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與全球價值鏈重構

張 群 邱 斌 孫少勤

(1.東南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6；2.南京信息工程大學 商學院，江蘇 南京 210044)

一、引言

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基礎支撐和內在要求，也是重塑大國競爭優勢、提升產業鏈現代化水平、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基礎。(1)劉志彪、孔令池：《從分割走向整合：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阻力與對策》，《中國工業經濟》2021年第8期，第20-36頁。從全球價值鏈分工的角度看，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形成能夠為我國全球價值鏈地位的全面攀升提供重要戰略定力，而全球價值鏈地位升級也是我國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重要訴求之一。然而，在一個足夠穩定的全球分工體系下依靠統一大市場建設來進行價值鏈升級是較為長期且緩慢的，如何充分把握當前的全球價值鏈解構趨勢，主動進行全球價值鏈重構并主導該重塑過程，是當前加速我國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與全球價值鏈升級的重要抓手。

全球價值鏈作為由世界各國企業根據自身的獨特競爭優勢而參與和最終形成的全球分工體系，其自產生以來就是長期以碎片化和動態調整為特征的。全球價值鏈可被視作一個特殊的“生態系統”，在這一“系統”中，企業不斷根據自身競爭優勢的變化去靈活調整其在研發、生產以及銷售環節中所處位置，并形成全球價值鏈分工環節變動的內生動力。然而，通過企業以自身競爭優勢參與分工而形成的“系統”通常具有穩態的衍化路徑，企業的微觀個體行為一時難以對這一龐大“系統”提出足夠挑戰，這也內在決定了價值鏈低端企業的長期“被俘獲”狀態。因此，全球價值鏈重構是我國實現全球價值鏈升級的必然選擇(2)張天頂：《全球價值鏈重構視角下中國企業國際化的影響因素》，《統計研究》2017年第1期，第33-43頁。，也是世界各國為解決分工機會不均等、分工地位不平等、發展差距與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所產生的共同需求(3)戴翔、張雨、劉星翰：《數字技術重構全球價值鏈的新邏輯與中國對策》，《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期，第116-129頁。，而僅依賴于企業微觀個體行為的全球價值鏈重構必然是不充分的，全球價值鏈的充分重構需要多方面的“外生沖擊”。

世界各國在政治與經濟等領域的新一輪博弈成為價值鏈重構的重要動因，貿易保護主義以及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等政策大大深化了全球價值鏈的重構趨勢，自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價值鏈就已經開始出現擴張停滯與萎縮的征兆。(4)李坤望、馬天嬌、黃春媛：《全球價值鏈重構趨勢及影響》，《經濟學家》2021年第11期，第14-23頁。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則進一步加快了全球價值鏈重構的步伐，世界各國對價值鏈分工的訴求開始從效率優先轉向安全與韌性優先，并試圖縮短生產環節長度來提高生產的可控性，這在較大程度上牽動了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的重塑。隨著各國防控政策的逐漸放松，全球生產鏈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復，然而，這將進一步加深我國在疫情嚴格防控政策下的全球價值鏈重構趨勢。此外，疫情同時還可能通過影響世界各國的經濟政策帶來跨國分工成本的上升，各國為了應對疫情沖擊的不利影響所采取的各類經濟政策將加大參與價值鏈分工時的協調成本，例如美國等多個國家在疫情早期階段進行大規模的量化寬松(QE)，繼而引發全球性通貨膨脹，而近期開始啟動縮減購債規模(Taper)政策以應對通貨膨脹，此類經濟政策的頻繁變動對于全球價值鏈的恢復與穩定發展并不是最優手段。根據Baker等人所構建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ndex)，1997年到2008年之前的多年內，世界范圍內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程度較低，且本身的變動幅度不大。自2008年的金融危機起，世界各國出于穩定國內經濟環境的目的而頻繁調整經濟政策，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開始震蕩上升，方差逐步增大。直到新冠肺炎疫情暴發的2020年，各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到達頂峰，約為1997年的5.6倍，并于近期開始逐步恢復到疫情前水平，然而，國外疫情防控的放松仍為我國企業參與全球分工活動帶來較大的不確定性。因此，面對全球價值鏈重構這一無法避免的重要國際形勢變化，主動利用價值鏈重構所帶來的發展機遇，這是助力我國完成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有效途徑。

本文討論序次作如下安排：第一，從提供生產片段重組新空間、暢通國際新循環與促進國內要素流動等方面探討全球價值鏈重構對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作用；第二，基于需求規模擴大與要素流動加強、利用數字經濟發展優勢以及獲取自發集聚所帶來的隱性知識溢出等方面探討形成全國統一大市場對我國全球價值鏈地位升級的作用，并進一步基于創新、相互依賴、不平等以及制度的角度去分析潛在的作用渠道；第三，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為例，采用結構模型的方式去實證分析區域貿易自由化對全球價值鏈重構與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作用；第四，從以上角度出發，為如何在全球價值鏈重構背景下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與全球價值鏈升級提出一些建議。

