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高校校企合作區域分布規律研究

張晉超,李新平

(湖南理工學院,湖南 岳陽 414006)

地方高校是我國高等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承擔著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培養高素質技術、管理人才的重任,對推動高等教育從精英化向普及化轉變、保障人民群眾充分受教育權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進入新時代,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新形勢和教育體系現代化的新目標都對地方高校加快轉型提出了新要求.《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明確提出,要引導地方高校把辦學思路真正轉到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上來,把辦學模式轉到產教融合、校企合作上來,建成一批直接為區域發展和產業振興服務的中國特色高水平應用型高校.

高校是服務國家創新驅動發展的重要組織,在分類發展思想指導下,研究型大學更多面向國家重大戰略問題和科技攻關,地方高校則更多致力于解決本地經濟社會發展具體問題. 校企合作是地方高校直接參與地方產業行業發展,履行高?；韭毮艿闹匾緩? 校企合作創新可以整合各方優勢創造新知識、開發新技術[1],不僅是地方高校以創新服務區域發展、提高企業利潤的重要途徑,也是地方高校爭取社會資源辦學、增加學術成果產出的有效方式[2]. 促成校企成功合作的因素很多,除能否完成技術攻關難題等直接因素以外,雙方的互信程度、成本控制、利益分配、外部環境甚至車程長短等等都會對合作洽談施加重要影響. 如學者們已經發現校企雙方地理距離越近,越有利于降低組織間的信息不對稱和搜索成本[3],越容易產生親近感促進相互信任[4],有利于合作的快速達成.

近年來,湖南理工學院校企合作事業取得快速發展,與當地經濟社會融合度不斷提高,社會影響力持續擴大. 這得益于學校堅定落實國家分類發展高等教育戰略,切實轉變辦學思路. 同時,為了進一步聚焦地方產業發展需要,提高校企合作的針對性、支撐度,因地制宜、精準施策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本文基于2014—2020年湖南理工學院校企合作情況,考察學校合作企業所在區域的分布狀況,通過分析其分布規律,為高質量做好校企合作的管理和規劃工作,落實好國家和教育部決策部署要求提供科學依據.

1 實證分析

考察校企合作的角度有多種,為準確把握學校服務覆蓋能力的大小,本文選擇以各地當年與學校存續合作關系的企業數為指標進行分析. 為了精確把握學校服務區域企業狀況,本文從岳陽市的各縣區合作情況、岳陽市毗鄰各地級市合作情況、全國范圍內的省份或大城市合作情況三個層面進行實證分析.

1.1 岳陽市各縣區合作情況

(1)樣本數據

從公開公示信息檢索到2014—2020年湖南理工學院與企業形成、保持合作關系并且當年有研究經費進校的數據作為研究樣本. 經過數據清理得到的結果見表1.

表1 2014—2020年岳陽市各縣區校企合作企業數量

從表1 可知,整體上看,岳陽市各縣區校企合作的趨勢是趨于密切的,參與到校企合作的企業數逐漸增加; 但各縣區校企合作不平衡的現象比較突出,岳陽樓區增幅顯著,云溪區有較明顯的增長,但華容縣、湘陰縣的合作頻次在下降. 為了找出這種兩極分化現象發生的原因,對其作出科學合理的解釋,并以此為依據謀劃部署“十四五”期間湖南理工學院校企合作任務,需要對影響校企合作發生的主要因素進行分析.

(2)變量選取

促成校企合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因素為合作基礎和合作意愿. 具體到學校和企業雙方而言則體現為兩對關系,一是學校的服務供給能力與企業的購買服務需求,二是學校的服務供給意愿與企業的購買服務意愿. 體現學校服務供給能力的主要因素是師資力量,即擁有服務能力的教師人數與水平. 從實際經驗可知,參與校企合作的絕大部分是具有中級以上職稱的人員(包括講師、副教授、教授等),因此將該類教師數作為考察變量一. 而反映學校服務水平較客觀的指標是歷年獲取的省部級以上科研項目數,以此作為考察變量二. 影響企業購買服務需求的主要因素為企業數量,選取岳陽市各年度規模以上工業和服務業企業數作為考察變量三. 在合作意愿方面,從2017年1月1日開始,學校新實施的《橫向科研項目管理辦法》和職稱評審細則大大提高了教師參與校企合作的積極性. 并且出于方便起見,教師往往更愿意與距離較近的企業合作. 因此本文將校企距離和政策激勵作為考察變量四和五.

(3)數據分析

各縣區與學校合作企業數記為y,湖南理工學院中級以上職稱的專任教師數記為x1; 湖南理工學院各年獲省部級以上科研項目數記為x2; 各縣區規模以上工業和服務業企業數記為x3; 各縣區與湖南理工學院的距離的倒數記為x4(= 1/d);科研和職評新政策的實施記為x5(x5= 0表示不實施,x5=1表示實施). 計算y與各因素的相關系數,結果見表2.

表2 合作企業數與各變量相關系數

從皮爾遜相關系數的計算結果可以看出,影響合作企業數的主要影響因素依次為距離、教師數、新政策的實施、項目數、地方企業數,且均為增益影響.

考慮新政策實施前,合作企業數y與x1,x2,x3,x4四個因素的線性回歸模型(顯著性水平α=0.01),即

回歸分析的結果見表3. 可知影響合作企業數的主要增益影響因素依次為距離、教師數和地方企業數.

