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重疊與其英譯雙重對比研究
——以《西游記》和兩譯本為例

宋聚磊

（河北中醫學院 公共課教學部，石家莊 050200；北京外國語大學 中國外語與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古往今來，學界對語言與思維關系的討論循環往復、從未停歇。洪堡特[1]52提出“語言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現；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語言，民族的語言即民族的精神”這一著名論斷，其論旨就是語言與民族思維之間具有通約性。王文斌[2]指出，“語言能折射出一個民族觀察、感知和理解世界所獨具的思維范式”。徐通鏘[3]9-13認為，語言世界觀具有主動性和片面性，取決于操這一語言的群體對現實進行編碼時的觀察角度。而這又正與洪堡特[1]72“每一語言都包含著一種獨特世界觀”的觀點類似。

重疊作為能產的語法手段，極廣泛地分布于世界大多數語系的諸多語言中，包括阿爾泰語系、南島語系、漢藏語系、印歐語系等[4]。當然，因各民族所處的自然環境和地理區域不同，具有不同的風土人情、社會習俗、語言表達等[5]，其思維方式和對世界的認知也必然會有很大差別。由于語言具有特定的民族性，與思維方式、特征和風格緊密相聯[6]9，而翻譯是譯者的思維活動過程[7]，可以看出，翻譯研究是窺探漢英語言及其民族思維異同的重要途徑。本文嘗試從重疊翻譯的角度審視漢英語言以及漢英語民族譯者譯本之間的異同，揭示漢英語言的本質差異，解釋其形成的內在因由，探尋語言與思維之間的關系。

一、文獻回顧

翻譯、語言與思維的關系一直是國內外翻譯學、語言學乃至哲學研究的重要課題。有的側重翻譯和語言的關系研究[8-9]，有的側重語言與思維的關系研究[10-11]。關注漢英翻譯中語言與思維研究的大都是國內學者，包括翻譯的本質研究[12-13]，翻譯和語言中的思維研究[14-16]，語言、思維和翻譯三者的關系研究[17-18]，翻譯實踐教學研究[19-20]，翻譯認知研究[21-22]等。有學者專門進行過重疊英譯[23-24]和漢英重疊對比[5,25]的研究，有的關于漢英重疊詞互譯時的可能性、生動性及其效果性研究[26-27]，也有關于其互譯過程中的非移植性、不對等性及其極大難度性研究[28-29]，還有關于翻譯的方法研究[30-31]等。這些研究從不同角度和側面考察了翻譯、語言和思維之間的關系，為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然而，以往研究多從語言和思維的角度來看待漢英翻譯，多側重翻譯目標的達成、語言差異的彌補和思維鴻溝的通約，雖然發現語言間存在的差異，但仍需對漢英本質性差異及其根由進行深入探討，較少從翻譯的角度來審視語言與思維的關系，較少對不同譯本之間，尤其是不同民族譯者譯本之間的差異進行對比，兩者兼顧的雙重對比研究則更少。本文主要以《西游記》余國藩和詹納爾兩大英文全譯本（以下簡稱余譯本和詹譯本）前二十五回①目前，社會通行的全譯本中最有影響力的是余詹兩譯本。由于原著中重疊現象較多且均為人工統計，故暫選取前二十五回為研究范圍。中的重疊為研究對象，擬重點解決如下三個問題：（1）漢語重疊與其英譯有哪些相同點和不同點？其主要差異是什么？（2）漢語重疊的余詹兩譯本之間有哪些相同點和不同點？其主要差異又是什么？（3）漢語重疊與其英譯及譯本差別反映出漢語民族的何種思維特質傾向？本文首先搜集原著的漢語重疊，并據此搜集兩譯本中對應的英譯②譯者可能根據不同的語境選擇不同的翻譯表達和方法，故同一漢語重疊的翻譯次數重復計算。，全部按照詞性③由于漢語重疊的詞性有時隨句法位置的不同發生改變，故所列詞性均為該詞所在語境下的具體詞性。分類，然后找出原文和英譯以及兩譯本之間表達的異同，重點找尋差異之處，追問其深層緣由，最后究索差異現象背后隱現的語言與思維的關系。

