線性文化遺產視域下的汾河流域傳統村落空間基因識別研究*

董艷平 江鑫源 王占雍 李冰雪 劉昕頤 王雅琪 王煒彥 王金平

(太原理工大學建筑學院，太原 030024)

線性文化遺產一詞是由前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基于歐洲國家的文化線路和美國的遺產廊道，針對我國遺產保護現狀提出的概念[1]。國內外對線性文化遺產的研究是文化遺產保護從獨立的點狀物質文化遺產或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到線性和面域的整體性和區域性保護的體現[2-3]。這種把具有一定邏輯關系的節點串聯起來的研究方式，將不同自然和社會環境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在作用過程中產生的具有相似的生活習慣和文化習俗列入保護對象中，體現了歷史進程中各種因素影響下的復雜性。

國外對線性文化遺產的保護利用關注比較早。歐洲的西班牙圣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之路成為線性遺產初期保護與利用的標志性事件[4]，對沿路宗教建筑的保護具有重要意義；國家遺產廊道作為美國對線性文化遺產保護的手段，目前其運作機制已日臻成熟，以運河遺產保護為例，其主要目標可以概括為：物質與非物質文化資源保護、服務與旅游開發、宣傳與教育、帶動沿路經濟四大類[5]。國內文化線路遺產的典型代表如絲綢之路、大運河、南粵古驛道、黃河故道、茶馬古道、古蜀棧道、川鹽古道。以絲綢之路的長安—天山廊道為例，這一路段集合了中、哈、吉國境內33處代表性歷史文化遺存和環境景觀要素[6]，成為連接不同地區文明的文化、貿易紐帶。

空間基因最初被提出是一個針對城市空間的概念，段進等指出空間基因是城市空間在歷史演進過程中與各自然地理要素互動契合的產物[7]。趙萬民等將形態基因研究與生物基因聯系，概括了形態基因的核心，并應用于山地歷史城鎮保護更新中[8]。呂鋒等將空間基因應用在咸陽市明清城促進明清城空間高質量發展[9]。傳統村落在歷史進程中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經過漫長的演變，成為特定文化景觀和歷史信息的承載體，空間基因的概念同樣適用于傳統村落[10]。張振龍等則將空間基因應用在蘇州傳統村落的保護[11]。本文對汾河流域的傳統村落展開研究，采用整體和區域性研究方法探究傳統村落點狀要素之間的聯系，重點對傳統村落的空間基因進行識別和提取，解析評價村莊的形態并做相關研究。對于線性文化遺產這一大尺度、多維度且要素復雜的研究對象，本文基于GIS平臺，將基礎地理信息、三維模型和汾河流域各種自然人文要素的調查成果有效集成[12]，探究汾河流域內的傳統村落在河流、古驛道、地形地貌、氣候條件、社會經濟等各種自然地理人文要素影響下形成演變的內在規律，并選取汾河上中下游的典型村莊，對其選址、空間布局以及民居進行了深入研究。對汾河流域傳統村莊的研究，不僅是對傳統村落歷史、文化、宗教、經濟、社會價值的保護，也是站在區域視角下將汾河沿線的點狀要素進行串聯，對實現下一步的鄉村振興具有重要意義。

1 村落形成與演變的影響因素探究

1.1 河 流

山西自古就有“表里山河，四塞之區”之稱。境內主要山脈、河流大都呈南北向分布，經向性十分顯著，全省呈現出“兩山夾一川”的地形特征[13]，有較強的封閉性，表現出內向型的空間環境特征。

文明起源于河流。河流流域內肥沃的土壤與平坦的地勢為農業生產提供了優良的地質條件，生產方式由早期的采集、狩獵轉變為農業生產。隨著農耕文化的迅速發展，促進了流域周邊大量人口集聚，推動著早期聚落的形成與發展。優越的生產資源吸引更多聚落聚居，逐漸形成聚落群[14]。汾河作為黃河第二大支流，流域內地理環境條件優越，居民利用自然優勢，引水興灌溉，農業得以長足發展，聚落分布密度較高。

山西的地勢給陸運造成困難，而汾河早期發達穩定的河網水系為航運提供便利，所以漕運成為交通運輸的重要手段。汾河的漕運史，從春秋戰國的“泛舟之役”，到開皇三年，長安倉儲空虛“漕由渭入河、由河入汾，以漕汾、晉也”[15]。往來的交通帶動了商業繁榮，因商集聚的人群形成聚落。同時往來的交通推動著聚落間資源、文化、信息的交流與置換，帶動各聚落單元間的商貿發展，促進聚落間的集聚。

