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更廣大的世界與人心
——關于石一楓長篇小說《漂洋過海來送你》的討論

主持：王晴飛

杭州師范大學文藝批評研究院教師及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研究生

樊雅霜

我們這次來討論石一楓的新作《漂洋過海來送你》。石一楓是當下中青年作家里比較重要的一位。他的作品仍然是一種現實主義寫作，但是他的現實主義和傳統現實主義有很大的不一樣的地方，有很強的個人性。而他在剛開始寫作的時候，是被視為王朔之后的“頑主”作家的。當然我認為他和王朔之間的不同也很明顯，而且他的寫作也在變化中，不斷擴大自己關心和理解的范圍。他的語言也非常有特點，這一點我們今天會具體討論到。此外，作為一名嚴肅作家，石一楓的寫作可讀性很強，也會借鑒一些通俗文學的方法。我們首先來談一談這部小說所寫的人和環境與石一楓以前的小說有什么不同？作為“新京味小說”，它的環境和人物與老舍、王朔筆下的北京、北京人有怎樣的異同？

北京與世界

就人物來說，石一楓之前的小說中，主人公大多是很典型的，性格身份都很獨特且偏執。比如《地球之眼》的安小男，執著于道德問題刨根問底，追問社會；《世間已無陳金芳》中的陳金芳，從外來小妹到投機名媛，一心想留在北京，掙更多的錢，堅韌務實，于世間搏殺；《特別能戰斗》的苗秀華，為維護家人，與天斗與地斗與領導斗與群眾斗；還有《借命而生》的杜湘東，大半輩子熬在許文革身上。這些人物都具有非常突出的性格和身份特征，并且每個人身上都背負了一種時代性的叩問，他們都有著一種追究到底誓不罷休的狠勁兒，都試圖把繞在一起的事情理清楚，把含含混混模模糊糊的世界問個清楚，也就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但《漂洋過海來送你》這部小說中，這股狠勁明顯弱了許多，或者說呈現得更柔和一些，這可能和主人公那豆的年齡身份相關，他才二十三歲，除了當當酒店門童，幾乎沒怎么接觸過復雜的社會，加上從沒出過北京，就生活在胡同里，所以就形象而言，那豆其實是個很尋常的人物，不尋常的是他要做的事情——滿世界尋找爺爺的骨灰，而這個事情的發生又是極具戲劇性的，所以那豆相對于前面所說的其他人，要單純日常得多，也正因此，那豆反而可以代表更多的青年。

你說得還是比較深入的，對石一楓以前小說中“一根筋”式的人物也很熟悉。我想問你兩個問題：一是在這部小說里有沒有這樣的人？因為你只說那豆不是這樣的人。二是對這種有點偏執的人，石一楓是怎么看的？他是什么態度？

其實那豆也是有一點偏執，他一定要把骨灰拿回來。只不過他這種偏執可能更多是源于對爺爺的親情。但我之前提到的那類偏執的人是要向社會討一個公道，兩者之間僅僅是偏執的起因不同。所以從這方面來說，那豆也是有一點偏執的。然后，我認為在《飄洋過海來送你》中，更加偏執的可能是陰晴，陰晴去向社會討要公道的行為，給我一種報復性的感覺，跟前面又不太一樣。還有，我認為石一楓對待這種偏執的態度和他作品中帶有混混氣息的敘述者的態度其實很像，他成不了那些人，但是他又能理解那些人，同時他又有一點佩服那些人。感覺這個世界上好像大家都覺得這樣模模糊糊就過去了，不要問那么多；問得越多，又能改變什么呢？但是就有一撥人，他們就是要把這些事情問清楚，所以他們站在我達不到的那個高度，我很敬佩他們。他們的偏執可能會傷害自己，甚至有可能會傷害身邊的人，但石一楓還是覺得他們把事情做得很厲害，很佩服他們。比如說《世間已無陳金芳》中的陳金芳。雖然做著投機倒把的事情，但是石一楓依然認為她是在與世間搏殺，非常堅韌務實，對她還是有一種敬佩感。

石一楓作品里這種較真的人是很多的，而且如果細分的話，你說的這幾個人物之間也有一些區別。比如安小男這樣的人和苗秀華、陳金芳這樣的人，在石一楓筆下是不一樣的，他們身上有一些很重要的特質是不同的。包括石一楓以前的一些作品，比如《我妹》里面有個老記者，在我們一般人看來就是代表著社會良知的那種人，這些人又和苗秀華她們不一樣，他們并沒有從堅持原則到墮落腐敗的一個過程。我們如果想看石一楓對于這些較真的人的看法、對于這類有些偏執的人的態度，去看他筆下那些沒有明顯缺點的人，會看得更清楚。你剛才說的我大體認同，他對這些人是有敬意的，但同時也隱隱地有著警惕：“正義”如果推到極端，也是會讓人恐懼的。其他同學再說說看，和以前小說的異同，或者也可以談談他這個小說的特點。

老師我來說一下，我感覺這篇和他之前的作品還是不太一樣。從環境的角度看，區別在于和之前的《地球之眼》《世間已無陳金芳》《借命而生》等作品相比較，他跳出了北京的范圍，沒有特別聚焦到北京元素上。他在《世間已無陳金芳》里談到北京人和外地人，在《借命而生》里面也寫到市區和郊區，但這并不是他想要特別關注的點，僅僅只是作品當中存在的北京元素。但是到了《漂洋過海來送你》，則完完全全把目光聚焦到北京，并且聚焦的是大家都認為最能代表北京的胡同，包括寫那豆他爺爺遛鳥、吃糖餅，語言的北京味兒特別重。小說中他會對某些京味兒詞語特別關照，為它們標上引號，比方說“起范兒”。這在之前是沒有的，他以前的作品也不會特別明顯地點出這些北京元素，但這部小說是這樣的。再聯系到胡同的問題，其實它是老北京或者說舊式北京的代表，在老舍的筆下是作為典型環境來寫的，但是石一楓明顯不滿足于此，或者說不滿足于只寫胡同。從他第二部分的標題“前往太平洋東”可以看出，他是有一個全球視野的。從北京的胡同到芝加哥的街道，他又不僅僅局限在北京，北京是一個跳板，但芝加哥也不是他的目的地，他還要回到北京來。他有一個場景的來回遷移。這是我認為和之前不一樣的地方。然后從人物的角度看，我比較認同它是一部成長小說的觀點。之前幾部小說的主人公性格相對固定，只需要隨著情節的發展做出相應的行為，人物是大于或等于情節的。但在這部小說中，那豆是一個二十三歲的青年，他會隨著情節的發展，不斷地改變自己、矯正自己，比如在一怒之下砸了經理的腦袋進去睡板子，出來之后他就變得沉穩了許多，包括游艇上面陰晴質問他的時候，他內心其實產生了很大的震動，也會質疑自己要不要去揭露他們等等。那豆有一個非常明顯的成長過程，在這部小說中情節是大于人物的。這就是和他以前寫的人物的不一樣所在。

