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寫理論下葛譯莫言《蛙》文化意義的研究

梁夢姣

貴州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

莫言的寫實主義作品《蛙》曾榮獲中國最高文學獎--茅盾文學獎，作品從姑姑（萬心）的鄉村婦產工作經歷直接向讀者展示出我國生育政策的調整變化，也從側面表反映出我國50來年農村生育史的發展變化。整部小說使用了大量方言，塑造了很多生動的人物形象，例如姑姑，陳肝，小獅子等。目前作為莫言小說英譯版本的主要譯者，葛浩文對莫言系列作品在英語世界廣為流傳，以及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發揮了重要作用（侯羽，劉澤權，劉鼎甲，2012）。所以很多學者以此譯本為基礎從不同角度探討書中的方言翻譯策略，然而翻譯的實質特性是雙語在交流中的意義對應轉換（劉宓慶，2005），即中國譯者更應該關注于葛浩文如何處理這類文化意義，實現文化交流的翻譯策略。

一、文化意義

文化意義指語言載體所反映的民族文化和心理素質（劉宓慶，2005），隨著時間流逝，一些文化意義逐漸固化為文化符號，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一提到他們就會立刻心領神會，很容易達到思想層面的溝通。劉宓慶（2005）認為，譯者的“語際轉化不能忽視語言符號的這種文化信息承載--傳遞功能，意義的轉化必須包括語言文化信息所包含的盡可能完整的內容和特色。否則，意義的語際轉換必然是不完全的?！北娝苤?，不同民族解讀同一事物背后的文化意義必然存在差異，所以譯者一定要夯實自己的跨文化基礎，避免因此影響到信息的有效傳遞。葛浩文的譯作之所以能夠在英語世界受到追捧，甚至對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產生重要作用，一方面是因為葛浩文在選擇源語文本時有自己的考量，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對中西文化差異的準確把握，以及恰到好處的翻譯。對于文化意義的翻譯來說，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目的語讀者能準確理解并欣賞原文所表達的文化意義，以此實現文化的交流與傳播。

二、改寫理論

改寫理論最早由美國翻譯家安德烈·勒菲弗爾（Andra Lefevere）提出，他認為“翻譯實際上是對原作的改寫，無論翻譯、選文、撰史、批評或者編輯，都是改寫的不同表現形式?！弊g者與作者的的文化背景，意識形態，目的等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所以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會根據自己的理解，目的，讀者的接受程度等多方因素對原作進行適度調整。這一理論的提出使人們對譯者的身份認識得到了提高，譯者擺脫了“一仆二主”中的“奴仆”身份，他們可以在翻譯過程中可以擁有主導權，但是有職業道德的譯者并不會隨隨便便篡改原作，譯者還是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約。

學界認為這種制約大約可分為：意識形態，詩學與贊助力量。勒菲弗爾和巴斯奈特（2005）指出意識形態是“在特定的時間被特定的社會真正接受的概念網格，該網格包括思想和態度，而且讀者和譯者可以通過該網格接近文本”。意識形態大體上可以分為兩種：社會主流意識形態以及個人意識形態，但無論哪一種意識形態都會影響譯者選擇。另外，勒菲弗爾1992年提出詩學因素包含兩部分：一是文學工具，另一種是文學角色。文學工具包括文學的體裁、主題、人物、情節、象征等文學手段，而文學角色就是文學在社會中的角色是什么，或者說文學在社會中的角色應該是什么，這體現著文學與社會制度之間的關系。勒菲弗爾（1980）將贊助人定義為能對文學系統施加規范性作用的實體。從實際翻譯過程來看，贊助人不僅有個人也有機構，他們出資贊助譯者的翻譯實踐，負責譯文的發表等活動，所以譯文還需要符合贊助人的各種要求。

三、改寫理論下文化意象的翻譯策略

1.人稱名詞。

從全文來看，譯者在處理人稱名詞時主要運用音譯這一策略，特別是常出現的幾個重要人物，例如將“姑姑”譯為“Gugu”。當特殊名詞沒有特定含義，或者沒有固定外文名稱只是為了方便交流時，多數情況下譯者會選擇音譯的策略。相反，對于一些不常出現的人物，譯者在翻譯其名字時長選擇增譯的策略，增加原文中雖無其形但有其意的語言單位，豐富人物形象。

例1：

ST：不用怕，王家嫂子，姑姑說，即便我得破傷風死了，也不用你負責。

TT：This is nothing to worry about，Renmei’s mother， Gugu said. Even if I get tetanus and die， you’re not responsible.（p.180）

分析：原文中的“王家嫂子”是中國農村對中年女性常用的一種稱呼方式，前面的姓氏也是夫家姓，這種叫法顯得雙方關系比較親切，而且這位”王家嫂子“還是萬心的侄媳婦（王仁美）的母親，所以譯者考慮到人物關系網以及前后問呼應就譯為“Renmei’s mother”，由此也可以看出譯者的深思熟慮。

2.飲食名詞。

中西方在飲食習慣方面還是有很大差異，而且隨著時代的發展，很多食物的做法也發生了一些變化。由于《蛙》的故事背景是上世紀70年代的山東農村，所以原文中出現了很多有當地特色的飲食名詞，譯者的策略主要還是文化替代，即翻譯時放棄原文的文化內涵，用譯入語的文化替代，方便目的語讀者理解接納。

例2：

ST：早晨，兩個雞蛋，一碗牛奶，四根油條，兩個饅頭，一塊醬豆腐；中午，一碗紅燒肉，一條黃花魚，兩個大餑餑；晚上，一只燒雞，兩個豬肉包子，兩個羊肉包子，一碗小米粥。

TT：Breakfast: two eggs， milk， four oily fritters， two steamed buns， and a chunk of pickled tofu. Lunch: braised pork， a whole croaker， and two large corn cake. Dinner:roasted chicken， two pork buns， two mutton buns，and a bowl of millet congee.

