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五年國內眾包翻譯研究的文獻計量分析

梅 晴

（廣州松田職業學院 商務外語學院，廣東 廣州 511370）

一、引言

互聯網技術的迅速發展給人類的生產生活帶來了巨大變革，“眾包”“眾創”“大數據”等新概念應運而生。隨著Web2.0時代的到來，一些原本由職業譯者單獨完成的工作轉為通過任務分包形式由業余譯者來協作完成，有效提高了翻譯效率，激發了大眾的參與熱情且滿足了用戶的個性化需求。然而不可否認，眾包翻譯在“賦予翻譯新的發展空間和新的內涵”（陸艷2014：9）的同時，也面臨著質量監控、平臺建設、知識產權保護、職業倫理等一系列問題（曹藝馨2015）。相對而言，國內眾包翻譯研究稍遲滯于眾包翻譯實踐和國外研究（郝俊杰2016）。本文運用CiteSpace 5.7.R5W對中國知網（CNKI）在2007—2021年收錄的眾包翻譯研究期刊論文進行計量分析，總結國內眾包翻譯研究的現狀、熱點和前沿，以期為提升該領域研究的廣度和深度提供借鑒和參考。

二、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以CNKI為數據來源，檢索策略如下：以“眾包翻譯”和“協作翻譯”為主題詞，檢索條件設置為精確，時間范圍設置為2007年1月1日至2021年7月28日，來源類別設置為全部期刊。初步檢索共獲得175篇期刊論文，經過人工篩選，剔除重復和相關性較低的論文，最后得到169篇有效期刊論文①筆者于2021年11月28日再次進行了文獻檢索，結果基本沒有變化。。

（二）研究方法

CiteSpace 5.7.R5W是一款可視化文獻分析軟件，其繪制的科學知識圖譜能直觀呈現某研究領域在一定時期內的發展脈絡。本文先將源數據導入CiteSpace 5.7.R5W，然后從發文量、論文作者、研究機構、關鍵詞等角度繪制2007—2021年國內眾包翻譯研究的科學知識圖譜，并結合現狀對國內眾包翻譯研究的未來發展提出若干建議。

三、時空分布特征分析

（一）時間分布

發文量是描述學術產出的指標之一，可以直觀呈現某研究領域的成果數量和熱度（魏家海、李潔2022）。本文對2007—2021年國內眾包翻譯研究期刊發文量進行了統計，結果如圖1所示。

圖1 國內眾包翻譯研究期刊發文量時序分布圖

由圖1可知，總體而言，近十五年國內眾包翻譯研究期刊發文量呈上升趨勢，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探索階段（2007—2014年），該階段期刊發文量少，且以引介國外眾包翻譯研究的觀點和成果為主；快速發展階段（2015—2017年），隨著研究隊伍的不斷壯大、研究內容的日益豐富，該階段期刊發文量實現快速增長，于2016年達到峰值；波動階段（2018—2021年），該階段期刊發文量產生了一定的波動，甚至于2021年回落至10篇。

（二）空間分布

1.論文作者分布

作者共現知識圖譜可以直觀呈現某研究領域的主要研究者及其之間的合作關系。本文運用CiteSpace 5.7.R5W進行作者分布特征分析，節點類型設置為作者，時間跨度設置為2007—2021年，時間切片設置為1年，節點標注閾值設置為2，生成節點數為192、連線數為116、網絡密度為0.0063的國內眾包翻譯研究作者共現知識圖譜（見圖2）。

圖2 國內眾包翻譯研究作者共現知識圖譜

由圖2可知，2007—2021年國內眾包翻譯領域的研究力量比較分散，且期刊發文量在2篇及以上的作者僅有翟香荔、郝俊杰、李偉、王華樹、陸艷、曹藝馨等17人。這一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國內眾包翻譯研究成果在數量和質量上的提升。

2.研究機構分布

研究機構共現知識圖譜可以直觀呈現某研究領域的主要研究機構及其之間的合作關系。本文運用CiteSpace 5.7.R5W進行研究機構分布特征分析，節點類型設置為機構，其他參數設置與作者共現知識圖譜保持一致，生成節點數為175、連線數為50、網絡密度為0.0033的國內眾包翻譯研究機構共現知識圖譜（見圖3）。

圖3 國內眾包翻譯研究機構共現知識圖譜

據統計，2007—2021年國內眾包翻譯研究領域的發文機構有175個，以國內普通高校為主，包括本科院校和高職院校。因為國內期刊對發文機構署名的要求不同，有些期刊出現了二級單位名稱，有些期刊只出現了一級單位名稱,而本文為了保證信息的原始性保留發文機構的二級單位名稱，所以導致圖3存在某些高校名稱重復出現的現象。就一級單位而言，眾包翻譯研究期刊發文量排名靠前的研究機構是南開大學、重慶城市職業學院、上海立信會計學院和武漢軟件工程職業學院?？傮w而言，研究機構之間的合作強度較低，尚未形成共創、共享的全方位聯動機制。

