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中國經濟綠色發展指數研究

鄒一南 韓保江

一、研究背景和文獻綜述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強調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2019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指出，探索以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為導向的高質量發展新路子。這一重要論述不僅深刻闡釋了“發展”和“綠色”之間的辯證關系，也為經濟社會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邁進提供了價值引領和技術路線，綠色發展理念逐漸成為政府管理、企業生產和居民日常生活中的一項基本共識。

隨著綠色發展受重視程度的提高，對全國和各地區綠色發展水平進行量化評估變得日益迫切。2016年12月，國家發改委等四部委共同發布了《綠色發展指標體系》，該指標體系設置了資源利用、環境治理、環境質量、生態保護、增長質量、綠色生活、公眾滿意程度7 個方面，共56 項評價指標。[1]基于該指標體系，有關部門對全國31 個省級行政區域的綠色發展指數進行了測算并排名?！毒G色發展指標體系》一經發布，就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同時也引發了較大的爭議。普遍認為，56 項指標數量過多，有些指標并不適用于全國所有地區，用一把尺子量全國的做法缺乏公平性。同時，56 項評價指標中既有反映綠色發展靜態成效的指標，也有反映推進綠色發展動態過程的指標，將兩類指標混同測算指數的方法不盡合理。

學術界對綠色發展指數的研究始于20世紀70年代。聯合國等國際機構基于當時國際社會對“增長的極限”問題的探討，嘗試對綠色GDP 進行核算，但實際進展較為緩慢，推廣運用程度并不高。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學者鮑勃·霍爾（Bob Hall）等建立了一套綠色指數，對全美各個州的環境質量進行評估。[2]雖然這一指標體系與中國實際情況相差較大，但仍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在國內，最早的綠色發展指數研究成果是北京師范大學2009年發布的《中國綠色發展指數報告》。該報告設計的綠色發展指數包括經濟增長綠化度、資源環境承載潛力、政府政策支持度3 個一級指標，以及9 個二級指標和60 個三級指標。[3]與四部委《綠色發展指標體系》類似，該指標體系也存在指標選取過多、適用性不強的問題，同時還存在將綠色發展概念泛化的問題。例如，經濟增長綠化度指標中，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等指標很難說與綠色發展有很強的關聯。在這之后。向書堅等設計了包括生產、消費、生態三個方面的綠色經濟發展指數，對2006—2010年期間中國綠色經濟發展水平進行了測度，并得出了中國綠色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結論。[4]由于該指數的測度時間較早，未能反映新時代綠色發展的重要特征，并且指標設計未充分厘清“發展”和“綠色”之間的邏輯關系。例如“人均能源消費”指標，很難說該指標是衡量綠色水平還是發展水平的，指標方向不清晰。林衛斌等基于綠色GDP 理念設計了一套綠色發展指數，并分解為經濟發展、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三個方面。[5]該指標體系雖然建立了發展和綠色之間的關系，能夠同時反映發展水平和綠色程度，但是對非化石能源消耗、碳排放等可持續發展問題的關注不足。此外，還有一些綠色發展指數的研究僅關注某個省份或某一經濟區域。[6][7]這些研究雖然有助于設計符合當地實際的指標體系，但由于無法進行全國范圍內的比較分析，應用價值受到影響。

鑒于此，本文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導，構建反映新時代綠色發展理念的評價指標體系，對“十三五”期間全國和各省份經濟綠色發展水平進行測算，全面評價、分析各地區推動綠色發展的成效和不足，為更好地在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理念的指導下探索高質量發展道路提供實證依據。

二、新時代中國經濟綠色發展評價指數的編制

（一）新時代綠色發展內涵的界定

綠色發展概念源自于1987年聯合國提出的可持續發展理念，即“既滿足當代人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沙掷m發展理念認識到人類的經濟活動可能對生態環境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害，因而強調發展不能忽視資源環境的承載力，應該說，這是發展理念的一次重要進步。但是，這一時期的可持續理念仍然是人類中心主義的發展觀，是一種對傳統發展觀的被動修正。隨著時代的進步，作為第二代可持續發展觀的綠色發展理念應運而生，綠色發展更加強調人類經濟活動與自然生態系統的整體性和統一性，與中國傳統哲學思想中的“天人合一”理念高度吻合。[8]

