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壇城探微

武振潔, 許 政

(北京建筑大學 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 北京 100044)

北京的城市、環境和文化達到高度和諧統一，不僅在于其優越的政治地理、經濟地理位置，而且還在于數千年積淀的多民族文化。特別是金元明清七百多年的發展，奠定了北京深厚又豐富的文化基礎，其中藏傳佛教文化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自元代起，藏傳佛教一度受到統治者的扶持，依托于宗教文化產生的建筑便在北京拔地而起，并發展成為北京獨特的一種建筑風格。北京的藏傳佛教建筑眾多，而以壇城為典型而極具特色的一類，更不乏設計巧奪天工、造型精美絕倫的建筑，是北京極具價值的歷史文物建筑。

1 關于壇城

壇城(圖1)是曼荼羅(梵文 Mandala)的漢語意譯?！奥绷_”一詞與密教聯系密切，但并非密教的特有名詞，而早在密教產生之前就已存在，在印度最古文學《吠陀經》中就記載了原人曼荼羅的內容，其源自梵天諸神的傳說，反映了古代印度文化中的哲學觀、宇宙觀，對之后的佛教文化、建筑文化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壇城最初是指古印度修法者為防止外魔侵入而在修煉之處筑起的圓形或方形土臺，后被印度教、佛教沿用并被賦予更多的宗教內涵，最終在密宗階段將壇城發展為修持實踐的重要工具，藏密更是將其發展到淋漓盡致的境地。壇城是藏密修持的核心，貫穿于宗教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說，藏密信仰是圍繞壇城為中心展開的。

圖1 壇城圖式

壇城是個多含義的詞匯，正如《佛學大辭典》中的釋義：“曼荼羅(術語)mandala，又作曼陀羅、滿荼羅、曼拏羅。新舊之譯有種種，舊譯多曰壇、道場，新譯多曰輪圓具足、聚集。此中就體而言，以壇或道場為正意，就義而言，以輪圓具足或聚集為本義。即筑起一方圓之土壇，將觀修之諸尊安置其中用作祭供，此為曼荼羅之本體；壇中聚集具足諸尊大德成一大法門，如轂輞輻具足而成圓滿之車輪，此為曼荼羅之義”[1]。壇城的釋義隨著佛教的發展而更加豐富，大致總結為菩提本質是其內涵，佛自證的境地是神圣的道場，即是壇，更是佛菩薩聚集的世界，即是獲得圓滿。

壇城的形式多種多樣，多以二維平面和三維立體形象呈現，而其本質是三維時空。壇城包含了繁復龐雜的象征內涵，是一種理想佛國世界的圖式(圖2)，藏密借此表達深奧的宗教教義。壇城是藏密認為的宇宙微縮模型，在世界的中心是須彌山，其余一切都圍繞這座山排列。山頂上為帝釋天，山腰四面為四天王天，山周圍有七重香海和七輪圍山相間，最外側環繞鐵圍山，其內形成咸海。咸海中四向有四大部洲：東勝身洲、南瞻部洲、西牛貨洲和北俱盧洲。每一大洲又各有兩中洲，各大洲和中洲之間還有無數小洲，共同形成了諸多世界中的一個世界。如果說繪畫壇城是佛教世界的平面圖，雕塑壇城是立體模型，那么建筑形制則是其理想實現形式[2]。

圖2 藏傳佛教時輪金剛三昧耶壇城

壇城是一種有序的組織結構，也是一種獨特的藝術形式。從建筑學的角度來看，其基本構成為十字軸線對稱，以“井”字分成9個部分，有著明確的中央與四周的關系，中央高大主要表現垂直向度，四方或四角矮小主要表現水平向度；以中心為主向四周輻射，漸次減弱等級層位的“聚集”型空間布列[3]，并且有著明顯的邊界約束和向心凝聚。建筑化的壇城是二維平面圖形的空間表現，基于藏傳佛教的宗教內涵，而后不斷發展成為一種建筑形式。有據可考，西藏桑耶寺(公元8世紀)是中國第一座按照佛國宇宙的空間模式而建造的佛教寺院，是仿古印度婆羅王朝的歐丹達菩黎寺(飛行寺)而建，可見早在古印度時期就已依據壇城形式建造寺院做過嘗試。在傳入中國漢地后，用壇城形式建造寺院建筑就已經很常見了，甚至園林建筑中也能找到該形制，北京地區正是此類型建筑興建的聚集地之一。

