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思想政治融合教育對大學生紅色文化認同的影響：大學生紅色文化體驗的中介作用

王 亞

（阿壩師范學院 教師教育學院，四川 汶川 623002）

一、引言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我們的高校是黨領導下的高校，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校。辦好我們的高校，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要堅持不懈傳播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抓好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為學生一生成長奠定科學的思想基礎[1]?！贝髮W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質量不僅關乎學生的健康成長，而且與家庭的繁榮和社會事業的未來發展密切相關[2]。對大學生來說，徹底的理論和完美的邏輯確是接受思想洗禮產生深刻影響的必要手段[3]13-16，2017年2月，黨中央、國務院頒布《關于加強和完善新形勢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見》進一步強調：加強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教育，深化中國共產黨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改革開放史和社會主義發展史學習教育[4]。其中，紅色文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革命斗爭的偉大成就，是建設事業成功的紀念標志[3]13-16。進入新時代，挖掘、保護和傳承黨領導人民開展革命斗爭所積累的紅色文化資源，進一步將紅色文化資源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已成為高校踐行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學界開展相關理論研究的關鍵所在，備受關注。

從理論層面，立足紅色文化發展機制，探究紅色文化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良性互動機理[5]，將紅色文化資源融入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進程中，有利于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6]，有利于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實效，促進新時代大學生全面發展[7]。同時，伴隨著QQ、微信、微博等媒介在大學生群體中被廣泛使用，并日趨發展成為當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時尚媒介[8]。加之QQ、微信、微博等媒介傳播的跨時空性等特質，進而延伸出全新的媒介文化傳播路徑，為紅色文化認同營造了獨特網絡環境，并提供了培育特殊群體文化歸屬感的“豐厚土壤”[9]。但是，信息時代大繁榮帶來各種文化的碰撞和交流愈發頻繁，給紅色文化融入意識形態教育帶來了新的挑戰與機遇[10]。由此帶來的挑戰，集中表現在政治與文化不重疊出現的身份認同危機，進而可能導致政治和文化的邊界不再重合等方面。

另外，從實踐層面，依據馬克思主義實踐觀——“世界在本質上就是人與外界客體通過人的實踐活動結合在一起而成”的經典論述。紅色文化體驗是把人的目的、理想、知識和能力等本質理想對象化為客觀實在”，將主觀見之于客觀、客觀作用于本我的對象化活動[11]107-111。這是實現紅色文化資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實踐的核心內涵。有研究認為，可以通過挖掘大學生文化認同教育資源，營造校園人文環境；創設大學生文化認同教育情境，固化主流價值文化；深化大學生文化認同教育體驗，開展社會實踐活動；重視大學生文化認同教育示范，引導人際交流方式等措施構建大學生文化認同教育的體驗模式[12]。例如，東北師范大學構建了由雙向選擇、自我學習、實踐經驗和反思總結等共同組成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紅色體驗”項目[13]。

綜上，本研究將立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對大學生全面發展的重要意義，紅色文化有效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機制與路徑等研究成果，探究大學生的紅色文化認同及其體驗與高校思想政治融合教育的具體關系和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被試

本研究使用方便隨機抽樣方法，以四川省A大學的在校生為被試對象，使用問卷星平臺導入問卷內容，于2020年12月-2021年2月14日期間，并將問卷鏈接推送A 大學各二級學院不同專業學生班級，在征得學生同意后進行團體測量。截至2021年2月15日，共收回問卷1460 分，有效問卷1458，有效率99.86%。其中，男性245 人（占比16.8%），女性1213 人（占比83.2%）；漢族948 人（占比65.02%），少數民族510 人（占比34.98%）；中共黨員（預備黨員）156 人（占比10.7%），非黨員1302 人（占比89.3%）；本科908 人（占比62.28%），?？?50 人（占比37.72%）。一年級406 人（占比27.85%），二年級362 人（占比24.83%），三年級554 人（占比38%），四年級136 人（占比9.33%）。

