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絲綢紋樣的中外題材共存

曾玉蓉

中國絲綢紋樣題材發展到魏晉南北朝時，出現了大的轉折。原先以傳統文化為核心思想的紋樣題材逐漸減少，一些外來題材逐漸融入，出現了中外題材共存的局面。一方面是由于佛教在中國境內廣泛流行，滲透到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的各個層面，影響著商周至兩漢以來中國絲綢紋樣原有的題材和思想。另一方面由于絲綢之路上中外貿易的繁榮，中國在向外輸出絲綢的同時，異域文化也反向傳入中國，影響了魏晉南北朝的絲綢紋樣題材，因此，絲綢上出現了很多來自佛教文化和異域文化的題材，這從眾多出土的含有佛教文化的紋樣和來自異域文化的動植物紋、聯珠紋便能證實。

一、多思想、多文化共存

“多思想、多文化”共存是魏晉南北朝哲學、文學藝術的典型特征。中外題材共存是魏晉南北朝絲綢紋樣的時代特征。

魏晉南北朝不僅是一個動亂的時代，也是一個思想活躍、各種文化融合共存的時代，更是中國哲學和文化藝術發展的重要時期。此時期思想解放，文化包容，“學術空氣自由活潑，學者風度曠達、浪漫”[1]，各種哲學思想、南北文化、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互相影響，交相滲透發展。

魏晉南北朝從三國兩晉開始到南北朝結束，歷時三百多年，經歷了三十多個封建王朝的興衰。三百多年間，各個封建政權之間戰爭不斷，連年征戰導致百姓頻繁遷移。在遷移過程中，北方中原的世族及平民南遷，將中原文化帶到南方，促進了南北文化交匯融合。長期的政權紛爭使得統治階層忽略對社會思想文化的約束和控制，于是，在思想文化領域出現了相對自由、包容、豁達的社會環境。宗白華認為“漢末魏晉六朝在精神上是極其自由、極其解放的時代”[2]。

連綿的戰爭、動蕩的社會導致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傳統價值觀崩塌，獨尊儒術的傳統權威哲學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為了尋求精神上的依附，減少戰爭帶來的痛苦，人們迫切需要新的精神支柱。于是，魏晉之際，一元獨尊的思想格局被打破，玄學思潮興起，佛教大流行，最終形成了儒學、佛教、道家、玄學多思想共存的局面。

另外，自從西漢張騫兩次出使西域打開了東西貿易之門，絲綢之路不斷地向西方拓展。魏晉時隨著東西方貿易的發展，波斯、希臘等西方文化也隨著貿易的往來傳入中國，融入中國傳統文化中，呈現出中外文化多元共存的特點，表現在絲綢紋樣上是出現中外文化題材共存現象。

二、絲綢紋樣中外題材共存

絲綢紋樣題材發展到魏晉南北朝時，已脫離傳統文化獨尊的局面，出現了佛教題材、異域題材和傳統文化題材共存的多元格局。

（一）佛教題材出現

兩漢及以前，中國絲綢紋樣的題材帶有明顯的“獨尊儒術”傳統文化思想的政治功能和神話色彩，比如體現當權者政治統治威嚴、等級與專制的獸面紋和具有神話含義的云氣紋等。

魏晉南北朝時，隨著佛教在中國的廣泛流行，其影響了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的各個層面，尤其是對中國傳統文學藝術的影響非常大，許多的文學、繪畫、石窟藝術等都打上了佛教的烙印。絲綢紋樣也受到了佛教文化的影響，一些帶有佛教文化的新主題紋樣開始出現在絲綢上，比如帶有佛教含義的飛天紋、佛像紋等。

1.飛天紋

隨著佛教在中原的傳播，飛天形象逐漸出現在各類藝術中，尤其是在石窟藝術和敦煌壁畫中，在織錦中有少量出現，如倫敦私人收藏的吉祥天王錦中就出現了飛天紋。[3]

不同時期的飛天形象略有區別。例如，北魏中期的飛天袒露上身，少瓔珞，體態短壯，帔帛短，大裙貼腿，雙腿舒展露足。北魏晚期至西魏的飛天面相方瘦，清秀挺胸，長裙裹足，形態呈V 形，帔巾變長。北周時期，飛天種類增多，有菩薩型、力士型和袒露上身型，長裙裹腿露足，帔巾于肩后飛揚。