二、漢語重疊與其英譯及譯本對比

（一） 漢語重疊與其英譯及譯本統計分析

據統計，重疊的英譯與原文存有很大差別（見表1）。原著中大量使用重疊（1162 個），詞性涵蓋名詞（158 個）、量詞（161 個）、動詞（328 個）、形容詞（186 個）和副詞（329 個）等；余詹兩譯本中出現“疊式”翻譯④這里的“疊式”翻譯是指，漢語重疊的對應英譯呈現出所謂的重疊式或重疊色彩，并不一定指運用英語重疊詞或對應詞與之對譯，例如“丫丫叉叉”譯為“zigzag”，屬于“疊式”翻譯；“團團（繞）”譯為“(circle) round and round”，“難舍難取”譯為“no giving, no taking,”，“賊前賊后”譯為“calling themselves thieves again and again”，屬于隔離反復，以上情況均認定為“疊式”翻譯。的情況都普遍偏少，分別為102 個和53 個，僅占所有漢語重疊詞的8.78%和4.56%。即便將“重疊押韻”⑤這里的“重疊押韻”包括“重疊頭韻”“重疊尾韻”和“重疊首尾韻”三種用韻情況。例如，“亮堂堂”譯為“brilliant and bright”是“重疊頭韻”，“盤盤曲曲”譯為“winding and coiling”是“重疊尾韻”，而“氣哈哈（的）”譯為“panting and puffing”則是“重疊首尾韻”。視為“疊式”翻譯的特殊情況，占比也僅15.15%和9.64%?？梢?，漢語重疊與其英譯之間的差別非常明顯。

由上表可以發現，兩英譯本由于缺失對應項，更多采取遵從英文習慣表達的翻譯法，并不過多拘泥于原文的表達形式或結構進行機械翻譯。由于任何一種文字都是一個獨特的符號體系，因此利用符號自身形式實現意義直接對應的情況比較少見，如漢語中許多利用文字體系結構設計的對聯等樣式都不可能找到外語對應式[6]34-35。劉澤權和張丹丹[32]發現，兩譯本大多是按照語法途徑或不按照疊字處理的方式進行英譯的，并慨嘆其翻譯的難度之大。以上現象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漢英之間的確存在巨大的語言鴻溝而無法輕易逾越。

表 1 《西游記》中重疊與其英譯數量統計

值得注意的是，余詹兩譯本對重疊英譯的處理不盡相同，這種不一致幾乎涵蓋所有的漢語詞性，屬于全域而非局部性問題。從整體看，譯本中“疊式”翻譯的數量雖不占多數，兩者之間卻存在著明顯差異?？傮w說來，余譯本較詹譯本在“疊式”翻譯的使用上著力更重、比例更多（見表2）。其中，名詞“疊式”翻譯數量的差別最為明顯，分別為31個和10 個，占比分別為19.62%和6.33%，相差13.29%；量詞和動詞次之，分別為27 個、19 個和21 個、7 個，占比分別為16.77%、11.80%和6.40%、2.13%。

表 2 《西游記》兩譯本中“疊式”翻譯數量及占比統計

有意思的是，當我們把“對式”翻譯①這里“對式”翻譯的概念較為寬泛，譯文中只要出現并列或對置結構均視為“對式”翻譯的案例，該結構組成成分的詞性或曲折變化程度均可以不一致，連接詞連接以及單詞數量等都不是“對式”翻譯的強制性要求，只要譯文呈現一定的對稱關系，無論結構如何，均認定為“對式”翻譯。例如“不生不滅”譯為“(had) no end or birth”，屬于正反并列詞組“對式”翻譯；“熟熟馴馴”譯為“docile and tame”，“躲躲藏藏”譯為“flee and hide”，“彎彎曲曲”譯為“winding, twisting”，屬于近義并列詞組“對式”翻譯，以上情況均認定為“對式”翻譯。這一特點納入考察范圍時，兩譯本之間的差別似乎變得更大了（見表3）?？傮w看來，余譯本中“對式”翻譯的數量較詹譯本更多（分別為292 個和197 個），比例也更大（分別為25.13%和16.95%），總差距達95 個，比例差為8.18%。其中，余譯本中量詞重疊的“對式”翻譯達到近30%，名詞和副詞重疊的“對式”翻譯均超過1/4，形容詞和動詞重疊的“對式”翻譯也都達到20%以上。相比之下，詹譯本的“對式”翻譯數量和占比都低，除量詞重疊的“對式”翻譯為20%以上外，其它詞性均在其下。造成該現象的原因很可能是不同民族譯者的思維方式所致，對此下文再述。