1.2 驛 道

驛道是中國古代陸路交通的主要載體，承擔著古代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信息傳遞的任務。驛道在山西的布局形態與其境內山河相間的地形地貌息息相關，幾千年來交通格局沒有太大改變，境內交通主要呈現出南北向布線的特點。據《山西通志》(明成化版)記載，明洪武初年，山西全境有重要驛道干線10條，驛站58處。清代，急遞鋪路在明代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完善了山西北部地區路網，并與省區形成了完整的鋪路交通網。此后，山西道路網格局基本形成[16]。

交通是聚落體系形成的外部條件，交通網絡是聚落體系形成的支撐系統[17]。四通八達的驛道和急遞鋪路系統道路網帶動了沿線傳統村落的興衰發展。如祁縣來遠鎮盤陀村，背靠麓臺山余脈，地處昌源河畔，靠近水源和先發展起來的盤陀驛站、驛道是盤陀村形成的一大因素。明清時期，商貿活動的繁榮發展和軍事活動的進行推動著驛路系統的建設。隨著晉商文化的興起，商貿活動激發了村莊活力，從文化、交通、經濟等不同方面帶動了驛道周邊傳統村落的發展。驛道的通達性也促進了沿線各村落之間的交流與聯系，在交通樞紐附近，易于形成大片的鄉村聚落。線性特征顯著的驛路同時對個別傳統村落的形態、街巷網絡以及建筑布局有著重要影響。

1.3 其他影響因素

汾河流域內的傳統村莊的在選址和建造時除了受到河流和驛路的影響，還受到其他各種因素的綜合影響。本文重點分析了地形地勢與經濟條件對傳統村莊的影響。

1.3.1地形、地勢

山西位于黃土高原，在地貌特點上表現為“千溝萬壑，溝壑縱橫”；村落往往選址于河流與山脈間的階地，也就是傳統說法中的“前開闊，后有靠”。山西位于干旱半干旱地區，水資源不充沛，村落選址時更注重水源，多沿河選址，位于山間河谷、丘陵或平原和臺地的傳統村落距離河流較近，便于取水和農業灌溉，并逐漸形成相對獨立的生存環境，有利于傳統村落特色斑塊肌理的形成以及保存。

1.3.2經濟條件

經濟條件對村莊的影響可以分為村莊前期選址階段和后期發展階段。在選址階段，若經濟條件不好，難以建設取水等設施，選址會優先考慮生產生存，靠近水源；若經濟發展良好，可建設取水等設施，選址較靈活，會考慮可以提升生活舒適度的區域。在近現代發展階段，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因為建設活動而導致對物質文化遺產的破壞，因而這一部分地區呈現出傳統村落數量少的特點；經濟發展較慢且與外界交流少的地區，反而隨著保護意識的逐漸加強，傳統村落的肌理和建筑得以保留。

2 汾河流域傳統村落分布情況

2.1 研究對象與分析方法

本次研究基于住房與城鄉建設部等部門于2012—2019年發布的五批“中國傳統村落”，通過對汾河流域的傳統村落進行統計，共確定111個研究對象。汾河全長716 km，根據中國地理對汾河流域的劃分，將汾河分為上、中、下游，河源到太原市上蘭村為上游，上蘭村到洪洞縣石灘村為中游，石灘村至河口為下游，上、中、下游的傳統村落分別有3，99，9個。

運用ArcGIS10.0軟件，通過百度地圖和谷歌地圖的校對，將傳統村落落實在汾河流域地圖上，建立汾河流域傳統村落空間屬性數據庫；進一步對傳統村落空間分布以及與河流、古驛道兩個線性要素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采用核密度、線密度估算法和緩沖區分析等方法進行量化研究[18]。

2.2 傳統村落空間分布特征

汾河上游發源地和下游匯入黃河的兩個區域傳統村落數量明顯小于中游(圖1)。中游的村莊主要集中在孝義—汾陽、晉中—介休兩片區域，以這兩個地區為核心，村莊核密度向南北兩側逐漸遞減。究其原因，上游的村莊受到村民保護意識薄弱的影響，申遺的村落數量少；而下游運城一帶由于經濟發展迅速，村莊原有的物質文化遺產受人為破壞比較嚴重，傳統村落保留下來的比較少。