二、全球價值鏈重構對于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作用

(一)為以我國為主的生產片段重組提供更大調整空間

全球價值鏈低端鎖定是我國參與全球分工體系時主要且長期存在的問題，我國在參與當前的全球價值鏈分工過程中，反而會因過多使用進口要素、吸收能力不足以及國外企業的“俘獲行為”而抑制我國企業創新，這一抑制作用對我國高技術企業而言更加明顯。(5)呂越、陳帥、盛斌：《嵌入全球價值鏈會導致中國制造的“低端鎖定”嗎?》，《管理世界》2018年第8期，第11-29頁。圖1顯示了我國二十多年來多個部門，尤其是包含高技術產業的部門的全球價值鏈地位變動情況。(6)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的數據來源于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全球價值鏈研究院(UIBE GVC INDEX)，此處采用的是按照經合組織的世界投入產出表(OECD-ICIO)計算所得的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高技術產業的分類主要以我國公布的高技術產業(制造業)分類以及高技術產業(服務業)分類為標準，并按照經合組織的世界投入產出表所采取的第四版國際產業分類標準(ISIC，REV 4)判斷一個部門中是否包含高技術產業，最終采用計算機、電子和光學設備(Computer,electronic and optical equipment)、其他運輸設備的制造(Manufacture of other transport equipment)、藥品、醫藥化學品和植物產品(Pharmaceuticals,medicinal chemical and botanical products)、電信服務(Telecommunications)、IT和其他信息服務(IT and other information services)以及專業、科學和技術服務(Professional,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activities)來體現我國高技術部門的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變動情況。從圖1可以看出，相比于加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的早期階段，我國多個高技術部門的價值鏈分工地位始終并未表現出穩定的上升趨勢，部分部門的價值鏈分工地位甚至出現了下降，這意味著經過二十多年的部門發展，我國高技術部門的價值鏈升級效果并不明顯。

圖1 我國高技術部門全球價值鏈地位變化情況(1995—2018年)

以上數據意味著我國在原有的全球價值鏈框架下難以打破由現有跨國企業長期組織而成的分工體系。然而，全球價值鏈重構尤其是以區域貿易協定驅動的價值鏈區域化能夠為我國逐步擺脫現有價值鏈主導企業的俘獲提供動力。我國較多部門在經過多年的發展與技術的積累之后，實際上已經初步具備將一些散布在國外的上下游生產片段轉移到國內的能力，但是由于現有價值鏈領導企業在全球分工體系中仍然占據相對戰略優勢與先發優勢，我國企業在所面對的整體市場規模、要素供需渠道等方面仍然是相對劣勢的，而通過構建區域價值鏈(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的方式去主動利用全球價值鏈重構趨勢能夠為我國企業在一定程度上補齊以上短板。這主要體現在：第一，貿易與投資的自由化可以為我國當前部分生產片段的外遷提供更大可能，從而以“騰籠換鳥”的方式為潛在生產片段在國內的開展提供足夠空間，立足于分工效率這一主要目標，有的生產環節應該“分出去”，有的生產環節應該“拿回來”，以價值鏈區域化為特點的全球價值鏈重構有助于我國實現對外“垂直分離”與對內“垂直一體化”的同步進行，實現“垂直分工再融合”；第二，貿易與投資的自由化能讓我國部分生產環節的基礎要素需求更多地通過與區域內的貿易伙伴進行合作而得到滿足，從而通過降低基礎投入要素價格的方式提高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與擺脫原有“俘獲”的能力，為國內生產片段的重組提供更大空間；第三，我國企業目標市場規模的擴大不僅依賴于巨大的國內市場，自由貿易區內部市場需求規模的進一步擴大、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進一步降低與貿易壁壘的進一步削弱同樣能夠為國內企業進行生產環節的重組提供更強激勵，更加符合企業的目標函數。

(二)通過新型國際循環促進全國統一大市場構建

擴大內需是暢通國內循環與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最大動能，然而，以價值鏈區域化為特征的全球價值鏈重構所帶來的新型國際循環同樣也是重要動能之一。以RCEP的簽訂為背景，與RCEP成員國的經貿關系是我國僅次于內需的重要市場需求來源。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成立的第十年，東盟首次超過歐盟成為我國最大的貿易伙伴，RCEP的簽署與生效意味著來自東盟等區內貿易伙伴國的經貿關系將得到進一步穩固與加強。來自RCEP的高水平貿易自由化能夠為我國帶來足夠穩定且逐步增長的外需，2022年第一季度，我國對RCEP成員國的出口同比增長達到11.1%，這一出口占我國出口總量的三分之一(7)數據來源：中國海關總署。，根據RCEP各成員國所提供的貿易自由化承諾，整個區域內部的貿易自由化過程將在30年內逐步完成，最終實現90%以上貨物貿易零關稅的目標，服務貿易中的政策性壁壘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這將從擴大需求總量的角度為我國企業擺脫現有“俘獲”并實現國內“垂直分工再融合”提供足夠市場基礎，此外，總需求的進一步擴大將對國內企業的生產效率提出更高要求。企業將在更大程度上調整生產環節分布，并對國內區際壁壘的減弱提出更高需求，更多地從市場角度為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提供內生動力。圖2展示了我國與東盟國家的最終品貿易量以及中間品貿易量，相對于最終品貿易，我國與東盟國家的中間品貿易量的增速更高，到2018年為止，中間品貿易量已經是最終品貿易量的近2.5倍，我國與東盟國家的投入-產出關聯的不斷強化意味著我國具備與東盟國家開展價值鏈合作的一定產業基礎，貿易自由化所帶來的以自貿區內部為主的國際循環暢通不僅可以賦予國內市場更大的要素充裕性，也更能保障我國的資本產能穩定地向區域內部進行輸出，從降低要素投入價格和深化規模效應等角度提高國內企業的生產效率與國際競爭力，為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設提供市場基礎。

