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花廳墓地看南北文化交流

李桂林

（重慶市渝北區文化遺產保護中心，重慶 401120）

0 引言

花廳遺址位于江蘇省新沂市西南18千米處海拔69米的馬陵山丘陵坡地，因毗鄰花廳村得名，于20世紀50年代被發現，從1952年至1989年先后經過四次發掘，清理墓葬80余座，出土大量的玉器、石器、陶器和骨器等。2003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花廳——新石器時代墓地發掘報告》。2006年5月25日被公布為“全國第六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2011年南京博物院為探明遺址面積、內涵、分布情況和進行大遺址保護規劃設計，又先后兩次分別對遺址進行了勘探和試掘。

遺址大致可以分為東、南、北三區，呈現依次遞進的時間序列，總面積約50萬平方米，時間跨度400余年。共發現大汶口墓葬87座，隨葬豬坑1座，出土玉器、陶器、石器等各類文物4300余件，在部分大墓中發現人殉。如此長跨度、大面積的史前遺址的發現較為少見?；◤d遺址在發掘過程中，被分為南區和北區。南區墓地發現的23座墓葬，規模都較小，隨葬品有多寡，說明當時有了一定的貧富分化，但差別還不是很大，文化性質單純，所有可辨明文化屬性的遺物都屬于大汶口文化。相比于南區墓地，北區墓地的發掘更令考古界矚目。北區共發掘了62座墓葬，其中更有10座大墓，隨葬品普遍出現玉器和豬下頜，并發現數量較多的有良渚文化特征的陶器和玉制禮器，為研究南北文化交流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1 年代與分期

花廳墓地的年代比較明確，南區屬于大汶口文化中期階段偏早時期，北區則屬于大汶口文化中期階段偏晚時期，有的還要稍早一些，如M19。另有一部分要晚到大汶口文化晚期階段較早時期，如M5等，其絕對年代在距今5400—4800年，大約相當于良渚文化的第一、二、三期。關于花廳墓地的分期問題，目前學界主要有兩種觀點。

第一種是“三期說”，以欒豐實為代表，認為“花廳墓地可粗略地劃分為三個階段，并分別與魯南地區西夏侯一類大汶口文化一至三期相當……花廳墓葬三個階段之間，存在著一脈相承的演變關系，這在陶器上表現得比較清楚”。

第二種是“四期說”，以燕生東、春夏為代表，認為根據典型陶器的變化規律以及隨葬品的組合情況，可將花廳墓地分為四期：第一期相當于大汶口墓地早期二段；第二期相當于大汶口早期三段、良渚文化二期；第三期相當于大汶口中期四段、良渚文化三期；第四期相當于大汶口二期四段、五段，并且指出，第一期、第二期與第三期、第四期分別代表著花廳墓地的兩大發展階段，即屬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前段。兩種觀點都是以陶器的演變規律作為劃分的標準，而每期的墓葬都能體現出一定的級差性，其中中型、小型墓葬并存，抑或是大型、中型、小型墓葬并存，而且各期之間反映在文化因素上也沒有明顯的差異。

2 文化因素分析

花廳墓地包含的文化因素主要有大汶口文化因素、良渚文化因素，此外，還有學者提出花廳墓地的陶器中應含有“大汶口—良渚折中型陶豆”和“大汶口—薛家崗折中型陶豆”，并認為折中型陶器是兼有兩個考古學文化陶器特質的新產品。

花廳墓地中屬于大汶口文化的因素主要有：①墓坑內填土比較松軟，并夾雜有細小的紅燒土顆粒，這也是魯中南地區一些大墳口文化墓地的共同特點。②墓地中可見隨葬豬下頜骨、整豬及家犬的現象，這是大汶口文化葬俗的又一特點。③隨葬陶器絕大部分與大汶口文化陶器相同，只有一小部分與太湖地區良渚文化相似。泥制陶器上常飾鏤孔、刻畫等，夾砂陶器上常飾附加堆紋、籃紋等。

花廳墓地中屬于良渚文化的因素主要有：①花廳墓地北區墓葬中的殉人現象，殉人現象見于良渚文化較早的多處墓地之中，而不見于大汶口文化各個時期的墓地。②花廳墓地出土玉器（圖1）：琮（多以鐲式琮為主）、璧、鉞及琮形錐狀器等均與良渚文化玉器相同，為典型良渚文化玉器，并且玉器上還有陰線刻簡化了的神人獸面紋，與良渚文化風格一致。③陶器中瓦足鼎、貫耳壺、貫耳罐、橫貫耳高頸罐等為良渚文化常見器物。

圖1 花廳墓地良渚文化因素玉器

3 文化性質

關于花廳墓地的性質，無外乎有三種觀點：一是全屬于大汶口文化；二是全屬于良渚文化；三是南北區分屬于大汶口和良渚。

第一種觀點以欒豐實、王根富為代表：他們認為花廳墓地屬于大汶口文化的典型遺存?；◤d墓地的主要文化內涵與海岱地區同時期文化遺存相同，屬于海岱文化系統，而具有良渚文化特征的陶器數量只占該墓地陶器出土總數的一小部分，并不具有主導性?；◤d墓地的發掘者之一王根富也認為，花廳墓地不論是從葬俗上還是典型器物特征上分析，應屬于大汶口文化系統，該墓地是“大汶口文化人”的墓地，只是曾受到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的影響，產生了一些具有良渚文化因素的器物，但這些器物并不占主導地位。車廣錦也認為花廳大墓的墓主人應是大汶口文化的顯貴者，花廳的外來文化因素是大汶口文化的“花廳古國”與“良渚文化的某一古國聯姻（包括結盟）的結果”。