圖1 汾河流域傳統村落核密度分析

2.2.1河流影響下的傳統村落分布情況

汾河是山西省最大的河流，其水利資源豐富，對山西省的歷史文化影響深遠。從源頭到入黃口，沿途有支流100余條匯入汾河。根據支流的流域面積，將汾河流域水系分為三級，汾河干流為一級，流域面積大于500 km2的洪河、嵐河、瀟河、文峪河、烏馬河、昌源河、澮河等17條主要支流劃為汾河二級河流，其他河流則歸為三級河流[19]。

首先探究汾河流域河道與村莊分布的關系，通過ArcGIS10.0軟件對流域內所有河道進行線密度分析(圖2)。結合村莊分布的核密度分析發現：上游河流的聚集程度高，但傳統村落數量少；而中游的孝義—汾陽、晉中—介休兩片區域出現局部的河道聚集中心，中游的傳統村落也主要分布在這兩個區域；下游河流的聚集程度相對較低，傳統村落密集度也低。因此就汾河流域整體而言，河流聚集度和村莊聚集度相關性并不強；但在中游和下游，則呈現出較強的相關性。

圖2 河流線密度分析

其次將河流與村莊的關系進行量化，對流域內的河流進行緩沖區分析，統計距離河流1 000～5 000 m范圍的傳統村落：0～1 000 m之間村莊數量為37個，1 000～2 000 m之間為29個，2 000～3 000 m之間為14個，3 000～4 000 m之間為15個，4 000～5 000 m之間為10個，大于5 000 m范圍的村莊數量為6個(圖3)?？芍壕嚯x河道1 000 m之內的村莊占總數的33.3%，5 000 m之內的村莊占總數的94.6%；汾河流域傳統村落分布與河道之間存在較強的關系，且隨著距離的增加，村莊的數量逐漸減少(圖4)。

圖3 河流緩沖區村莊數量分析

圖4 河流緩沖區區間村莊數量扇形示意

最后對不同等級的河流緩沖區內的村莊進行分析，如表1所示可知：傳統村落的分布與二級河流的相關性強于汾河干流和三級河流，體現在傳統村落在二級河流0～4 000 m的各段緩沖區間相較于干流和三級河流均為數量最多，位于二級河流緩沖區的村莊數占總數的53.2%。主要原因是干流附近的村莊在近現代受到經濟發展的影響較大，村莊的歷史遺存破壞嚴重；而下一級河流附近的村莊遺存反而得以保留。

表1 不同等級河流各緩沖區下的村莊數量

2.2.2古驛道影響下的傳統村落分布情況

將山西境內的古驛道、急遞鋪路在ArcGIS10.0軟件中疊加，進行驛道線密度和緩沖區分析(圖5、圖6)。距離古驛道1 000 m范圍內的傳統村落數量為15個，占村莊總數的13.5%；5 000 m范圍之內的傳統村落數量為57個，占村莊總數的51.4%?？芍悍诤恿饔騼鹊膫鹘y村落分布與古驛道之間具有一定相關性，但驛路對村莊分布的影響與河道相比較弱。

圖5 古驛道線密度分析

圖6 古驛道緩沖區分析

研究發現，局部的急遞鋪路與傳統村落的分布存在一定關聯。以汾州府境的汾州府—孝義鋪路為例：“由汾州府總鋪南行十里至陽城鋪，接孝義縣田屯鎮，十里至孝義縣總鋪”[20]。與急遞鋪路相關的5個傳統村落中，有2個村落分布在鋪路1 000 m緩沖區間，其余村落位于汾州府—孝義鋪路2 000 m緩沖區之間。

3 汾河流域典型傳統村落分析

通過對汾河流域內傳統村落的分析可以發現：村莊在上、中、下游的分布受到河流、驛路的影響差異較大，而村莊在選址和演變過程中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在兩個線性因素分析的基礎上，再結合地形、氣候、經濟等多要素對上、中、下游的傳統村落進行典型性分析，進一步展開對汾河流域傳統村落的空間基因識別。

3.1 汾河上游傳統村落研究

汾河上游河段始于管涔山麓，源流地水質優良，但流經山區，地勢起伏高險，不利耕植且交通不便，擇址于此的村落多建于高山與深谷，并臨近泉流。而隨著經濟發展以及對外交通聯系的加強，河谷平原的村落不斷更新，大多已難見其歷史格局，僅有3處村落入選國家級傳統村落。

