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縣侗族傳統聚落的演變特征及成因研究

謝 莎 鄧繼瑩 熊 偉

1978年起，我國第二、第三產業快速發展，農業生產率飛速提升，導致我國城鄉面貌發生顯著變化。2020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已達60.6%，意味著人口構成發生明顯變化，人居空間主體也發生改變。因此，鄉村人口的聚居場所——聚落的類型、空間形態、產業結構的演化速度急速提升[1]。

鄉村聚落是自然環境與歷史文化積淀的重要載體。同時，它也承載著數代人的鄉土記憶與獨特的地域文化。在人口結構變化迅猛的當下，如何保護好鄉村聚落所承載的文化與記憶，如何引導聚落進行良性演變迫切需要答案。要謹慎地對待鄉村聚落，進行系統性研究，把握聚落演變的深層規律，以探索出一條在生態、經濟、文脈各方面均可持續發展的演變道路。以小見大，以侗族傳統聚落為例，其保護與有機更新離不開區域案例的研究。三江侗族自治縣內多個侗族聚落保存完好，具有典型性特征，同時它也是全國侗族自治縣內侗族人口數量之最，所以該自治縣具有較大的研究價值。通過研究三江縣內的典型侗族聚落，總結出適應性演變的特征與成因將為構建集地域文脈延續與可持續發展于一體的侗族聚落演變體系提供基礎，對侗族聚落的良性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1 三江縣侗族聚落概況

三江侗族自治縣位于湖南、廣西、貴州三省交界地區，地處柳州市北部，侗族人口占總人口的57%[2]。境內地形十分復雜，山地占整個區域的90%左右。三江縣一年四季分明，氣候溫和，適宜耕種。年平均氣溫在17～19℃，境內南北溫差在1～2℃范圍內。

由于三江縣位于廣西北部，位置較偏遠，因此交通不發達，經濟水平低，聚落的開放程度也很低。在過去幾百年，該地區的侗族聚落以侗款自治為主，在侗款自治的背景下，實行自我管理以維持侗族社會秩序，較少受外界影響[3]。所以它們的自然環境、產業結構、風俗習慣、文化思想等都得到較完整的保護與傳承，大部分侗族村寨也因此具有原始且完整的聚落形態。一直以來，三江縣的侗族傳統聚落保存現狀良好，聚落也在進行有序拓展[4]。但近年來，聚落的演變狀態發生變化。伴隨著交通的便利，與村落外部文化的交流，政治政策的實施，三江侗族聚落的演變變得更加多元與迅速（圖1）。

圖1 三江縣侗族主要聚居鄉鎮分布圖

2 三江侗族典型聚落的演變

基于三江侗族傳統聚落的主要演變趨向與發展特征的差異性，筆者把發生演變的聚落分為產業結構單一且原生文化為侗族文化的村落、產業結構復合且原生文化為侗族文化的村落、產業結構單一且原生文化為非侗族文化村寨進行概述。其對應的村寨分別為：高定村、馬鞍寨、和里村（圖2）。

圖2 研究選點村寨分布

高定村以農業為主，村寨文化為原生的侗族文化；馬鞍寨是一個成熟的旅游村，其原生文化為侗族文化；和里村以農業為主，該村村民雖然自認為是侗民，但其祖先為漢族人，且村寨中處處有漢文化的影子。

2.1 高定村

高定村位于三江侗族自治縣獨峒鄉，村內人口共計2483人，是三江縣典型的侗族村落[5]。其產業結構以農業為主，村寨文化為原生侗族文化。

高定村全部是侗族人，該村落的拓展形式為小組團拓展（表1）。直到明清時期，建筑組團依然以各氏族鼓樓為中心進行拓展建設，因此可以從鼓樓設立的先后推敲該村落的演變歷程。中心鼓樓是歷史最悠久的鼓樓，中心鼓樓建成后一直到1921年，五苗鼓樓、五通鼓樓和五打鼓樓在高定村的南向坡上圍繞著中心鼓樓建成。20世紀40年代起，第一組鼓樓與第二組鼓樓在高定村的北坡上陸續建成。1986年，高定村最后一座鼓樓——六雄鼓樓在高定村峽谷谷底建成[6]?？梢?，村落由南向山坡至北向山坡，由山坡往谷底拓展。民居建設在高處，可以預防洪澇災害；耕地在低處，坡度緩和、日照良好且便于灌溉，村落由向陽坡向對面發展也是自然環境限制的結果。