我國在走向綠色發展的道路上經歷了曲折。早在1979年，我國就頒布了環境保護法，旨在吸取發達國家的教訓，避免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彎路。應該說，我國政府對環保問題的關注在世界范圍內是比較早的。[9]然而，在改革開放初期，環境保護事實上服從于經濟建設，這一時期工業發展模式粗放，全社會的環保意識普遍淡薄，環保法規流于形式的現象普遍存在。到21世紀初，盡管從國家層面已提出科學發展觀，強調要建設資源集約、環境友好型社會，但推進工業化的目標仍然優先于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直到2012年黨的十八大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以及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將綠色發展作為新發展理念提出后，綠色發展才真正受到重視，生態環保和經濟發展的關系才被理順。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高度的社會共識下，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取得了長足進步，綠色發展成效斐然，在實踐中逐漸形成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對“發展”與“綠色”二者關系的處理設定了更高的要求，提出了“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高質量發展導向，開創了新時代的綠色發展觀。從內涵上講，新時代的綠色發展是一種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價值取向的發展方式，它破解了長期以來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兩難悖論，實現了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有機統一，強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此外，新時代的綠色發展還要求發揮生態系統的價值創造能力，強調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它要求通過發展綠色創新科技，在開辟新的綠色產業業態過程中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所揭示的新時代綠色發展觀，為我們構建一套符合新時代特征，體現以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為導向的高質量發展要求的綠色發展評價指數提供了基礎性依據。

（二）新時代中國經濟綠色發展指數的構成

新時代中國經濟綠色發展指數是一個指標體系，其自身就是這個指標體系的一級指標。在此基礎上，選取可持續發展、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三者作為二級指標，其中可持續發展二級指標下設立經濟發展、生態貢獻、能源結構、溫室氣體排放4 個三級指標，資源利用二級指標下設立能源利用、水資源利用、土地資源利用3 個三級指標，環境保護二級指標下設立空氣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固體污染防治3 個三級指標。每一個三級指標通過相應的測算指標來進行度量（見表1）。

表1 新時代中國經濟綠色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新時代中國經濟綠色發展指數在指標選取上充分基于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所揭示的新時代綠色發展觀，并借鑒已有綠色發展指數研究的選取方法。其一，該指標體系充分體現了新時代綠色發展理念“發展”與“綠色”相統一的內涵。在可持續發展二級指標下，設置衡量經濟發展的人均國內（地區）生產總值指標（GDP）和衡量生態貢獻的人均生態系統生產總值（GEP）指標，表明綠色發展仍然是高質量發展邏輯下的發展理念，不是只要綠色不要發展。其二，該指標體系體現了生態環境的生產力屬性和綠色技術對新的經濟增長點的創造價值。不僅通過GEP 指標反映生態系統為人類福祉提高做出的生態產品供給貢獻，在有關排放、消耗、污染的指標設置上，也通過選擇單位GDP 排放、消耗、污染指標而非人均排放、消耗、污染指標，反映在生產總值創造中綠色技術運用的成效。其三，該指標體系充分反映了“雙碳”戰略導向。單位生產總值能源消耗指標從總體上考量經濟社會發展的能源使用效率或能源強度，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指標反映在既定能源強度下清潔能源對高排放、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的替代程度，單位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則反映在既定能源強度和能源結構條件下通過綠色技術的使用而達到的節能減排效果，這三個指標從遞進的邏輯上全方位反映“雙碳”戰略的執行效果。其四，該指標體系共3 個二級指標、10 個三級指標，指標數量精煉，不僅避免了采用多個類似指標對同一領域問題重復度量，也最大限度地考慮到指標對全國不同地區的普遍適用性。其五，該指標體系中所有指標均為體現綠色發展靜態結果的指標，而沒有體現動態過程的指標，因而總指數所反映的是某一地區在某一時點上的綠色發展水平，可有效避免短期政策變動和外部沖擊的影響。