2 北京壇城的發展概述

遼金元時期是北京歷史發展的一個關鍵時期，北京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極大的提升，藏傳佛教也因政治需要而在北京得到充分的發展。隨著藏傳佛教的興起，北京的藏傳佛教寺院日漸增多，占據了北京寺院建筑的半壁江山。壇城作為藏密建筑的一種典型形式，在漢地藏傳佛教寺院中也被普遍使用。壇城以金剛寶座塔單體建筑和壇城群體組合為主要建筑形式，在北京陸續興建，而且漸趨程式化。

2.1 單體的金剛寶座塔

金剛寶座塔分為兩部分：下方承以高大的方形臺基，上方為五座佛塔，中央一大塔，四隅各一小塔，其原型是仿印度的菩提伽耶精舍。公元前3世紀，阿育王為紀念釋迦牟尼佛陀悟道之地而在菩提樹下建金剛寶座，2世紀中葉，貴霜王朝又在菩提樹以東修建一座大精舍(精舍主要是供僧人居住修習的場所)，并發展成為崇拜佛陀的重要紀念建筑，故后來稱這座大精舍為金剛寶座塔。其形制為佛教精舍五點狀的布局形式，糅合了婆羅門天祠尖聳如塔的形象，與密教壇城格局相當吻合[4]。隨著密教五方佛義理的發展完善，加之對“金剛不壞”境界的追慕，金剛寶座塔被賦予了新的宗教思想，高大的臺座象征著佛陀悟道時菩提樹下的座處，座上五塔象征五方佛(中央大日如來佛、東方的阿閦佛、南方的寶生佛、西方的阿彌陀佛和北方的不空成就佛)，也代表五佛對應的五種智慧、密教金剛部的五個部分、平面延展的五方佛國等。臺座的高大厚重，五塔中央高突、四隅中心對稱的平面布局，既有垂直向度又有水平向度的空間觀念，整體上看金剛寶座塔就是象征佛國世界的，故被看作是壇城的一種單體形式。

雖然我國現存的金剛寶座塔多為明清時期所建造，但是五塔形制最遲在北朝時就已經出現[5]。我國最早的五塔形制見于石窟壁畫中，北魏(386—534年)云岡石窟第6窟中已有中央和四隅各一座的形式，北周(557—581年)敦煌莫高窟428窟壁畫中出現高臺上置塔的形象，只是五塔不在同一基座上。建筑實例以北魏興安元年(452年)原山西崇福寺內珍藏的刻制的小石塔為最早，已見五塔形制的雛形。見于文字記載的隋仁壽年間(601—604年)的修寂寺塔，在《續高僧傳》中“下敕送舍利于韓州修寂寺…寺有磚塔四枚。形狀高偉。各有四塔鎮以角隅”，也有五塔形制。由此可見，金剛寶座塔形制的源流已久，只是在我國并未有完整清晰的發展脈絡。

藏傳佛教尤重壇城形式，金剛寶座塔被藏密吸收后也因此得到較大的發展。明永樂年間(1403—1424年)，西域梵僧班迪達向明成祖朱棣進獻五尊金佛和印度金剛寶座的規式，朱棣封其大國師并建造真覺寺，明成化九年(1473年)又敕令按照中印度式于寺中建金剛寶座塔。此后金剛寶座塔形制在我國漢地逐漸發展起來，成為藏密建筑的典型之一。我國現存的金剛寶座塔僅數十座，而北京就有四座。除上述的真覺寺金剛寶座塔，還有清乾隆時期的碧云寺金剛寶座塔、玉泉山妙高塔和西黃寺清凈化城塔(表1、圖3[6-7])。清乾隆時期該形制在一些建筑小品中也時?？梢?，像西苑中南海、清漪園、萬壽寺都將金剛寶座塔置于磚門樓頂上，還見于一些寺院殿宇頂部，像碧云寺羅漢堂屋脊上的五塔、戒臺寺戒壇大殿的五塔寶頂。顯然，金剛寶座塔形制突破了藏密壇城作為佛國世界象征的界限，更成為當時建筑設計、建造的常用形式之一。