相對于我國過去依靠國外市場而形成的“兩頭在外”式國際循環，新的國際循環在促進全國統一大市場上將主要具備以下優勢。第一，深度區域貿易自由化將進一步提升我國在自貿區內部的價值鏈嵌入度，這一依賴于自由貿易與投資所形成的價值鏈關聯將提升我國與自貿區內國家所構成的價值鏈體系的韌性、安全性與自由調整空間。此外，RCEP各成員國與區域外其他國家存在較深的價值鏈關聯，我國與RCEP各成員國間的價值鏈合作深化將使其他經濟體與我國“脫鉤”的想法越來越失去價值和可操作性(8)倪月菊：《RCEP對亞太地區生產網絡的影響——一個全球價值鏈視角的分析》，《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第52-62頁。，國內企業所面對的外部市場需求與要素供給將得到充分的保障。第二，以自由貿易協定為基礎的新型國際循環將通過更高的國際經貿標準倒逼國內制度改革。從投資自由化承諾的角度看，我國首次在一個貿易協定中采取負面清單的形式于投資章節中進行承諾，這不僅對于提高外資進入程度具有重大意義，也意味著高標準的國際投資自由化承諾將對國內區域間的資本流動壁壘提出挑戰。從服務貿易的角度看，15個成員國僅有澳大利亞、日本、韓國、文萊、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7個國家給出了服務貿易的負面清單，中國等8個國家仍然采用正面清單的形式對服務貿易的自由化進行承諾。然而，根據RCEP協定的規定，采用正面清單進行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國家需要在6年內將正面清單轉向負面清單，這必然對我國國內各區域間制度規則與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的對接提出更高要求，從而削弱國內區域間要素、產品流動的區際壁壘。第三，由于較低的附加值率水平，原本很多內需通常需要通過參與價值鏈低端分工來滿足，新型國際循環可以通過價值鏈環節的內化將需求轉移到區域內部(主要是國內)來自行滿足，從而降低低增值所帶來的低效率，滿足國內大市場關于“利用超大市場需求促進經濟發展”的根本訴求。

圖2 我國與東盟的貿易量(1995—2018年)①(9)數據來源：OECD-TiVA數據庫。

形成超大市場規模的另一條重要路徑是提高人均收入，在多個有關于貿易自由化福利的理論文獻中，區域內部貿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將增加國內的人均收入。例如Arkolakis et al.在多個經典的國際貿易理論模型下對貿易的福利效應進行了證明，結果表明一國在貿易中的收入增加即福利效應取決于(10)Arkolakis C,Costinot A,Rodriguez-Clare A,et al,New Trade Models,Same Old Gain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2,102(1),pp.94-130.：

(三)通過全球價值鏈重構加強國內要素流動

市場分割常體現在區域間要素流動不暢，要素價格過高以及生產關聯較弱。圖3基于行業的角度展示了40個國家的制造業行業間投入-產出系數均值(不包括本行業)，這一系數同時包含了國內的行業間要素流動，也包含了生產中所使用的國外其他部門要素。從圖中可以看出，我國行業間的要素流動強度僅高于樣本中的越南和哥斯達黎加，這一指標揭示我國行業間可能存在要素流動的較高壁壘。不僅在制造業行業間，我國較多部門與潛在上游服務部門的投入-產出關聯也相對較弱。具體而言，我國制造業中所采用的服務要素投入占總投入的份額平均僅為0.2左右，而這一占比較高的澳大利亞、加拿大以及德國等經濟體的這一數值可以達到0.5左右。與潛在上游服務業的關聯較弱這一問題不僅存在于制造業中，服務業同樣存在這一問題，我國服務行業所使用的服務中間要素投入占總投入的比重平均僅為0.5，而澳大利亞、德國以及法國等經濟體的這一數值幾乎可以達到0.9?？傮w而言，我國大部分行業與潛在上游服務業的生產關聯仍然較弱，相對于制造業而言，服務行業的要素流動更加受限。自貿區內部的貿易自由化將通過廣泛的投入-產出關聯影響各國投入品的價格，以此弱化國家間的政策性貿易成本，致使新型國際循環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我國對于國際中間要素的使用價格，這一要素投入價格的降低不僅產生國際要素使用價格的下降，還將通過競爭效應倒逼國內要素供應主體追求生產成本的進一步下降與生產效率的進一步提高，同時深化削弱甚至消除國內區際政策性壁壘的訴求，進而通過促進國內區域一體化助力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