（三）測算方法和數據說明

1.標準化方法

由于各測算指標的單位不同，需要通過標準化消除量綱。本文采取最大最小值法，根據指標經濟含義所體現出的對綠色發展的影響方向將數值映射在[0，100]之間，即實現所有指標的滿分為100分。鑒于全國和各省的指標在測算口徑上具有一致性，可將兩個層面的數據共同做標準化處理。

對于正向指標，采取如下處理：

對于負向指標，采取如下處理：

2.賦權方法

新時代中國經濟綠色發展指標體系共3 個二級指標，10 個三級指標。由于每個三級指標均從不同角度考察綠色發展水平，因此在初步賦予每個三級指標10%等權重的基礎上，通過“倒推加總”的方式得到3 個二級指標的權重，即可持續發展40%、資源利用30%、環境保護30%?？紤]到不同三級指標的數值變異程度不同，其所反映出的經濟信息量也有所不同，應將其對于總指數的影響作出區分。由于熵值法可通過計算數據所反映出來的信息“熵”來衡量變量的無序程度，使得無序程度較大的變量能夠對總指數產生更大的影響，[10]因此本文在確定二級指標的權重后，對每個三級指標運用熵值法賦權。

熵值法的實施步驟如下：

（1）將全國、省級層面數據標準化后，計算第i年份第j 項指標值的比重：

（2）計算變量的信息熵：

（3）計算信息熵冗余度：

（4）計算指標權重：

（5）權重調節：①由于熵值法僅考慮變量的離散程度，與根據經濟意義對變量選擇的目標不完全一致，根據（1）-（4）步進行測算的結果可能會導致變量權重差異過大，從而難以全面衡量各指標的綜合水平，為克服熵值法這一弱點，在第（2）步引入Δ，在保持各變量權重大小關系的前提下降低權重的差距。

取Δ=0.005，將變量之間的權重差距控制在范圍，最終得出三級指標權重如表1所示。

3.數據說明

在新時代中國經濟綠色發展指數的10 個測算指標中，人均生態系統生產總值數據來源于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GEP 核算團隊，單位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碳核算數據庫，其余8 個測算指標均直接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和各省級統計年鑒。其中，一般工業固體廢物處理利用率為固體廢物的處置量與綜合利用量之和再除以產生量。為避免極端值影響，對所有數據進行1%的縮尾處理。

三、中國經濟綠色發展指數的測度和分析

（一）中國經濟綠色發展水平及變化趨勢

經測算，2020年中國經濟綠色發展指數為66.44。三項二級指標中，可持續發展指數為48.30，資源利用指數為82.77，環境保護指數為74.30。資源利用指數最高，環境保護指數其次，可持續發展指數最低。這表明，當前我國在高效開發利用自然資源方面取得的成績比較突出，在防治經濟活動對生態環境的污染和破壞方面取得的成績略次于前者，而在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方面尚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在可持續發展二級指標下，生態貢獻和溫室氣體排放2 項三級指數相對較高，對可持續發展有促進作用。這表明，我國作為一個國土面積大國，生態系統價值容量較大，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的生態產品價值量較大；同時，在“雙碳”戰略的有力驅動下，我國在控制碳排放方面的取得的成效相對于綠色發展其他領域來說是較為突出的。經濟發展和能源結構2 項三級指數較低，是拖累可持續發展指數的主要因素，這表明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代表經濟發展總體水平的核心指標人均GDP 仍然較低，不僅距離發達經濟體有較大距離，在綠色發展各領域橫向比較來說也處于相對較低水平；同時，在能源結構方面，盡管近年來國家大力推動新能源產業發展，但我國仍然高度依賴排放量大且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推動能源結構轉型任重道遠。