表1 三江縣侗族主要聚居鄉鎮分布圖

隨著村落總人口持續增長以及小家庭的家庭模式逐漸成為主流，高定村內民居數量漸增。林地和耕地逐漸被新民居侵蝕，聚落開始向內變得緊湊，向外延伸擴張。因此，南坡居住用地緊張后，聚落向北坡較高處擴展。南北坡的高處都被房屋占據后，靠近谷底的田地和池塘區域便被劃分成建設用地。目前高定村土地緊缺，已無大片農田供村民耕種，村民耕作都需要到村外的山坡上和遠處開放的梯田進行?？梢?，林地和農田的減少以及房屋的增加導致了聚落結構的改變。農耕時代的擴張過程中，村落的住宅建設都是以鼓樓為中心進行小組團式的拓展建設。但隨著公路的修建，這些小組團開始被交通要道吸附，已然沒有過去的布局了。

2.2 馬鞍寨

馬鞍寨坐落于三江縣下轄的林溪鄉，聚落地形平整。該聚落目前是一個發展成熟的旅游熱門景點[7]。過去，三江縣的村寨至多百戶，目前馬鞍寨共有165戶，可見馬鞍寨的總人口持續增長[8]。伴隨著家庭結構核心化、小型化趨勢[9]，馬鞍寨內建筑密度也逐漸增大。因此，繼1796年馬鞍寨建立第一幢鼓樓——馬鞍寨老鼓樓之后，1926年村寨中心周邊衍生出了新的村寨次中心——馬鞍寨鼓樓（圖3）。

圖3 馬鞍寨鼓樓年代先后示意圖

20世紀50年代，我國科學技術和經濟迅速發展。原本進村要道和村內主路都由砂石和泥土鋪成，隨著政府開始撥款修路，這些道路演變成了水泥路，交通條件大大改善。近年來，便利的交通結合馬鞍寨優越的自然環境資源，使得馬鞍寨轉型為旅游景點。旅游開發商和村民在村落與外部道路的交匯處設立售票處，修建停車場，并強化場地邊界，改變了村寨原有肌理，促進了聚落構成復合化發展（圖4）。同時，開發商和村民在村寨組團的周邊也建設了餐飲街和停車場等旅游商業及輔助空間（圖5）。這些公共建筑因為村寨原有結構緊湊，無法嵌入村寨中心，所以它們大多布置在村寨組團的周邊，與原來聚落肌理結合。新建筑跳躍性地出現與應用于聚落中，與原有聚落結構格格不入[10]。

圖4 馬鞍寨聚落復合化

圖5 馬鞍寨餐飲街

2.3 和里村

和里村建于明朝，明清時期村落建設工作繁盛。起初，吳、伍氏在背山面水處定居營寨，他們在山腳處擴展宅地，同時預留出南面平地作為農耕場地。兩個氏族的組團以戲臺和老戲臺旁的青石路作為自然分界線。后因山形水勢的阻隔以及人口發展，后遷入村子的楊氏便選擇了原本作為農耕場地的平地建設住宅。隨著村內人口數量上升，村子內原有耕地已無法滿足營建需求，村民便開始往西邊的山腳拓展梯田，陳氏便在村寨西邊營建組團。隨后，村寨突破陳氏寨門，沿著西側向梯田方向拓展。為便于耕種，村民開始沿著耕作道路建造住宅。最后遷入的歐陽氏則選擇了一處山脊朝西的山坡，面對著溪流下游營建組團。近現代，由于公路的修建，和里村的民居也開始呈現出被公路吸附的趨勢。歷史上的移民政策使大批人口由江西向南遷移，然后經湖南進入三江地區形成聚落，和里村也因此而形成。村民祖先原為漢人，因此祠堂為村內主要公建之一。

