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與宣傳：主流媒體民法典報道研究

艾群博

(西南政法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重慶 401120)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于2020年5月28日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以法典來命名的法律，是我國法治建設取得重要成就的一個縮影，被稱為“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是我國建設法治社會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之一。此外，建設法治社會需要的不僅是法律法規的完善和出臺，更重要的是讓更多的人民群眾知道、了解民法典，這樣才能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出其所擁有的價值。因此，本研究著眼于主流媒體的報道，探究當下民法典的宣傳報道及傳播民法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并據此提出相關的對策。

1 研究設計

1.1 研究方法與研究路徑

本文采用內容分析法進行研究。首先通過內容分析法對文本進行客觀分析，依據新聞等級進行篩選與整理，剔除與本研究無關的部分新聞稿件，對收集到的樣本進行統計分析，呈現民法典報道的相關議題，揭示三大主流媒體對民法典報道的特點。然后依據本文在內容分析過程中發現的問題，提出相應的對策。

1.2 樣本來源選擇及統計時段

本研究以人民日報、新華社、央視新聞三家主流媒體作為探討民法典報道的樣本來源。原因如下：首先，三大媒體在國內的權威性強。其次，三大媒體的報道專業度高。最后，三大媒體的用戶量大、關注度高，可提供豐富的研究數據。作為國家級媒體，人民日報、新華社、央視新聞對民法典給予了廣泛的關注，啟動新聞報道實踐的時間早，且報道數量多。因此，選擇人民日報、新華社和央視新聞三家媒體為樣本來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合理性。此外，本研究的取樣范圍為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統計有效的樣本數據為1048篇。

1.3 編碼與信度檢驗

2 報道主題：民法典報道的內容事實框選

2.1 三大主流媒體民法典報道主題構成

報道主題，即一篇新聞稿件的中心思想和核心觀點，是媒體和記者通過精心選擇的新聞事實，用事實本身的邏輯說服力所表達出的態度、觀點及主觀意圖。在本研究中，若新聞稿件中存在多個報道主題，則選擇其最明確的報道主題。本文通過將1048個樣本的議題進行分類、提煉，并根據樣本分析結果，將報道主題劃分為九類：法典歷史回顧(1.8%)，意義與展望(19%)，民法典與民生(10.4%)，法律觀點分析(20.6%)，立法原因解釋(5.5%)，國外相關報道(0.6%)，會議信息通報(21.2%)，立法信息通報(4.8%)，立法普法活動(15.7%)。

2.2 民法典報道議題的呈現特征

在人民日報的528篇新聞報道中，報道內容較為全面，不同的主題涵蓋了民法典對于我國方方面面的影響。其中，“會議信息通報”是人民網在報道中的重要議題，這與此次會議的重要程度有關。人民日報通過大量設置相關議題向社會傳播有關民法典的信息，有利于民眾對民法典的認知，具有一定的普法作用。此外，也加強了對“意義與展望”議題的報道，通過分析民法典對國家具備的意義及后續影響，進一步闡釋民法典之于國家和國民的重要意義。在這些議題之外，人民網也大量報道了“法律觀點辨析”“民法典與民生”“法律專家分析”等議題，這類新聞視角貼近民眾，將真實的案例與故事融入到對于法律觀點的分析，用鮮明的案例進行類比，能夠引發民眾的情感共鳴。

對新華社的359篇報道進行分析，可以發現，與人民日報的報道議題有著很大的不同。其中，“普法活動”的報道數量最多，達到了118條，占比為32.8%；其次為“法律觀點辨析”，共73條，占比為20.3%；“民法典意義與展望”共63條，占比為17.5%。新華社報道最多的議題是“普法活動”，主要關注民間或各地政府及相關組織舉辦的有關民法典的普法活動，此類報道更多起著對民法典的宣傳作用，宣傳民法典在民眾日常生活和官方活動的具體表現。其次，則是“法律觀點辨析”，主要通過案例來分析民法典中的一些法條，具有普法的作用。此外，也大量報道了“民法典意義與展望”，從更加宏觀的角度講述民法典對于我國民眾的影響與意義。

在央視新聞的161篇相關報道中，“法律觀點辨析”的議題數量最多，為58篇，“意義與展望”34篇，“會議信息通報”22篇，“民法典與民生”21篇。央視新聞在2020年4月至7月這段時間，把報道的重點放在了“法律觀點辨析”，此類內容具有一定的專業性，但也通過聯系現實案件進行解釋，起著普及民法典的作用。而在檢索央視新聞數據庫時發現，央視新聞對于民法典的報道大部分為視頻類的新聞報道，文字報道的內容相對較少。因此，從總體上看，央視新聞對民法典的報道，更著眼于普及民法典知識和宣傳民法典之于我們的意義。