表 3 《西游記》兩譯本中“對式”翻譯數量及占比統計

（二） 漢語重疊與其英譯的異同特征

漢語重疊英譯的表現主要包括“非疊式”英譯和“疊式”英譯兩種類型，前者主要表現漢英之“異”，后者則細究英譯趨“同”現象。

1. 漢語重疊的“非疊式”英譯

漢語重疊的“非疊式”英譯，其實是漢語重疊翻譯的常規式操作，大部分漢語重疊均采用此種翻譯方法，直譯法和意譯法結合進行，多數“疊字隱沒在譯文中”[32]，不使用“重疊”形式與漢語的表層結構呼應?？梢?，漢英各自語言的特點區分明顯，而這很可能是根源于不同的語系所致，兩種語言的特點“似難異易”，如下例所示。

（1a）原文[33]214：小姐醒來，句句記得，將子抱定，無計可施。

（ 1b） 余 譯[33]215： The lady woke up and remembered every word; she clasped her son tightly to her but could devise no plan to protect him.

（1c）詹譯[34]277：When the young lady came to she remembered every word he had spoken, but as she wrapped the baby tight in swaddling clothes, she could not think what to do.

上例中，余詹二人對名詞重疊“句句”的英譯完全相同，均意譯為“every word”，因為“句句”可理解為“每句”之意。但這種完全相同的翻譯結果其實并不常見，多數情況則是兩者選取不同的詞語進行翻譯，如例（2）。

（2a）原文[33]36：唬的那一班聽講的，人人驚懼，皆怨悟空道……

（2b）余譯[33]37：Those who were listening to the lecture were so terrified that everyone began to berate Wukong.

（ 2c） 詹 譯[34]45： The class was shocked, and they all blamed Sun Wukong.

余詹兩譯文盡管將“人人”分別譯為“everyone”和“they all”，但這不過是詞匯選擇和上下文指代的需要，其概念意義是一致的，可根據不同的場合交替換用。與例（1）相比，這種輕“文字表面意義的等值”（equal face-value）而重“意義的形式對應①文中形式對應或對等概念取狹義，此處的“意義的形式對應”并不認定為“形式對應”，而主要指“文字表面意義的等值”（equal face-value）。這與劉宓慶[6](35)從“功能觀”角度將前者認定為“寬泛意義上的形式”的觀點不同?！盵6]35、使用異形同義詞來翻譯源語的情況最為常見和普遍，屬于傳統意義上的“意譯法”?！胺钳B式”翻譯方法反映出漢語重疊的英譯在形式上與漢語完全對應幾乎是不可能的。漢語重疊的“對式排列”與英語翻譯的“線性連接”幾乎絕緣。正如王文斌和宋聚磊[5]所言，漢語名詞重疊具有空間性特點，其以完全重疊為基礎，多是同形詞聯合并置，組排方式較靈活，彰顯出漢語的獨特個性。

2. 漢語重疊的“疊式”英譯

粗看英譯文，有些翻譯似乎滲透出一些“疊式”特征，表現出一定的重疊特點，如例（3）。

（3a）原文[33]20：重重谷壑芝蘭繞，處處巉崖苔蘚生。

（3b）余譯[33]21：Deep inside deep canyons the orchids interweave. On every ridge and crag sprout lichens and mosses.

（3c） 詹 譯[34]25： Valley upon valley of mushroom and orchid, Lichen grows all over the cliffs.