圖3 制造業行業間投入-產出關聯強度①(11)數據來源：作者根據OECD-ICIO數據庫計算所得，數據年度為2018年。

此外，投資的自由化同樣能對國內企業效率的提升與市場機制的改革起到重要作用，來自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發達經濟體的投資是我國引資的重要構成。中國在RCEP中進行了負面清單式的投資自由化承諾，這也是我國當前所能承諾的最高標準?；凇皣翊觥薄白罨輫觥薄巴顿Y待遇”“禁止業績要求”等多個承諾細則，相對RCEP成員國的外資企業，我國本土企業的“本土相對優勢”被進一步削弱，剩余的相對優勢也可能被外資企業進一步加強的要素資源整合能力所抵消。然而，國內區域間仍然存在著明顯的勞動力流動壁壘，例如戶籍制度、養老制度以及社保制度等多種制度在多個區域中的不統一給區域間的勞動力自由流動帶來了較高成本，區域間的資本流動也因企業跨區域并購受限等非市場因素所造成的困難而遭到阻隔。以上多重因素讓本土企業在國際循環不占優的情況下，連本應由國內循環帶來的相對優勢也大受損失。對于成員國投資的高強度自由化將給本土企業帶來更大生存壓力，也將倒逼國內各區域加快各類壁壘的削減，高標準的國際投資自由化也將給國內區域間投資帶來示范引領作用。

三、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對我國全球價值鏈升級的作用

(一)要素流動與需求規模視角

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重點任務在于消除導致市場分割、市場歧視和市場壁壘的各類制度性問題，從而擴大企業所面臨的國內需求規模，強化企業所需要素的流動性，并充分利用規模效應和本土市場效應，助力企業形成國際競爭優勢。

構建對內放開市場的關鍵在于：第一，消除過多行政干預所導致的區際壁壘，采用真正的負面清單方式限制行政權力的過度延伸；第二，從以“非均衡”化加快發展的產業政策逐步轉向鼓勵企業公平競爭的競爭政策。Krugman采用模型證明了“本土市場效應”(Home Market Effect)的存在(12)Krugman P R,Scale Economies,Product Differentiation,and the Pattern of Trad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0,70(5),pp.950-959.，即在兩國之中，于一種產品上具有更大本土市場的國家將成為這一產品的凈出口國，這意味著我國內需規模的進一步穩定并擴大將帶來規模效應，從而產生比較優勢，促進我國成為這些產品的凈出口國?，F有研究表明，我國制造業中存在著本土市場效應，且在擁有高勞動力成本和科學水平的行業中，本土市場效應更強，但在加工貿易中這一效應并不明顯。(13)邱斌、尹威：《中國制造業出口是否存在本土市場效應》，《世界經濟》2010年第7期，第44-63頁。我國服務業中的本土市場效應也廣泛存在，此外，內需對于生產性服務業的促進作用要高于消費性服務業。(14)陳啟斐、劉志彪：《需求規模與服務業出口:一項跨國的經驗研究》，《財貿經濟》2014年第7期，第82-94頁。

因此，繼續采用“兩頭在外”的方式參與全球價值鏈將難以利用我國的內需優勢所帶來的本土市場效應。我國的內需優勢更應體現在國內市場對于高技術產業的廣大需求上，此類產業的充分發展將更依賴于國內寬松的營商環境，適當傾斜的產業政策仍是可取的；然而，這類產業政策的實施必須以公平統一為前提，地區間的產業政策差異不應造成新的市場分割，從而保障產業內部的充分競爭。以上研究還表明，中間要素供給是強化我國服務業本土市場效應的重要方向，利用本土市場效應的邏輯重心應適當從最終品轉向中間品，特別是高質量、高技術中間品。中間要素尤其是生產性服務要素的供給是提升我國制造業競爭力的重點之一(15)顧乃華、畢斗斗、任旺兵：《中國轉型期生產性服務業發展與制造業競爭力關系研究——基于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中國工業經濟》2006年第9期，第14-21頁。，我國較多行業存在著對潛在上游服務產品的大量需求，然而，正如上文所述，這一需求目前并未得到充分滿足。圖4展示了RCEP成員國的服務要素投入占總投入的份額，平均來看，無論是在制造業還是在服務業中，我國一些行業對于服務中間要素的使用仍是相對不足的。在制造業中，我國服務要素使用強度僅高于成員國中的文萊、緬甸和越南，服務業中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當前大量研究證明了生產性服務性要素的投入對制造業企業生產率的作用，如何通過市場化改革進一步消除市場分割、市場歧視和市場壁壘造成的要素流動不暢，是提升我國企業競爭力并實現全球價值鏈升級的重要路徑之一。

(二)數字經濟視角

數字經濟和數字貿易意味著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被提升到了關鍵生產要素的地位(16)孫杰：《從數字經濟到數字貿易:內涵、特征、規則與影響》，《國際經貿探索》2020年第5期，第87-98頁。，數字經濟可以從產業結構優化、資源配置合理化、促進創新以及提高效率等方面產生各種影響(18)楊慧梅、江璐：《數字經濟、空間效應與全要素生產率》，《統計研究》2021年第4期，第3-15頁。，并促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目標的實現。