3 民法典報道中存在的不足

3.1 相關報道同質化現象嚴重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提出過一個貶義喻證“沙漠里的布道者”，是對沒有接受者的宣傳的一種喻證，他們多次使用這一喻證批評那些不切實際、沒有受眾的宣傳[1]。在傳統媒體時代，新聞生產的主體多為政府宣傳部門、官方媒體，傳播的話語也常常帶著濃重的官方色彩，常常以“宣傳”著稱，且民間交流渠道欠缺，民眾難以就新聞報道進行反饋。這種單向度的內容輸出，某種程度上就是一種“卡普勤式說教”，往往不能起到良好的傳播效果。

將三家媒體的1048篇樣本進行匯總，以新聞標題作為依據進行篩選，重復次數設定為大于或等于2。經統計發現，1048篇有關民法典的新聞報道中，有138篇新聞報道是重復出現的，重復率為13.2%。此外，還有轉載自光明日報、北京日報、北京青年報等媒體的9篇報道，這意味著同質化的內容不是個別現象。新聞報道一次制作、多平臺分發的方式，能夠使一條新聞覆蓋更多的受眾群體，發揮出新聞最大的傳播價值，降低新聞媒體的內容生產成本。但在如今信息爆炸的移動互聯網時代，難以保證獲得最佳的傳播效果。此外，內容同質化造成的不僅僅是新聞內容和新聞形式上的同質化，還有新聞價值判斷標準的趨同。學者朱秀清認為，隨著媒體日漸走向市場，新聞生產組織化、市場化，使不同媒體對新聞價值標準的判斷產生共識，從而產生了新聞產品的標準化傾向[2]。這樣的情況也將會從內容、意義層面影響到新聞的傳播效果。

3.2 忽略網絡主力軍青年用戶

筆者通過半結構式訪談，與采訪對象就民法典報道進行了交流，其中多數人表述這類時政新聞自己很少會轉發。此外，由于新聞分發平臺的留言機制并不是即時呈現，而是要經過管理者的審核才能被其他人看到，這樣的評論機制與強調互動性的移動互聯網傳播有一定沖突。過高的評論門檻降低了受眾互動的熱情。受訪者S06表示，這些主流媒體的留言還要經過篩選，其門檻要比一般的自媒體更高，也就意味著留言能被選中是有一定難度的，所以一般也不愿多花時間為此進行互動，而是更愿意在自媒體上留言。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主流媒體缺乏互動性的特點。

眾所周知，使用移動互聯網的主力軍是年輕一代。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在2021年9月15日發布的第48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1年6月，我國10～39歲的網民，占比為50.3%[3]。相對而言，青年群體有著更高的媒介使用素養和信息判斷能力，也更樂意在互聯網上表達自己的觀點并進行互動，很多互聯網上的社會熱點事件少不了青年群體的參與，他們人數雖然有限，卻是互聯網的重度用戶。因此，在新聞報道中，尤其是在互聯網空間內的報道，應注重新聞的貼近性和互動性，提高網絡用戶在新聞報道中的參與度。

3.3 內容深度與傳播廣度不一

有關民法典的新聞報道，從本質上來說屬于法治新聞報道，相較于傳統的新聞報道門檻更高，不僅對新聞記者自身法律素養的要求更高，對讀者來說也有一定的理解門檻。如何把枯燥的法律寫得讓讀者樂于閱讀甚至傳播，對相關報道來說至關重要。傳播的廣度夠不夠，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為傳播效果的好與壞。內容的深度夠不夠，則體現在記者是否專業，也同樣影響著傳播效果。兩者是相輔相成的，深度與廣度兼備的法治新聞報道才能產生更好的傳播效果，獲得讀者的青睞。

有學者指出，法治新聞報道不僅要較好地傳播新聞信息，其本身的特殊性，使其還需具備一定的社會服務屬性和功能。特別是在依法治國理念深入人心的大背景下，加強法治新聞報道應成為實現依法治國戰略的有效途徑之一[4]，而是否具備“社會服務屬性”也是評價其內容有效性的標準之一。有研究發現，57.6%的群體性事件中，網民通常使用新媒體平臺發布消息、彼此聯絡、制造輿論；而政府仍然高度依靠傳統媒體 (57.6%) 、新聞網站 (22.2%) 以及記者招待會 (15.2%) 這三種回應平臺，僅有5.1%使用網絡新媒體進行互動處置[5]?？傊?，不同的平臺有著不同類型的用戶，這些用戶有著不同的內容偏好，單純地把同一內容在不同平臺上進行搬運，勢必會產生“水土不服”的問題。各大主流媒體需要生產出更具有針對性的內容，避免內容深度與傳播廣度不統一的問題，從而提升相關議題的輿論引導力。