四、研究熱點與前沿分析

（一）研究熱點

“研究熱點是在某一個時間段內，有內在聯系的、數量相對較多的一組論文所探討的研究問題或專題”（邱淞等2013：9）。關鍵詞是作者對論文內容的高度概括，因而可通過對關鍵詞尤其是高頻關鍵詞的分析來探索某研究領域的研究熱點及其演變。

本文運用CiteSpace 5.7.R5W進行熱點分析，節點類型設置為關鍵詞，時間跨度設置為2007—2021年，時間切片設置為1年，節點標注閾值設置為6。因為本文以眾包翻譯為分析對象，所以刪去“眾包”“眾包翻譯”等高頻詞，以確保分析對象本身不在研究熱點范圍之內，最終得到國內眾包翻譯研究關鍵詞共現知識圖譜（見圖4）。

圖4 國內眾包翻譯研究關鍵詞共現知識圖譜

圖4中的節點代表關鍵詞，節點越大，關鍵詞出現的頻率越高；節點外部環形的寬度越大，關鍵詞的中心性越高，即其對其他關鍵詞的影響越大。限于篇幅，本文僅列舉頻次居前二十位的國內眾包翻譯研究關鍵詞（見表1）。

表1 國內眾包翻譯研究關鍵詞頻次統計（前二十位）

續表1

由表1可知，頻次不小于5的關鍵詞較少，僅有“教學模式”“翻譯教學”“互聯網+”“眾包模式”“翻譯技術”和“人工智能”；中心性在0.10以上的關鍵詞更少，僅有“云計算”“互聯網+”“實踐”和“翻譯教學”。這表明，目前國內眾包翻譯研究的聚焦性不足，尚未形成較為成熟的研究體系。根據表1和圖4，結合對相關文獻的閱讀和梳理，本文把近十五年國內眾包翻譯的研究熱點歸納為五個方面，即眾包翻譯與翻譯教學、眾包翻譯特點、眾包翻譯技術及平臺、眾包翻譯倫理、眾包翻譯與中華文化外譯。

其一，眾包翻譯與翻譯教學。該方面的研究涉及“翻譯教學”“教學模式”“教學策略”“翻譯工作坊”“實訓教學”等關鍵詞。例如，徐莎莎等（2016）以歌詞翻譯為例，從翻譯教學目標、內容及方法入手，探討了在眾包翻譯模式下，翻譯教學如何應對信息時代和翻譯商業模式的挑戰。馬旭燕（2017）論述了眾包與項目翻譯教學結合的可行性，探索了眾包型項目翻譯教學的教學目標、教學對象、教學內容、教學過程、教學評價，分析了這一教學模式的積極意義與存在的問題。李偉（2020）針對目前國內翻譯教學實踐的現狀，分析了眾包模式應用于翻譯教學實踐平臺設計的可行性，闡述了其背后的理論基礎——社會建構主義理論和信息素養理論，從建設策略、任務來源、平臺結構和平臺應用四個維度描述了基于眾包模式的翻譯教學實踐平臺的設計框架，論述了該平臺的優勢與劣勢，并提出了相應解決方案。張文鶴和文軍（2020）采用網絡問卷與郵件訪談的方式，對大學生參與眾包與網絡志愿翻譯的經歷進行調查，了解他們對將眾包納入翻譯教學的看法與態度，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基于眾包項目的MTI翻譯課程模式。

其二，眾包翻譯特點。該方面的研究涉及“眾包模式”“多維協作”“協作共享”等關鍵詞。例如，陸艷（2012：74）在對眾包翻譯模式與傳統翻譯模式進行比較的基礎上，提出兩者的差異“不僅體現在合作方式和翻譯流程上，也表現在譯者角色與關系的微妙變化上”。曹藝馨（2015：81）指出，眾包翻譯作為一種體現人機結合與共生的新型翻譯形態，具有翻譯信息量大、耗時少、費用低、市場反饋快、質量可調控等特點，能夠發揮眾多譯者的作用，“從巨量信息中找到最符合國家、民族、時代需求的那一部分進行翻譯，以達到信息生產和消費的高效率”。胡安江（2017）指出，與傳統翻譯模式相比，眾包翻譯模式的特點體現在譯員構成、翻譯進程、翻譯質量三個方面。