圖4 服務要素投入強度①(17)數據來源：作者根據OECD-ICIO數據庫計算所得，數據年度為2018年。

第一，以不完全信息為代表的市場機制失靈是統一大市場建設的難點之一，對于能夠進行數字化轉型的企業而言，“數字”已成為這類企業不可或缺的生產要素，市場內的產業數字化為信息聯通提供了技術基礎，例如平臺經濟從供需匹配的角度降低企業在營銷、要素搜尋等方面的成本，帶動商業結構進一步趨向于扁平化發展，并能夠減少因信息不對稱而造成生產與銷售商的非效率可能性，從而提升企業本身的生產效率。第二，完善且透明的市場定價機制能夠削弱地方政府采用行政壁壘的激勵，數字經濟程度較高的市場也將擁有效率更高的信號傳遞功能，從而使價格更能夠反映市場中的供求關系，并成為企業進入或者退出市場的重要決策信息，當一塊區域在較大程度上產生了因市場分割而造成的生產非效率，那么該地區市場主體的競爭力將快速下降，地區政策制定者的決策空間也就越小。第三，數字經濟的特點決定了市場主體間的競爭程度將更加充分，規模經濟與分工優勢將更加明顯，數字經濟模式將放大企業的既有競爭優勢，企業在傳統意義上的“經營邊界”變得更加模糊，以全國統一市場為背景的“贏者通吃”將更多地鼓勵企業在效率上下功夫，而非繼續安于區域壁壘優勢之內。第四，更加透明的市場環境在整體上降低要素在區域之間、產業之間與企業之間的流動成本，各地區之間的產業將更加依靠比較優勢加入全國統一大市場，從而優化各地的產業結構，并將目標市場從區域內部調整到全國范圍，充分發揮巨大內需與規模效應的優勢，以效率目標追求更高的產業關聯程度，合理化各地區的資源配置。

此外，數字經濟也能夠營造創新驅動的商業模式，激發微觀主體創新活力，營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市場環境。數字經濟與國內超大市場規模的交互作用不僅賦予本土企業更強的競爭優勢，更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業的貿易與投資成本，部分產業的數字化轉型也讓部分貿易環節可以通過“跨境交付”的方式進行。從狹義的數字貿易角度看，我國與自貿區內部的伙伴國存在IT與信息服務等行業上的自由貿易承諾，這將進一步擴大我國數字產業的需求規模，從我國在IT與信息服務行業的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上看，我國在信息技術行業中也具備一定的國際競爭優勢。由于目前國內的數字經濟市場仍處于發展初期階段，對于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以及新型數字產業的監管仍是保障國內、自貿區內數字經濟健康、快速發展與公平競爭的重要手段。

(三)其他作用渠道

集聚從而獲取大國內部的知識溢出同樣是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益處之一，然而，相對于可以通過語言較為容易地表達并編碼的顯性知識，隱性知識(Tacit Knowledge)的獲取更加能夠體現企業在空間上集聚所產生的益處，隱性知識的互補性也是知識主體在空間上互相接近的重要原因。(19)梁啟華、何曉紅：《空間集聚:隱性知識轉移與共享機理與途徑》，《管理世界》2006年第3期，第146-147頁。市場分割的消除將從獲取隱性知識溢出的角度為互補性企業在空間上的集聚帶來更大權重，尤其是當前大量行業都在強調信息技術對本行業的效率促進作用時，無法通過信息技術進行傳播的隱性知識正成為企業間競爭的戰略優勢，這也是我國企業利用市場規模進行國際競爭的重要優勢之一。

我國超大的市場規模使得Helpman用于分析經濟增長的四“I”——創新(Innovation)、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e)、不平等(Inequality)以及制度(Institution)同樣也能對本部分的分析提供合理框架。(20)Elhanan H,The Mystery of Economic Growth,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供給能力與需求水平的不匹配是我國內需優勢未能轉化為統一大市場優勢的重要原因之一，微觀主體創新是在較大程度上解決我國供求失衡的有效方法。相對于其他國家而言，我國在大部分行業上都具備更高的上游度水平，這意味著即使我國的全球價值鏈地位不高，但是擁有著全球價值鏈網絡中最高的分工復雜程度與最豐富的生產環節(21)倪紅福：《全球價值鏈位置測度理論的回顧和展望》，《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9年第3期，第105-117頁。，對于中高技術產業，我國企業應探尋如何沿著產業鏈與創新鏈繼續延伸，進而打造難以替代的技術優勢去參與區域價值鏈甚至是全球價值鏈。對于技術含量較低的產業，品牌、設計與營銷是整條價值鏈中附加值最高的環節，這一類型的產業則更多地需要打造品牌優勢，利用“國潮”流行趨勢完善屬于我國的品牌體系，從而更好地利用內需優勢來形成本土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我國地區間存在較大的要素稟賦差異，地區間的相互依賴是提高我國整體經濟效率的重要支撐點，各地間的自然壁壘已經在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與科學技術發展中被有效削弱，而行政壁壘依舊是地區間存在高要素流動成本的重要原因。我國完備的生產環節是我國的重要優勢，完全將較為低端的生產環節遷移到國外并不是一個合理的決策，我國較多地區仍有充足的要素基礎去承接相對發達地區所遷出的生產環節，面對著自由貿易區內的深度貿易與投資自由化，如何快速、合理以及協同地削弱國內地區間行政壁壘是我國生產環節能否進行合理分布的決定性因素。此外，地區間的相互依賴還能體現在研發合作、技術溢出等多個影響微觀主體國際競爭力的因素上。