說得還是很有意思的。這部小說確實有意識地在凸顯北京元素。小說里面帶有一些北京氣息，包括他們吃的糖餅之類，石一楓自己說過，有些東西其實現在在北京也不容易找到了，要到特定的地方才能吃到。石一楓這幾年的寫作有一個傾向，他已經不滿足于寫中國了，包括《地球之眼》中寫到跨國詐騙，這部小說寫“漂洋過?！?，都可以看出他讓自己的視野更為開闊的努力。第二點說得也很好，《漂洋過海來送你》確實很像一個成長小說，尤其是那豆、陰晴和黃耶魯這三個青年，各自的階層、前途都是不一樣的。按理說，這三個人其實應該是不相干的，但是通過一個偶然的事件把他們連在一起，最后三個人在某種程度上達成了一種和解，都從中受到了啟發，得到了成長。大家能不能把這部小說放在文學史的脈絡里，看看能看出什么來？

我覺得石一楓之前的小說中都有一個比較明確的社會問題的存在，比如說《心靈外史》講信仰缺失問題，《特別能戰斗》講維權問題，但在《漂洋過海來送你》里面，沒有很突出的社會問題存在。小說以那豆尋找爺爺的骨灰為線索，呈現出那豆在親情關照下的成長之路。在“漂洋過?！钡膶ふ抑弥?，那豆遇見了許多熱心幫助他的人，遭遇了一些驚心動魄的事，最終找回了爺爺的骨灰，自己也得到了成長，整體上有一種溫情的基調。這是我感覺《漂洋過海來送你》與石一楓以前的小說比較不一樣的地方。然后我認為石一楓和老舍之間的區別是前者“俗”后者“雅”，這突出表現在語言的方面。老舍的京味小說表現的是北京人的日常生活和風俗民情，因此，他的作品運用的是由地道北京話提煉而成的京味文學語言，例如“諸位”“您”“敢情”等表現出北京人講禮的口頭語。石一楓的京味語言則與王朔的更加貼近，他們筆下的北京青少年的語言更加貼近社會現實，運用更多的是青少年間的流行語。還有一些比較粗俗的口語，例如“你丫”“事兒逼”“那孫子”等，自帶一股痞氣。當然石一楓與王朔也并不完全相同，我感覺王朔的作品更“冷”，特別是對知識分子的諷刺，特別尖銳且不留情面，對待社會的態度也是比較冷酷的。但是石一楓就沒有那么冷，他的一些作品還是挺溫情的。

石一楓寫北京和老舍、王朔他們有沒有不同的地方，大家可以繼續討論。

我認為石一楓的小說里已經沒有特別明顯符號化的北京元素，北京更多地是作為一個背景存在。這是他與老舍比較明顯的區別。對于王朔而言，北京的地理生活空間，也就是大院，是具有階層代表意涵的。包括《世間已無陳金芳》在內，石一楓的小說一開始講到鐵道兵大院，陳金芳的姐夫是一個廚子，但是實際上他沒有過分地強調這種大院身份會帶來什么，但這在王朔的小說里卻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坐標。比如說典型的例子，《看上去很美》《動物兇猛》《我是你爸爸》中大院所包含的政治身份，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解讀或者說理解的線索。對于石一楓的小說而言，北京或者與北京緊密相連的大院身份，已經不再是解讀他小說的必要門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視為結構變異后的“京味小說”。而這種結構變異，實際上是要放置在一個全球化語境下去審視的，北京的“鄉土城”的文學想象，正在讓位于國際都市的身份認同。這種國際都市認同是大部分人的日常，北京的歷史記憶、習俗等反而退居其次，比如說吃糖餅、炒肝之類。此外，石一楓對北京的塑造，就以《世間已無陳金芳》為例，其實他把北京塑造成什么樣的，我看陳金芳的故事，最先想到的是《紅與黑》的于連，兩個人的結局也比較類似。而這種相似，構建出石一楓小說中的另一個維度，就是所謂的“巴黎/外省”——“北京/外地”這種對應關系?？础妒篱g已無陳金芳》，石一楓對北京顯然是批判居多。北京和外地的關系就是巴黎和外省的關系，這里邊就集中了各種像b哥那樣的高明的騙子和壞人。他到最后表達了一個特別傳統的價值觀，所謂的因果報應。另外，石一楓在小說中展現出了比較明顯的現實主義品格，就是他寫得非常明顯、直接。你聽b哥跟那個人描述，陳金芳這一次壓賭注的時候，你就能知道她將來的結局肯定是失敗。所以說，在我看來，一方面，石一楓的寫作確實有現實主義的品格，可讀性很強；但另一方面，他其實反映的是一個大都會時代或者說全球化時代的背景，在這個表達體系里北京已經成為側影，成為人物生活中一個類似底盤那樣的東西，它有一些特色，但是不會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還有就是說，剛才我看的時候，我感覺石一楓的筆鋒是有那么點像王朔，但是，就像剛才那個同學說的一樣，石一楓的小說里邊沒有王朔那么強的反諷性和那種黑色幽默的成分。因為王朔的筆法和他所在的年代有比較明確的關聯，而石一楓出生的年代，來自大院已經不那么重要了。同時，石一楓和老舍就更不一樣，剛才有同學說老舍的北京是雅化的，我不太認同。老舍其實更多地寫到的是極端粗礪的北京。他筆下的北京是雙層的，一層是所謂的景觀上的文化城，一層是底層人民掙扎其中的煉獄，而在老舍筆下，這兩層又顯然同屬于一個北京。所以我覺得石一楓描寫的就是一個新千年以后北京的樣貌，或者說我覺得石一楓很多小說的意義就在于它呈現了真正的城市化的北京的樣子。

老師，我說一下我的想法。我也感覺他是把北京往大了寫的，石一楓之前的作品似乎還沒有如此觸及到所謂北京的胡同生活這樣的題材，選取的往往是偏離北京市民生活的題材，比如《世間已無陳金芳》。然而，剛剛林力說他的京味特點濃重，我反而覺得，他越這樣寫京味，越代表著一種京味的喪失，因為我發現他有很多時候會刻意地運用新時代的一些元素，比如說崔健的歌之類，然而又在一個很“老”的北京“養鳥”環境里，把不同時代的北京印象雜糅在了一起。

小說中有很多逗鳥或者是吃糖油餅之類的元素去幫助塑造北京的地域性，但是我覺得這只是外地人的一種北京想象，如果北京人也僅能以這類符號去塑造北京的時候，這不就反過來說明了北京地域性的喪失嗎？

