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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理論視域下的約翰 · 福爾斯作品《烏木塔》

2022-07-24 12:08張曉華
今古文創 2022年26期
關鍵詞:互文性他者女性

【摘要】 根據互文性理論,文本的結構是不確定的,作者寫作時都會受到先前文本的影響,其構建的文本中隱含著其他文本。每個新文本與舊文本相互作用,它們相互衍生、相互暗指、相互包含,體現了文本之間繼承和發展的關系。從互文的維度審視英國作家約翰·福爾斯的作品《烏木塔》,可以看出他的小說文本中包含和指涉大量舊的文學文本,如艾略特詩歌《四個四重奏》(《燃燒的諾頓》部分)、法國小說“Eliduc”以及希臘神話阿爾特彌斯與亞克托安的故事。這些舊文本與新文本之間相互映襯,相互解釋,形成了文本獨特的張力。福爾斯以古喻今,從男性主體的角度去凝視女性他者,以隱性的方式服務男性的成長,體現了作者的男性視角。

【關鍵詞】 男性;女性;互文性;他者

【中圖分類號】I106?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2)26-001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26.003、

英國著名小說家約翰·福爾斯(1926—2005)在英國文壇上享有盛譽。他的作品《收藏家》(1963)、《魔術師》(1965)、《法國中尉的女人》(1969)、《烏木塔》(1974)、《丹尼爾·馬丁》(1977)、《尾數》(1982)、《蛆蟲》(1985)等頗受好評。目前,福爾斯作品研究多聚焦于《法國中尉的女人》《收藏家》《魔法師》三部小說,而有關其后期作品《烏木塔》的研究甚少。

20世紀60年代是結構主義向后結構主義轉型時期,在文學研究領域,法國符號學家茱莉亞·克利斯蒂娃(Julia Christeva)提出“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理論,指出不同文本之間存在相互關系,通常也稱為“文本間性”。根據互文性理論,兩個或多個文本間存在互文關系,文本之間的指涉關系是文學的構成性因素,強調在文際關系中挖掘文本的意義,并且深入探討了互文性的生成方式和運作機制?;ノ男岳碚搹娬{的是文本結構的非確定性,認為任何文本都不可能脫離其他文本存在,每個文本的意義都產生于它跟其他文本的相互作用中,相互衍生、相互暗指、相互包含,同時互文性理論體現了文本之間繼承和發展的關系。

“他者”(The Other)是相對于“自我”而形成的概念,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與事物。凡是外在于自我的存在,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現,可見還是不可見,可感知還是不可感知,都可以被稱為他者。他者對于自我的定義、建構和完善必不可少。自我的形成依賴于自我與他者的差異、依賴于自我成功地將自己與他者區分開來。

英國作家約翰·福爾斯的后期作品《烏木塔》從男性的視角進行創作,把女性置于他者的地位,通過指涉其他文本來影射男性的成長歷程和成長路徑,體現了作者的男性視角。

一、手握玫瑰園鑰匙的人

沿著我們沒有走過的長廊

長廊盡頭的門

通往花園

永遠緊閉

艾略特,《四個四重奏》之“燃燒的諾頓”

《烏木塔》講述了一個英國年輕藝術家、評論家大衛·威廉姆斯在兩日之內的特殊經歷。他去法國的一個小樹林里去采訪一位七十七歲的英國流亡畫家亨利·布里斯利,并準備撰寫一本書來介紹亨利的畫作。在那里他遇到了兩位英國女子戴安娜和安妮,她們分別被亨利當作靈感女神和玩偶來供養。盡管大衛并未忘記自己的家人,但他還是很快被戴安娜所吸引。在他停留期間,大衛歷經人生的感悟,發現他陷入了“一座由理性和人性構建的牢獄”。他似乎在魔幻之地發現了真正的自我。在此過程中,女性作為魅惑男性的蕩婦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通過分析戴安娜對大衛的影響,探討男性成長過程中女性的作用,可以凸現福爾斯在字里行間所隱藏的男性觀念。

