認為，桂林摩崖造像與中原地區，特別是與龍門石窟有莫大的關系。

通過上述對桂林唐代佛教瘞龕的研究，關于桂林摩崖造像來自海路還是來自中原地區的爭議，如果我們從佛教瘞龕的視角來審視桂林古代摩崖造像的來源和發展演變，則桂林唐代造像無疑是受到東都洛陽的影響更大。桂林佛教在隋唐時期全國各地佛教急速發展的背景下也呈現出繁榮景象，摩崖造像大量開鑿，寺院林立，僧人與信眾的瘞龕也相應大量出現。桂林瘞龕的發展演變可分為前期和后期兩個階段，前期以高浮雕的樓閣式多層塔龕、覆缽亭閣式塔龕以及淺浮雕或線刻的尖拱龕形為主，后期以不帶裝飾、程式化、簡單化的方形龕為主。另外，桂林的“下藏類”瘞龕在全國極為少見，瘞龕外部采用的淺浮雕或線刻塔形或龕形的方式也少見于其他地區，大量采用的“弧頂形”的類似做法僅見于龍門石窟，從而形成鮮明的地方特色。

附記：調查期間，廣西文物保護與考古研究所、桂林文物保護與考古研究中心給予了大力支持和幫助，在此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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