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嶺民族走廊城市職能演變特征及互補性研究

侯玉霞，王淑慧,李楊雯

(1.2.3.桂林理工大學 旅游與風景園林學院，廣西 桂林 541004;4.廣西旅游產業研究院，廣西 桂林 541004)

一、引言

隨著城鎮化步伐的加快，城市對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巨大推動力的作用逐漸突顯。城市職能是城市在國家或一定區域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等領域中所發揮的作用和承擔的分工[1],城市職能演變特征反映了區域和城市行業升級變化狀況。南嶺走廊作為南方少數民族歷代生存繁衍的區域，是從中原地區進入南嶺以南地區的重要通道，生活著漢族、瑤族、苗族、畬族、侗族、仫佬族、壯族、毛南族等眾多民族，他們在此長期生活、生產、交流、遷徙和融合，積淀和保存了諸多彌足珍貴的歷史文化因子，形成了豐富且獨特的民族文化[2]。南嶺民族走廊是唯一一條與海洋相連接的民族走廊，并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逐漸擴展，很早就參與到環球貿易當中去，成為中國與域外和海外開展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國際通道[3]，南嶺民族走廊5條古道與河流沿線遺存了大量古村落，具有豐富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和發展旅游產業的巨大潛力。從行政區位看，主要包括粵北、湘南、桂東北等區域，該區屬于少數民族聚居區，雖資源豐富，有潛在優勢，但長期存在城市間職能分工不明確，城市職能體系紊亂等問題，嚴重阻礙了南嶺民族走廊地區各城市經濟發展。黨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加快發展，因此，研究南嶺民族走廊城市職能的演變特征，為其確定各城市定位，優化職能，制定差異化城市發展戰略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國外學者于1921年開始對城市職能進行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職能的分類，如Aurousseau(1921)、Harris(1943)、Nelson(1955)和Berry(1996)等對行業勞動力進行定量分析，以劃分城市職能類型，并提出了區位商、納爾遜分類法、最小需求量、專業化指數等多種劃分城市職能的分類方法[4-8]。隨著城市發展進程加快，Cowell(2010)、Michal Chodorowski(2015)等對城市功能結構、空間變化及多中心區域經濟狀況的互補性進行了大量實證分析，證明空間的變化、功能結構的變質和經濟的互補是城市快速發展的基石[9-10]。顯然，城市群作為一種網絡結構，要實現其空間、功能和經濟整合，促進城市高質量快速發展，必須以城市職能為基礎進行研究。國內學者于1981年開始對城市職能進行研究，周一星等(1988)提出城市工業職能的概念，采用主因素分析、聚類分析和納爾遜的統計分析，按照城市的專業化部門、職能強度和職能規模三個要素對城市進行分類[11]，為中國城市職能研究奠定了基石。隨后，不同學者相繼采用自然斷點法(王振波，2015)[12]、聚類法[13](王勝男,2015)、主成分分析法[14](閆曼嬌,2016)、對應分析(曾春水，2018)[15]和城市基本服務規模測算法[8](方遠平,2019)等方法對城市職能進行研究。隨著城鎮化進程不斷推進，城市群成為當今經濟快速發展的主要載體，城市群職能研究頗受重視，但多集中在較發達地區的研究，如遼寧中部城市[16]、京津冀[15]、長江中游城市群[17]、粵港澳大灣區[8]等不同城市群，對南嶺民族走廊的研究多集中在物質文化遺產方面，尚未有學者將二者結合起來，探討南嶺民族走廊的城市職能演變特征?；诖?，本文從城市職能視角，通過整理分析南嶺民族走廊城市職能類型，了解其現狀、演變特征及互補性，以期為南嶺民族走廊城市發揮比較優勢，實現高質量快速發展提供參考，為其他少數民族地區城市合理地規劃未來發展提供經驗借鑒。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1.區位商。區位商方法常用來判斷城市職能特征，城市有基本職能與非基本職能之分，用區位商大于或者小于1判斷該行業為城市的基本職能與非基本職能。計算公式為：

(1)

式中：LP為區位商；nP為城市中P行業從業人員數量；nq為城市從業人員總數；Np為區域內P行業從業人員數量；Nq為區域總從業人員總量。

2.納爾遜城市職能分類法。利用納爾遜城市職能分類法確定城市職能部門和職能強度，分別計算所有城市每個行業職工比重的算術平均數和標準差，以高于平均值以上幾個標準差的數量來表示某城市該行業職能強度，以高于平均值加1個標準差作為確定城市主導職能的標準，其中，職能強度與數值為正相關。將職能部門職能強度指數不小于1的職能部門作為城市的專業化職能部門，將城市職能強度分為一般職能、顯著職能、主導職能和優勢職能4個等級[8]。

Fij=(X-M)/σ

(2)