作者在文本開頭引用了美國詩人艾略特的詩歌《四個四重奏》中《燃燒的諾頓》部分,表現出“花園”這一意象既指征故事發生的地點,又影射于女性相關的故事元素。燃毀的諾頓是英國鄉村的一處玫瑰園遺址,象征歐洲傳統的消逝。詩人艾略特致力于追求“玫瑰園”和“靜止點”的理想境界,以諾頓和小吉丁作為玫瑰園意象的一個表征,都是一種理想秩序的象征。作者福爾斯借用玫瑰園這一隱喻,表達一種理想的境界。玫瑰園里既有玫瑰、蓮花、向日葵、紫杉、灌木叢等靜態的植物意象,又有鳥兒的叫聲、孩子的笑聲等動態意象。這些意象以玫瑰園為載體,組合為一個統一的意象群。這個意象群的核心是玫瑰園(the rose-garden),象征著理想的玫瑰園實質上也是一種寄托。但是玫瑰園后來被它的主人燒毀,代表著理想破滅和對過去的回憶。

在《燃毀的諾頓》第1樂章中,玫瑰(rose)意象中多次出現,玫瑰象征愛情與世俗的情欲。在以回憶美好過去的玫瑰園內,福爾斯借用法國故事《艾力丟克》的模式,巧妙地融入了他所鐘愛的所有主題。譬如,兩個女子爭奪一位男性,存在主義的選擇和忠于傳統之間的沖突,人物或者文本的消失,人物間交流的失敗以及失去的領地。福爾斯把艾力丟克式的主人公大衛放在類似的環境中①,讓他在困境中重新發現自我意識。他必須在危險或者安樂的兩個極端中做出選擇,由此導致了他性格的分裂。

在理想與現實交織的玫瑰園中,女性人物是掌握玫瑰園鑰匙的關鍵人物。漂亮性感的戴安娜象征著大衛所尋求的所有樂趣,但同時她也是引領大衛進入危險領域的主要人物。她是一個謎團,是大衛告別傳統、顛覆社會正統觀念的主要動機。通過日光浴、裸泳、情感表白,戴安娜給大衛提供機會讓他進入自己的玫瑰園。然而大衛最終錯過了機會,未能改變自己的人生道路。失敗的原因在于大衛自身的性格。作為他那個年代的男性的典型代表,他很有發展潛力,但缺乏激情,缺乏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所具備的內在動力和方向感。由于真實情感的缺失,他所擅長的是以技巧見長的矯揉造作的抽象藝術。這些缺陷使他被囚禁在傳統的牢籠中,妨礙了他在藝術上更高的造詣。

通過引用《四個四重奏》的玫瑰園意象和法國小說《艾力丟克》的模式,福爾斯把三個文本并置起來。通過閱讀新文本,引導讀者去回憶舊文本。又通過舊文本的文化元素引導來補充作者未盡之言,達到了文本之間相互解釋、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的矛盾悖論。

二、男性藝術家的靈感女神

以艾力丟克的故事摹本為杠桿,福爾斯巧妙地把人物置于兩個文本之間,強調了在男性創作中,作為理想女性代表的戴安娜充當了男性藝術家的靈感女神的作用。在以男性為中心的創作框架中,女性存在的唯一意義和價值是能幫助男性重建自我。大衛就像一個生存在20世紀的騎士一樣經受考驗,最后終于發現了領地的神秘,而獲得了自我的成熟。

同時,作為靈感之神的女性又代表女性的特征。為了讓大衛意識到自我的問題,她首先敦促他去審視自我,去感受身體的活力和真實性。通過展示身體,她告知大衛藝術的真諦,主張真正的藝術應該展現的是真實、靈性,而不是抽象、虛假,因為“抽象掩飾了對身體和懼怕和與身體脫離的傾向”。大衛應該首先去除對身體的恐懼,展現真實的自我,而不是把自我掩藏禁錮在烏木塔中。

從表面上來看,戴安娜似乎與福爾斯所翻譯的法國中世紀小說《艾力丟克》中的公主相似,而大衛就像自稱游俠的艾力丟克。艾力丟克到森林里去挽救年輕女子,在德文郡與英國公主相戀。然而他不能解決家中深愛的妻子和公主共同存在的矛盾。當公主得知艾力丟克已經結婚,她非常震驚失望而選擇了自殺。艾力丟克傷心至極,把尸體藏在小教堂里。艾力丟克的妻子跟蹤發現了真相,并用鼬鼠嘴里叼的紅花挽救了公主的生命。三人不可思議地達到了和解,艾力丟克可以同時深愛兩個女人,并在兩位女性之間達到了自我的平衡。

