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保護視角下快速城鎮化地區鄉村發展路徑探索
——以中山市為例

文／劉斯捷 上海同濟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任規劃師

同濟大學城市規劃與設計 碩 士

1 研究背景

1.1 快速城鎮化地區鄉村工業化和城市化

珠三角是我國典型的自下而上的快速城鎮化地區，村鎮產業對城市發展起到巨大推動作用，隨之而來的是城鄉高度混雜、空間碎片化、外來人口大量集聚、本地農民非農化成為典型特征，鄉村歷史環境要素和農村生活方式受到較大沖擊。

1978—1993 年，珠三角借助外商投資和人口紅利，利用鄰近港澳的區位優勢發展了一大批以“三來一補”為主要形式的鄉、鎮、村企業。1994—2005 年，在市屬國有、集體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推動下，民營企業踴躍發展，市-鎮-村三級賣地，在集體土地上辦廠、建設商品房、租賃物業等，廠房等物業租金成為村集體收入的主要來源。2005 年至今，舊城鎮、舊村、舊廠房全面改造成為鄉村發展新路徑，村民上樓獲得一次性高額補償。鄉村城市化、農民非農化成為普遍現象，在土地供需矛盾較大的區域，村落成為首當其沖的全面改造對象。

1.2 既有研究梳理

有關鄉村文化保護與鄉村發展的研究由來已久，文化保護研究從建筑學、地理學、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等角度入手，對鄉村文化遺產制度[1]、鄉村遺產保護路徑[2]、鄉村文化景觀[3]、村落社會治理體系[4]等內容進行深入研究，雖然研究方向和內容各有側重，但主要集中在城鎮化對鄉村本土文化沖擊和鄉村自發展過程中的文化消亡兩大類模式。在鄉村重構背景下，農村人口和社會結構發生重大變化，鄉村文化在外來文化的沖擊下碎片化瓦解，許多地方出現鄉村凋落、鄉土文化凋敝的窘境[5]。學者對鄉村發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鄉村工業化上，體現在鄉村工業發展需求條件和土地供給條件兩大方面，借助新制度經濟學工具，學者們提出農村土地的模糊產權誘使農村對外租賃集體土地以爭奪潛在的土地租金差[6]，鄉鎮企業的發展和集體土地的資本化、國家財稅政策和土地政策的變化等對半城市化地區土地利用的變遷發揮了重要影響[7]，并通過珠三角、蘇南、溫州等地的比較研究，發現宗族小共同體是滿足轉化條件，觸發農村工業化的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8]。

既有研究通過扎實的實證案例和理論分析作為支撐，聚焦農村地區發展的微觀動力和文化價值 ，普遍認為鄉村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的困難也是因為鄉村人口銳減，城鄉“人口”博弈上，城市取得了壓制性勝利[9]。鄉村城市化、鄉村工業化是鄉村文化遺失的直接誘因，鄉村文化在城鄉發展過程中經歷了衰落、變異、同化的過程。

2 鄉村發展的文化保護要素梳理

2.1 鄉村發展需重點考慮文化保護因素

在鄉村振興浪潮下，通過土地資源化來攫取村集體財務收入的機制正往多元化發展，在工業化背景下，潛在利潤誘導農村土地資本化向文化背景下差異化訴求的土地運營轉變，文化遺產是鄉村地區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的重要資源，通過村民自治的鄉村文化空間資源具有強比較優勢。尊重鄉村發展規律和文化基因，循序漸進式保留和展現原有生活方式是將鄉村文化融入發展的重要內容，這對村集體治理模式提出了較高要求。

2.2 納入鄉村發展體系的文化保護內容探索

2.2.1 完善保護政策

在快速發展背景下，因地制宜地制定村落保護政策將成為鄉村文化傳承的基石。有研究指出，在鄉村發展一系列制度之間的博弈下，鄉村文化遺產保護制度弱勢，使得制度間平衡喪失[10]。制度方面，現行《文物保護法》《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歷史文化名鎮名村保護規劃》是鄉村保護的法律法規制度，除此之外，《中國歷史文化名鎮名村》《全國特色景觀旅游名鎮名村》《中國傳統村落名錄》三大掛牌認證制度也為村落保護提供一定支撐。省部級部門制定的制度從保護的頂層設計層面對村落無序建設有一定剛性約束，但也明顯存在保護內容落地難的問題。保護內容與村民訴求也常產生沖突，村民擔心嚴格保護對民宅擴建、翻修的限制，往往抗拒村落掛牌和歷史建筑掛牌。

2.2.2 拓展保護邊界

一是村落保護以文物保護單位、歷史建筑等物質空間的“靜態式”保護為主，周邊環境景觀關注不足。鄉村大地景觀作為強自然和地理屬性的空間是鄉村社會文化基因的重要體現，鄉村生產網絡、農田形態和聚落形態這一系列人地關系的外顯形式也應成為村落文化保護的重要關注對象。二是除名村和傳統村落外，其他歷史文化遺存豐富的鄉村因未納入保護制度框架內，保護制度缺位下村落全面更新的風險大，這類型的村落的保護保育活化制度如何制定也是發展過程中不可回避的問題。三是歷史文化名村、傳統村落是以村為最大單元進行點狀保護，但歷史文化資源空間分布存在隨機性和散點性，從單一村落文化保護到村落集群文化統籌保護利用的路徑越來越被證實更為有效。