表1 北京金剛寶座塔概況

圖3 北京金剛寶座塔圖像和平面構成分析

2.2 群體組合的壇城

相對比于金剛寶座塔的單體形制，群體組合的壇城對佛教宇宙觀的詮釋更加形象。藏地佛寺對壇城圖式的觀照和表現，漸漸形成了寺院布局的基本范式“都綱法式”(“都綱”， 是藏語“都康”的音譯，為大殿之意，建筑形成程式化的規制而稱為“法式”)。其布局自由而豐富，沒有明顯的主軸線，中心部分多呈回字形平面，主殿高聳居中，周圍環設多層回廊房舍，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壇城“聚集”和“道場”意義[8]。該范式隨著藏傳佛教在北京的發展而成為藏傳佛教寺院建造的一種布局參考模式，漢地興建藏傳佛寺在元代，直至清乾隆時期形成高潮。

壇城的群體組合形式以“西藏第一寺廟”桑耶寺最具典型，也是藏地現存最早且最完整的壇城寺院樣式[9]，由數十座大小不等的宏大建筑群組成。在北京地區，壇城作為建筑布局的形式，早在唐遼時期就已有實例。房山云居寺的北塔組群就是典型的壇城組合，北塔高大，為遼時在唐舊塔址上重建，以其作為建筑組群的中心，矮小的唐塔置于四角，這種布局形制必然與唐代密宗的興盛聯系緊密。元代藏傳佛教在北京“扎根”，壇城組合形制也開始在北京“盛放”。以妙應寺白塔組群為元代的典型代表，妙應寺前身是元代的大圣壽萬安寺，初為以白塔為中心、四周環繞殿堂的組合壇城布局，因寺院殿堂毀于雷火，明代在遺址上重修寺院，才漸漸形成現在前殿后塔的漢式布局。盡管寺院布局發生變化，但是遺存的白塔仍是寺院建造的重要部分?，F存的妙應寺白塔組群呈現十字對稱的布局形式，高大的藏式覆缽塔為中心主體突出，四隅角樓是藏式佛寺規制以代表四天王天，是對壇城圖式的中心部分構圖的表現，只是在組群形式上做了簡化。

至清代壇城在北京已經成為建筑組合的一種范式，尤以清乾隆時期為盛。建造規模較小的典例有清漪園(今頤和園)文昌閣、清漪園寶云閣組群以及北海極樂世界(俗稱小西天)均具有壇城十字軸線對稱，中心聚集向上，四方或四角水平延展，組合構成相近卻各有特色。建造規模較大的典例有雍和宮法輪殿組群、清漪園須彌靈境藏式組群以及靜宜園昭廟大紅臺組群，中心殿宇象征著須彌山，四周環繞四大部洲、八中洲等，是藏傳佛教寺院宗教內涵象征的代表性建筑群。其中以清漪園須彌靈境藏式組群最具標志性。此外，清漪園治鏡閣和圓明園海岳開襟更像是被放大的壇城工藝品，不僅設計精巧絕倫，而且不再局限于壇城的藏密教義思想，而發展成為一種建筑形式?？上У氖?，兩處現已不存，僅能從古籍文獻、圖紙中再現其原本的模樣(表2、圖4[10-11])。

圖4 北京典型壇城組群圖像和平面構成分析

表2 北京壇城組群概況

2.3 發展變化及歷史特征

自公元11世紀藏傳佛教諸教派形成，此后的西藏多以政教合一形式存在[12]。元明清三朝對此十分重視，清代為消除元代帝師制和明代多封眾建政策的弊端，興格魯派并制定了“金瓶掣簽”制度，對藏地的管理更加規范。歷代統治者對藏傳佛教的積極態度，從根本上都出于維護國家統一和邊疆穩定的政治意圖，冊封達賴班禪、興建佛教建筑、舉行佛事活動等使得藏傳佛教的影響日益加深，促進了文化的多樣性。清乾隆時期政治穩定、經濟發達、文化繁榮，有了更有利的發展環境，壇城作為一種宗教、政治和文化融于一體的建筑形制，具有十分典型的特征。從模仿到創新這一轉變，將壇城深植于北京文化的同時，也為壇城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壇城不僅展現出多元文化融合的時代特征，而且表達了明確的思想主題，但是后期發展趨于程式化。