第二種觀點以張明華為代表。張明華認為花廳遺址早期曾是大汶口文化的領地，稍后良渚文化勢力北上并取而代之，花廳的良渚文化墓葬證明本區已是良渚文化的統轄地。日本學者林巳奈夫經進一步探討，指出良渚文化居民遷居大汶口文化的領域，其目的是確?？刂粕綎|南部的鉆石產地，因為鉆石是良渚人在玉琮上雕刻神徽所必需的工具。

第三種觀點認為花廳墓地南區屬于大汶口文化，北區屬于良渚文化，小墓屬于大汶口文化，而大墓屬于良渚文化。此觀點以嚴文明先生為代表，他還指出這種格局是良渚貴族入侵和強行占據的結果。

花廳墓地隨葬陶器中以大汶口文化陶器群為主體，但也有少部分體現良渚文化風格的陶器。而花廳遺址出土的近500件玉器反映的文化面貌就更為復雜了，既有良渚文化所特有的獸面玉琮、玉琮形管、雙孔大玉錛等，也有明顯屬于大汶口文化體系的綠松石飾、錐形器、瑗、鐲等簡單器形，還有良渚文化與大汶口文化所共有的如珠、管、玉片飾等，同時我們注意到良渚文化素來以隨葬玉禮器為其主要風格，而花廳遺址中玉質裝飾品顯然是主流，兩者的用玉習俗具有明顯差別。

在殉葬方面，花廳墓地的殉豬、殉狗做法體現的是大汶口文化葬俗，殉人又與良渚文化的禮制相一致。所以，花廳墓地受到了南北文化因素的共同影響，體現的是南北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此外，從地理位置上看，花廳地處江蘇淮北地區，位于大汶口文化的南緣，與良渚文化、薛家崗文化相毗鄰，更多地接受和消化來自南方的文化因素也就不足為奇了。但從總體上來說，這些來自南方的文化因素并未能改變花廳遺址的文化屬性。

4 南北文化交流現象產生的原因

依上文所述，花廳遺址的文化因素比較復雜，目前可以確定的是兩大主體文化因素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可能還夾雜有崧澤文化、薛家崗文化乃至凌家灘文化的因素，可見5000年前的海岱文化區東夷與長江下游的太湖文化區百越族是有著一定的文化交流的。在大汶口文化早期階段，來自南方的因素要少一些，影響所及到達的范圍主要在蘇北淮海一帶，魯南地區則較為少見。而在距今5000年前后，良渚文化達到全盛，在當時的各大區系文化中處于領先地位，反山、瑤山、福泉山、寺墩和趙陵山等地的祭壇、墳山和殉人大墓，就是這一時期留下的印證。同一時期良渚文化中的大汶口文化因素則少得多，并且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到大汶口文化晚期階段，來自南方的良渚文化因素明顯減少。到大汶口文化晚期后段，地處魯南的野店、西夏侯、陵陽河、東海峪等遺址中，良渚文化因素已經很少能再見到。相反，從南京北陰陽營遺址發現的典型的大汶口文化的鬶、盉與大口尊，以及袋足鬶在良渚文化中普遍出現等方面看，這一時期的大汶口文化在大舉西進的同時，對南方的影響有所回升，這一勢頭一直持續到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時期。我們從長江兩岸連續發現的王油坊類型龍山文化遺存和岳石文化因素中可以得到證明。大汶口文化在這一時期大舉向域外擴張的事實表明，它取代了先前良渚文化在各區系文化中的領先地位。

大汶口文化與崧澤、良渚文化之間接觸頻繁，交往密切，交通路線是一個重要問題。根據張敏先生的觀點，江淮東部有一個文化走廊，良渚文化通過這條走廊北上，陸莊、南蕩、北邶墩等遺址的發現證實了這個觀點。這也是良渚文化強勢北上，與西進的大汶口文化在今徐州北部交流與融合的結果。

而嚴文明先生提出用“碰撞與征服”來解釋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他認為應該從雙方關系的發展進程和力量消長方面來做探究。在大汶口文化前期與馬家浜文化時期，南北兩地的新石器文化基本處于平穩發展的階段，從兩個文化的一些重要墓地如邳縣（今邳州市）劉林、大墩子、鄒縣野店一至三期、兗州王因、嘉興馬家浜等墓地來看，基本上都是較小的墓隨葬器物很少，反映出當時的生產力水平還很低。到大汶口文化后期和良渚文化時期，生產力有了顯著的發展，社會內部的貧富分化和社會地位的分化隨之發生和發展起來。大汶口文化的大汶口、西夏侯、陵陽河、大朱村和良渚文化的反山、瑤山、福泉山等處都發現過大墓。其致富的原因：一是靠剝削本部落的人民，從同一墓地大中小墓葬的對比即可清楚地看出；二是靠掠奪同部族的其他部落，這從同一文化系統各遺址和墓地的對比中也可清楚看出。對財富的貪欲使他們把觸角伸向過去的朋友——良渚居民，從而引發了文化之間的激烈“碰撞”。之所以作這樣的解釋，還因為大墓的墓主都為中青年，非正常死亡，殉葬的17人中，婦女兒童占多數，可見不是階級對抗發展的產物，而是對戰敗者的無情懲罰。

還有一些學者從文化圈之間的交流融合、滲透等角度出發進行探討。有的還認為屬于大汶口文化的花廳古國可能與屬于良渚文化的某一古國是有聯姻（包括聯盟）關系的，所以，花廳發現的眾多精美的良渚器物，應是聯盟或結盟的產物。

綜上所述，花廳墓地所反映的南北文化交流現象是有著比較復雜的原因，這其中絕不會是某一種單一因素的作用，或許既有戰爭的原因也有和平交流，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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