上游傳統村落分布與河流和地形的影響較大，而村莊形態在地形利用的局限下多呈狹長形態，與山形地勢相契合，如寧武縣王化溝村，建筑建于山腰平地，坐北朝南，隨山形向東西向弧形延展。而河谷平原區背山面水，利于農耕，催生了大批村落，如靜樂縣龍家莊村。但隨經濟發展以及對外交通聯系的加強，河谷平原的村落不斷更新，大多已難見其歷史格局。

3.2 汾河中游傳統村落研究

中游河段夾于呂梁山和太岳山，太原盆地扼東北及西南關口，盆地內地勢低平。防御地形和倚山近水的生存環境催生了大批村落。明清時期，沿河驛道演變成商貿之路，晉商繁盛之時更是成就了村落的輝煌時期。

這一河段的傳統村落分布受到驛道、河流的影響較大，村莊形態同樣受到地形、地勢的影響。中游段東北方向丘陵山區的傳統村落有驛道貫連，驛站現在多演化成區域城鎮，如壽陽縣龍門河村、尖山村以及東臨松塔水庫的西草莊村。

受河流影響的村落類型較多：靈石關口及其他的河谷平原處的傳統村落依山臨水，或間隔汾河一定距離以事農耕，如介休市田村，遠離汾河干流但引渠入村；或沿河發展，如靈石縣夏門村，在汾河“U”形灣地處建村，三面環水，據高地而背險山，形成極佳的防御形勢。汾河縱貫太原盆地，兩側平川區聚集大片傳統村落，但汾河干流近處的傳統村落較少，大部分傳統村落依山或近支流。

村莊在發展過程中受到地形影響呈現多種形態：谷地處的村落形態多狹長，河谷處村落順河而生，如龍門河村；山谷處村落依山就勢，如霍州市賈村。山地丘陵區的村落多占據高臺，或鄰溝壑或依高山，如夏門村、師家溝村、彭坡頭村。平川區村落的建筑多正南北向，村落形態近方形，演變呈核心擴展式，如祁縣谷戀村、修善村。

3.3 汾河下游傳統村落研究

下游河段經流運城盆地及臨汾盆地，此區地勢平坦，是汾河入黃的交匯之地，水量充沛，地勢低平，利于農業生產，但進入傳統村落名錄的汾河下游村落僅7處，系下游經濟發展、村落更新而導致歷史格局的破壞。

該段傳統村落的分布受河流和地形的影響較大，在宏觀格局上依山傍水，負陰抱陽。位于山地區的傳統村落深入溝谷，如稷山縣馬跑泉村。位于河谷丘陵區的村落或倚山近水，如坐落于汾河“U”形灣口，背靠土岡的臨汾市襄汾縣丁村；或臨河溝而據高地，如稷山縣北陽城村、襄汾縣陶寺村。丘陵山地區的村落依山就勢，沿地形變化呈線形發展，如馬跑泉村、北陽城村、陶寺村。平川區村落多以十字街為基本骨架，建筑排布多為南北向，有一定偏斜，形態近方形，自核心向周邊演進，如萬榮縣閻景村、襄汾縣西中黃村(表2)。

表2 汾河上中下游典型傳統村落

4 結束語

本研究分析了汾河流域111個傳統村落的空間分布特征，并對傳統村落的空間基因進行識別提取和解析評價。傳統村落的空間分布與河流、驛道等自然及社會因素有著密切的關系。從汾河流域整體來看，傳統村落分布與河流呈現明顯的相關性，且與次級河流的相關性強于干流和三級河流，同時氣候條件以及局部地形地貌等自然環境是傳統村落空間分布的最主要影響因素。在自然環境影響下，驛道、經濟發展等社會因素對傳統村落的選址以及形態格局演變亦產生影響，村落整體的分布與古驛道之間的相關性雖不明顯，但在一些典型的驛站之間村莊與急遞鋪路之間的關聯性較強，在驛道的沿線一定范圍內影響到部分傳統村落的選址與形成發展。

在鄉村振興的背景下，傳統村落的保護與發展之間的矛盾就顯得尤為突出，而傳統村落作為重要的文化遺產，是歷史的承載體，也是中華傳統文化延續的關鍵。本文對汾河流域傳統村落進行整體性研究的過程中，以其價值保護與傳承為出發點，保護傳統村落的物質空間價值，在河流、驛道等線性要素作用下系統地識別解析傳統村落的空間基因，以期為汾河流域傳統村落的價值認知、聚落形態空間特征的傳承以及鄉村的保護規劃提供重要的依據與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