表2 中國經濟綠色發展水平測算結果（2020年）

在資源利用二級指標下，能源利用、水資源利用和土地資源利用3 個三級指數均較高，其中能源利用指數最高，水資源利用指數和土地資源利用指數略低。與溫室氣體排放指數較高的原因類似，能源利用指數較高得益于“雙碳”戰略驅動下全社會節能降耗意識的提高。水資源利用指數和土地資源利用指數雖然相對較高，但仍有提高的空間，特別是對于我國這樣一個水資源分布極不均衡，部分地區水資源極度短缺的國家，提高企業和居民節水意識尤為重要；同時，在土地資源利用方面，仍需要大力推動相關體制機制改革，精細管控土地資源，提高土地集約化利用水平。

在環境保護二級指標下，空氣污染防治三級指數較高，是環境保護領域的亮點。這表明，近年來在打贏藍天保衛戰等舉措的推動下，空氣污染問題的確得到了有效的治理，空氣質量提升效果顯著。水污染防治和固體污染防治2 項三級指數相對較低，表明盡管我國在水污染和固體污染領域的治理力度不小，也早已出臺了有關的防治法規，但水體污染和一般工業廢品污染的防治工作仍有待加強，特別是對于發展階段仍處在工業化中期的中西部地區，由工業化和城鎮化粗放發展以及對綠色環保技術運用不足所產生的生態環境代價很高，應得到足夠的重視。

從“十三五”期間綠色發展總指數和各二級指數的變化趨勢來看，各類指數均呈現持續提升的態勢，并且增幅平穩。其中，綠色發展指數從53.03 提高到66.44，增幅25.3%?？沙掷m發展指數從29.66 提高到48.29，增幅62.8%，雖然基數較低，但增幅在二級指標中最大。資源利用指數從76.38提高到82.78，增幅8.4%，由于基數較高，因而增幅相對較低。環境保護指數從60.83 提高到74.29，增幅22.1%（見圖1）。從三級指標的變化趨勢來看，10 項三級指數在“十三五”期間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見圖2）。在可持續發展二級指標下，經濟發展、能源結構、溫室氣體排放3 個三級指標增幅相對較低，生態貢獻三級指標增幅較大，是推動可持續發展指數提高的主要動力。在資源利用二級指標下，能源利用、水資源利用、土地資源利用3 個二級指標的增幅依次遞增，雖然從2020年靜態水平看，三者水平依次遞減，但從動態過程來看，這種差距在逐漸收斂。在環境保護二級指標下，空氣污染防治指數提升幅度最大，高于水污染防治指數的增幅，而后者又高于固體污染防治指數的提升幅度，三者在“十三五”期間的增幅與其在2020年的水平排序相同，表明各類污染治理的靜態形勢與動態趨勢具有一致性。

（二）各地區經濟綠色發展水平、變化趨勢及其對比分析

31 個省級區域2020年綠色發展指數和排名情況如表3所示。其中，上海以83.5 的綠色發展指數排名第1，排名2—5 位的分別是北京、福建、浙江、廣東，其綠色發展指數分別為83.5、80.5、79.0、78.7。寧夏綠色發展指數為44.7，排名各地區第31 位，排名第27—30 位的分別是遼寧、新疆、黑龍江、西藏，其綠色發展指數分別為54.2、46.8、46.4、45.0?？傮w來看，各地區綠色發展指數和排名與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經濟發達地區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轉型程度較高，對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理念的踐行力度較大，綠色發展指數得分也較高。欠發達地區以及部分陷入發展轉型困境的地區，由于推進高質量發展尚未取得實質性進展，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采取傳統發展方式，經濟發展的資源環境代價較大，綠色發展指數得分也較低。

表3 2020年各地區綠色發展一級、二級指標指數及排名

從各地區二級指標的指數來看，可持續發展指數排名前5 位的地區分別為西藏、云南、青海、上海、北京；排名后5 位的地區分別是黑龍江、遼寧、河北、山西、寧夏?？梢钥闯?，可持續發展指數排名靠前的地區中，既有經濟發達地區，也有欠發達地區。西藏、云南、青海等地區由于生態資源豐富，用人均GEP 衡量的生態系統產品貢獻較大，并且這些地區普遍承擔國家層面的生態涵養功能，在產業結構、能源結構配置上的綠色化程度較高。北京、上海等發達地區之所以可持續發展指數較高，主要源于用人均GDP 衡量的經濟發展三級指數較高，同時，發達地區在綠色技術創新和運用方面的優勢，也使其在能源結構、溫室氣體排放等三級指數較高。相比之下，排名靠后的地區由于工業化發展階段落后，主導產業的資源密集度高，產業結構調整緩慢，在能源結構調整和節能減排技術運用等方面均較為滯后，可持續發展指數較低。