中國飛天形象起源于古代印度，其原型來自印度佛教當中的歌神和樂神，隨著佛教一起傳入中國，經過中國文化的浸透后逐漸演變為中國飛天。日本紋樣學者成一夫先生指出：“這些印度古代飛天，隨著印德拉皈依佛教而成為釋迦牟尼的供養飛天，和佛教同時傳入中國。而由于中國本土道教的影響，與道家飛翔天際的仙人混合一體，形成了中國風格的飛天形象?！背梢环蛳壬€認為，在中國文化里，飛天是佛教神靈，是歡樂吉祥的象征，其任務主要是演奏音樂、贊美極樂凈土、散播花蔓、花環和褒揚上天德行等。[4]

2.佛像紋

現由趙惟先生珍藏的晉-北朝時期的刺繡釋迦牟尼佛像，原件長53.5 厘米，寬31.7 厘米，[5]在淺棕色絹地上施以辮子繡排列組成造型，線條凸起，色彩有金黃色、墨綠色、朱紅色等。佛像面相和善，雍容華貴。（圖1）

圖1 佛像紋

現藏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北朝時期的錦幡“中紅地云珠日天紋經錦”中也有佛像紋。深褐色地上織有淺褐色的佛像，佛像位于聯珠紋的中間，周圍有天馬紋等紋樣。據東華大學教授趙豐先生考證，此佛像為希臘神話中的太陽神，“他頭戴寶冠，上頂華蓋，身穿交領衫，腰間緊束，雙手持定印放在身前，雙腳相交，頭后托以聯珠頭光，坐于蓮花寶座”[3]。雖然是希臘的神，但其造型卻明顯帶有佛教的特征，華蓋、頭光、幡、蓮花寶座等均是佛教中特有的因素。（圖2）[3]

圖2 佛像紋

1966 年新疆出土了天王化生紋錦，此錦表現的是天王剛從潔凈的蓮花中化生出來的場景，錦上有蓮花、半身佛像和“天王”文字，是佛教題材出現在絲綢紋樣上的另一個例子。

（二）來自異域的動植物紋

據考證，絲綢之路開通后，獅紋、象紋、駱駝紋、孔雀紋、葡萄紋、忍冬紋和樹紋等動植物紋開始出現在絲織品上。從歷年絲路上出土的織錦紋樣中就能證明這一點，例如1960 年新疆阿斯塔納墓區出土了高昌時期的絲織品，其中有樹紋錦、獅紋錦和忍冬菱紋錦等。1963-1965 年，吐魯番考古的第二階段，出土了北朝至隋時期的胡王牽駱錦。1972-1973 年，新疆吐魯番出土了高昌時期的對象紋錦。1995 年，尼雅遺址出土了一件東漢至魏晉時期的錦袍，其上織有虎紋、駱駝紋、鹿紋、馬紋和孔雀紋等。[6]考古學者竺敏先生認為：“吐魯番最近發現的古代絲織物中，有一雙前涼末年的織錦圓頭鞋……鞋尖處的花紋有對獅?！盵7]趙豐先生也指出：“異域文化也反向地傳入中國，影響了中國絲綢紋樣的題材和風格，這種影響不僅體現在纖維加工方法、織物組織結構等技術方面，還體現在絲綢圖案采用了天馬、羚羊、獅象、駱駝、野豬、鷹鷲、葡萄、石榴、忍冬等異域題材?！盵8]暨南大學歷史系的劉永連先生論證了野豬紋、馬紋、象紋、駱駝紋等動物紋和葡萄紋、忍冬紋等植物紋均來自西域和薩珊波斯。[9]由此，我們充分認為，絲綢紋樣中的天馬紋、獅紋、象紋、駱駝紋、孔雀紋、野豬紋、葡萄紋、忍冬紋和樹紋等由西方傳入中原，并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廣泛流行。

1.來自異域的動物紋

來自異域的動物紋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十分流行，如新疆出土的北朝時期的云氣獅紋紗（圖3），現藏于中國絲綢博物館的對獅對象牽駝人物紋錦和1968 年新疆吐魯番阿斯塔納北區99 號墓出土的北朝到隋時期的方格獸紋錦中的獅紋；1959 年新疆民豐北大沙漠1 號墓出土了一件高昌時期的圣樹紋錦中有對羊紋出現，該錦中的羊為長著長長羊角的公羊，形象與中亞流行的裝飾題材相似；（圖4）又如，中國絲綢博物館藏有一件簇四卷云聯珠對獸錦上有象紋，大象背上有西亞風格的裝飾，樂師正坐在大象背上彈奏琵琶；再如，吐魯番出土的北朝到隋代的胡王牽駱錦中的駱駝紋（圖5）等。