對于漢語量詞重疊“重重”，余詹兩譯本均采取“疊式”英譯，分別為“deep inside deep”和“valley upon valley”，表面上趨“同”，似乎滿足了形式上的對應，然細究其理，卻存在很多問題。首先，漢語的“重重”為雙字并置，而英譯則為三個英語單詞，數量上不一致。第二，“重重”是量詞的重疊，而英語中缺失相應的詞性，更沒有重疊形式與之對應，因此余譯本選用形容詞而詹譯本選用名詞組詞，且組詞方式也不對等。此外，所謂的英語“重疊”形式常使用連字符和虛詞的連接手段，表現其形合特征[35]，體現出“線性連接”的本質，而漢語重疊的語形才是真正嚴格意義上的塊狀疊加。不難看出，這種“疊式”英譯方法即便是在形式上起到了所謂的對應效果，卻只是“模仿疊字重復之特點，形式上盡量與原文靠近”[32]而已，實質上貌合神離，相去遠矣。宋聚磊和王文斌[36]指出，漢語量詞重疊具有強空間性特征，其空間性本質源于基式量詞的強空間性特點。再如例（4）。

（4a）原文[33](600)：卻說那豬八戒跟著丈母娘，行入里面，一層層也不知多少房舍，磕磕撞撞，盡都是門檻絆腳。

（4b）余譯[33](601)：There were row upon row of doorways and chambers with tall thresholds, causing him constantly to stumble and fall.

（4c）詹譯[34](781)：He lost count of the number of rooms he went through, constantly tripping over the thresholds.

余譯本將“一層層”翻譯為“row upon row”是“疊式”英譯的典型表現，屬于形式對等①Nida[39]201 提出形式對等和內容對等兩種翻譯形式。他提出的形式對等指“原文的形式特征被一成不變地復制到目的語文本”?；旧喜淮嬖谕耆潭鹊男问綄Φ确g。文中的“疊式”翻譯形式的對等程度相對最高，“重疊押韻”次之，“對式”翻譯程度較低。翻譯?！耙粚訉印痹浮耙粚佑忠粚?，一層接一層”之意，在此意指房屋很多，層層疊疊，數不過來，而“row upon row”指“排，列”，除沒有與“一”對等的形式外，另增加介詞“upon”，從嚴格意義來說，這無法實現形式上的真正對等，只能是意指，與漢語的“層層”并不完全等同，而這也許是詹譯文另采取意譯的原因之一。

（三） 漢英語民族譯者譯本的異同特征

一般而言，漢英翻譯是將漢語源語轉化為英語目的語的過程，但不同的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往往根據不同的目的和要求調整譯文，使其更符合目的語的表達，更易于為目的語的讀者所理解和接受。誠然，不同民族的譯者、同民族的不同譯者[37-38]，甚至是不同環境下的同一譯者，其譯文產出都未必一致，但母語不同的譯者通常會受到母語及其思維模式的滲透影響，翻譯風格也會有所不同。本民族譯者將母語譯為外語時，相比于以目標語為母語的譯者而言，通常更容易受到母語特性的影響，并將其語法特性（如詞法結構和句法結構等）帶入譯文中去。通過審視余詹兩位大家的譯本，筆者試圖體察其表達異同以窺見其思維深處-即不同民族譯者背后所隱匿的不同思維特質傾向。

由于受目的語的限制，兩者的翻譯主要呈現出同大于異、異顯于同的總趨勢。具體說來，兩民族譯者的譯文主要有三個方面的特征：重疊英譯的“非疊式”翻譯（“同大于異”）、重疊英譯的“疊式”翻譯（“異顯于同”）和重疊英譯的“對式”翻譯（“異顯于同”）。

1. 重疊英譯的“非疊式”翻譯

兩民族譯者在對漢語重疊翻譯時，多數均采取直譯和意譯相結合的方式，注重與目的語的貫通，常使用語法手段或途徑完成，如變體形式（如例5）、基式形式（如例6）、復數形式、不定代詞形式、-ing 形式、介詞（或副詞）短語形式等。具體選詞雖多因人而異，然用詞與漢語重疊形式均無干，這反映出漢語重疊難以直譯的語言現實。

（5a）原文[33]24：我才有些不足處思慮，故此念念。

（5b）余譯[33]25：It happened that I was anxious about something just now, and Isang the song.（5c） 詹 譯[34]45：I was it just now because I had some problems on my mind.

上例中，兩譯本分別用“sang”和“singing”翻譯動詞重疊“念念”，取其基式“念”之意，時態不同，實質卻同，均不過是“sing”的不同變體，與源語言的重疊形式差別迥異。

（6a）原文[33]18：果獨自登筏，盡力撐開，飄飄蕩蕩，徑回大海波中……

（6b）余譯[33]19：Pushing off with all his might,he drifted out toward the great ocean and...