資源利用指數排名前5 位的地區分別為北京、上海、福建、浙江、江蘇；排名后5 位的地區分別為甘肅、黑龍江、寧夏、新疆、西藏。資源利用指數排名與經濟發達程度呈顯著的正相關。經濟發達地區由于綠色技術普及率較高，單位GDP 能耗、水耗、土地消耗均相對較低，因而有較高的資源利用指數。相比之下，欠發達地區綠色技術運用程度不高，部分地區的經濟發展對自然資源的依賴度較高，資源利用指數較低。此外，西藏、新疆等地區由于區域面積廣大，人口數量相對較少且布局分散，導致在能源、水資源、土地資源的使用上難以實現規模經濟效益，也是造成其資源利用指數偏低的原因。

環境保護指數排名前5 位的地區分別為北京、上海、浙江、天津、江蘇；排名后5 位的地區分別為內蒙古、新疆、青海、黑龍江、西藏。環境保護指數排名與經濟發達程度呈顯著的正相關。經濟發達地區由于企業環保技術和居民環保意識均較高，在空氣污染、水體污染和固體污染防治方面均走在全國前列，因而環境保護指數較高。相比之下，欠發達地區無論是企業生產技術更新還是居民環保意識培育，均與發達地區存在一定差距，加之欠發達地區的“兩高一資”產業占比仍普遍較高，導致其環境保護指數較低。

從31 個省級區域綠色發展指數的變化趨勢來看，“十三五”期間，各地區綠色發展指數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從增幅來看，河北、江西、寧夏、新疆等地區綠色發展指數的增幅相對較大，主要原因是這幾個地區的環境保護二級指數提高幅度較大。由于上述地區大多為“兩高一資”產業較為集中的地區，表明其在“十三五”期間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方面的推進力度較大，環境保護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從總體上看，各地區綠色發展指數增幅的差別不大，因而各地區綠色發展指數得分并未呈現出明顯的收斂態勢，各地區綠色發展水平的位次在“十三五”期初與期末大致相同，發達地區綠色發展水平相對于欠發達地區始終保持著一定的優勢（見圖3）。

從31 個省級區域可持續發展指數的變化趨勢來看，“十三五”期間，各地區可持續發展指數均有所提高。從增幅來看，北京、四川、云南、西藏、青海等地區可持續發展指數的增幅較大，主要原因是這些地區的生態貢獻三級指數增幅較大，北京、西藏、青海的能源結構三級指數增幅較大。相比之下，遼寧、重慶、寧夏等地區增幅較小，主要原因是遼寧的經濟發展三級指數增幅較小，重慶能源結構三級指數不升反降，寧夏的溫室氣體排放三級指數有所降低?？沙掷m發展指數增幅較大的地區也是該指數靜態數值較高的地區，中西部地區的可持續發展水平總體上高于東部地區。

從31 個省級區域資源利用指數的變化趨勢來看，“十三五”期間，各地區資源利用指數均有所提高。從增幅來看，“十三五”初期資源利用指數較低的地區，5年間的增長率較高，因而各地區的差距總體上呈現一定的收斂趨勢。黑龍江、西藏、新疆三地資源利用指數增幅較大，主要原因是這些地區的單位GDP 用水和用地兩個三級指數出現了明顯提升，西藏單位GDP 能源消耗三級指數提升幅度較大。