金剛寶座塔作為我國佛塔類型的一種，其宗教意味更加濃厚。從寺院布局看，除真覺寺略顯早期印度佛寺以塔為中心的布局外，其余均為漢地寺院“伽藍七堂”軸線式布局，且金剛寶座塔均位于寺院最后的塔院中，成為寺院中氛圍高潮的主體部分。從五塔形制上看，從最初的模仿印度菩提伽耶精舍的密檐式，逐漸發展為多種塔型相結合的樣式，特別是蒙藏地區極受歡迎的覆缽式塔成為后期金剛寶座塔的主塔類型。從雕塑裝飾上看，雕刻內容以宣揚佛法為主，輔以我國傳統的建筑裝飾紋樣，將多民族文化融入建筑創作當中，真覺寺金剛寶座塔中斗拱、椽子、勾頭等建筑構件樣式清晰可見，碧云寺金剛寶座前壁上的一行高浮雕龍頭又與當時流行的西洋風氣影響有關，清乾隆后期的雕刻精美卻更加程式化，更多體現的是造型的融合性特征。

壇城組群包含的元素更多，設計以整體布局為首先考慮條件，其次為各個單體建筑的形制特征。藏傳佛教寺院布局主要有藏式、漢式和漢藏結合的形式，藏式的布局多見于西藏地區，而北京以漢式和以漢式為主的漢藏結合形式居多。清漪園須彌靈境藏式組群和靜宜園昭廟大紅臺組群均為漢藏結合形式，其中包含對藏地典型寺院的仿照，藏式風格為主卻有著明顯的中軸線和對稱關系，借助山勢又展現出豎向空間的豐富層次，同時園林化的設計還增加了空間的變化、營造不同的氣氛，進而強化建筑的宗教性。在建筑形制上，平頂式碉房、高臺群樓、梯形盲窗、喇嘛塔、鎦金銅瓦等蒙藏建筑手法，與漢式的樓閣殿宇、方亭牌樓、琉璃瓦頂、油漆彩畫等融于一體，使得漢藏兩式建筑相映生輝。建筑造型雖有所不同，但總的風格是一樣的。清漪園寶云閣組群和北海極樂世界宗教意義更加純粹，極富紀念性格，平面構圖嚴謹、建筑造型莊重，漢地建筑特征明顯。而清漪園治鏡閣和圓明園海岳開襟景觀性更強，壇城布局形式、仙境仙樓象征、建筑形制藝術等突破了宗教局限，反而別具一格，更有新意。

3 北京壇城的分布規律和盛行原因

北京的壇城多是皇家敕令建造，以清乾隆時期最盛，多出于政治需求和祈福祝壽，典型實例分布如圖5[7]所示，主要集中于皇城內的寺院和西北郊的皇家園林中，形成一定的規律：

圖5 北京典型壇城分布圖

1)金剛寶座塔一類多為寺院建筑的主體部分，若地勢有高差則常常置于最高點，若無地勢高差也往往是寺院中最高的建筑。高大的體量占據制高點，渲染更加莊嚴肅穆的宗教神圣氣氛，也是表現對佛陀及佛國世界的崇敬和向往。

2)壇城的群體組合則多集中于皇家園林之中，隨自然地勢而建，雖并非都位于最高處，但中心建筑的體量都最高大?；始覉@林的設計更加注重象征的手法，壇城的建造是對仙山仙樓、極樂世界的追慕，故多設于西側。此外，壇城還逐漸成為建筑營造的一種設計模式，來追求形式上的美感，以清漪園治鏡閣和圓明園海岳開襟最典型。

建筑是對歷史和文化最直觀的說明，北京壇城營建之盛，是基于清乾隆時期強盛統一的大背景，以及藏傳佛教對人們生活方方面面的滲透。鞏固邊疆統治、彰顯帝王威嚴是政治需求，追求佛國世界、寄托美好愿景是精神需求，建造寺院園林、設計景觀布局是生活需求，故壇城的盛行關系著多方面的因素，具體分析如下：

1)藏傳佛教的宗教信仰：統治者對藏傳佛教的推崇使其在全國迅速發展，北京成為藏傳佛教的傳播中心。隨著日漸增多的藏傳佛教寺院、喇嘛班禪以及佛事活動，影響日益擴大，從皇家貴族一直延伸到民間，藏傳佛教漸漸變成全國性質的宗教信仰。崇佛、祈福、祝壽，以及追求理想世界的觀念都慢慢滲入到人們的生活中，壇城代表了藏傳佛教的核心的宗教思想，也就成為皇室崇敬和建造的典型建筑。