可以叫傳統北京生活或者北京歷史記憶，但這不能叫北京人，北京人的生活其實和我們沒什么區別。

敘述與人稱

那我們現在來談談小說中的“北京人”。那豆這個人物身上是有一些青春期的“混不吝”氣質的，而在石一楓之前的小說中，常常有一個帶著混混氣息的敘述者，他們主要作為小說世界的觀察者出現，和小說的情節主線關系并不大（如果去掉這類人物，小說故事的完整性幾乎不受影響），那么其存在價值何在？那豆的存在和石一楓此前小說中的這類敘述者有何不同？我們也可以由此進一步考慮第一人稱寫作和第三人稱寫作有何不同。

我來說，我覺得“混混式”敘述者本身具有開闊視角的作用?；旎煲话闶菈︻^草，稱為“混”就是因為沒有明確的區分，沒有明確的立場，他們走到哪都吃得開，跟誰都能稱兄道弟，社交范圍廣，以他們為講述者，為小說提供了更寬闊的觀察視角，而局外人的身份又能使這個敘述者保持中立和客觀。

另一方面，這種人物本身也是社會中的一大部分。他既不像安小男那么執迷于道德，也不像b哥、黃耶魯的父親那樣一點道德也沒有，他處在兩者之間，既不去張揚道德，但也不會干壞事，并且其實有自己的道德底線、道德堅守。比如《世間已無陳金芳》中的“我”，雖然做幫閑，但是從來不做掮客，不借此牟利。我覺得這類人內心其實是自尊、自傲的，正因為不愿意去同流合污，才會經常采取一種不反對也不合作的曖昧、含混的態度。同時自尊中又有自卑，他們正是因為怕自己做不到真正地有道德，怕成為偽善的人，才采用一種玩世不恭的態度，把自己包裝成混混。

說得很好，也牽涉到前面同學講的，石一楓寫作里有很多偏執的人，這個偏執我們也作了區分，有一類偏執的人看起來像“圣人”一樣，很完美。那么我們可以考慮一下，在寫這種道德近乎完美的人物的時候，石一楓為什么又引入了“幫閑”視角，一個好好的故事，為什么要以混混之口來講述？

我覺得有形成一種對比。比如說《世間已無陳金芳》這篇，在小說前半本，我覺得是有一種北京人俯視外鄉人的姿態；在陳金芳消失后，“我”活成了一種讓“我”自己會自卑的樣子。所以在陳金芳再回來時，他的姿態就有所改變。當陳金芳垮臺之后，他也沒有流露出幸災樂禍的意味，反而會覺得那里面有一種值得佩服的東西，我覺得這里面是存在作者對北京人自身心態的一種思考的。

說得也很好，你認為這里面有對北京人自身的一種反思。我們可以從石一楓之前的作品比如像《世間已無陳金芳》這樣的小說來看，這個敘述者在作品中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補充對比吧，我感覺趙小提更像個工具，他和陳金芳的交集更多地是為了表現陳金芳的性格特質。比如《世間已無陳金芳》里，陳金芳好幾次提到怎么不拉琴了，一次還準備了個宴會，請來了國外有名的樂團來給“我”充當陪練，這些行為，實際上是在表現陳金芳自己一如既往地想跨越到那個可以隨手就學習音樂的階層的心，也在彌補她自己過去的遺憾。因為經濟上的差距她改頭換面后很好彌補，但是這種音樂上的“文化資本”是陳金芳先天性的缺失。在這個接受音樂教育的點上，“我”和陳金芳有著明顯的差距。用“我”和陳金芳作對比是在講，陳金芳她在想彌補自己以前那種音樂上的“文化資本”的缺失。

我的感受和幾位同學既有相同，也有稍微的不同。一方面我覺得剛才程子悅說得很對，這其實是一種不同地域的差距，城鄉的差距。就是在北京有些東西你先天就有，但是如果作為一個外鄉人，這些東西你就需要費很大勁去努力才能得到，尤其像陳金芳，還生活在那樣一個家庭中，隨時可能被轟出去，只能靠自己立穩腳跟。這是一點，就是說這是在這種環境下無法抹平的差距，其實她通過做藝術行業，乃至于她希望通過鼓勵趙小提重拾信心，我覺得更多時候，這種輔助他人重拾藝術趣味的沖動，正是石一楓用來彰顯這些所謂的“外省人”身上那種沒有被城市文明或者說精致利己的文化污染前的對人的誠心、善心。陳金芳認為當年他曾經給她拉琴，她是他唯一的聽眾。她其實是有感覺到他最后放棄小提琴了的，但哪怕他只能成為一個成熟的匠人，陳金芳卻仍跟他說：“你不覺得你多了這個愛好，你已經生活比別人豐富得多了？我特別羨慕你?！彼运窍Ｍㄟ^拯救他，來把自己和他的人生調回原初的狀態。我讀到這里還是挺受觸動的，陳金芳一直希望趙小提重新拿起琴，仿佛這樣一來，兩個人就又回到那個懵懂原初的時代了，但是這其實又永遠不可能發生。其實陳金芳在人性的這方面是挺可愛的，甚至挺動人的。我覺得很多時候“幫閑”的設置，從敘事學角度來說，它是一個視角的延伸，有很多擔負的功能。但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個區別于b哥的北京人，這個北京人他位于中層，有某些道德成分，但是又不那么干凈，就很像“多余人”。這個幫閑敘述者是最真實、最有說服力的，他們是中間的協調者，或者說是一種過渡色。

大家講到了趙小提作為敘述者的作用，是從他對于陳金芳的意義是什么這個角度來闡釋的，就是說他可能是某種美好的純真的東西。陳金芳在所謂的功成名就之后，也希望再把這種東西找回來，當然實際上是不可能的，而且陳金芳也不愿意真正地回到原初，因為原初的陳金芳是非常卑微的，她只能悄悄地躲在窗戶底下、樹后面偷偷地聽，趙小提的生活是她永遠不可能得到的。那么我們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想，趙小提眼中的陳金芳是什么樣的？趙小提這樣的人，他對陳金芳的態度是什么？或者我們說得直白一點，就是石一楓對陳金芳和她代表的這種人的態度是什么？

我認為陳金芳她身上那種蓬勃的生命力，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而奮斗的精神，以及積極面對生活中的挫折的韌性是趙小提所缺少的，趙小提對陳金芳這種人是很佩服的。因為趙小提受到一點挫敗，別人說他沒有成為小提琴大師的天分之后，他就沉淪下去了，他缺少陳金芳身上的這種韌性。

我覺得主角在這里面還有一種高高在上的心態。比方說他小時候拉提琴，陳金芳在下面偷聽，主角難免會產生一種自鳴得意的感覺。而陳金芳后來邀請他去拉提琴，其背后隱藏的是經濟差異形成的身份錯位，但主角直接說你算什么東西，他不認可陳金芳，其內在依然是這種心理在起作用。