（二）測量工具與方法

本研究使用自編問卷，包含4 個部分組成。第1 部分人口學基本信息，包含大學生的性別、民族、政治面貌、年級、就讀層次等；第2 部分大學生紅色文化認同問卷，包括：對藏羌民族地區紅色文化景點、紅色文化精神內涵、重大革命歷史事件、紅色文化興趣、紅色土地自豪感等五方面。信效度檢測顯示：Cronbach'α=0.928，KMO抽樣適當性參數0.863，Bartlett 球形檢驗統計量6465.085（p＜0.001），結果表明量表非常適合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有良好信效度。第3 部分大學生紅色文化體驗問卷，包括：參與紅色文化社團、參與紅色文化主題實踐、參與紅色文化基地學習、參與紅色主題展覽、參與紅色文化主題宣講等體驗。信效度檢測顯示：Cronbach'α=0.969，KMO 抽樣適當性參數0.906，Bartlett 球形檢驗統計量9598.117（p＜0.001），結果表明量表非常適合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有良好信效度。第4 部分高校思想政治融合教育問卷，包括：教師講授、新生入學教育、學校建筑物、網絡平臺宣傳、紅色文化宣傳制度、主題文體活動、教學實踐基地等方面的融合教育。信效度檢測顯示：Cronbach'α=0.974，KMO 抽樣適當性參數0.934，Bartlett 球形檢驗統計量14736.911（p＜0.001），結果表明量表非常適合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有良好信效度。

（三）共同方法偏差的檢驗

采用哈爾曼（Harman）單因素方法開展共同方法偏差檢定[14]。對測量項目進行未旋轉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共有10 個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第一個公共因子解釋了總變異量的36.21%（＜40%）[15]。其次，單因素模型的驗證性分析結果顯示擬合結果較差（χ2/df=14.66, P＜0.001，RFI=0.930，GFI=0.835，AGFI=0.782，CFI=0.943，NFl=0.940，TLI=0.933，RMSEA=0.077）。因而，兩種檢驗法均說明本研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四）數據處理方法

研究使用SPSS23.0 和AMOS24.0 分析軟件，先后進行相關分析、回歸分析、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 技術、中介效應檢定等（檢驗水準設置為0.05），對收集的數據資料開展分析。

三、結果

（一）描述性統計

大學生紅色文化認同總得分為3.89±0.81。其中，得分最高的是身處紅色土地的自豪感（4.11±0.817）。之后，從高到低依次分別是：紅色文化興趣（4.02±0.87）、紅色景點認同（3.81±0.94）、紅色文化精神內涵（3.78±0.94）和重大革命歷史事件（3.74±0.97）。

大學生紅色文化體驗總得分3.87±0.86。其中，得分最高的是參與主題實踐活動的體驗（3.9±0.89）。之后，從高到低依次分別是：參與紅色主題展覽的體驗（3.88±0.91）、參與紅色主題宣講的體驗（3.86±0.92）、參與紅色社團的體驗（3.85±0.93）、參與紅色文化基地學習的體驗（3.83±0.93）。

高校思想政治融合教育總得分4.06±0.76。其中，得分最高的是網絡平臺思政融合教育（4.1±0.79）。之后，從高到低依次分別是：主題文體活動（4.09±0.79）、教師教授（4.07±0.83）、入學教育（4.06±0.83）、宣傳制度（4.06±0.82）、學校建筑物（4.05±0.83） 和教學實踐基地（4.05±0.83）等方面的融合教育。

（二）人口學變量的差異

①不同性別大學生差異方面。在高校思想政治融合教育（t=-0.39，P＞0.05）及大學生紅色文化認同（t=1.06，P＞0.05）和大學生紅色文化體驗（t=1.53，P＞0.05）三方面均不存在顯著差異。②學生的政治面貌方面。在高校思想政治融合教育（t=0.05，P＞0.05）和大學生紅色文化認同（t=0.70，P＞0.05）兩方面均不存在差異。但在紅色文化體驗方面存在差異（t=2.70，P＜0.01），中共黨員(預備黨員)學生得分高于非黨人士。③不同民族大學生差異方面。在高校思想政治融合教育方面不存在差異（t=0.09，P＞0.05）。但在大學生紅色文化認同（t=-4.22，P＜0.001）和大學生紅色文化體驗（t=-3.34，P＜0.01）方面存在差異，且少數民族學生得分均高于漢族學生。④不同戶籍地大學生差異方面。在高校思想政治融合教育（t=-0.51，P＜0.05）、大學生紅色文化認同（t=4.99，P＜0.001）和大學生紅色文化體驗（t=2.76，P＜0.01）三方面均存在差異。高校思想政治融合教育均分城市戶籍學生高于農村戶籍生，其他兩方面農村戶籍生高于城市戶籍生（見表1）。