在Helpman的闡述中，一個國家內部的不平等特別是收入分配不平等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并不是明確的，一方面，收入向富有者的傾斜會提高儲蓄從而增加投資；另一方面，這一效應會被信貸約束所削弱，且收入差距拉大所導致的收入再分配具有扭曲性，這也將拉低經濟的增長率。然而，地區間適當的不平等對于我國而言是一種客觀存在，當前的技術發展還遠未達到讓各地區經濟發展能趨同到無視自然要素稟賦的水平，當一個地區勞動力要素豐裕而資本較為缺乏時，資本的邊際生產率相對勞動而言更高；反之亦然，區域間要素不均等將使得地區間要素流動的需求逐漸增大。各地區的制度與政策差異是造成市場分割的最重要原因，如何從制度上采取負面清單的方式，將地區的局部發展目標與發展績效融入到國家層面的考核系統中，從根本上改變地區政府的目標函數，將政府的角色更多地從決策者轉向監管者與服務者，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的作用，而同時又能夠有效地對市場失靈進行一定干預。

四、貿易自由化共促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與全球價值鏈重構

本部分將采用Caliendo和Parro的框架(22)Caliendo L,Parro F,Estimates of the Trade and Welfare Effects of NAFTA,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15,82(1),pp.1-44.，以RCEP為樣本，采用結構模型的方式估計貿易自由化對我國全球價值鏈重構與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作用。Caliendo和Parro構建了一個多國多部門且包含投入-產出關聯的一般均衡模型，并利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所帶來的區域內貿易關稅的變化來估計貿易自由化的福利效應。本文則以RCEP的區域內貿易自由化作為沖擊，從而考察模型中一些內生變量的變化情況，這一貿易自由化不僅包含貨物貿易中的關稅減免，也將包含服務品的政策性貿易壁壘削減。具體而言，對于貨物貿易的自由化，RCEP各成員國提供了新的8—10位產品貿易關稅率以及之前的基準稅率，本文按照第三版的國際標準產業分類體系(ISIC REV 3.0)中的行業分類對以上8—10位的產品關稅進行加權平均(首先將8—10位的產品代碼簡單平均到6位)，得到各個行業的關稅變動率，從而量化貨物貿易的貿易自由化程度。

服務貿易政策性成本的量化是本文的重點也是難點之一，由于服務貿易并沒有關稅，因此需要找到一個能夠反映服務貿易成本的指標，而且這個指標需要能夠根據服務貿易自由化承諾的實施而變化。綜合以上考慮，本文選用經合組織(OECD)數據庫中的服務貿易限制指數(Service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ex)(23)Rouzet D,Nords H K,Frédéric G,et al,Services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ex (STRI):Financial Services,OECD Trade Policy Papers,2014.以及服務貿易限制的異質性指數(STRI Heterogeneity Indices)(24)Nords H K,Rouzet D,The Impact of Services Trade Restrictiveness on Trade Flows,OECD Trade Policy Papers,2015.來捕捉國際間服務貿易的政策性成本，并采用以上數據對服務貿易彈性進行估計。此外，本文還需根據RCEP各成員國針對服務貿易自由化所作出的承諾對服務貿易限制指數及其異質性指數進行調整，從而獲取服務貿易自由化程度。具體而言，服務貿易限制指數共由五個部分構成，分別是：國外進入限制(Restrictions on Foreign Entry)、競爭壁壘(Barriers to Competition)、規制透明度(Regulatory Transparency)、人員流動限制(Restrictions on Movement of People)以及其他歧視性措施(Other Discriminatory Measures)，在這五個部門下還有數個到數十個具體評估細則，例如是否存在外資持股比例、董事會人員構成、人員停留的時間、人員流動的數量等限制。本文將針對以上五個部分的評估規則，對接RCEP各成員國的服務貿易自由化承諾，從而量化服務貿易自由化程度。服務貿易的政策性成本采用類似于關稅的方式進入模型之中，然而，由于服務貿易的政策性壁壘并不像關稅一樣可以產生收入效應，本文將服務貿易的政策性貿易成本視為類似于冰山成本形式的貿易成本，從而取消服務貿易限制的收入效應。