閆東方：他覺得陳金芳去設那樣一場晚宴，是在可憐他，他受不了這種憐憫，他骨子里其實還是很驕傲，不做掮客也是出于那種驕傲，尤其是不做陳金芳的掮客。京味不在于寫北京哪個胡同或者是什么吃的、養鳥這些景觀化或者符號化的東西，“幫閑”式的敘述腔調，才是石一楓小說真正的京味所在。通過敘述所透露出的作家的姿態、文化品格或習慣，我們知道，此非北京人莫屬。剛才我們也說到了他和王朔的不同，我想可以用《致女兒書》作一個對比。石一楓小說中的“幫閑”角色在敘述者和人物之間設置了距離，這使得他小說的敘述者對人物有種“眼看他高樓起，眼看他樓塌了”的清醒，讀者也正是從對世道人心的觀察中得到了閱讀的快感。但問題是，這類“幫閑”角色的設置一定程度上是有礙于人物靈魂的自我發掘的，就像我們讀《世間已無陳金芳》得到更多的是一種外部的觀察，但是人物自身缺乏內省的力量。而王朔的《致女兒書》則是自省的，京味中的調侃、不屑，開始指向自我的時候，那是自我的嚴肅時刻。當然，這可能與《致女兒書》的文體性質有關系，小說的敘述和非虛構的敘述差別很大。

石一楓老是用混混或幫閑的腔調敘述，其實也包含著對某些單一、堅硬的東西的反思，或者對這些保持距離的警惕。

這是不是“用油滑的嘴隱藏莊重的心”呢？石一楓用這種看起來很油滑的腔調，去隱藏他想表達的那種很正的東西？

他內心很莊重，但是表面一定要油滑，這就是典型的像魯迅說的嵇康、阮籍那種人：他們都是虔誠的道德信徒，但卻是以反道德的方式去表現道德。其實我覺得王朔的文本里也有這個特征，像王朔有時候對某些東西的看法是很執著的，但是他一定要用另一種口吻來表達他的觀念：就是他不能很“端著”，他堅決反對那種義正詞嚴的莊重口吻，這倒是北京人的一個特點。

那我們可以來想一想，為什么莊重的東西非要用油滑的方式表達出來，這說明什么？為什么莊重的東西不能直接莊重地說出來？

他是要去反對一些東西，比如說崇高的虛偽性，其實王朔那一代“解構崇高”就是這樣開始的，這一點上石一楓和王朔有相似之處。

這種“解構崇高”的精神，似乎還暗含著一種對莊重思想難以被表達與接受的自嘲心態。但從讀者視野來看，這種自嘲往往有可能會上升為另一種表達莊重的方式。

這確實是有繼承或者說有慣性的，但是對于石一楓來講，我傾向于認為這是他一種有意識的自覺選擇。石一楓的寫作是經過幾次變化的，他其實是告別了“頑主時代”的，“頑主”只是他青春期的東西。剛才同學們和老師們也都說到一些。以油滑的腔調說莊重的事情，可能意味著以莊重口氣說出來的東西，會導向虛偽。確實很多時候用莊重的口氣說任何事情都像是虛偽的，看起來最莊重，實際最無恥的東西。油滑的腔調可以視為一種反抗和對既定秩序的松動。關于這種敘述的語氣，我曾經給出過一個解釋，我認為這是害羞的表現，即羞于表達出真實的情感，羞于說那些很莊重的東西。當然，我們也可以進一步思考，難道這個世界上就沒有那種既用莊重的口吻說，而又真的很真誠的東西嗎？如果有的話，對于這樣的東西石一楓又是什么態度？回到這部小說，那豆也是有一點混混氣息的，但是這部小說是以第三人稱寫作的，那么和之前那些第一人稱敘述的幫閑角色有什么區別？都可以談一談，談得抽象一點、談理論問題都可以。

我很喜歡石一楓的小說，在他的作品譜系里，整體感覺是中篇比長篇好，長篇里《借命而生》比《心靈外史》好，中篇里《世間已無陳金芳》比《特別能戰斗》好。如果將《世間已無陳金芳》作為石一楓寫作的一個標桿，《漂洋過海來送你》多少有讓我不滿足之處?！妒篱g已無陳金芳》和《漂洋過海來送你》最大的區別是前者的人物要大于它的故事，后者的故事則大于它的人物?！妒篱g已無陳金芳》寫出了作家的悲憫，也寫出了人物的深度，人物雖是虛構的，但作者精準地界分了人物的語調，且對此傾注了極深的感情。我們大概很難否定在陳金芳背后有著一個我們共同置身的當代?！镀筮^海來送你》也很好讀，這是就故事層面而言，但也不妨說好讀是謀篇的巧合太多，作者的精力似乎全用在了如何講好一個故事上。剛才同學們提到王朔，不過我倒是覺得《漂洋過海來送你》與劉震云的寫法更接近。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小說中李固元偶然說了這么一句：“事情都有關聯，全拴在一塊兒呢?！保嵌沟陌职忠舱f：“可這兩件事兒，如今成了一件事兒?！保┰谧粉櫜樵L的過程中，那豆對此時有反顧：“正如李固元所說的，‘全拴在一塊兒了’?！薄八窒肫鹆死罟淘哪蔷湓?，‘事兒全拴在一塊兒呢’?！薄斑€是李固元的那句話，‘事兒都拴在一塊兒了’?！薄斑@個過程，又像李固元說的：‘事兒都拴在一塊兒了’?！边@其實正是《一句頂一萬句》中的“一件事能扯出十件事”“把一件事繞成了另一件事”。如此一來，這種纏繞的敘事風格首先所瞄準的便不再是人物，而是人物與人物之間的關系。我能理解石一楓為什么在這部小說中如此執著于對“關系”的描寫，因為他要去呈現世相本身的復雜性。在《一句頂一萬句》中，劉震云借助對“關系”的書寫最終給出了他的結論（人的孤獨），而這個結論并未在世相復雜性的這一點上止步，《漂洋過海來送你》好像沒有給出它的結論，巧合的目的僅僅是為了講述一個故事，所以它的人物也是沒有樹立起來的。