（6c）詹譯[34]23：He went aboard the raft all by himself, pushed off with all his might, and floated off towards the waves of ocean.

上例中的動詞重疊“飄飄蕩蕩”，余詹譯本分別譯為“drifted out”和“floated off”，詞匯不同，時態卻同，均可理解為對重疊基式“飄”或“蕩”的翻譯，可謂異曲同工。

此二例在兩譯本中多數可見，大部分漢語重疊的翻譯缺乏“疊式”翻譯或“重疊押韻”形式，體現出漢語重疊的空間性與其英譯非重疊的線性之間的對立。雖然通過考量以上大同小異的翻譯方法已可大致參透語言背后所隱含的本質性差別，但是通過對比體現差異的翻譯表達或手段將有助于進一步窺見真相。下文主要討論兩譯本在重疊英譯的“疊式”翻譯和“對式”翻譯方面的具體差別。

2. 重疊英譯的“疊式”翻譯

由表1 和表2 可以看出，余譯本傾向于較多地使用“疊式”翻譯手段，在受目的語嚴重限制的客觀背景下，能選用與源語相類似的翻譯形式值得我們深思，雖然其“以忠實于原著為歸依”[40]324的做法很可能是原因之一，但通過眾多實例似乎可以窺見譯本差異背后所顯現的不同民族的思維方式，如例（7）。

（7a）原文[33]94：那些怪，奔奔波波，傳報至洞中道：“禍事了！禍事了！”

（ 7b） 余 譯[33]95： Running pell-mell into the cave, those monsters shouted the report, “disaster! Disaster!”

（7c）詹譯[34]117：The devils went rushing into the cave and reported, “Disaster, disaster.”

上例中余譯本選取英語重疊詞“pell-mell”翻譯動詞重疊“奔奔波波”，可謂惟妙惟肖，生動活潑，可自然回譯為漢語。值得注意的是，英語重疊詞大都可譯為漢語重疊詞[41]，而漢語重疊詞卻大都不能回譯為英語重疊詞[42]。這種漢英重疊詞互譯的不對稱性凸顯出差異現象背后所隱匿的思維之別。再看詹譯本，其譯為“went rushing”來描述當時的動作狀態，描物摹狀之感稍欠，由于漢語重疊詞本身就是摹狀詞[43]106-111，因此余譯本中的“疊式”翻譯與源語形式更為貼合，語義表達與漢語異曲同工。重要的是，透過兩者的翻譯差別似乎已經窺探到余詹二人在用詞考量時隱現的思維活動差異。

（8a）原文[33]190：青不青，黑不黑，晦氣色臉；長不長，短不短，赤腳筋驅。

（ 8b） 余 譯[33]191： A green, though not too green, and black, though not too black, face of gloomy complexion; a long, though not too long, and short, though not too short, sinewy body with naked feet.

（ 8c） 詹 譯[34]247： Not really blue, not really black, with an evil face; neither tall, nor short, bare legs and a muscular body.

上例中“青不青”“黑不黑”“長不長”“短不短”為形容詞重疊，余譯本將其翻譯為句法重疊形式，而詹譯本則僅意譯其語義。雖然余譯本中的形式并不能與原文一一對應，但似乎閃現出其所蘊含的“疊式”思維。再如，第二十四回中的副詞重疊“細嚼細咽”，余詹兩譯本分別譯為“mincing and munching little by little”和“nibble it delicately”；第八回中的名詞重疊“歲歲”和“罪上加罪”分別譯為“from age to age”、“adding sin to sin”和“always”、“deepening your guilt”等。此外，通過對比發現，英譯中的線性表現（如使用介詞“by”“to”等連接詞）和語法特征（如“-ing”“ly”等詞匯構成）明顯，此中透射出的譯者的思維傾向。雖然完美的“疊式”翻譯實屬苛求，但是卻能深刻地感受到漢語民族譯者盡量嘗試“疊式”翻譯的努力。