式中：Xij為i城市j職能部門的從業人員比重，M為算術平均數，σ為標準差，Fij為i城市j行業職能強度。

3.對應分析。本文利用SPSS Statistics 26軟件，以行業就業人員為變量，分別以南嶺民族走廊10個城市為樣本進行對應分析，對應分析法能夠把南嶺民族走廊城市職能分類的結果,直觀地反映在因子平面的點聚圖上，城市點離原點越遠就說明其城市職能專業化越高。此外，對應分析還提供了一個能夠反映城市職能互補性的統計量——總慣性。各職能點慣性(慣性大小由其距離原點的遠近決定)的總和即為總慣性，它通過測度原點周圍職能點的分散程度衡量南嶺民族走廊城市的職能差異度，進而反映其潛在的職能互補性，用互補性比率比較各個城市間的慣性[18]。

Q=P/(N-1)·100

(3)

式中：Q為互補性比率，P和N分別為總慣性和城市數量。

(二)研究對象

南嶺民族走廊范圍較大，本文以狹義的南嶺民族走廊行政區劃為依據，結合數據的可獲得性，選取廣西桂林、賀州、梧州，廣東韶關、清遠、河源，湖南郴州、永州、懷化和邵陽10個市作為研究對象[19]。

(三)數據來源與處理

自2011年后，民族走廊研究每年課題數量基本保持在10項以上，其中南嶺民族走廊就占4項[20]，可獲取的最新數據為2019年，因此設定研究年份為2011和2019年，數據分別來源于 2012 年和2020 年各省份城市的《統計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借鑒王振波等學者對國民經濟行業的分類方法[12]，對20個國民經濟行業進行歸納，整合為11個城市職能類型(表1)。

表1 國民經濟各行業職能歸并表

根據國務院《關于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國發〔2014〕51 號)，將南嶺民族走廊城市劃分為三個檔位，廣西賀州為中等城市，湖南邵陽為I型大城市，廣西桂林、梧州、廣東韶關、清遠、河源、湖南郴州、永州、懷化8個城市為Ⅱ型大城市。

三、南嶺民族走廊城市職能演變特征

(一)總體特征

對2011年及2019年南嶺民族走廊城市職能區位商進行分析，結果顯示，2019年南嶺民族走廊城市的基本職能為社會服務和行政，非基本職能為礦業、工業、建筑業、交通通信、商業、金融業、房地產、科研管理和其他服務(表2)。從總體上看，2011—2019 年間，基本職能發展較為協調，社會服務和行政職能有不同幅度的提升，非基本職能部門總體上呈下降趨勢。其中，在基本職能中，行政職能增長最為迅速，區位商上升值為0.20；在非基本職能中，只有建筑業、商業和房地產業職能部門區位商值有所提高，建筑業職能提升最快，區位商上升值為0.03，礦業、工業、交通通信、金融業、科研管理和其他服務業職能區位商值皆不同程度下降，礦業和交通通信職能下降程度最大，區位商下降值分別為0.33和0.29。

(二)城市職能規模演變

對城市職能規模演變進行分析，在基本職能中，南嶺民族走廊城市職能規模與全國保持相同的發展趨勢，行政職能的就業人數比重增加最為迅速且為就業人數最多的職能部門，行政職能就業人數比重緊跟其后；在非基本職能中，除交通通信和科研管理職能外，南嶺民族走廊城市的其他職能與全國保持相同的發展趨勢。其中，建筑業就業比重上升幅度最大，工業就業比重下降幅度最大，但其仍為就業人口最多的非職能部門。

從城市人口規模視角出發，在基本職能部門中，中等城市和I型大城市相較于Ⅱ型大城市來說吸引力更強，與全國保持一致。其中，2011年至2019年間，I型大城市的就業人口比重增長最大，邵陽增長比重達到了15.37，中等城市緊隨其后，賀州增長比重達到了7.62。從省域來看，在基本職能部門中，湖南的郴州、永州、懷化和邵陽4個城市與全國保持一致，就業人口比重都呈不同幅度地增長。

表3 南嶺民族走廊城市和全國行業就業人口比重對比表

(三)城市專業化部門演變

從南嶺民族走廊城市專業化部門的城市動態演變結果來看，2011—2019年間，基本職能部門主導的南嶺民族走廊城市數量沒有發生變化；非基本職能部門主導的南嶺民族走廊城市數量上升，其中，建筑業和商業作為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城市增長數量分別為1個和2個，表示南嶺民族走廊城市商業發展帶動了建筑業發展，交通通信、金融、科研管理和社會服務主導的城市數量沒有變化，受國家宏觀調控的影響，工業和房地產主導城市數量有所影響，都減少了1個，表示南嶺民族走廊城市商業發展超過工業發展進程。以上變化特征反映了南嶺民族走廊城市職能結構正處于不斷地發展當中，仍需要根據自身特點不斷完善職能結構。

從南嶺民族走廊不同規模城市來看，2011—2019年，基本職能中，南嶺民族走廊城市的基本服務和行政職能城市數量不變；非基本職能中，礦業、金融業、科研管理和其他服務職能在不同規模的城市當中都保持了穩定，工業、建筑業和房地產職能城市發展逐漸成為“啞鈴型”結構，穩定集中在中等城市和I型大城市，在II型大城市建筑業職能引導的城市數量增加至2個，工業和房地產職能引導的城市數量減少了1個，交通通信職能部門在II型大城市數量有所增加，商業職能在中等城市和II型大城市較為突出，數量分別增加了1個。從整體看，南嶺民族走廊城市只有建筑業和商業職能有所提升，其他職能部門保持原有職能強度不變或下降。

