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經濟帶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評價及障礙因素研究

周筱揚,左國存,周金城

(湖南理工學院 經濟與管理學院,湖南 岳陽 414006)

0 引言

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 長江經濟帶橫跨我國東、中、西三大區域,面積約占全國的21.4%,具體包括九省二市,其中下游地區包括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中游地區包括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上游地區包括重慶市、四川省、貴州省、云南省. 長三角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及云貴地區之間存在較大經濟基礎與發展差距,各區域之間、區域內部各省市之間發展不平衡問題突出. 長江經濟帶是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力軍,在高質量發展背景下,長江經濟帶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如何及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的主要障礙因素呈現什么變化,是學術研究的熱點和關鍵問題.

1 文獻綜述

國外學者對經濟發展質量的研究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研究提供了理論借鑒. Adams[1]從狹義角度認為經濟增長質量即為經濟增長的效率,Mlachila[2]等從經濟增長的基本面和社會成果兩個維度構建經濟增長質量指數以衡量發展中國家的增長質量.

國內學者關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方面. 一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涵. 任保平[3]認為經濟高質量發展不僅包括經濟因素,還包括社會、環境等方面的因素,高質量發展的理論導向表現在提高供給的有效性,實現公平性發展、生態文明、人的現代化. 師博[4]等認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涵體現為具有經濟增長速度穩定和經濟結構合理的發展基礎,能夠激發社會和生態效益的發展成果,助力平衡而充分的經濟發展,最終服務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人的全面發展. 趙劍波[5]等從系統平衡觀、經濟發展觀、民生指向觀理解高質量的內涵,認為高質量發展的目標是為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二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評價. 高質量發展水平評價主要有單一指標衡量和多維評價. 全要素生產率[6]、人均實際GDP[7]等指標可以衡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 目前從多維度構建高質量發展水平評價體系已經成為主流. 魏敏[8]等從十個方面構建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測度體系,對2018年我國三十個省份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分析. 李夢欣[9]等、方大春[10]等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引,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為一級指標,建立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對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測度分析. 三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因素. 諸多學者通過理論與實證分析來探究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因素.薛瑩[11]等從理論與實踐兩個維度來分析金融科技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推動機制與實現路徑. 張蘊萍[12]等以中介效應機制檢驗發現數字經濟通過提升人力資本水平和產業結構升級來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周清香[13]等認為環境規制在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具有明顯的推動作用且存在區域異質性.

長江經濟帶是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力軍,學術界對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但目前關于長江經濟帶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測度及障礙因素的研究較少. 本文通過構建長江經濟帶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采用熵權TOPSIS模型對2011—2019年長江經濟帶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測度,揭示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水平演化趨勢,引入障礙度模型分析長江經濟帶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要障礙因素,并提出促進長江經濟帶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對策建議.

2 研究設計

2.1 指標體系構建

借鑒經濟質量[2]、城市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4]等研究,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引,從經濟發展、社會成果、生態狀況三個維度構建長江經濟帶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在經濟發展方面,主要從經濟增長的強度、穩定性、合理性、開放性以及經濟發展的效率等方面衡量; 在社會成果方面,選擇教育事業、醫療水平、交通設施、文化服務等社會成果來衡量經濟高質量發展成果的豐裕程度; 在生態環境方面,從資源利用效率、居民綠色生活環境狀況以及環境壓力三個方面考量環境狀況. 具體指標體系見表1.

表1 長江經濟帶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指標體系

2.2 數據來源與部分指標說明

所有指標所使用原始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各省份統計年鑒和統計公報等.

對于指標體系中人均GDP、萬元GDP能耗、萬元GDP電耗、萬元GDP水耗、勞動生產率等涉及價格衡量的指標,為剔除價格因素的影響,統一以2005年為基期,進行可比價格換算. 對于諸如進出口商品總額等以美元為單位的指標,統一按照當年人民幣平均匯率進行換算. 部分指標需要進一步計算獲得,具體說明如下: GDP增長率變異系數使用5年期滾動窗口測度增長率的變異系數[14],借鑒干春暉[15]等提出的方法,利用三次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數據測算產業結構合理化指數,勞動生產率以“GDP÷全社會從業人數”衡量,土地產出率用“糧食總產量÷糧食作物播種面積”衡量,六歲以上人均受教育年限用“(文盲半文盲數×0+小學人口數×6+初中人口數×9+高中人口數×12+大專以上人口數×16)÷6歲及以上總人口數”衡量,省會城市空氣質量采用各省會城市空氣質量狀況達到及好于二級的天數進行量化.

2.3 評價方法

采用熵權TOPSIS模型對長江經濟帶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測度. 首先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其次采用熵權法計算各指標權重值; 最后利用TOPSIS法計算經濟高質量發展得分并進行排序.

第一步,為消除各指標之間量綱及單位的影響,使用極差法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分別運用式(1)和式(2)對正向指標和負向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

其中xij為第i(i= 1,2,…,m)省份第j(j= 1,2,…,n)項指標的原始數值,Yij為xij標準化后的指標數據,max(xij)、min(xij)分別表示xij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為保證后續計算有意義,對標準化后的數據非負平移10-5個單位.