3. 重疊英譯的“對式”翻譯①這里的“對式”翻譯研究視角主要以不同民族譯者譯本為考察對象，試圖從更寬泛的角度窺視其底蘊的民族思維特質的不同。

“對式”翻譯現象（見表3）值得我們注意，即譯者采用對稱翻譯的方法應對漢語重疊的翻譯方式或手段（見例9 和例10）。余譯本中的“對式”翻譯現象明顯多于詹譯本，這也是兩譯本的主要差別之處，而造成這一差異的原因很可能與譯者的民族思維方式有關。

（9a）原文[33]300：我跌了一跌，被那些沒道理的人圍住我嚷，這是怎的說！

（9b）余譯[33]301：I trippled and fell, and then I was surrounded by all these crazy people, talking nonsense!

（9c）詹譯[34]385-386：I trippled over, and all these shameless people surrounded me and shouted at me.

余譯本將動詞重疊“跌了一跌”譯為“trippled and fell”，正是“對式”思維的體現。余譯本中大量對譯形式的存在說明漢語民族注重“以對為本”[44]252的“對舉思維”[44]299模式。

（10a）原文[33]344：寒颯颯雨林風，響潺潺澗下水。香馥馥野花開，密叢叢亂石磊。鬧嚷嚷鹿與猿，一對對獐和麂。

（10b）余譯[33]345：Cold and soughing, the wind of the rainforest; Purling and gurgling, the water of the brooklets; Fragrant and musky, wild flowers in bloom; In clutters and clumps, rough rocks piled high;Chattering and clattering, the apes and the deer; In rank and file, the musk and the fallow deer.

（10c）詹譯[34]445：Cold rains and winds howling in the trees, Streams splashing noisily down gullies, Fragrant wild flowers, Screens of rocks and boulders. Deer and ape made raucous howls, Roebuck and muntjac ran in herds.

上例中，除了“一對對”為量詞重疊外， 其它均為副詞重疊。余譯本明顯帶有“對式”翻譯色彩，如將“寒颯颯”、“香馥馥”和“一對對”分別譯為“cold and soughing”、“fragrant and musky”和“rank and file”，這些是“對式”思維的生動體現。相比之下，詹譯本則譯為“cold”（單個形容詞）、“made...howls”（動詞搭配）和“in herds”（介詞短語）等，體現出單一的強語法性特征傾向，不具“對式”翻譯特點。另外，在余譯本中，“響潺潺”、“密叢叢”和“鬧嚷嚷”分別譯為“purling and gurgling”、“clutters and clumps”和“chattering and clattering”，屬于“重疊押韻”翻譯，具體來說，前后兩項為“重疊尾韻”，第二項為“重疊頭韻”，由于該形式往往并列疊排，或壓頭韻，或壓尾韻，或首尾韻同壓，常常以對稱形式出現，其實質也屬于“對稱”翻譯方式，并由此折射出漢語民族譯者的“對式”思維。余譯本的“重疊押韻”翻譯較詹譯本使用多，這也說明漢語民族譯者比英語民族譯者更具“對式”思維特征傾向。若擴大樣本考察數量，余譯本中的“重疊押韻”現象肯定會更多。劉澤權和張丹丹[32]對《西游記》詩詞中重疊的英譯研究證實了這一點。

三、漢語重疊與其英譯雙重對比差異成因剖析

漢語重疊在英譯中多缺少相應的對等形式，往往采取直譯或意譯的方法靈活處理，多根據語境，圍繞語義或功能對等進行翻譯。這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出漢英語言間的排他性和不兼容性，展現出兩種分屬不同語系語言的個性特點。漢語屬于分析性語言，而英語屬于綜合性-分析性語言，因此兩者語法表達的手段和方法必然會有所不同。

已有學者考量過思維對語言的積極影響和反作用。季羨林[45]曾言，印歐語系與漢語之所以不同，其根本緣由在于思維模式不同。司顯柱[46]坦言，不同的語言反映不同的世界觀，反映著不同的思維模式。朱智賢和林崇德[47]617認為，語言表達法形式受制于思維中最重要、最微妙的運作機制。王文斌[48]4從英漢民族的世界經驗方式和思維方式在時空方面各有其特質性傾向出發，提出“英漢時空性差異論”，即英語具有時間性特質傾向和漢語具有空間性特質傾向。漢語的空間性特質使漢語具有空間三維結構，具體表現為塊狀性、離散性和可逆性；而英語的時間性特質使英語具有線性一維結構，具體表現為勾連性、延續性和不可逆性。通過對漢語重疊與其英譯的雙重對比研究，漢語重疊英譯方式偏離源語形式的緣由很可能是漢語的空間性特質傾向和英語的時間性特質傾向使然，而差異表象背后隱藏的是漢語民族的空間性思維方式和英語民族的時間性思維方式。