表4 2011—2019年南嶺民族走廊城市專業化部門的城市動態演變

(四)城市職能強度演變

對2011年及2019年南嶺民族走廊城市職能強度指數進行分析，結果顯示，2011—2019年間，南嶺民族走廊城市職能強度較低，大多是一般職能部門。在基本職能中，社會服務職能從主導職能演變為顯著職能，行政職能由顯著職能演變為主導職能；在非基本職能中，交通通信職能一直作為南嶺民族走廊城市的主導職能且較其他職能發展迅速，由此帶動了城市其他服務職能發展。

表5 2011年及2019年南嶺民族走廊城市職能強度指數變化

四、南嶺民族走廊城市職能互補性分析

根據SPSS軟件得到對應分析結果，自2011—2019年間，南嶺民族走廊城市的總慣量由0.242上升到0.283，說明南嶺民族走廊城市職能專業化程度不斷提高，城市間的互補性逐步提升。對城市內部進行比較，提升較為顯著的城市有賀州、韶關、梧州、桂林和懷化等，總慣量變化率分別為366.67%、162.96%、100.00%、84.62%和27.27%。對城市之間進行比較，2011年南嶺民族走廊城市慣性較大的城市是清遠郴州、河源和韶關等，總慣量至分別為0.050、0.042、0.035和0.027，2019年南嶺民族走廊城市慣性較大的城市是韶關、河源、清遠、懷化和邵陽等，總慣量至分別為0.071、0.050、0.035、0.022和0.024，南嶺民族走廊城市專業化職能部門之間存在較大的差異性，這些城市由綜合化不斷趨向專業化。2011—2019年間，南嶺民族走廊城市點逐步遠離原點，表明這10個城市專業化程度不斷提升。

圖1 2011年南嶺走廊城市職能分工點聚圖

圖2 2019年南嶺走廊城市職能分工點聚圖

互補率比率可以更好地比較各個城市間的慣性，即用南嶺民族走廊城市總慣性除以城市數量減一，再乘以 100 以使總慣性標準化，即可得到互補性比率。近10年間，南嶺民族走廊城市互補性比率平均最高的城市是韶關、清遠、河源、郴州和懷化等，分別為0.54、0.44、0.39、0.36和0.28，各個城市之間互補率比率差異性較大，最大值達0.48。從標準差來看，韶關、清遠、郴州、桂林和賀州等城市較為穩定。

從整體來看，南嶺民族走廊10個城市自2011—2019年近10 年間，韶關、河源和清遠3個城市總慣性最高，其職能互補性也最高；郴州、桂林和賀州互補率標準差處于中等水平；懷化、邵陽和梧州互補率標準差處于較低水平；除郴州互補性比率下降外，其他9個城市都處于上升水平，其中，賀州互補性比率上升幅度最大。

表6 2011年及2019年南嶺民族走廊城市總慣量和互補率比率

五、結論與展望

本文采用區位商及納爾遜城市職能分類法對南嶺民族走廊城市近10年職能演變特征進行分析，并通過對應分析法探析其職能互補性及專業化程度，得出以下研究結論：

1.2019年南嶺民族走廊城市的基本職能為社會服務和行政，非基本職能為礦業、工業、建筑業、交通通信、商業、金融業、房地產、科研管理和其他服務。從總體上看，2011—2019 年間，基本職能發展較為協調，社會服務和行政職能有不同幅度的提升，非基本職能部門總體上呈下降趨勢。

2.在基本職能中，南嶺民族走廊城市職能規模與全國保持相同的發展趨勢，中等城市和I型大城市相較于Ⅱ型大城市來說吸引力更強，就業人口比重都呈不同幅度地增長，與全國保持一致。

3.南嶺民族走廊城市職能結構正處于不斷地發展當中，仍需要根據自身特點不斷完善職能結構。從南嶺民族走廊城市專業化部門的城市動態演變結果來看，2011—2019年間，基本職能部門主導的南嶺民族走廊城市數量沒有發生變化；非基本職能部門主導的南嶺民族走廊城市數量上升。從南嶺民族走廊不同規模城市來看，2011—2019年，基本職能中，南嶺民族走廊城市的基本服務和行政職能城市數量不變。

4.職能專業化程度不斷提高。2011—2019年間，南嶺民族走廊城市職能強度較低，大多是一般職能部門。在基本職能中，社會服務職能從主導職能演變為顯著職能，行政職能由顯著職能演變為主導職能。

由于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只選取了2011年和2019年南嶺民族走廊10個城市近十年的行業從業人員數量作為基礎數據進行研究，時間跨度較小，時效性較低，得出的結論也僅僅代表這一時間段內南嶺民族走廊城市職能演變及城市職能互補性，對于南嶺民族走廊城市職能總體演變規律還需要更加深入研究，后續研究中應最大程度更新可獲得的數據，在今后的研究中，應不斷創新研究方法，形成更加完整的研究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