第二步,計算指標貢獻度

第三步,計算各項指標對應的信息熵值

第四步,計算各指標的權重

第五步,構建加權矩陣

第六步,確定正理想解M+和負理想解M-:

第七步,計算評價對象與正理想解的歐式距離d+及評價對象與負理想解的歐式距離d-:

第八步,計算評價對象與理想解的相對接近度

2.4 障礙度模型

采用障礙度模型探究長江經濟帶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障礙因素. 具體計算步驟如下.

第一步,計算指標偏離度

其中Dij表示第i地區第j個指標的偏離度.

第二步,定義障礙度

其中Oij表示第i個地區第j個指標的障礙度系數,其值越大說明該指標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阻礙度越大.

3 長江經濟帶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評價

在建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的基礎上,運用熵權TOPSIS模型對長江經濟帶十一省市2011—2019年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測度,主要年份綜合水平及排名見表2.

表2 長江經濟帶經濟高質量發展主要年份綜合水平及排名

從長江經濟帶經濟高質量發展整體水平來看,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三省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較高,而同樣位于長江經濟帶下游地區的安徽省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較低,且多年均值排名處于最低水平,長江經濟帶下游四省市內部之間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 長江經濟帶中游三省之間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差距較小,湖北省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略高于江西省、湖南省,且湖南省在長江經濟帶十一省市之間排名波動較大. 2013年—2015年湖南省排名為第11名,而隨著經濟發展形勢向好、社會成果逐漸豐富、生態環境日益改善,2019年排名升為第5名,首次超越湖北省. 長江經濟帶上游四省市內部之間也存在較大差距,重慶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明顯高于四川省、貴州市、云南省,且一直僅次于江浙滬三省市,這表明重慶市在長江上游城市群中發揮關鍵作用,在“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促進作用下,重慶市將成為帶動長江經濟帶乃至全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和新的動力源. 總體來看,長江經濟帶上、中、下游之間以及上游、下游內部存在較大差距.

4 經濟高質量發展障礙因子診斷

為深入研究阻礙長江經濟帶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障礙因素,使用障礙度模型對長江經濟帶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障礙因子進行診斷. 參考于婷[16]等的研究,篩選各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障礙度排名前五位的關鍵障礙因素作為識別主要障礙因子的依據,并選取2011年和2019年的數據作為樣本進行障礙因素分析,以對比時間趨勢上主要障礙因素的變化,結果見表3.

表3 2011年和2019年長江經濟帶經濟高質量發展主要障礙因素

通過對表3進行分析可知,長江經濟帶各省市經濟高質量發展障礙因素主要分布在經濟發展維度,且除上海市外,主要障礙因子集中于對外開放性指標,即進出口商品總值占GDP的比重(X16)、FDI投資占GDP的比重(X15)為主要障礙因子. 這主要是因為開放型經濟是上海的鮮明特征,對外開放程度高,且上海地區聚集了大量外資企業和對外貿易公司,外資利用和進出口商品總額明顯高于長江經濟帶其余地區.上海市、江西省、重慶市、四川省、貴州省、云南省由于人均公共交通資源量較少,導致在社會成果維度,每萬人公共交通車輛(X23)成為上述地區的主要障礙因子之一.

對比2011年與2019年主要障礙因素可以發現,長江經濟帶各地區不同時期主要障礙因子排序皆有所變化. 除上海市外,其余省市排名第一的障礙因子都從進出口商品總值占GDP的比重(X16)變為FDI投資占GDP的比重(X15). 浙江省、湖北省、湖南省、四川省和云南省社會成果維度、生態環境維度的主要障礙因子有增加趨勢,這表明社會發展成果的轉化與分配、生態環境的惡化正逐漸成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制約因素. 各地區在不斷提升經濟增長數量的基礎上,還應著力關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社會效益、生態效益,消除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阻礙因素,實現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

5 結論和建議

5.1 研究結論

長江經濟帶整體及上、中、下游內部之間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下游地區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較高,安徽省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最低,中游地區三省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差距較小,而在上游地區,重慶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明顯高于上游其余三省. 長江經濟帶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要障礙因素集中于經濟發展維度,且開放性發展是主要障礙因素. 主要障礙因子有從經濟發展維度向社會成果維度、生態環境維度轉變的趨勢.

5.2 對策建議

5.2.1 實施差異化的發展戰略

受地理位置、資源稟賦、產業基礎等綜合因素影響,制約各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障礙因素也有很大的不同,各地區應該根據自身稟賦條件,堅持放大優勢、補齊短板,制定差異化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戰略,實現高質量發展總體水平的提升.

5.2.2 推進長江經濟帶高水平對外開放

在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下,各地區應根據本地比較優勢,調整對外開放結構,提升對外開放水平. 要充分發揮自由貿易區作用,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及便利化,打造雙向開放格局. 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與“一帶一路”深度融合,連接大西北、中亞及歐洲地區,加大與“一帶一路”國家間經濟和貿易合作.

5.2.3 加速推動長江經濟帶綠色發展進程

首先,推動長江經濟帶產業結構升級,中上游地區承接下游地區轉移的產業,通過技術升級,改造傳統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型產業,推動產業結構綠色化、低碳化、高端化; 還應完善綠色發展基礎設施,長江經濟帶和生態功能區及沿江岸線地區嚴禁高污染企業進入,農業生產減少農藥、化肥使用量,改進傳統農業耕作方式,發展低碳、循環、生態農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