從31 個省級區域環境保護指數的變化趨勢來看，“十三五”期間，絕大多數地區環境保護指數均有所提高。從增幅來看，“十三五”初期環境保護指數較低的地區，5年間的增長率較高，因此各地區差距總體呈現一定的收斂趨勢。河北、山西、江西、寧夏、新疆等地區環境保護指數增幅較大，主要原因是這些地區空氣污染防治三級指數增幅均較大，江西、寧夏、新疆水污染防治三級指數增幅較大，河北的固體污染防治三級指數增幅較大。黑龍江是唯一一個污染防治指數出現下降的地區，主要原因是該地區水污染防治三級指數和固定污染三級指數均出現明顯的下降，環境保護指數下降也是導致黑龍江在“十三五”期間綠色發展總指數提升幅度較低的原因。

四、結論和政策建議

本文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導，基于“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重要理念，構建了新時代中國經濟綠色發展指數，并利用統計數據，對“十三五”期間全國和各地區綠色發展水平和趨勢進行測算。測算結果顯示：2020年中國經濟綠色發展總指數為66.44，較之“十三五”初期提高了25.3%，可持續發展、資源利用、環境保護3 個二級指數分別為48.29、82.78、60.83，比“十三五”初期分別提高62.8%、8.4%、22.1%。在10 個三級指數中，溫室氣體排放指數、能源利用指數、空氣污染治理指數相對較高，生態貢獻指數、空氣污染防治指數、水污染防治指數提升幅度較大。分地區看，發達地區的綠色發展水平總體上高于欠發達地區，在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水平上相對欠發達地區的優勢較為明顯，但差距呈現縮小趨勢。西部地區的可持續發展水平總體高于中東部地區。絕大多數地區“十三五”期間在綠色發展總指數和3 個二級指數上均有所提高，但總體上各地區綠色發展水平差距的收斂趨勢并不明顯，各地區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水平差距呈現出一定的收斂趨勢。

基于新時代中國經濟綠色發展指數測算結果所揭示的政策含義，未來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進一步推進綠色發展。

第一，在繼續提高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能力的同時，著力強化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雖然新時代中國經濟綠色發展指數的3 個二級指數在“十三五”期間均有所提高，但三者之間的發展并不平衡，可持續發展指數顯著低于資源利用指數和環境保護指數，特別是可持續發展二級指數下的經濟發展、能源結構2 個三級指數相對較低。因此，應在繼續推動減少碳排放、促進生態系統價值創造能力發揮的同時，在全社會推動樹立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理念，大力推進能源結構調整，加快新型能源對化石能源的替代，在開辟綠色產業新業態過程中創造經濟增長點。東部發達地區應在節能減排和降低化石能源消費比例等方面發揮引領作用，提高生態系統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創造生態產品和服務的能力，西部欠發達地區應進一步發揮生態資源豐裕優勢，加快綠色產業發展。

第二，在繼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同時，著力提高水資源和土地資源利用效率。目前，節能降耗已在全社會形成廣泛共識，促進能耗降低的技術和法規也日益成熟和完善，但對水資源和土地資源的節約意識有待強化，這表現在資源利用二級指數下，水資源利用和土地資源利用指數相對較低。因此，水資源緊缺地區應采取更嚴格的水資源保護舉措，充分利用價格、稅費、獎勵等政策工具促進企業和居民節約用水。加快征地制度、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制度和宅基地制度改革，提高城鄉土地資源利用效率，特別是城鎮化水平較低地區，在發展過程中要避免建設用地粗放使用，減少工業發展和城市建設對農地的過度占用。促進農村和人口密度過低的欠發達地區的居民點撤并和集中居住，提高資源利用的規模效益。

第三，在繼續改善空氣質量的同時，著力加強水污染和工業固體廢棄物污染的治理。在整治霧霾、打贏藍天保衛戰等一系列措施的有力推動下，近年來我國空氣污染問題得到了有效的改善，而對水污染和工業固體污染的重視程度不足，這表現在環境保護二級指數下，水污染防治指數和固體污染防治指數相對較低。因此，應大力推動《水污染防治法》《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兩部近年來新修訂法律有關精神的落實，促進廢水和固體廢物減量化、無害化和資源化，將相關污染物防治目標納入地方考核評價體系。應加強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在污染物減排和循環再利用方面的技術合作，并建立有效激勵機制，推動欠發達地區的環保意識實現跨越式轉變，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中實現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