2.2.3 處理好保護與發展關系

鄉村的發展需將文化當作戰略性資源納入整體體系，鄉村文化保護不是目的，只有把遺產作為地方可持續發展的資源，它的價值才能被真正釋放。當前階段，鄉村文化利用主要體現在鄉村旅游發展上，旅游對鄉村文化的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也被廣泛關注，持正向態度的學者認為旅游對鄉村文化的重構起到了有益作用，貧困村旅游成為村民生活改善的唯一出路和避免村落文化自然消亡的有效途徑。部分學者認為全面旅游化是鄉村文化性消失的直接原因，在面臨城鎮化沖擊時，鄉村文化進一步重構而喪失了原真性。在鄉村文化價值多元提升上，發揮文化遺產的多重屬性，找尋鄉村文化保護對地區發展有效互促路徑是保護與發展并舉的關鍵。

2.2.4 尊重村落宗族社會共同體特征

在鄉村治理方面，有學者在研究中指出，傳統中國鄉村社會既不是被租佃制嚴重分裂的兩極社會，也不是和諧而自治的內聚性小共同體，而是大共同體本位的“偽個人主義”社會[11]。與其他文明的傳統社會相比，傳統中國的小共同體性更弱，是因大共同體性亢進所致[12]。從地域上看，普遍認為北方地區小共同體弱，南方地區以宗族文化為本質的小共同體社會活力更強。宗族文化為本位的鄉村自治能力強，村村之間的協調難度大，政府話語權缺失。從文化聯系上看，宗族社會村落的文化歸屬感更強，村民對祠堂、廟宇等能集中體現宗族文化印記的空間情感依賴大，村落文化的延續性高。

3 中山鄉村文化特征和發展現狀梳理

3.1 鄉村地區歷史文化遺產被破壞風險大

一是中山市行政村/涉農社區合計222 個，具有“保護身份”的村落8 個（中國歷史文化名村、中國傳統村落、廣東省傳統村落），大量歷史文化遺產集聚的村落未納入保護框架內，在“三舊”改造浪潮下存在整體性消亡風險。二是除村落內文物保護單位和歷史建筑外，大量精美連片的建筑因產權不明、居民抗性、政府管制力度有限未納入文保歷建體系。部分僑房無主，年久失修，受臺風、榕樹等自然因素影響正在快速破敗。三是田、塘、林等村落文化景觀往往被建設空間占用，大地景觀碎片化程度普遍較高，碎片化的大地景觀對鄉愁記憶延續產生一定破壞，鄉野景觀的消失是中山“鄉村性”消失的重要體現。

3.2 宗族社會共同體下村落特征

中山作為宗族文化發達的地區，每個村莊都為一個宗族聚落，宗族擁有獨立于政府的村民自組織資源能力和議事傳統。宗族利益最大化驅動下，集體物業被出租，而非從商或從事農業生產，形成了土地“見縫插針”式利用，以攫取最大經濟價值，這就不難解釋為什么政府行為和市場行為往往在珠三角地區村落失效，村民自建的高層民居或租賃的廠房難以取締，城鄉蔓延情況嚴重。

4 中山鄉村發展中保護框架的建立

4.1 完善保護制度，深化細化村落保護體系

結合現行“國家級+省級”村落保護體系，極探索市級村落保護方式和路徑，增設中山市“重點歷史村落-一般歷史村落”兩級保護體系，通過實地勘察和文獻查閱等手段，將山水格局及自然環境要素獨特、碉樓、塔、廟宇、祠堂、名人故居、石板街、傳統街巷、古樹名木、傳統嶺南建筑、西式建筑、非物質文化遺產集中的村落劃定為歷史村落，完善村落保護名錄。

制定一村一則，劃定村落歷史風貌保護區劃線（圖1），村落建設控制地帶線，明確保護要素（表1）、保護管理規定等內容，明確正面引導要求和負面清單。優先開展歷史村落的歷史文化遺產展示利用，整治村內古道、石板街、榕樹頭廣場，對危房進行解危加固，對農房翻建進行引導，逐步整治人居環境。禁止破壞歷史村落相依賴的山水格局及自然環境；禁止覆蓋河涌、破壞山體；禁止對已列入歷史村落名單的村鎮進行遷并或全面改造；禁止大拆大建，私自翻建行為和對傳統建筑進行瓷磚立面鋪貼。

表1 村落保護要素一覽表（表格來源：作者根據《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歷史村落風貌保護整治規劃》整理）