RCEP將實現90%以上產品免關稅，這一關稅減免并不是一次實行生效的，而是存在一個較長的調整過程，各成員國將在30年內達到這一預期目標。因此，本文需要整理出多年的關稅減免情況，從而探究貿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對我國的實際影響變化，但服務貿易并不存在如同貨物貿易的逐步自由化趨勢，本部分僅對貨物貿易自由化采取漸進變化的處理方式。本文主要關注貿易自由化對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與全球價值鏈重構的影響，因此進行該實證分析的重點在于：第一，內需規模是我國能否順利打造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關鍵，貿易自由化如何影響國內居民實際收入水平，從而影響國內市場的需求規模。第二，貿易自由化如何影響我國各部門的價格水平，由于投入-產出關聯的廣泛存在，上游部門中間要素的價格是決定上下游生產關聯強度的重要因素，要素價格水平的變化將影響我國多個部門的生產結構。第三，貿易自由化如何影響我國各部門的生產成本，一方面，貿易自由化能夠影響實際工資；另一方面，貿易自由化又影響了中間要素價格，這兩者作用的方向與大小將決定各部門生產成本的變化方向與變化水平，生產成本的變動是我國企業能否獲取國際競爭優勢的重要決定因素。第四，區域貿易自由化能在多大程度上把成員國的區域外價值鏈關聯轉移到區域內部，這將影響到全球價值鏈重構的進程?？傮w而言，貿易自由化可能從擴大國內需求規模、強化國內部門間要素流動以及降低國內部門生產成本的角度促進我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此外，區域貿易自由化還將加快全球價值鏈的重構速度。

本部分的投入-產出數據來源于經合組織的投入-產出表(OECD-ICIO)，出于彈性估計的需要，基期設定為2014年，基期的貿易關稅率來源于WITS數據庫，基期的服務貿易限制指數來源于STRI數據庫，貿易數據則通過投入-產出表整理得到，RCEP各成員國的貿易自由化承諾來源于中國自由貿易區服務網，用于加權基期行業平均關稅率的貿易數據來源于Un Comtrade數據庫。樣本將包含65個經濟體以及40個行業，但本文僅對RCEP成員國之間的存在自由化承諾的貿易政策性成本進行調整。(25)由于新加坡的貨物貿易自由化承諾是針對原產國產品實行零關稅，并未提供如其他國家的產品原關稅水平，因此在估計中并未包含新加坡的貿易自由化數據。

表1 RCEP成員國的內部貿易份額 單位：%

表1展示了RCEP多個成員國在基期時的出口份額情況，即本國到目的國的出口量比上本國的總出口量，由于國家間普遍存在貿易不平衡，因此本文將貿易逆差視為外生變量，并采用貿易逆差對基期的數據進行了調整?？梢钥闯龃蟛糠謬覍^域內的成員國都有較高的出口份額，對區域內出口份額最大的國家是文萊，其對區域內貿易份額達到85.95%，其次是澳大利亞與緬甸，以上國家的區域內貿易份額都達到70%以上。然而，我國的區域內貿易份額是所有成員國中最低的，這一數字僅為25.88%。此外，我國是絕大部分成員國的主要出口目的地，菲律賓、韓國、澳大利亞及日本等國家對我國出口的比重達到總出口的30%以上，我國對成員國的出口主要集中在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與泰國這四個國家。整體來看，RCEP各成員國之間的貿易量占成員國所有貿易量的40%，這一貿易關聯還存在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表2 RCEP生效第一年后成員國的內部貿易份額 單位：%

在RCEP協定生效的第一年，成員國出口份額的分布情況產生了一定變化。整體上看，成員國間的貿易關聯得到較大加強，自貿區內部的貿易份額從40%增加到55%左右。各成員國的貿易關聯加強不僅體現在制造業中，服務貿易關聯的增強也是RCEP協定生效的重要結果。(26)邱斌、張群、孫少勤：《RCEP對我國服務貿易的影響研究——基于結構模型的量化分析》，《江蘇社會科學》2022年第2期，第105-116頁。從表2可以看出，各成員國的自貿區內貿易份額都是增加的，增幅最大的分別是菲律賓、新西蘭、韓國以及印度尼西亞等國，其中增幅最大的是菲律賓，其自貿區內貿易份額由54.83%上升到77.56%。我國自貿區內貿易占比增幅為11%，RCEP生效一年后的自貿區內貿易份額將達到36.89%，從絕對增量上看，我國對外貿易的國家或地區結構產生了較大變化，日本和韓國仍然是我國在RCEP自貿區內的最大貿易伙伴國，且對這兩個主要貿易伙伴的出口份額將分別增加2.02%和4.31%，我國對于絕大部分成員國的出口量也產生了較大增長。以上結果意味著我國的貿易關聯，尤其是其中所包含的投入-產出關聯將更多地從區域外部轉向區域內部，從而加速我國的全球價值鏈重構進程。然而，成員間的貿易關聯并非全部得到加強，其間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貿易轉移，例如澳大利亞對成員國的貿易份額將提高10%，但是澳大利亞對于我國與日本等國家的出口份額相對下降，而對韓國的出口份額增長超過10%，這表明即使區域內部產生了大規模的貿易自由化，但是由于自由化程度以及產業結構的不同，貿易轉移效應在自貿區內部依舊存在?？傮w而言，自貿區內部貿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將增強成員國間的貿易與生產關聯，從而為全球價值鏈的重構與區域價值鏈的形成提供動力。