表1 人口學變量的差異統計

（三）大學生紅色文化體驗與高校思政教育課程及紅色文化認同的相關性

通過不同變量的相關性分析可知，高校思想政治融合教育、大學生紅色文化認同和紅色文化體驗之間兩者互為顯著正相關性（見表2）。

表2 相關矩陣統計

（四）大學生紅色文化體驗與高校思政融合教育及紅色文化認同的中介效應檢驗

在高校思政融合教育、大學生紅色文化認同及紅色文化體驗兩兩間存在顯著正向相關性。據此，逐步對大學生紅色文化體驗的中介效應進行檢驗（見表3）。第一步以高校思政融合教育均分為預測變量，大學生紅色文化認同均分為結果變量進行回歸分析，標準化回歸系數具有統計學意義（β=0.73，t=40.45，P＜0.001）；第二步以高校思政融合教育均分為預測變量，以大學生紅色文化體驗為結果變量進行回歸分析，標準化回歸系數具有統計學意義（β=0.78，t=48.99，P＜0.001）；第三步將大學生紅色文化體驗、高校思政融合教育同時作為預測變量放入回歸方程，顯示高校思政融合教育的標準化回歸系數的差異性依然顯著（β=0.30，t=11.73，P＜0.001），大學生紅色文化體驗能正向預測大學生紅色文化認同（β=0.54，t=21.12，P＜0.001）。

表3 中介效應檢驗（N=1458）

（五）大學生紅色文化體驗與高校思政融合教育及紅色文化認同的中介模型建構與效應統計

之后，運用AMOS24.0 軟件建立結構方程模型用以檢驗大學生紅色文化體驗的中介作用。研究將大學生紅色文化體驗作為高校思政融合教育、大學生紅色文化認同的中介變量，將大學生紅色文化體驗的紅色主題展覽的體驗、紅色主題宣講的體驗、紅色社團的體驗、紅色文化基地學習的體驗等5 方面作為其測量變量。并以高校思政融合教育為預測變量，以大學生紅色文化認同為因變量，適應極大似然法建構中介模型（見圖1）。模型擬合度統計結果顯示：χ2=295.48，df=91，χ2/df =3.25，CFI=0.97，TLI=0.96，RMSEA=0.08， 所有指標均在可接受化范圍。

圖1 高校思政融合教育與大學生紅色文化認同的中介模型

研究參照麥克金?。∕ac Kinnon）提供的Prodclin 2 對間接效果信賴區間的計算程式，重新計算高校就業服務指導滿意度的間接效果信賴區間，Z值＞1.96 說明中介效果存在。繼而以Bootstrap 技術百分位置信區間、偏見糾正置信區間均設置為95%，樣本個數1000。依據間接效果置信區間上限、下限均不包含0 的中介效果存在的標準判斷，高校思政融合教育能直接預測大學生紅色文化認同效果，同時還通過大學生紅色文化體驗的中介作用過程預測大學生紅色文化認同效果。進一步對總效應、直接效應及中介效應進行統計，高校畢業生就業壓力對其就業應對方式的直接效應值（M=0.56）與介入高校就業指導服務滿意度的中介作用（M=0.25）分別占總效應（M=0.81）的69.13%和30.82%（見表4）。

表4 總效應、直接效應及中介效應分解統計表

四、討論與結論

基于以上調查研究結果，本研究進行如下討論：

第一，大學生的思想政治融合教育得分最高，但是大學生紅色文化認同與體驗得分相對降低，說明高校開展思想政治融合教育的教學效果比較明顯。但是，紅色文化作為高校思政教育的重要資源，立足紅色文化認同和體驗方面略顯不足，說明高校思想政治融合教育還需要進一步拓寬教學內容、豐富教學資源，從提升大學生紅色文化認同、體驗的角度來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整體質量。

第二，不同戶籍群體的大學生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存在差異，城區學生認為高校思政教育對其產生的效果更明顯。不同民族、戶籍的大學生在紅色文化認同方面存在差異，少數民族學生、來自農村地區學生對紅色文化認同度更高。不同民族、戶籍、政治面貌的大學生在紅色文化體驗方面存在差異，中共黨員（預備黨員）、少數民族、農村戶籍學生對紅色文化體驗更明顯。說明高校在開展思政教育過程中要結合不同戶籍地、不同民族、不同政治面貌的學生背景信息，開展精準化、針對性的思政教育。

第三，大學生對紅色文化的體驗在高校思政融合教育與大學生紅色文化認同之間發揮部分中介作用。紅色文化體驗關鍵是環境提供和營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的環境下進行，對教育效果有顯著影響[16]。觀察客觀紅色文化，客觀對待學生的客觀活動[11]107-111，它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堅持世界本質上是通過人類的實踐活動將人和外部對象的結合。

綜上得出的研究結論是：

一是紅色文化作為高校思想政治融合教育的重要資源，是提升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載體，應該加強對紅色文化資源的挖掘、保護、傳承和創新。

二是高校依托紅色文化資源開展思想政治融合教育，在關注思想教育提升大學生紅色文化認同感的同時，注重大學生對紅色文化的體驗效果，是促進大學生身心健康發展和提升新時代高校思政教育質量的重要途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