在三江侗族文化的影響下，現在的和里村村民均認為自己是侗族人，但是村落的形態布局與侗族村寨有很多不同之處。鼓樓是侗族聚落中最重要的公共建筑，但和里村的鼓樓則不同。首先，侗族聚落中的鼓樓一般供村民烤火聚會、討論事務，而和里村鼓樓可作為戲臺使用，它起到了豐富娛樂生活的作用。其次，和里村鼓樓在各氏族組團中并不位于中心位置，例如延陵鼓樓和楊氏鼓樓均位于組團邊緣。同時，鼓樓的碑文似乎暗示了該村本無鼓樓，后來村民們在空地上營建鼓樓作為戲臺使用（圖6）?？梢娭醒腩C布的移民政策是聚落的形成和演變的重要影響因素。

圖6 和里村總平面圖

3 三江侗族傳統聚落演變的特征與影響因素分析

3.1 演變特征

由于以上三個村寨的演變歷程，可以總結出三江侗族聚落的演變具有以下特點：由內斂演變為開放，聚落文化趨于多元，聚落形態秩序變異。

（1）聚落內斂演變為開放

由于傳統聚落布局具有血緣特性與地緣特性，因此在演變過程中，聚落表現出內向性特征，最具代表性的表現為以氏族鼓樓為中心的組團[11]。在當代，由于自然環境變遷、家庭與人口變遷、社會制度變遷等因素的影響，傳統聚落的內向封閉性必然被瓦解，其聚落結構日益走向開放，如和里村的邊界逐漸外移，民居被公路吸附等。

（2）聚落文化趨于多元

農耕文明為背景的傳統聚落通常展現出一元均質的文化形態。當今鄉村社會階層分化、聚落經濟模式多樣化發展，促使村民的生產生活、居住模式發生了巨大變化。以此同時，多元、異質的文化也不斷滲透到聚落中，使聚落文化呈現出多樣性。例如，馬鞍寨已經接納旅游文化，產業結構從純農耕轉型為旅游，聚落也因此發生形態上的改變——興建停車場、美食街等。

（3）聚落形態秩序變異

傳統聚落總體結構上仍然可遵循一定秩序，但近幾十年來聚落的內在秩序被打亂。交通的改善促進了聚落與外部的經濟文化交流，導致村內部分人口搬遷，古民居成為危房被拆除。此外，現代公路也對聚落演變有吸附和分割的作用。

3.2 演變影響因素分析

三江侗族聚落的演變可歸結為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6]。通過分析，將其背后的深層成因歸納如下。

（1）自然環境因素

自然環境選擇聚落演變的機制，其對于三江侗族聚落也是如此。早期階段聚落的發展被山形水勢所界定，由于自然環境基本穩定，其變遷相對穩定與緩慢[12]。近當代階段，社會科學技術迅速發展導致自然環境的變遷加速。自然環境因素給三江侗族傳統聚落帶來的影響有：①限定聚落形態。聚落的發展被山形水勢所界定，隨著人類對自然的改造能力增強，聚落受自然環境影響的程度有所降低。②促使聚落結構變化。聚落內部的耕地、林地減少促使住宅占地與農業占地比例變化，最終導致聚落結構成分發生演變。③影響聚落區位。自然污染不僅會引起聚落搬遷，也會影響聚落的選址[13]。