4 結論與探討

4.1 善用互聯網思維生產內容

馬克思曾經提出過一個貶義喻證“卡普勤式說教”，指某些宣傳脫離實例、空洞說教，不追求傳播的效果和形式[6]。通過上文的分析可以發現，三大主流媒體對民法典報道的目的是為了宣傳和普及民法典，也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不可缺少的一環?！靶麄鳌币辉~本身并沒有對錯，但在如今內容海量化的移動互聯網時代，一味地突出、強調宣傳，則會適得其反。此外，互聯網時代的傳播不僅僅是把內容傳播到位，而是要有“互聯網思維”?！皞鞑ァ币辉~意味著有接收者，如今的移動互聯網時代不缺乏內容，但用戶有選擇的權利，因此，優質的內容才是互聯網時代缺乏的。在主流媒體不斷完善傳播渠道的當下，應把注意力放在內容上，改變以往說教式的宣傳，量體裁衣，根據平臺和平臺用戶的特點進行內容生產，而不是無差別地對內容進行各種平臺的推送。

4.2 打造高效全媒體傳播矩陣

良好的口碑、優質的內容和公信力是主流媒體的傳統優勢，互聯網時代的到來雖然對主流媒體產生了一定的沖擊，但隨著互聯網思維的貫徹落實，主流媒體逐漸趕了上來，并利用人才優勢、內容優勢構建了自己的傳播體系，使得傳播的效益實現最大化。目前，人民日報、新華社、央視新聞等主流媒體已經在微信公眾號、微博、B站、抖音等新媒體平臺建立了各自的官方賬號，形成了社交媒體宣傳矩陣，大大提高了內容的利用率，也能夠覆蓋到更多的用戶群體。從微博端的短內容到微信公眾號的深度文章，再到B站、抖音等青年用戶較多的平臺，主流媒體逐漸構建起了一個完整的全媒體宣傳矩陣，使得宣傳能夠覆蓋到盡可能多的人群。從內容傳播的廣度來說，進一步提高了傳播效果。這些渠道的打通，一方面提升了主流媒體的輿論影響力，另一方面也打通了與用戶之間的界限，用戶可以就內容進行反饋和互動。但目前各媒體平臺的建設不夠統一，還有諸多地方需要改進完善，因此，主流媒體應繼續推進媒體融合，打造高效的全媒體傳播矩陣。

4.3 優化表達方式，提升內容有效性

互聯網時代下的媒介融合是大勢所趨，其目的不能僅僅是提高生產效率和節約成本，還要考慮內容的有效性。內容傳播出去并不等于就能夠獲得受眾的認同，而提高內容的有效性除了完善平臺外，還應該優化新聞媒體的話語表達方式，而不是把相同的內容無差別地在不同的媒體平臺進行推送?；ヂ摼W時代要傳播好法治新聞，就要打好“新媒體”這張牌。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要打好“公眾牌”和“法治牌”。不僅要基于傳統的內容為王的生產思維，也要從傳統的法治新聞傳播的陳舊框架中跳脫出來，深入貫徹互聯網思維，從用戶的角度出發獲得最為真切和廣泛的民間認同。習近平總書記在“2.19”講話中提出“三結合”的理念，我國媒體要將我們“想講的”和受眾“想聽的”結合起來，將“陳情”和“說理”結合起來，將“我們講”和“別人講”結合起來，這對媒體探索傳播方式和話語表達方式是一個很好的啟示。

總的來說，主流媒體對于民法典的傳播活動可以視為是一場新時代法治新聞報道的實踐。在媒體融合的當下，我們應關注到物理融合之外的地方，融合不能僅僅只是平臺、內容上的融合，還有傳播思維上的融合。作為內容的生產者或傳播者，把握好用戶的心理能夠進一步解釋受眾的觀看動機。在傳播活動中，傳播者必須轉變思維，要把“宣傳”變“傳播”，把“受眾”當“用戶”，摒棄以傳者為中心的慣性思維方式，充分調動受眾參與傳播活動的熱情，積極吸收受眾的意見與建議，保持與受眾的密切聯系，并以此來優化我們的新聞報道。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講，現在媒體格局、輿論生態、受眾對象、傳播技術都在發生深刻變化，特別是互聯網正在媒體領域催發一場前所未有的變革。讀者在哪里，受眾在哪里，宣傳報道的觸角就要伸向哪里，宣傳思想工作的著力點和落腳點就要放在哪里[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