圖3 獅紋

圖4 公羊紋

圖5 駱駝紋

另外，1983 年青海都蘭熱水鄉血渭吐蕃墓出土的北朝時期中紅地云珠日天紋經錦中有帶翅膀的天馬紋（圖6）。北朝時有“金錢孔雀文羅”的文書記載，還有對獅對孔雀錦的實物出現，此時的孔雀為口銜綬帶或花朵的形象。

圖6 天馬紋

這些來自異域的動物紋中部分動物紋與宗教關系密切，趙豐先生指出這些西來動物主題中的獅子、馬、野豬等與南北朝時傳入我國的祆教有關，祆教中諸神往往用一些動物形象來作化身，如獅子代表信約之神密特拉神，馬代表梯希特雷亞神，而野豬則是偉力特拉格納神的化身。[8]

2.來自異域的植物紋

來自異域的葡萄紋、忍冬紋和樹紋等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廣泛流行，不少專家學者都撰文證實了這點。趙豐先生在其著作《中國絲綢藝術史》一書中闡述了西來的植物紋樣對魏晉南北朝絲綢紋樣植物主題的影響：“對于中亞、西亞來說，大部分地區干旱炎熱，因此，綠色的植物被看作是生命的象征，……這類紋樣在魏晉之后紛沓而至，打破了早期絲綢圖案僅有茱萸紋等少數植物類紋樣的局限，為絲綢藝術注入了新的活力……漢時已有蒲桃（葡萄）錦，魏晉時則應用更廣?！盵3]這段話充分肯定了西來的葡萄紋、忍冬紋和樹紋在魏晉的流行。劉永連先生也撰文闡述了魏晉南北朝時葡萄紋的流行情況：“……自絲路鑿通之后葡萄紋就出現在中原絲綢圖案中……南北朝時葡萄紋飾已為人所習見?！?/p>

據史書記載，葡萄紋在漢朝時已傳入中國，出現在絲綢上。漢代《西京雜記》載：“霍光妻遺諄于衍蒲桃錦二十四匹?！薄捌烟摇奔礊槠咸?。這一記載說明西漢時期中國已出現飾有葡萄紋樣的織錦。[10]除史料記載之外，考古出土的紡織品上也有確切的葡萄紋樣出現，如新疆民豐一座東漢時期墓葬中曾出土“走獸葡萄紋綺”（圖7）。吐魯番出土了魏晉時期龍雀葡萄紋刺繡，[3]新疆民豐尼雅遺址出土了北涼葡萄禽獸紋刺繡。[8]

圖7 走獸葡萄紋

魏晉南北朝時絲綢上出現了不少的忍冬紋。例如，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北魏刺繡品中出現了忍冬紋。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307 號北朝墓出土了一件菱格忍冬紋錦（圖8）。忍冬是一種耐寒植物，越冬不死，因此其紋樣傳達了延年益壽的文化寓意。關于忍冬紋的來源，普遍認為是西來的紋樣，是西方棕櫚葉、茛苕葉、葡萄葉等葉形裝飾紋樣的綜合變體，在古希臘、古羅馬、古代波斯經常用作建筑中的裝飾紋樣。薄小瑩先生認為：“忍冬紋是西方傳入的葉紋?！壁w豐先生也認為：“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北魏太和十一年的刺繡品中的忍冬紋，也是傳入的植物紋樣之一?！眱晌幌壬挠^點肯定了忍冬紋是從西方的葉紋發展而來的，因為葉紋從古希臘、羅馬到西亞有著連續的發展過程。忍冬紋在魏晉南北朝時傳入中國后，與云氣紋融合，形成了獨具魏晉南北朝時期特色的紋樣。

圖8 菱格忍冬紋

1959 年阿斯塔納北區出土過北朝時期的樹紋錦。[5]1959 年新疆民豐北大沙漠1 號墓出土了一件高昌時期的生命樹紋錦（圖9）。另據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染織專家黃能馥教授和故宮博物院絲綢文物考古鑒定專家陳娟娟研究員的研究，吐魯番出土的北朝文書中有羊樹錦的記載。生命樹是一種古老的植物崇拜，東西方都有，但此時期的樹紋明顯具有西域風格，樹柄上的綬帶便是證明。

圖9 生命樹紋

3.來自異域的聯珠紋

大多數專家學者均認為，西域、波斯文化對絲綢圖案的最大影響是聯珠紋樣。[3]聯珠紋普遍認為起源于西亞，自絲綢之路開通之后，波斯聯珠紋傳入中原，盛行于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聯珠紋并不是主題紋樣而是一種骨架紋樣，即由大小基本相同的圓形或接近圓形的紋樣連接排列，形成更大的幾何形骨架，然后在這些骨架中填以動物、花卉等各種紋樣。[3]魏晉時期的聯珠動物紋，一般以大體型的動物為主，例如吐魯番出土的聯珠對馬紋（圖10），北齊徐顯秀墓壁畫中的對獅聯珠紋、對鹿聯珠紋等。