（2）交通因素

交通變遷因素是三江侗族傳統聚落演變的影響因素之一，它會導致聚落的道路甚至建筑方位的變化。其對三江侗族傳統聚落產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①交通變遷促進聚落道路肌理的演變。20世紀50年代，我國科學技術和經濟迅速發展。原本進村要道和村內主路都由砂石和泥土鋪成，隨著政府開始撥款修路，這些道路演變成了水泥路，交通條件大大改善。②交通升級帶來吸附作用?，F代公路會吸附民居和并分割原有聚落。交通升級的吸附作用表現為，在過去，聚落的形態由自然環境界定，但隨著現代公路的修建，部分民居開始沿公路分布。③交通升級加速了其他因素對三江侗族傳統聚落的影響。交通升級促進了較封閉狀態的村寨與外界的交流，因此加速了自然環境的變遷、技術經濟的發展、新制度的引進等。

（3）政治與制度因素

政治制度的變遷因素有三：①土地制度變遷。侗族聚落早期基于“款治”進行自治[3]，土地分為家庭私有地和公田。建國以來，因為土地改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等土地制度的實施，侗族聚落的生產模式由集體生產向個體生產轉變，這也弱化了村民的聚居觀念，因此聚落形態更自由。②移民制度變遷。聚落的形成和演變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為中央政府頒布政治制度。例如，元朝時期頒布的移民政策使大量人口從江西向南遷移至三江地區形成聚落，其中就包括現在的和里村。③經濟制度變遷。過去，程陽村的產業結構單一，以農業為主，且村寨基礎設施并不完善，交通受限嚴重。近年來，三江縣大力發展旅游經濟，伴隨著旅游業的發展，程陽村的基礎與交通建設基本完善，景區面貌得到了質的提升。

（4）家庭及人口因素

目前，家庭結構有向核心化和小型化發展的趨勢。然而，總人口的不斷增長導致越來越多的侗族家庭分家，相應的房屋數量也在增加。新建房屋開始大量占用農田林地，聚落向外擴張，突破原有邊界，聚落規模擴大。人口規模的增加也加大了家庭人口對自然改造的強度。

（5）技術經濟因素

技術和經濟因素是促使三江侗族 傳統聚落發生演變的因素之一。早期三江侗族聚落形態勻質，近年來技術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引起產業結構變遷[14]，促使聚落產生如下變化：①聚落構成復合化。傳統聚落的產業結構主要以農業、手工業為主，而近當代旅游業、鄉鎮企業發展，使得聚落內嵌入了承載著新功能的建筑：旅店、餐飲建筑等[15]。因此，聚落內部功能已由單純的居住功能向住宅產業綜合化的功能轉變。傳統聚落形態的勻質性和同構性被弱化。②聚落布局分化與重組。技術經濟促使聚落尋求一種適宜的分化與重組方式，以便適應新的產業結構?，F代聚落包含旅游業、商業等，產業結構豐富，由于大城市規劃思想的影響，新建聚落的規劃與布局目前主要在滿足居住的前提下服務于旅游與商業功能。

結語

在高速發展的當代社會中，三江地區的傳統聚落處于自由演變的狀態。影響其演變的主要因素有：自然環境、交通、政治制度、家庭人口、技術經濟等?；谌弊鍌鹘y聚落的主要演變趨向與發展特征的差異性選擇典型聚落進行分析，可將其演變特點歸納如下：由內斂演變為開放、聚落文化趨于多元、聚落形態秩序變異。

產業結構多元發展、技術提升、經濟增長改善了侗族人民生活品質，減輕了侗族人民的勞動負擔。但是這些變化也導致了傳統侗族聚落發展面臨著以下問題：當代村民價值觀念變遷、建設缺乏協調統一、用地缺乏管理、地方財力支撐能力弱等。政府有關部門、相關學者、社會各界人士應當從侗族聚落演變的本質出發，思考如何引導傳統聚落進行良性的演變，為構建可持續的聚落發展體系與方針策略付諸努力。

資料來源：

圖2：作者根據三江縣志改繪；

表1，圖3～4，6：作者根據三江縣住房和城鄉建設局資料改繪；

圖5b：來源于網絡；文中其余圖片為作者自繪或自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