說得很好，你前面的部分我們可以放到后面來討論，但你后面說的也很有意思。至于他是不是像劉震云，我看到他說“三件事拴在一塊”也是立刻想到劉震云，因為劉震云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把兩件事說成了一件事?！钡@個能不能夠坐實說他學習劉震云，我也不敢說死。不過你說的他要面對更復雜的人際關系這點很有啟發，把握更復雜的人際關系，對于作家來說常常是一個很大的挑戰。而更為復雜的人物關系，更廣大的世界，對作者的敘述方式，是不是也會提出新的要求？石一楓之前的很多小說采用第一人稱敘述，但即便是第一人稱敘述，“我”也常常是在看別人、講述別人的事。敘述者冷眼旁觀，不論是冷嘲熱諷，還是調侃挖苦，敘述起來是有其便宜之處的，也容易不讓人覺得矯情。這部小說雖然是第三人稱敘述，但是我們很明顯能夠感覺到那豆身上實際上還是有著石一楓以前的敘述立場，或者說那種氣質，那么雖然是第三人稱寫作，我們還是會容易把它當成第一人稱寫作，而這個故事又是以那豆為主線展開的，講述的是那豆自己的故事，這樣寫起來難度就會更大，我想這可能也是石一楓面臨的問題，就是說他如果拋棄了那個旁觀的敘述者立場，還能不能像以前那樣很好地把握故事的節奏？在我看來，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面對的世界、面對的作品的廣度是不同的，我傾向于認為選擇第三人稱敘述是石一楓試圖把握更廣大的世界和更復雜的人物關系的努力。

關于這個問題，我再補充一段話。胡河清寫過一篇論文《王朔、劉震云：京城兩利嘴》，其中有云：“古人說過：‘中國之君子，明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篌w已經概括了劉震云創作的得失所在了。劉震云對于人與人之間的權力關系、功利性關系，看得可說是入木三分。但他對人類的非功利性關系，如莫名其妙的戀愛心理、潛意識的黑暗秘景、生命本能的蠢動等等，知道得還很淺陋?！边@篇文章寫于上世紀90年代初，其時劉震云剛剛發表了他的“故鄉系列”前兩部，倘若胡河清能讀到劉震云新世紀以后的作品，尤其是看到他在日后已將“關系”的敘事學提升到倫理學的高度（而不再僅僅試圖揭露某種歷史與現象），想必他也會修訂自己的結論。不過，即令是《一句頂一萬句》的成功，也難以掩飾《一句頂一萬句》之后劉震云自我重復的尷尬境地。這個道理，簡單地說即是當“關系”僭越“人物”成為小說的主角時，它只是難以復制的特例?；氐健镀筮^海來送你》這部作品，主人公無疑是處在層層關系中的那豆。因為石一楓的腔調與那豆的語言過于接近，所以這個第三人稱亦近似第一人稱，作者和他的關系與其說是旁觀，不如說是自敘。如此一來，在語言（插科打諢）與人物塑造的目標（類似于菲利普·馬洛那樣的“反英雄的英雄”）之間就有了令讀者走神的間距，作者也始終沒能完整地呈現、挖掘出那豆的內心深度。聯系王晴飛老師提到的“害羞”，問題便豁然開朗了：一個害羞的人怎么會毫無顧忌地袒露自我呢？但這恰恰是小說的癥結所在。此外，插科打諢的語氣在某些段落也顯示出了它的損害，譬如那豆與李固元的一些對話有時就顯得生硬一些。在戲謔的語言與嚴肅的事件交融之際，小說的敘述出現了“口吃”。

閆東方：尤其是回憶醬油廠的那段，醬油廠歷史的敘述和那豆的合理年齡似乎是錯位的。醬油廠歷史中的那豆如果是更小的話，沒辦法跟當時情境對應；但如果是更大的話，就沒辦法跟今天23歲的那豆去對應。另外，我是覺得他通過那豆這個人物，認同了一個他曾經要去調侃的東西。那豆用“認祖歸宗”這個邏輯支撐著自己去漂洋過海，并把漂洋過海視為成長的一個節點。但是我覺得這應該是石一楓、王朔他們這些寫京味小說的人最反對的一個東西。

這個觀察很好，我也努力想讓大家思考這些東西。我們發現石一楓開始正經說話了，但是又感覺他仿佛遇到了一些困難。當然在小說里他已經努力地在調侃那豆了，卻仍然把他塑造成一個有點混混氣息的人物，比如“鼓樓花臂”這種，但是他干的卻是一件特別莊重、特別傳統的事情。

也就是說作者出現了一種語言系統沒法倒過來的問題，他一倒成這個語言系統就不合適；但是他又明顯想克服或者超越他原先的語言系統。當他發現他想有更多可能的時候，沒可能，或者說這種可能非常難有，我感覺到他不適應這一套語言系統，特別失效，不像以前那樣能很順利地寫出很多感覺。

小說一開頭說的這一段話：“那年那豆二十三，在大酒店當服務員。他爸那三刀，在出租汽車公司開車。他媽馬麗蓮，在大方家胡同西口的清真肉店賣牛羊肉。那豆的爺爺也跟他們一家三口住，過去是北新橋醬油廠的工人，不過早退休了，現在連醬油廠都沒了?！边@其實就是一個幫閑的人講述的一段話。很調侃地開了頭，這就是他歷來的語氣，但是講著講著，一正經就不行了。

嗯，語言系統換了一個賽道，就往往會遇到困難。當然我認為這對于作家來說其實是一件好事，遇到困難才可能有進步。這也說明石一楓是一個很有進取心的作家，他很努力地去擴大自己寫作的范圍、人群，試圖理解更多人的心。這自然就會面臨自己不熟悉的東西。石一楓對這部小說是做了功課的，他在接受訪談的時候說，火葬場他是調研過的，因為火葬場那些東西不好寫，具體流程的細節我們一般人是不會知道的。但這種調研和我們日常自然而然就熟悉的事情又不完全一樣，會更難，也更容易遇到問題。

我覺得《特別能戰斗》這篇小說，他選了一個特別好的現實事件。這個事件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他就能把整個全盤都掌握得特別好，每一方的利益關系都能夠調度得很好。這個小說寫得比《世間已無陳金芳》更實在些，陳金芳更有傳奇味。

所以這涉及一個創作倫理的問題，就是作家應該永遠寫自己能掌控的東西，還是去寫自己不能掌控的？

但是《地球之眼》和《漂洋過海來送你》這兩篇小說，我覺得有點超出石一楓的掌控范圍了。

就像蘇童一樣，他寫短篇小說特別好，但一寫長篇就有點費勁。

但這確實就是一個作品呈現出來的樣貌和作家自身雄心的問題。包括我們寫論文也是，你總想寫點自己不太熟悉的東西，老在舒適區待著會有問題的。

集體主義、個人主義

一個是正經說話，一個是接觸更廣大的人群。其實石一楓在之前是有過這種轉變的，我們也不宜認為這種轉變就一定是不成功的。石一楓的青春期寫作完全是學王朔，后來有一個變化，包括他寫女性，一開始他筆下的女性比較符號化，但是他后來對女性的理解就更為深入，這是作家對自己有要求的體現。接下來我們來討論這部小說中幾代人的關系。從年齡（輩分）劃分的話，有那豆爺爺、沈樺、李固元這一代的“老輩人”，有那豆爸媽、黃耶魯的爸爸這一代的中年人，以及那豆、陰晴、黃耶魯這一類的第三代，他們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三代人奉行的道德理念（甚至包括政治理念）間有怎樣的關系？作者通過寫這三代人的道德觀念想表達什么？——即小說中所說的“活法”，三個年輕人（那豆、黃耶魯、陰晴）因為骨灰盒事件，開始思考“活法”問題，得出了各自的答案。我們如何看待小說中對“活法”的理解？這里面涉及的問題比較多，大家可以放開來談一談。