2)皇家園林的輝煌成就：北京城有著天然優越的山水格局，明代“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就是概括北京山川形勝字句[7]。西山山川壯美、連綿延亙，成為歷代寺觀、園林營建的聚集地，更是統治者建造皇家園林的絕佳地段。更甚者，清乾隆時期對西北郊水利系統進一步拓展并完善，為皇家園林的營建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至此開創皇家園林的輝煌時代。自古以來，寺觀與園林總是結合營建，兩者在寄托人的理想和追求方面完全重合，宗教內容融入園林設計中是必然的。壇城的宗教內涵象征和有序的構成藝術，都極大地符合了皇家園林設計的要求，也滿足了皇室日常的宗教活動，因而大量的壇城建于皇家園林之中就更加理所當然。

3)統治者的個人偏好：統治者對于藏傳佛教的尊崇至清代發展最盛，清乾隆時期的大一統盛世為其發展提供了豐沃的土壤。壇城造型包含著宇宙萬物統一的意義，該建筑形制深得乾隆帝的喜愛，從皇城寺院到皇家園林，都可以看到各具特色的金剛寶座塔和壇城組群。乾隆帝雖深受藏傳佛教文化的吸引，但其對宗教問題認識深透并不迷信，對于壇城的建造多是出于政治考慮，就連以祝壽為目的的建寺修塔也離不開政治的因素。此外，保持滿族的民族獨立性也是乾隆帝考慮的一大因素。自清順治起，漢文化的日漸滲透使得滿族逐漸失去了自己的特性，原始的薩滿教信仰未成體系，不足以與漢文化所抗衡，乾隆深諳其中的道理，借內化的藏傳佛教提高滿族的文化地位，更是借助風格獨特的壇城藝術來宣示民族的獨立性[13]。

4)建筑形制的和諧統一：壇城是一種外來建筑形制，能夠被認可和接受，必然是符合本土的建筑理念與建筑風格。天圓地方、十字對稱的布局形式早在漢代的明堂辟雍就已出現，象征宇宙空間的形制也早在我國古建筑中就已有先例，壇城的內涵、形制與傳統建筑的一致性成為其在北京得以盛行的一個重要前提。建筑是文化的一種直觀反映，充滿智慧的匠人沒有被壇城的宗教內容所約束，反而通過實際創作將該形制根植于傳統的建筑土壤。藏式建筑元素與北京傳統建筑手法的完美糅合，使得壇城的建筑風格愈加成熟，不斷創新呈現出更豐富的建筑形式，也從側面體現出多元文化的融合統一。

4 結論

本文在新時代國家對文物保護工作的進一步加強、大力推進西藏工作以及響應“一帶一路”倡議的背景下，以北京的藏傳佛教壇城為研究對象，通過對北京壇城進行整體性的研究，一方面理清壇城建筑形式的大致發展脈絡，另一方面梳理歸納北京地區典型壇城的概況，從中總結壇城發展的變化特征，并探討壇城在北京的分布規律和營建盛行的原因。綜上所述，得出如下結論：

壇城來源于印度，至臻于西藏，同樣在我國漢地綻放出絢麗的光彩。北京壇城建筑眾多，主要分為單體和組群兩大類。金剛寶座塔原為一種佛陀的紀念性建筑，因其形制與壇城格局相符，被藏密吸收并得以發展，北京現存典型均為明清所建，形制相當成熟。壇城組群早在唐代密宗盛行時就已在內地營建，元代在北京進一步發展，至清代達到鼎盛，建筑形制獨具特色又和諧統一。壇城發展主要從模仿向創新轉變，表現出明顯的文化融合特性，也是該時代多民族文化繁榮共生的具象寫照。北京壇城是一種皇家建筑形制，在清乾隆時期形成建造風潮，主要分布于城內的皇家寺院和西北郊的皇家園林，其營建蘊含了政治需求、宗教信仰、園林建設、皇帝偏好以及建筑形制等影響因素，并且以其象征性的宗教內涵和精巧的形式美感為北京的建筑史增添濃墨重彩的一筆?？傊?，壇城作為北京地區藏傳佛教的建筑典型，對北京藏傳佛教的歷史發展和建筑文化等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和意義。對北京壇城的研究在補足相關內容空白的同時，還期望為該類建筑的發展和保護提供更多支持，讓燦爛的建筑文化更加豐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