圖10 聯珠對馬紋

（三）傳統儒家文化題材和神仙思想題材仍然流行

魏晉時期的絲綢紋樣題材很大一部分是對漢代傳統絲織品題材的繼承。黃能馥教授和陳娟娟研究員認為：“三國兩晉時期的絲綢藝術，基本繼承了東漢絲綢的傳統?！盵5]即銘文、龍紋、云氣紋、車馬紋、朱雀紋等依然流行。

1.銘文

銘文是漢代的主流裝飾紋樣，是儒家倫理觀念的反映，[5]是當時社會思想、政治事件和信仰理念的反映，一般為吉祥語。魏晉時銘文題材仍然出現在絲綢紋樣上。

1964 年新疆吐魯番阿斯塔納北區39 號墓出土了一雙東晉的“富且昌宜候王夫延命長”織成履，[5]履頭以“富、且、昌、宜、候、王、夫、延、命、長”等十個漢字的銘文和類似動物紋作為裝飾紋樣編織成型。（圖11）另外，1995 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與日本合作，在尼雅學術考察中發現八座古墓，其中M3 和M8 墓出土了“五星出東方”“討南羌”“王后合昏千秋萬歲宜子孫”等銘文錦，專家分析為后漢到晉時期的文物。[5]

圖11 銘文

2.云氣紋

云氣紋是漢代的典型紋樣，表達傳統文化中的神仙思想。魏晉時云氣紋仍然流行，所不同的是漢代的云氣紋與龍紋、鳳紋結合出現，在造型上云氣紋靈秀、纖細、自由活潑。而魏晉南北朝的云氣紋則與外來的動物紋——獅子紋等組合出現，造型上少了靈動，多了拙樸和節奏感，現藏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的北朝時期云氣動物紋錦和新疆出土的北朝時期的云氣獅紋紗（圖12）等就是最好的例證。

圖12 北朝云氣獅紋紗

3.龍紋

龍紋是戰國的典型紋樣，一直流行到漢朝。戰國時期龍紋的造型比較豐富，有遨游回首造型，有盤蹲造型，有站立造型，還有仰天盤旋造型等。[8]造型極其苗條、秀麗，形態彎曲、纏繞、交錯，既顯示了飄逸神奇之美，又有戰國的浪漫風格。

魏晉南北朝時的龍紋沒有了戰漢時期的舞動感，多以靜態站立的形態出現，且在造型上體型變得肥壯、短粗，完全沒有了戰漢時期的纖細、秀麗和浪漫感覺。（圖13）

圖13 龍紋

4.朱雀紋

朱雀，傳說中的南方神明、天上的七宿星君。自秦漢以來，朱雀形象被作為祈求長生的精神寄托，成了當時主流文化中羽化升天思想的象征符號，它的象征意義迎合了人們對長生的追求，對仙境的向往和期盼，因此，朱雀紋成了秦漢時期主流的裝飾紋樣之一，也是中國傳統寓意紋樣之一。斯坦因在敦煌莫高窟發現了一塊北朝時幾何填花龍虎朱雀紋錦（圖14），現藏于倫敦大英博物館。

圖14 幾何填花龍虎朱雀紋

5.車馬紋

戰國時出現過車馬紋與當時最流行的龍鳳紋組合，如1982 年湖北江陵馬山磚廠一號戰國楚墓出土的龍鳳人物車馬紋便是例證。龍鳳紋、車馬紋和跳舞的人紋被安置在鋸齒形骨架中。[11]到了北朝時車馬紋仍然存在，與樂舞紋組合出現。據趙豐先生考證，倫敦有一件私人車馬與樂舞紋藏品，藏品從右到左的排列為：忍冬紋起頭，一人挑撥浪鼓狀物，一人吹笙狀樂器，一個舉旗，此后是一騎馬人物，馬后有一人扛一桿，后面還有一眾獸拉車紋樣。[3]

三、結語

魏晉南北朝雖然社會動蕩，政權更換頻繁，卻促進了南北文化、中外文化的交流，推動了藝術的大發展，使絲綢紋樣擺脫了戰漢時期的政治教化作用，朝著多元文化的方向發展，為隋唐及以后絲綢紋樣題材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佛教文化的盛行和異域題材的輸入為中國絲綢紋樣帶來了新風，豐富了中國原有的絲綢紋樣題材，改變了殷商至漢以來的裝飾觀念，使得魏晉南北朝絲綢紋樣出現中國傳統儒家文化題材與外來文化題材共存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