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人群中IL-6-572 基因多態性與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易感性的meta 分析

張亞龍 徐洪海 程君 郜玉峰

1.安徽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感染病科，安徽合肥 230022；2.安徽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病理科，安徽合肥 230022

乙型肝炎是由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引起，HBV 感染者有5%～10%可發展為慢性HBV 感染，是肝硬化和肝癌發展進程中的高風險因素[1-3]。同時，HBV 感染是一種由遺傳、宿主免疫和環境共同作用下所致的復雜性疾病。白細胞介素-6（interleukin，IL-6）基因位于人體染色體7p21 上，編碼成184 個氨基酸組成的蛋白[4]。IL-6 在人體免疫系統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其是機體免疫的重要的細胞因子，是對機體炎癥、免疫反應和造血功能具有特性的介質。單核苷酸多態性在決定個體對不同疾病易感性方面發揮重要作用[5-6]。IL-6 基因轉錄受到啟動子多態性位點的影響，IL-6-572C/G 就是位于啟動子區域4 個位點之一[7]，其分為CC、CG、GG 基因型。研究發現，在CC 基因型HBV 感染發生率較高，約為59%，CG 基因型為35%，GG 基因型為6%[8]，但醫學界對此研究結果尚存爭議。本研究選取東亞人群中IL-6-572 基因多態性與HBV 感染關系的研究進行meta 分析，為HBV 感染預測與防治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文獻檢索

以“乙型肝炎病毒”“IL-6-572C/G（rs1800796C>G）”“基因多態性”為中文關鍵詞檢索中國知網、萬方數據庫、維普網；以“HBV”“IL-6-572C/G（rs1800796）”“SNP”為英文關鍵詞檢索PubMed、Web of Science，所有數據庫文獻檢索時間范圍均為建庫至2021 年10 月。

1.2 納入及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①研究對象：東亞人群（中國、日本、韓國、朝鮮、蒙古），病例組為HBV 攜帶者、慢性乙型肝炎或乙肝肝硬化及肝癌患者，對照組為自愈型感染者或健康人；②研究類型：病例對照研究；③提供具體基因型和等位基因計數。排除標準：①會議論文、綜述；②數據有偏差和分析錯誤；③重復發表，不同數據庫檢索到的同一文獻。

1.3 數據錄入及質量評價標準

由兩名研究者獨立提取并采用統一標準進行數據采集，并且交叉進行核對。如遇分歧，則核查原文，綜合分析并相互探討來決定。數據均進行哈迪-溫伯格平衡檢驗，若P＞0.05，則符合要求；質量評價采用紐卡斯爾-渥太華量表（Newcastle-Ottawa scale，NOS）[9]對研究對象的選擇、組間可比性及暴露因素3 個方面共8 個條目進行評分，滿分為9 分，0～4 分為低質量研究，5～9 分為高質量研究。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tata 12.0 軟件分別對等位基因模型（G vs C）、顯性模型（GG+GC vs CC）、隱性模型（GG vs CC+GC）、雜合子模型（GC vs CC）和純合子模型（GG vs CC）進行異質性檢驗。通過Q 檢驗和I2值大小來評價各研究間異質性大小，如P＜0.1，I2≥50%，表明各研究間異質性較大，采用隨機效應模式，反之則采用固定效應模式[9]。統計合并效應量比值（odds ratio，OR）、95%可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和合并效應的檢驗P 值。采用Egger’s 定量檢測和Begg’s漏斗圖來檢測發表偏倚。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納入文獻特征

共納入10 篇文獻[8,10-18]，共涉及11 項病例對照研究，包含病例組3 532 例，對照組4 020 例。篩選流程及結果見圖1。所收錄的數據均符合哈迪-溫伯格平衡（P＞0.05），納入文獻特征及NOS 評分見表1。

圖1 文獻篩選流程圖

表1 納入文獻特征

2.2 meta 分析結果

2.2.1 異質性檢驗及各模式發病風險分析 異質性檢驗結果顯示，G vs C（I2=19.5%，P=0.258）、GG+GC vs CC（I2=24.2%，P=0.213）、GG vs CC+GC（I2=0%，P=0.800）、GC vs CC（I2=17.7%，P=0.275）、GG vs CC（I2=0%，P=0.669）異質性均較低，采用固定效應模型。攜帶G 等位基因和GG+GC、GG、GC 基因型是東亞人群HBV 感染的保護因素[G vs C（OR=0.80，95%CI：0.74～0.87，P＜0.001）；GG+GC vs CC（OR=0.77，95%CI：0.70～0.85，P＜0.001）；GG vs CG+CC（OR=0.72，95%CI：0.59～0.87，P=0.001）；GC vs CC（OR=0.79,95%CI：0.72～0.87，P＜0.001）；GG vs CC（OR=0.66，95%CI：0.54～0.80，P＜0.001）]。見圖2～6。

圖2 IL-6-572 基因多態性（G vs C）與HBV 感染易感性關系的森林圖

圖3 IL-6-572 基因多態性（GG+GC vs CC）與HBV感染易感性關系的森林圖

2.2.2 發表偏倚 5 種基因模型均顯示無發表偏倚，見表2。以G vs C 為例，Begg’s 漏斗圖及Egger’s 線性回歸圖見圖7～8。

圖7 IL-6-572 基因多態性（G vs C）與HBV 感染易感性關系Begg’s 漏斗圖

表2 發表偏倚分析

圖4 IL-6-572 基因多態性（GG vs CG+CC）與HBV感染易感性關系的森林圖

圖5 IL-6-572 基因多態性（GC vs CC）與HBV 感染易感性關系的森林圖

圖6 IL-6-572 基因多態性（GG vs CC）與HBV 感染易感性關系的森林圖

3 討論

HBV 是在世界范圍內廣泛流行的病毒源，其感染后的轉歸與多種基因的調控相關，該領域一直受到學者的關注[19-24]。IL-6 是HBV 感染患者主要升高的促炎性細胞因子之一，參與肝臟的免疫損傷和炎癥活動。Zhang等[13]發現，在健康人群和HBV 感染者兩組比較中，攜帶此位點GG 基因型個體血清中IL-6 含量低于CC 基因型個體。

圖8 IL-6-572 基因多態性（G vs C）與HBV 感染易感性關系Egger’s 線性回歸圖

2019 年Wang等[25]發現，IL-6-572 的G 等位基因可能是HBV 感染的保護因素，但是引用文獻較少，且混雜了歐羅巴人種。本研究發現，在不同分析模式下，攜帶G 等位基因的人群對HBV 感染易感性顯著降低。但本研究仍存有以下不足：①未分析基因與基因以及基因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僅研究基因多態性與HBV 感染相關的聯系；②納入本研究的文獻數量有限，有待進行更大樣本量的研究。

綜上所述，本研究從等位基因、雜合子、純合子、顯性和隱性模型分析得出在東亞人群中IL-6-572C/G 基因多態性與HBV 感染易感性顯著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