我大致把這三代人的生活背景粗略地概括了一下，可以說爺爺是處在一個政治為重的時代，爸媽活在經濟時代，那豆這一代我難以總結，有點“個體時代”這樣的意味。作者其實是經濟時代的那代人，而他對那豆父母那一代人其實很不滿意的。但我覺得他可能也找不到一個理想的下一代的活法，便思考上一代有什么值得傳承下來的理念，所以他在小說中反復地回憶爺爺的善行、一些好的道德觀，然后讓那豆受其影響，所以才有了“認祖歸宗”的出現。但這可能也不是更好的方式，所以和作者其他作品中表現出來的價值觀會有些脫軌的感覺。

你梳理得還是很清楚的。我提醒一下，他這里面說到的“隔輩親”只是人與人這種親情關系上的“隔輩親”嗎，是不是也包括別的方面？

我認為這三代人之間的關系是一種“隔輩親”的關系，一方面是情感上的隔輩親，另一方面是價值觀上的。造成這種隔輩親的原因我認為有三個方面：一是老人和小孩的性格本身就是相似的?！皩τ谏?，好像只有小孩兒和老人會常掛在嘴邊兒，這沒準兒是因為他們一個離生不遠，一個離死很近?！崩先?、小孩都處在不用考慮生活壓力的年紀，所以在性格上是相似的，所以那豆才羨慕爺爺的“玩兒”，這些性格的相似會使爺孫在情感上、價值觀上更親近。

二是我覺得跟年代也有關系。那豆爺爺生活在一個非常具有集體精神的年代，所以他身上奉獻精神也很強，比如醬油廠事件，他覺得國家養活了他這一代人，那國家需要的時候他也要義無反顧。那豆爸媽那一代，個體意識更強一些，他們剛好處在一個否定過去的年代，思想解放，更講個性、講自我，有的時候這種個性、自我也會變成一種自私，像黃耶魯他爸、陰晴她爸媽那樣。再到那豆、陰晴，他們身上又有了一種奉獻精神，因為這一代生活在一個相對比較舒服、安穩的社會中，更有一種文化自信，也不那么崇拜西方文化了，漂洋過海走出中國再回看北京時，那豆、黃耶魯他們都是很自豪的。

第三，采訪中石一楓提到過一個時代的辯證法，就是下一代總是上一代的反面，第二代反對第一代，第三代反對第二代，那么是不是恰好第一代和第三代又會變得有點接近了？

說得挺好的，那么作者通過這三代人的關系想表達什么呢？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這里面寫到的爺爺和李固元兩個人都是勞模？

對，勞模產生于集體經濟年代，確實這三代人是這么一個關系。當然林浩把這三代理解為政治時代、經濟時代和個體時代也很準確。第二代人是最注重個體的，經歷了西方的歐風美雨，也是最開放的一代。第三代又往回撥了，因為中國強大了，所以覺得外國也不過如此，那么這時候價值觀念上也罷，倫理觀念上也罷，都有向第一代人的回歸。在社會上也確實有這種現實。我們怎么看待這三種關系，同學們還可以再講講“活法”的問題，他們最后形成了一種什么樣的活法？

剛剛大家都在講幾代人的區別，可能我更想講一下他們的相似之處。當然要提前說明的是，我覺得這是作者有意灌輸的結果。三代人的共同點在于都具有一定的浪漫色彩。第一代人，他們的想法很簡單：“既然這個廠子養活了我，那廠子需要的時候，我也要去反哺它?！逼鋵嵾@就是一個非常浪漫的想法，包括那豆爺爺賣出股份，也是希望能夠養活更多的人。這是非常自然而然的想法，是非常崇高的。然后是第二代人，特別是那豆爸媽，雖然他們的生活一地雞毛，但是當那豆要去美國尋找爺爺的骨灰時，那三刀直接表示，或是去找你爺爺，或者就權當去玩了一次。其實這和他前面處心積慮和殯儀館打官司形成鮮明對比，呈現出完全不同的心態。但是這里有一個問題，就是那豆去美國一切都是未知的，別管爺爺能不能找回來，那豆能不能安全回來都不知道。他這么決絕地去支持自己兒子，我認為這里可能有作家這種浪漫想法的注入。其實整部小說都覆蓋著浪漫色彩。包括那豆在警察面前直接沖過去搶骨灰，基本上是一個幻想中的畫面，是不太可能實現的。雖然那豆的本意是找回爺爺，但是當他做出這樣的行為時，當時他腦子里必然充滿了浪漫的幻想。同時在最后，我感覺整部小說都被包圓了：所有的問題，所有的故事都獲得了圓滿結局。黃耶魯找了律師把那豆給撈出來了，陰晴也不再囿于父親的問題，反正好像所有問題可能解決了，大家皆大歡喜，但其實可能根本不會是這樣。我覺得他理想灌輸得有點太過了，太不現實主義了。

這里其實說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小說過分戲劇性的問題，第二個跟我們現在討論的問題有關系，你認為他們三代人身上都有理想主義的東西，但是這種理想主義其實是外部灌輸進去的，那我們來分析一下你說的三代人的理想主義。比如第一代人，他們的理想主義來自集體主義，也是當時主流的政治道德觀，這比較容易理解。第二代人，你舉的例子是那三刀，我傾向于認為這里面更多地是出于親子之愛——孩子堅持，那就去玩玩吧。第三代人則代表了石一楓的一些理想。你說得很好，我們理解作家既要能夠入乎其內也要出乎其外。石一楓確實是一個理想主義的人，他早年作品里體現出來的那些具體的理想，后來慢慢地被洗刷掉了，但是理想主義情結還在。我們還可以結合自身的閱歷，思考我們平時所看到的三代人的關系和小說中表現出來的是否一樣？包括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間的關系，果然如小說中所展現的那樣嗎？

我覺得更現實的原因主要在于第三代。那豆大概出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他是北京孩子，也有這樣的條件。但對于全國其他地方的人來說，提到活法，無疑要牽涉生活境況，所以這又是一件比較奢侈的東西。換言之，那豆的形象不具有對當下青年的概括性，他只是一個特例。誠然，作者也在小說前半部分寫到了祖父那一代的觀念（“人吶，要能替別人做點兒事，心里真美”）與那豆對這一代觀念的反思，但他本人這一代的觀念究竟是怎樣的，對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都加以反思后的結論又是什么，在小說里似乎并未于人物形象上明確揭橥。