其三，眾包翻譯技術及平臺。該方面的研究涉及“人工智能”“云計算”“互聯網+”“區塊鏈技術”等關鍵詞。例如，呂賽（2015：7）使用復雜適應性系統中的“主體”來模擬眾包平臺中的各個角色，“初步構建了眾包翻譯平臺中的主體模型，定義了主體的狀態轉換以及主體間行為和交互規則”，并驗證了各種眾包機制設計的合理性，為眾包翻譯系統的平臺設計、機制設計提供了可靠和可信的依據。邵璐（2019：126）結合眾包翻譯的譯前、譯中、譯后三個階段，“以架構圖的形式系統地勾勒了人工智能技術與眾包翻譯有機結合的可能方式及潛在機遇，并圍繞每個技術切入點分析其具體實施策略”，嘗試借助人工智能技術將眾包翻譯中人與人的協作延伸至人與機器，甚至機器與機器的維度。陸艷（2020）從平臺構架、流程設置、譯者激勵機制三個方面探究了基于區塊鏈的眾包翻譯平臺設計，為有效控制譯文質量、保護知識產權、保障數據安全、完善譯者激勵提供了可行方案。

其四，眾包翻譯倫理。該方面的研究涉及“翻譯倫理”“翻譯規范”“譯者倫理”等關鍵詞。例如，郝俊杰（2016：43）提出眾包翻譯倫理可次范疇化為操作倫理、管理倫理和社會倫理，“倫理規范的建設對眾包翻譯的健康發展至關重要”。王海麗（2016）借助法國翻譯家安托瓦納·貝爾曼（Antoine Berman）提出的五種翻譯倫理模式，從再現的倫理、服務的倫理、交際的倫理、基于規范的倫理和承諾的倫理對眾包翻譯目前面臨的倫理困境進行了分析，建議眾包翻譯的譯者和機構在翻譯倫理思想的指引下更好地提供翻譯服務。張慧玉和楊晰雯（2020）采用多案例對比研究的方法，以七家典型眾包翻譯平臺（譯言網、豆瓣同文館、做到、Fiberead、Flitto、Translate Facebook、Global Voices）為主要案例，分析其中存在的倫理問題，并從法學和管理學的視角提出系列改善建議。

其五，眾包翻譯與中華文化外譯。該方面的研究涉及“全球化”“中華文化‘走出去’”“譯者動機”等關鍵詞。例如，谷峰（2017）、賴銀平（2019）、范榮（2020）等從中華文化“走出去”的視角論證了國內眾包翻譯興起的必然性，一致認為眾包翻譯是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有效途徑，眾包譯者要主動承擔助力中華文化“走出去”的任務，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許勉君（2018）分析了眾包翻譯在中華文化外譯中的作用，并對中華文化外譯的眾包翻譯合作模式進行了歸納和總結。

（二）研究前沿

“研究前沿”這一概念最早由美國學者德瑞克·約翰·德索拉·普萊斯（Derek John de Solla Price）提出，指的是在某一時間段內，以突現文獻（burst articles）為知識基礎的一組文獻所探討的科學問題或專題（邱淞等2014）。本文運用CiteSpace 5.7.R5W進行了關鍵詞突現分析，由于期刊論文數量不多，Burstness的參數r設置為0.1，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國內眾包翻譯研究關鍵詞突現分析

續表2

由表2可知，“多維協作”“全球化”“機器翻譯”“信息化”的突現開始時間處于國內眾包翻譯研究的探索階段，“協作共享”“出版翻譯”“眾包模式”的突現開始時間處于國內眾包翻譯研究的快速發展階段，“翻譯服務”“中華文化外譯”“大眾文化”“人工智能”“眾包翻譯平臺”“版權”的突現開始時間處于國內眾包翻譯研究的波動階段。在所有突現關鍵詞中，“人工智能”“眾包翻譯平臺”“多維協作”“全球化”的突現強度超過了1.00，“多維協作”是最早突現的關鍵詞，“眾包模式”是突現持續時間最長的關鍵詞。就近三年而言，人工智能、眾包翻譯平臺、版權等方面的研究具有較強的前沿性。

五、結語

本文以CNKI為數據源，運用CiteSpace 5.7.R5W對2007—2021年國內眾包翻譯研究的發文量、發文作者和機構、研究熱點和研究前沿進行計量分析，較為系統地呈現了該領域的現狀和發展脈絡，可為未來研究提供一定的依據和啟示。新形勢下，國內眾包翻譯研究面臨新任務和新挑戰，關于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本文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一是建立跨學科、跨機構、跨區域的聯合研究機制和平臺，為產出重要標志性成果提供堅實保障；二是強化問題意識和創新意識，結合文化傳播、教育、體育等行業的實際需求，進一步拓寬研究范圍、提升研究層次；三是加強實證分析和理論建構,為完善國內眾包翻譯實踐提供實證和理論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