同樣,戴安娜和大衛的妻子令大衛的自我產生了分裂,使他在相反的兩種選擇之間徘徊不定。但與《艾力丟克》的情節恰恰相反,由于大衛的猶豫不決和怯懦柔弱,戴安娜關上了自己的房門,大衛不得不回到妻子身邊,與自我的質變失之交臂。在引導男性自我成熟方面,女性具有一定的主體性。她們刺激男性在神秘陌生的領域探索,并使男性意識到自我被囚禁的現狀。

三、抵制男性剝削的女性主體

為肯定女性在喚醒男性自我上所起的積極作用,福爾斯運用了來自于艾略特詩作《荒原》中“燃燒的諾頓”的意象。其中女性是手中握有玫瑰園鑰匙的人。貝維斯認為,“福爾斯小說主要圍繞被拒絕通過某一通道,然后再努力尋找機會重新通過的中心情節來進行?!迸哉莆罩@一通道的鑰匙,但是她卻拒絕為男性打開通道的門,因此男性無法進入那扇關鍵之門,也就失去了探索未知世界奧秘的機會。因此在男性進化的過程中,女性掌握著主動權,而男性幾乎完全處于被動地位。換言之,女性運用身體展現性的魅力來誘惑男性,男性被女性的身體所吸引而告別以前的傳統生活模式和藝術表現形式。

作為性誘惑的主體,戴安娜飄忽不定、敏感多情。隨著與戴安娜更多的交流,大衛覺得自己好像被施了魔法一般,想象自己變成了去森林里挽救睡美人的游俠。但是最終戴安娜卻拒絕了大衛。大衛失去了進入女性玫瑰園的機會,感覺到“一個人因為被撤消了從虛無狀態中獲得新的進化、新的存在機會的破碎感”。他只好回到妻子身邊,他的失敗表明他缺乏超越理性、超越對現狀的滿足的能力,而不能放棄抽象藝術去選擇有生命力的藝術。

學者貝維斯指出,《烏木塔》和希臘神話阿爾特彌斯與亞克托安的故事情節十分類似。②他認為福爾斯“把故事置于希臘神話的框架之內的做法表現出作者對讀者的關注”。當讀者閱讀影射希臘神話的情節時,下意識之中他會用神話的隱喻來幫助自己詮釋作品中人物的行為。像亞克托安一樣,大衛闖入了戴安娜的私人領地,卻因為“未能接受女神提供給他的獲得認知的機會”而違背了規律。

通過大衛在森林之中神秘領地的經歷,福爾斯所要強調的是對于藝術家而言突破傳統的重要性。但是從他對婚姻和抽象藝術的忠誠態度上可以看出,大衛懼怕挑戰,因此也就阻擋了他取得進化的進程。他未能獲得進入玫瑰園的鑰匙,也就未能與靈感女神結合,對于藝術家來講,意味著未能獲得藝術的創造力和存在主義自由。他失去了與過去的聯系,不得不向唯一他能選擇的東西—抽象藝術投降。

盡管男性藝術家由于自身的缺陷未能達到自我的成熟,但是女性作為促進男性成長的催化劑的作用并不能抹殺。為了引導男性的成長,智者亨利隱居在世外桃源,女性被分別賦予不同的角色來為男性服務。她們被置于狹小神秘的領域等待男性的到來,讓男性感受藝術應該表現的生命力;她們被男性作者設計為可供男性選擇的歸宿之一;她們根據男性的幻想被簡化為性的符號,至于她們是否成長和她們內心世界的活動都不是作者所要展示的對象。

四、結語

通過以上分析表明,男性作家福爾斯以互文的方式刻畫了他筆下的女性形象,反映了等級制度下男性對女性的態度。福爾斯塑造的淑女為了求生可以降低身份變為蕩婦去引誘她的敵人,所謂的蕩婦實質上卻是一個用謊言和欺騙改善自身生存狀況的貞女。天使與妖婦,淑女與蕩婦,女神與魔鬼總是身份重疊,變化莫測。其無論以何種身份現身,都反映了男性作家的性別觀念。

注釋:

①Eliduc,福爾斯所譯法國小說“Eliduc”中的主要人物。他遠離家鄉去援助英國抵抗外侵,偶遇美貌公主并與之相愛。其妻為成全二人姻緣而出家。

②Artemis and Actaeon,希臘神話中的人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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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cSweeney,Cerry.“John Fowles's Variations in The Ebony Tower.”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8(1980-1981),pp.3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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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邱運華主編.文學批評方法與案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224.

作者簡介:

張曉華,女,蒙古族,內蒙古赤峰人,英語博士,貴州商學院,教授。主要從事英語語言文學、文化研究,英語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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