這可能也代表了石一楓本人的想法。我們來看這三代人，雖然說有隔輩親、隔輩認同，但也不是完全一樣，所以我們要能夠從中分辨，爺爺那一代人身上有哪些東西是作家不認同甚至是批判的，有哪些是從爺爺那輩人（包括沈樺、李固元這些人）身上發掘出來并認為值得繼承的美德。他從爺爺那代人身上認同并繼承的是那種關心別人、為別人付出的價值觀，認為人不應該只考慮個人利益，不能整天琢磨自己那點事，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覺得這里面反思了兩種東西，就是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作者對這兩者都有反思。石一楓好就好在，他雖然有他的觀點、他的立場，但在作品中他并不直接表現觀點，還是通過人物、通過感受來傳達，而感受常常是大于觀點的。

我們還可以繼續思考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包括那豆是怎么從這兩種價值觀念里汲取有價值的東西的。我們還可以從父輩來看，比如黃耶魯的父親，他干的都是損害他人利益的事情，這是不是跟個人主義有關？當然，我們日常說的，“個人主義”過度泛濫，走向極端，是會走向自私自利，而失去了爺爺輩的那種為他人、為集體的美德。這個作品應該是有這方面的批判的。我覺得這部小說對第一代和第二代的關系有一個很理想化的劃分，現實可能會更復雜。他們之間的斷裂太清晰了，實際上代際之間也可能有延續性。如果從這個角度考慮的話，是不是也可以重新去反思，就是爺爺輩的理想主義、集體主義本身是不是也存在問題？而且把三個老人用同一類的價值觀概括，也會把階層的差別抹殺了，他們三個人的共同點是都是為他人考慮，但是實際上他們三個人不一樣，一個是領導，一個是醬油廠的工人，一個是火葬場的司爐工，他們三個人怎么能一樣？

其實就是內部的問題解決不了，靠外部的意義去拯救。很多好萊塢電影，也是這么一個模式。我們很多矛盾都毫無解決的跡象，但是到最后我們感動了，因為我們還是感受到了愛，愛就是一切。

小說其實是通過對那豆和他爺爺關系的溫情敘述來遮蓋我們指出的這一套東西的。最后黃耶魯讓那豆把奶奶的骨灰拿回來，然后把三個骨灰放在一起，這個情境非常有意味。其實剛才我一直聽大家說到溫情，但是溫情的表象下面三個骨灰一起所表達的認同才是這個故事的內核。

巧合與現實主義

我們接著往下討論，陰晴這名女性在小說中承擔了怎樣的功能？（其實如果把陰晴去掉，故事基本還是可以成立的。陰晴身上有哪些特點，使得作者覺得需要添加這一人物，有何種考慮，其意義何在？作者對陰晴這類人的態度如何？）提示：優秀的女性，留洋，很強的正義感。

陰晴這個形象標志著那豆的成長。她在那豆眼里有一個轉變的過程。剛開始，在那豆這里，陰晴就是一個拯救者，她總是出現在那豆的每一次危機中：小時候朗誦時出差錯，陰晴幫他把稿子念完；被狗咬的時候陰晴叫來爺爺；爺爺骨灰出差錯又是陰晴幫了他的忙。她幾乎就是那豆的女神、偶像，看陰晴時總是能看到她身上神圣的色彩，比如“小翹鼻子反射著曦光”“一尊雕像”，還說陰晴是一個舊夢。那豆其實一直在向她靠近，他自己也說，陰晴身上那種“大的、高的東西”總是讓他著迷，讓他一直在追逐陰晴。但是，到后面他在美國再次見到陰晴時，就慢慢發現陰晴除了“晴”之外還有“陰”的一面，“自從和陰晴接上了頭，那豆就發現，她總愛用‘諷刺’這個字眼兒來對某些事物加以評價”“她似乎學會了以純粹超然的態度隔岸觀火”。此前那豆一直看到的是一個帶著光芒的陰晴，當他看到另一個陰晴的時候，標志著他已經破除了年少時候的夢，實現了成長。陰晴告訴那豆“層樓終究誤少年”，我的理解是，少年的時候看事情總是隔著很多層樓，霧里看花，看不清楚，陰晴其實沒有他想得那么好。所以，一方面陰晴是他成長路上的引導者；另一方面，認識陰晴的過程也是他打破少年幻夢、不斷成長的過程。

這個角度很好，在作品里，陰晴像路標一樣標識著那豆的成長路。

格非的《月落荒寺》中也設置了一個女性形象楚云，陰晴大概與此相類，都象征著一種我們所向往的“可能性的存在”，也就是說當男性沒辦法達到某個層次、做成某件事時，至少有女性做到了，這種“可能性的存在”意味著日常生活的救贖。

女性代表著一種理想對吧？石一楓作品里的人物常有一點賈寶玉的氣質，也有點“美好的女性引領我們上升”的意思在里面。小說里陰晴追逐那些大的高的東西，而那豆追逐陰晴。但是我總覺得石一楓對那些大的高的東西是有警惕的。作為一個美好的女性，陰晴是一種理想的象征，但是到了美國之后，我們會發現她有點變化。美好的女性落到實處了，她不完全是理想了。如果我們撇除小說里描述陰晴時帶有的情感色彩的話，她其實是一個很優秀、很有正義感的女性。之所以我們會認為她到了美國后有了缺點，是因為作品的敘述口吻讓我們產生了這樣的感覺，這說明作者會覺得這是缺點。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石一楓的一些思路。

我感覺石一楓本質上是個持懷疑論的悲觀主義者，他警惕一切顯得特別莊重的東西，他也不斷地把他的這種感受傳遞給讀者。

對，這可能是他的一個根本性的東西，所以他為什么老在作品里放“幫閑”，就起到了這種緩釋效果。一些堅硬的、看起來高的大的東西，對我們造成壓抑。再美好的東西，如果以一種強制的方式灌輸給我們，他都覺得會有問題。