表3 多重線性回歸分析結果

進一步寫出新政策實施后的多重線性回歸模型(顯著性水平α= 0.01),即

從多重線性回歸的結果(表3)來看,新政策的實施極大增強了合作距離對合作數的增益影響.

從上述分析結果可知,岳陽市各縣區范圍內發生的校企合作受到了學校能力與企業需求之間匹配度的影響,也受到政策因素的強有力推動. 在2017年新政策實施前三年年均參與校企合作的企業數僅為19家,而2017年后四年達到了79 家,增長超過4 倍,反映出學校主動調整辦學思路、努力融入地方經濟發展的成效. 同時該政策也明顯導致了不同縣區合作不平衡的結果,由于政策未能有針對性地提出服務不同地區的要求,故教師有傾向性地偏好選擇主城區的企業、忽視稍遠縣區的企業是符合理性人假設的.

1.2 岳陽市相鄰各地級市合作情況

岳陽市地處湘鄂贛交界處,北臨湖北省咸寧市、荊州市,東臨江西省九江市,在湖南省內與長株潭、益陽、常德接壤,與衡陽、婁底也距離較近. 對上述城市的企業與湖南理工學院開展校企合作的情況進行統計,結果見表4.

表4 岳陽市相鄰各地級市合作情況

由表4 可知,除長沙市外,湖南理工學院與各相鄰城市的校企合作幾乎為0. 除了地理距離較遠這個因素以外,還由于各地州市都擁有自己的本科院校,如常德有湖南文理學院、荊州有長江大學等等. 對于一般性的合作而言,當地企業首選本地高校是理所當然的. 湖南理工學院與長沙的合作較緊密,主要源于長沙市作為區域中心城市和經濟中心,其企業購買服務的需求超過了長沙市當地院校的服務能力,而同處京廣高速、高鐵僅30 分鐘路程,成為地處岳陽的湖南理工學院承接長沙企業購買需求的最大優勢.

1.3 全國范圍內各主要大城市和省份合作情況

湖南理工學院與全國主要大城市和省份企業合作情況見表5. 由表5 可知,學校與各大城市和主要省份企業的合作趨勢總體向好. 但除了與深圳市的合作呈現增長的態勢之外,與其他省市的合作水平都相對穩定. 從城市地位上看,北上廣都是傳統一線大城市,深圳是經濟特區,武漢是中部中心城市,浙江和江蘇是沿海經濟大省. 從交通往來看,深圳和武漢都處于京廣線上,上海、江蘇、浙江都處在滬昆線上,岳陽市正好處于縱橫交叉的交通樞紐位置. 同時,超級大城市的輻射能力十分強,在長三角、珠三角和北京、武漢等地區,學校都承接了為數不少的產學研合作項目,數量甚至超過岳陽市相鄰地市和市內縣區,并且學校未來仍然可以發掘與這些經濟發達地區的新合作機會.

表5 全國主要大城市和省份合作情況

2 結論與建議

湖南理工學院校企合作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成效明顯. 2014—2020年這七年間與學校開展合作的企業數量增長超過七倍. 這得益于學校堅持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辦學定位,鼓勵教師主動融入地方產業行業尋求合作,為學校全面履行創新引領地方發展職責打下了堅實基礎. 同時也反映出湖南理工學院執行國家高等教育改革發展戰略的態度較堅決,從制度上推進轉型發展也取得了一定實效. 在此過程中,地方企業在產業升級、產品更新上也獲得了學校有力的智力支持,客觀上促進了區域經濟良性發展,充分發揮了高等學校、科研機構和規模以上企業等對區域創新的促進作用[5].

地方高校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應更加注重打造自身特色服務能力. 目前而言,湖南理工學院在石油化工、機械制造、信息通信、橋梁道路等領域與本地企業開展了豐富的項目合作,但尚未形成有較強核心競爭力的技術優勢. 作為岳陽市唯一的本科院校,依靠較高的服務水平和獨特的區位優勢使其影響力較好地覆蓋了岳陽市全域,但特色核心優勢不足使其在跨市域范圍內吸引合作企業的能力偏弱.

校企合作政策應該有針對性地關注主城區以外的企業發展狀態. 受相關政策推動,岳陽樓區的校企合作發展態勢較好,而其他縣區的合作狀況則沒有明顯受到政策紅利影響,仍主要依靠自然稟賦維持了零星合作. 縣區經濟是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部分,也是學校進一步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戰場. 合作政策應鼓勵教師下沉縣區,有針對性地調研、合作,激發縣區產業行業升級創新活力.

要提高學校在經濟發達地區的服務能力. 全國范圍內的校企合作深受區域經濟發達程度和地理位置遠近的影響. 以北京市、上海市、江蘇省為例,其經濟發展程度較高,與全國建立了較為廣泛的跨區域產學研合作[6],這些地區企業經營活躍,校企合作需求和意愿都十分強烈. 而且出于成本等因素的考慮,他們也愿意與一些地方高校開展適當的合作和研究. 作為立志建設國內高水平大學的地方高校,湖南理工學院要有計劃地在大城市、與大型企業開展適配的校企合作,穩步提高在國家和區域經濟中心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