圖5展示了RCEP生效后十年內我國實際工資與名義工資的變化情況，這一工資增長不僅來源于國內消費份額的下降，也來源于上游價格指數的相對下降。我國實際工資與名義工資在RCEP生效的第一年到第十年分別按照0.78%～0.89%以及0.52%～0.49%的幅度增長，隨著貿易自由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實際工資的增長幅度仍在提升，但是名義工資卻逐漸下降，這體現了我國在RCEP生效后的價格指數正逐步下降。國內整體工資水平的提高將在一定程度上擴大國內需求規模，這是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必要條件。除我國外，其他所有成員國的實際工資與名義工資水平都將得到一定程度增長，更強的貿易關聯意味著來源于自貿區內部其他國家的需求也將增長，這將充分提高我國企業面臨的整體需求水平。

圖5 RCEP生效所導致的我國實際工資、名義工資、價格指數與生產成本變化(2022—2032年)

按照上文所述，國內較強的區域間政策壁壘可能會導致較高的要素投入價格，這是我國市場分割的重要體現，政策壁壘的削減與否將是我國能否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的要點之一。RCEP的生效不僅能夠提高我國的收入水平，還可能通過貿易自由化降低我國的要素價格。圖5還展示了RCEP生效十年內我國整體的價格指數變化以及生產成本變化情況，可以看出以上兩者都存在非常明顯的下降趨勢。在2022—2032年，我國價格指數將因RCEP的生效下降0.27%～0.40%，生產成本將下降0.07%～0.18%。這主要體現在我國企業于要素投入使用面上的選擇范圍有所拓寬，當貿易自由化發生后，我國企業可以選擇國外價格更低的中間要素或者至少保持當前狀況，這意味著我國企業在中間要素使用上的境況至少將有所優化。除此之外，國內企業獲取國外中間要素成本的降低也會進一步刺激國內中間要素供應商，競爭的加強很有可能倒逼國內要素流動壁壘的削弱。價格水平的下降不僅是上文中我國實際工資增加幅度高于名義工資增幅的最主要原因，也是國內各部門生產成本下降的動力之一，而生產成本的下降將有利于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提升，價格指數與生產成本的降低也可能有利于我國產業間投入-產出關聯的進一步加強。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基礎支撐和內在要求，全球價值鏈重構也是當前無法避免的全球性趨勢之一，從二者的內在聯系來看，全球價值鏈重構為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構建提供了新的機遇，而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為我國全球價值鏈升級提供了更大動能。本文還采用了結構模型的方法估計了區域貿易自由化對全球價值鏈重構以及統一大市場建設的影響，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全球價值鏈重構尤其是貿易自由化協定所驅動的價值鏈區域化能夠為我國逐步擺脫現有價值鏈主導企業的俘獲提供動力，并為以我國為主的生產片段重組提供更大調整空間。這主要是從擴大需求總量的角度為我國企業擺脫現有“俘獲”以及實現國內“垂直分工再融合”提供足夠市場基礎，同時降低我國對于國際中間要素的使用價格，再通過競爭效應倒逼國內要素供應主體更加追求生產成本的進一步下降與生產效率的進一步提高，深化削弱甚至消除國內區際政策性壁壘的訴求。第二，我國制造業和服務業中都存在著明顯的本土市場效應，且在擁有高勞動力成本和科學水平的行業中本土市場效應更強，生產性服務業也是如此，我國的內需優勢更應體現在國內市場對于高技術產業以及生產性服務要素的廣大需求上。數字經濟則可以從產業結構優化、資源配置合理化、促進創新以及提高效率等方面產生各種影響，并促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目標的實現。此外，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設還可以帶來更強的隱性知識溢出，并從創新、相互依賴、不平等和制度這四個方面促進我國全球價值鏈升級。第三，結構模型的估計結果顯示，RCEP的生效可以從擴大國內需求規模、強化國內產業間要素流動以及降低國內產業生產成本的角度促進我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區域貿易自由化還將加快全球價值鏈的重構進程。

相應政策建議如下：第一，有效利用并主動加速以價值鏈區域化為特點的全球價值鏈重構趨勢，合理引導企業在國內地區間以及自由貿易區內生產片段的布局，將國內區域間的政策性壁壘削減與自貿區內高水平的貿易與投資自由化承諾協調對標，鼓勵國內企業與自貿區成員國開展產能合作，極大提高我國企業在自貿區內的嵌入水平，強化與自貿區內國家所構成的價值鏈體系的韌性、安全性與自由調整空間，為我國企業所面臨的需求規模與要素供給提供充足保障。第二，在產業政策上向高勞動力成本和科學水平的行業適度傾斜，有效利用我國在制造業中的本土市場效應，同時加大對生產性服務業的政策支持，有效利用我國在服務業中的本土市場效應。第三，充分利用數字經濟的特性完善國內市場機制運行效率，對于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以及新型數字產業的監管仍是保障國內、自貿區內數字經濟健康、快速發展與公平競爭的重要手段。第四，敦促貨物與服務貿易自由化承諾的落實，主動探索服務貿易的進一步自由化空間，利用貿易自由化帶動國內市場規模的提升以及價格水平與生產成本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