分析：油條是中國北方很常見的一種傳統早餐，外形為長方體，中間為蜂巢狀，口感松脆有韌勁，人們一般搭配粥或者豆漿一起食用?！皁ily fritters”是一種油炸餅，形狀多為圓扁形，為了使其味道更多樣，人們會在面糊中加入蔬菜，肉等，一些外國人會將其當作早餐。比較發現這兩者都是油炸食品，作用也相同。由此可以見，譯者采用替代法在目的語讀者的文化中尋找與“油條”相近的文化意象詞。膠東大餑餑是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將面團捏成不同形狀，上鍋蒸使其定形，更像是普通饅頭的升級版。書里描寫的是上世紀70年代的農村，那時國力并不富足，人們生活水平有限，所以吃的大多還是玉米面，所以譯者在翻譯時考慮到這一點選擇了“corn”。譯者在翻譯時并不是直譯或硬譯，而是根據實際情況加入自己的考量。

3.擬聲詞。

使譯語單位與原語單位一一對應的對譯是翻譯擬聲詞使最直接、簡單的策略，但葛氏譯文在處理擬聲詞時還是以換譯和減譯為主。擬聲詞的換譯多為詞性換譯，即用其他詞性的詞代替擬聲詞，使句子更符合英語的語法規則。譯文的省譯也不是忽略不譯，而是以譯文簡潔明了且語義不變為前提，對句子結構進行優化。

例3：

ST：柴油機轉速減緩，高音喇叭里放出的聲音更加高亢，震動得我們得耳膜嗡嗡作響。

TT：The motor slowed， ramping up the loundspeaker volume， making our ear ring.（p.135）

分析：漢語經常使用一些擬聲詞重現當時的聲音，使讀者如同聲臨其境，增加文章的感染力，而且這是所有語言都擁有的一種詞類，只是表達形式有所不同，翻譯過程看似簡單，實際很考驗譯者跨文化交流能力。一般而言，擬聲詞翻譯時應當優先譯對應的擬聲詞，如果沒有對應擬聲詞的話可以采用對譯的方法尋找語義上對應的詞來表達。本句就是利用“ring”與“嗡嗡”語義的對應完成信息傳遞。

例4：

ST：尼姑手里的木魚“啪啪啪”連響三聲，如同多年前我參加長跑比賽時的發令槍響。

TT：The three loud beats on the wooden fish sounded like the starter’s pistol I’d heard at a race I’d run in years before.

分析：對于擬聲詞“啪啪啪”，譯者采用了減譯的翻譯策略，無其型但有其意。因為后面的句子已經詳細介紹了這個聲音，如果前面還要音譯“Pow！Pow！Pow！”整個句子就顯得冗余。

4.文化負載詞。

文化負載詞本身含有一個國家或民族特有的時代記憶，所以譯者在處理這類詞目時一定要慎重。葛氏譯文中文化負載詞的翻譯大量使用改譯策略，這可以體現出譯者的主觀能動性。當然這里的改譯并不是徹底改變原文的一切，而是在獲取原作者同意的基礎上進行適當調整。

例5：

ST：我相信在你的鼓勵下，我會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成為一個吃商品糧的人，與你站在一起……

TT：With your encouragement， I will improve my social status to stand with you as someone who， like you， subsists on marketable grains...（p.132）

分析：“商品糧”是指專供市場出售的糧食，一般而言，計劃經濟時期“吃商品糧”代表城市戶口和不挨餓。譯者只是翻譯出其表面意思“marketable grains”，一方面是因為目的語讀者并不了解計劃經濟，另一方面這里的“商品糧”只是區分兩人之間的社會層級，所以譯者并沒有對其進行詳細解釋。

四、結語

本文以改寫理論為視角研究葛浩文譯本《蛙》中翻譯人稱名詞、飲食名詞、擬聲詞以及文化負載詞等文化意義詞的翻譯策略，研究發現如果文化意義為原語獨有，譯者會首先考慮目的語讀者是否需要詳細了解這一文化意義，如不會影響讀者理解譯者會減譯，反之則增譯；如果文化意義在原語和目的語中都存在，只是意義不重疊，譯者會選擇文化替代，尋找與之對應的文化意象。從選詞到調整語句順序都可以看出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主導權。因此，要想進一步促進中華文化“走出去”，譯者不僅要深諳中西文化差異，還要發揮主觀能動性選擇正確的翻譯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