他自己始終反對崇高感，但他又怕自己的這種反對崇高，在讀者那邊會變成他的一種崇高姿態。

所以他一方面在組建他的東西，一方面又要拆掉這個東西。

他想讓倫理變得很有彈性。

所以他對所謂的高大上的東西，或者啟蒙的這套說辭，是有懷疑的。他不認為任何東西都是不言自明的。

首先他是認可這些高大上的東西的，其次他怕強行的灌輸，或者說怕它變成單一的力量，產生新的壓迫、新的權力關系。

但是“認祖歸宗”的這一套東西對我們來說不應該是一種崇高。

對呀，所以我們前面也一直在說這個問題：他開始寫莊重的東西了，然后他就有點分裂了，是吧？

當他寫這個東西不是為了最后把它拆掉的時候，就會有點問題。

這次有點用力過猛，坐實了，當然我認為這也是值得稱贊的。我們現在來看看，作為一部嚴肅的作品，這個小說其實用了不少通俗文學的手法（套路），有哪些？這些套路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我來講一下。我覺得他非常善于安排巧合。比如他在尋找李固元的時候，其實不是直接質問他，而是安排李固元突然暈倒，通過這樣為李固元盡心盡力地幫他作了鋪墊。包括去找何大梁的聯系方式，然后通過陰晴去找到黃耶魯，其實這里全部都是巧合，雖然好像增強了可讀性，但我感覺這樣的寫法有點太刻意。雖說無巧不成書，但是巧合太多，恐怕也難以成書。這部作品里會有這樣的感覺。當你看到問題的時候，你就知道他肯定會安排巧合把這個故事延續下去。他先說線索到這里斷了，然后自己又給接上，就顯得非?？桃?。其實讀者能夠把握到作家的想法，類似我知道你要寫什么，我也知道你要寫巧合，所以反而造成了文中的巧合給人的感覺很不巧。我覺得如果沒有這么多巧合，文本中的巧合才會顯得像巧合。它不巧就在巧合太多了。

這個作品其實就是建立在一個巧合的基礎上：三個盒子弄錯了。作者制造這種效果，是為了引發一系列錯亂的有傳奇性的情節。

剛才林力說為什么不能跟那個何大梁換一下，這一點其實我們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他們兩個盒子裝的不一樣，何大梁的解釋是站得住腳的。讓我覺得太巧合的是，為什么三個盒子，兩個都有異物？一個盒子里有東西，是戲??；但兩個盒子都有，它就變成一個鬧劇了。這個設置我覺得是有問題的。

仿佛有人設定了一個任務讓你來完成，這個任務是一定可以完成的，只是要費些波折。

作者總是花大量的筆墨回憶爺爺、陰晴，可能是想稍微加強人物的塑造，但我覺得人物并沒有因此立起來，反而讓文本顯得有些拖拉。

你是覺得他很努力地想通過巧合來塑造人物，但是沒有完成是吧？

對。

巧合本身是否一定是問題呢？

像《瘋狂的石頭》里面的巧合就設計得特別棒。

《瘋狂的石頭》里的巧合確實很嚴密，當然我們看《瘋狂的石頭》的時候，和我們看石一楓小說時的預期也是不一樣的。我們看電影的時候不會過分去挑剔巧合，因為我們就是抱著看巧合的心態來的，但是我們看石一楓時，就把他當成一個嚴肅的作家，總想看到點嚴肅的東西。巧合不一定總是問題，問題是怎么處理巧合，對吧？巧合成為一個問題，也是近代的事情。我們看古典小說的時候常常是去看巧合的，無巧不成書嘛，看的就是傳奇性。而現實主義小說追求普遍性，要把握世界本質，而巧合體現的是偶然性，所以說巧合就不討巧了?，F代小說中就變成了往往只有通俗文學才會去用巧合，石一楓的小說借鑒了通俗文學手法，可讀性也很強，我們還可以接著討論，現在大家舉的例子都還在小說前半段，還沒到美國，美國那段更離奇對不對？說說看。

包括在美國時，刻意設置黃耶魯的車被攔截的情節，就是為了讓陰晴有一個表現她思想的空間，以及讓黃耶魯聽到二人的對話，這種巧合安排就非常地不巧。

即這一切都是更多地通過外在巧合的手段來推動情節的發展，是這個意思吧？

而且這里有一個悖論，我覺得陰晴是一個非常有正義感的人，但是她在處理車的事情上卻是通過欺騙的方法，人物的性格就有點崩壞。

有沒有可能在石一楓心目中優秀的人就是這么做事的？那些優秀的聰明人掌握了規則，他們不問倫理，只看規則甚至利用規則？其實我覺得最傳奇的情節是他們到了黃耶魯家豪宅門口之后發生的那一系列事情，簡直就像好萊塢電影里才會有的情節。

或許他就是故意的呢？

對，剛才我就覺得有故意的成分。

石一楓就是想讓自己的小說看起來更像通俗小說。

對，就是他要給自己造一個通俗小說的殼，但問題在于你造了個殼，里邊是否有反轉通俗小說的內容，還是你就是在這個殼里，這是個問題。

他這個是不是有意識的，我們也無從判斷，至少單從文本來說是無從判斷的，我們只能看呈現出來的效果。我們會覺得這段太傳奇了，有點不真實，而石一楓顯然不滿足于做一個通俗文學作家，他以前的小說也會有通俗元素，但一定有超越通俗小說的東西，這個小說也有。當然大家能夠達成一致的就是，我們對剛才提到的那些地方應該是不太滿意的。

我覺得他這么寫，就有點簡化矛盾，他通過這種戲劇性或者巧合，直接傳達自己想要表達的一種思想，就把那種本來需要深入探討并解決的緊張關系略過去了。比如他在寫機場情節的時候，彈片本來是不太容易寄到美國去的，然后工作人員就幫他寄了，一下就傳達了他的這種思想。

過多的巧合確實是對世界的簡化。

我有一個想法，作者是不是意識到了這種巧合放置得太多，所以他最后寥寥幾筆就結束了，但反而形成了一個倉促的收尾。我看到豆瓣的一條評論說：看到最后一個句號的時候會感到無比地空虛。我想這說的可能就是這種突兀的收尾感。

那么我們再來看看作為當下比較重要的現實主義作家石一楓，他的現實主義寫作，和傳統現實主義相比，有什么特點？

我感覺他的寫作還是有人道主義的現實主義，和《分享艱難》那些大廠文學、“現實主義沖擊波”不一樣。他還是一個有著比較強的人道主義傾向的作家，能守住現實主義的道德底線，也敢直面一些問題并且想有所作為。我覺得這就已經不錯了，因為我們如今又出現了各種“類90年代沖擊波”的文學現象。

在這些方面，他確實是很“傳統”的一個作家，堅守住現實主義的底線，是對我們理想中的現實主義的一個繼承，那他對現實主義有沒有什么補充？比如說傳統的現實主義一般是用鄭重的態度揭示或批判，而他則是通過戲謔的口吻把這些東西表達出來，包括借鑒通俗文學的表達方式等等。

用戲謔代替了那種批判的嚴肅性。

石一楓其實是把批判的武器多元化了，把工具箱改大了。另外就是把特別堅硬的或者說令人厭惡的“道德的聲音”給柔化了，面向變多了。這其實是進一步強化了道德宣諭的作用，但是不令人討厭。至少，美好的道德是值得提倡的，而用石一楓這種方法來傳達，讀者也更容易接受。

“你們”和“我們”，“他們”和“咱們”之間，石一楓是站在“咱們”這一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