從語言形式上看，漢語重疊呈現出典型的空間性特點。從名詞到量詞、從動詞到形容詞和副詞，其重疊形式豐富多樣，涵蓋AA 型、AAB 型、ABB型 、 ABA 型 、 AABB 型 、 ABAB 型 、 ABAC 型 、ABCB 型等多種類型。有些詞類重疊還有豐富的變體形式，如動詞重疊內部經?？刹迦搿耙弧薄傲恕薄爸钡日Z素[49]，如“縱一縱”“看我一看”“拜了四拜”“疼了又疼”等；有些表達式各內部語素可前后顛倒、位置互換，基本不改變詞義，如“喜喜歡歡”“往往來來”“扯扯拉拉”“萬萬千千”等。至此，漢語重疊的離散性、塊狀性和可逆性特點展現無疑，而這些正是漢語空間性特征的重要表現[36,50]，可以說，漢語重疊具有明顯的空間性特點。由于重疊是在各基式或假想基式的基礎上進行的重復、擴展和延伸，如同疊砌磚瓦、蓋房搭橋，體現出漢語民族偏愛空間性的造字構詞特點，是漢語空間性特征在詞語層面的彰顯。反觀漢語重疊的英譯，其鮮有重疊表達，它們通常對重疊基式進行語法分析或對重疊詞進行非重疊式處理，常輔以形容詞、副詞或介詞的修飾達成意義對應的效果，語法上呈現出明顯勾連性和延續性的線感特征。

如果說漢語重疊與其英譯的對比已經勘察出語言與思維之間的聯系，那么不同民族譯者譯本間的差異則將這一步繼續推進。余譯本較詹譯本更多使用“疊式”翻譯和“重疊押韻”的方法體現出漢語民族思維在英譯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當我們把研究范圍擴展到“對式”層面，前者在全域范圍內體現出更為明顯的“對式”翻譯，體現出其與漢語重疊的密切聯系和共通特征，昭示出明顯的“對式”思維，映射出漢語民族譯者的強空間性思維特質。正是這種“疊式”和“對式”的空間性思維方式使得漢語民族譯者的翻譯風格“有章可循”?？梢?，不同民族譯者譯本的對比為我們窺探各自民族的思維方式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連淑能[51]214指出，漢語表達講究勻稱，用詞傾向重復，這與漢人的思維方式有關。在漢語里，音、義、詞、語和句的重疊反復、成雙成對、對立并聯和對偶排比充分體現了漢人這種追求平衡、講究對稱的心理。褚孝泉[52]152-153注意到，漢語文字上的齊整對仗會對思想產生模具作用。而漢語重疊正是這種對稱心理的語言表征，漢語重疊英譯的“疊式”翻譯和“對式”翻譯正是植根于漢語民族模具心理的本然思維?？傊?，漢語重疊與其英譯及譯本間的差異折射出漢英語民族的思維差異，可以說，漢語重疊、“疊式”翻譯和“對式”翻譯以及空間性思維特質具有內在一致性。

四、結語

本文主要采用定量統計和定性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對漢語重疊與其英譯及譯本進行雙重對比，發現彼此間的異同，概括出漢語重疊英譯的兩大表現以及漢英語民族譯者譯本的三大特征。重點發現英譯中“疊式”翻譯和“對式”翻譯的表現差異，即英譯中“疊式”翻譯和“對式”翻譯缺乏，而漢語民族譯者譯本的“疊式”翻譯和“對式”翻譯相對較多。隨后探查引起這些差異的內在動因，即漢語重疊凸顯漢語的空間性特征傾向，而英譯多表現出線性的非空間性特點。本文最后得出漢語民族的空間性思維特質傾向是影響漢語及其翻譯表達的內在根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