建立屬地管理保護利用機制和管理職責，開展屬地內村落文化遺產保護與展示工作，制定保護措施和近期實施計劃。雍陌村近年來積極探索以傳統街巷、文物、歷史建筑周邊整治帶動村落公共空間品質提升的路徑，開展老屋新顏行動，對雍陌傳統建筑進行掛牌，制定農房管制導則，規范老建筑修復工藝流程，形成了一套可推廣、可復制的經驗。

4.2 整體謀劃，建立基于村落群的文化保護路徑

當前，村莊規劃作為詳細設計是村莊發展直接依據，鄉村振興實施方案是具體項目的實施指導。這兩大類規劃的編制以行政村為單元，類似條件的村落較容易出現產業同質競爭和風貌千村一面的現象?；诖?，在尊重村落自身的底盤特色、區位特征、生態文化資源的基礎上，將村落分區分片整體謀劃、錯位發展、共同振興，有利于各村落良性發展和資源精準投放。

岐澳古道是中山重要的文化要素，古道周邊鄉村整體打造，能產生一定文化集聚效應。岐澳古道沿線村莊普遍具有較強的文化性，沿線南橋村是珠江總隊司令部所在地，紅色文化突出；大布村有“中山小延安”的美名；雍陌是鄭觀應故里；古鶴村是中國傳統文化村落，村內老石板長度為中山之最。村落群的文化保護利用緊抓古道資源，放大古道聯系中山、珠海、澳門的文化紐帶作用，將傳統民居成片區域和老石板集中區域劃定為村落歷史風貌區，風貌區內實行文化管控措施，以歷史文化保護為核心嚴控私建農房，重點開展街巷復興、立面提質、傳統民居修繕、祠堂修復、歷史場景復原等。

4.3 產業振興，探索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有效實現形式

產業模式單一、產業用地零散、土地利用低效、村集體資產利用率低下，成為鄉村經濟綠色可持續發展的很大掣肘?；诖?，優化發展模式，梳理、確權產業用地，激活產業動能對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有效實現至關重要。

模式方面，二三產并舉。二產堅持因地制宜分類施策，以低風險、可持續的方式改善經營權，將單一的租賃模式轉化為租賃、參股、聯營、股份合作的方式，創新農村集體經濟實現形式。三產通過識別、發揮村落的物質空間文化、非物質空間文化內核，從村落文化價值重構維度入手，發揮城鄉空間中鄉的軟文化吸引力，構建村落文化產業基礎。

用地方面，進一步有效利用村落物質文化空間，探索空置的僑房、祠堂、傳統民居發展適老產業、文創產業的路徑。針對產權分散的低效產業用地，出臺專門金融、稅收等支持政策，加大激勵力度，著重引導企業主進行自主改造。鼓勵龍頭企業帶動產業鏈上下游企業通過自改、贖買等方式，盤活碎片化土地。

動能方面，壯大鄉村特色產業優勢。按照“宜農則農、宜游則游、宜工則工、宜林則林”的原則，根據自身資源稟賦，發展一批產業服務型、文化振興型、田園風光型、生態特色型鄉村，允許多種鄉村產業類型并存。創新產業布局和空間供給模式，充分挖掘存量，合理配置增量建設用地，采用點狀供地方式，引導相關產業結合農村居民點布局，生產生活協同。

4.4 文化視角下的鄉村治理

一是把握鄉村發展規律，發揮宗族社會共同體的優勢。鄉村歷來是一個熟人社會，鼓勵文化的多元性，既要發揮鄉賢、宗族話事人的帶頭作用，又要積極探索鄉村的自治、法治、德治，實現“鄉賢、原村民、新村民”共建、共享、共贏。村莊建設與發展、文化保護保育加強村民參與度，確保村莊的規劃設計、項目庫的設計、村規民約制定、農宅翻建得到村民認可。

二是加強協調運作機制，推動正負面清單、鄉村振興工匠庫、鄉村規劃師制度等的形成。正負面清單形成指引有效引導鄉村振興行為，工匠庫遴選機制有效從實施端入手控制村落風貌。通過設計師下鄉制度，鼓勵每個鄉村配備一名責任設計師，參與前期方案-實施方案-項目施工-項目驗收全過程。

三是探索鄉村振興資金保障機制和監督檢舉機制。加大政府對鄉村振興的財政投入力度，建立中山鄉村振興專項基金，對鄉村重點項目考慮減免稅費等政策。建立差異化考核制度，傳統村落、歷史村落實行財政轉移支付制度。鼓勵多方籌措模式，利用好地方財政撥款、集體單位和社會贊助、專項債等方式，提供資金保障。加強美麗鄉村宣傳力度，增強全社會對鄉村保護利用的意識，鼓勵村民通過“議事廳”等載體開展監督，建立完善的村級監督委員會制度。

結語

從發展和保護對立，到基于保護的發展是我國鄉村振興的必經之路。中山作為典型的宗族社會，宗族社會共同體作用下村落文化在快速城鎮化過程中得以較好保護，在未來村落產業提質升級過程中充分利用好文化元素，構建發展中的文化保護框架至關重要。本文以中山為例，基于快速城鎮化地區的鄉村發展，探索保護和發展有機聯系，為相關地區發展提供一定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