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可卿之死”的敘事倫理透視*

劉雪蓮

內容提要:“秦可卿之死”是《紅樓夢》中的重要事件，不僅與小說敘事結構的走向密切相關，更關乎小說家的道德觀念和倫理態度。秦可卿“因病而死”在某種程度上隱喻了她的“身份焦慮”、可能不為人知的“道德缺失”以及對現實境況的終極妥協。而原稿中“自縊而死”直接揭露了賈府倫理秩序的危機與崩潰，凸顯了秦可卿不得已而選擇自殺的倫理悲劇。曹雪芹對秦可卿“自縊”的刪改，不僅表現出自身對“亂倫禁忌”的顧慮、文本創作意圖的變化，也凸顯了讀者對小說敘事倫理的干預與對敘事內容的重新介入。因刪改后留下了閱讀縫隙，導致部分讀者“僭越”了自己的位置，試圖挖掘潛藏在文本背后的敘述意圖，創造性地參與并發展了“敘事進程”，從而造成了讀者及研究者對秦可卿結局的多重理解和闡釋。

秦可卿是《紅樓夢》中非常重要的人物，她的喪事是賈府中第一件大事，因此“秦可卿之死”歷來備受學者們關注。秦可卿主要出現在前80回中，分別是第5至8回、10至11回、13到15回，她在第13回開頭去世，第15回出殯。在程高本后40回中，秦可卿出現在第101回“大觀園月夜感幽魂”、111回“鴛鴦女殉主登太虛”、116回“得通靈幻境悟仙緣”。比較金陵十二釵來看，涉及秦可卿的筆墨并不多，但很多研究者對她的死不斷探究、質疑與爭論。據《紅樓夢》各版本中的批語及學界的看法，秦可卿或是因病而死，或是因與賈珍亂倫而在“天香樓”自縊。她的死不僅與小說敘事結構的走向有密切關系，更關乎小說家的道德觀念和倫理態度。本文從敘事倫理的角度切入，探究秦可卿的身份與疾病、讀者對敘事的干預、作者倫理態度的變化以及刪改前后“秦可卿之死”的悲劇性變化等，以期方家指正。

一、多重敘述下的身份與疾病隱喻

根據目前學界對“秦可卿之死”的兩種判斷，筆者首先考察文本中秦可卿“因病而死”的因由。疾病不僅是現實生活中的身體病征，也是內心世界的折射與對現實境況的反映，往往超越了疾病的本身。對疾病敘述還可以與他人建立關系，也是建構人物身份與地位的重要途徑，《紅樓夢》對秦可卿疾病的敘述也體現了這樣的特點。雖然文本對秦可卿的介紹只有寥寥數語，但對她治病過程的記述較為詳盡。從秦氏的外貌來看，她儀表出眾，具有“兼美”的特征。在賈府眾人眼里，她知書達理，性情溫和;在賈母眼里，她“是個極妥當的人”，“乃重孫媳中第一個得意之人”(第5回);在尤氏眼里，“打著燈籠也沒地方找去”(第10回);在仆從眼里，她“素日憐貧惜賤、慈老愛幼”(第13回)，可見秦可卿在眾人眼里是完美之人，可是她“因病而死”卻讓人疑慮重重。

(一)多重敘述視角下的身份與病情

作者對秦可卿疾病的描述是從旁觀者的敘述視角入手的。第10回敘述金榮鬧學房、受委屈之后，金寡婦雖勸說了兒子，卻轉頭告訴小姑子璜大奶奶。璜大奶奶一聽便想找秦氏理論，可是到了寧國府之后，聽了尤氏對秦氏病情的描述，不僅沒有說出侄子受氣的事，反而嚇得不敢做聲。尤氏講述，從不讓秦氏請安，到對她反復夸贊，再到抱怨秦鐘不該說出鬧學堂之事，而后又告訴璜大奶奶自己如同“針扎似的”難受，夾雜著反問:“嬸子，你說我心焦不心焦?”(第10回)璜大奶奶的怒氣被嚇到了“爪洼國”。應該說，這兩個人的對話是具有較高藝術表現力的臺詞，尤氏根本不是“鋸了嘴子的葫蘆”，足見兩人的對話經過敘述者的藝術處理，才可能淋漓盡致地呈現了尤氏對秦可卿病情的關切與憂慮。

而尤氏與賈珍的對話，更顯示了賈珍對秦可卿病情的重視。寧國府為秦氏請了不少大夫，“三四個人一日輪流著倒有四五遍來看脈”(第10回)，賈珍又表明不怕花錢，衣服就是一天換一套新的也不值什么。在尤氏、賈珍、璜大奶奶的不同敘述視角之下，秦氏在寧國府的身份與地位已經讓讀者一覽無遺。加之賈蓉請大夫、王熙鳳和王夫人等人探詢以及賈寶玉的哭泣，又表明了秦氏的病勢愈加嚴重，病情也從模糊到逐步清晰起來。不同人物的敘述視角及心理反應完成了對秦氏的疾病的描述，也形成了古代小說中典型的疾病敘事，從而揭示了疾病背后的復雜家庭關系。

不僅如此，小說又從張太醫的視角細致呈現了秦可卿的病情。賈珍因找不到好太醫，馮紫英便把張友士介紹過來，于是張友士被尊為“張太醫”，他是來京給兒子捐官的?？梢酝葡?，張友士為人處世極為老成。張太醫為秦可卿診脈之時，要“先診脈”，而后“問病情”，以顯示自己的高明，他得出這樣的結論:

“大奶奶這個癥候，可是那眾位耽擱了。要在初次行經的日期就用藥治起來，不但……如今既是把病耽誤到這個地位……據我看這脈息:大奶奶是個心性高強聰明不過的人;聰明忒過，則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則思慮太過。此病是憂慮傷脾，肝木忒旺，經血所以不能按時而至。大奶奶從前行經的日子問一問，斷不是?？s，必是常長的。是不是?”這婆子答道:“可不是!從沒有縮過，或是長兩日三日，以至十日都長過?！毕壬犃说?“妙啊!這就是病源了……”(第10回)

張太醫診脈之時，根據中醫學的“八綱辨證”對“虛實”“寒熱”進行了分析，并“結合六經及衛氣營血的辨證”，包括對“五行生克”等進行了解釋，又對月經時間的先后、長短進行了分析。古代醫學多認為女子月經不調是“氣郁所致”，其中包括“情志不暢，氣滯血虧”，張太醫從脈象推測秦氏“心性高強”“聰明忒過”，難免“思慮太過”。尤氏也認為秦氏“不拘聽見個什么話兒，都要度量個三日五夜才罷”(第10回)，正與張太醫所說類似。實際上，如果僅是粗略判斷，“月經不調”都有類似的根源。對于婦女疾病有很多專門的醫學典籍進行了記述，從《黃帝內經》到《金匱要略》《婦人大全良方》《婦科玉尺》等醫書，都有對婦女月事的記載。到了明清時期，中醫治療婦科疾病已經具有了較為成熟的醫藥理論與經驗，作為有經驗的中醫，在一般情況下，判斷“月經不調”“喜脈”應該不難。引文中婆子認可了張太醫所說，張太醫自鳴得意，竟然笑說“可是那眾位耽擱了”，在賈蓉追問之下，張太醫又說“吃了這藥也要看醫緣了”，“總是過了春分”。張太醫做此診斷的前提是“病耽誤到這地位”，把種種可能出現的意外均囊括在話內，可見的確是久慣行醫之人，說得天衣無縫。

文本還展示了張太醫的藥方，這個藥方到底有什么作用呢?藥方中主要的幾味藥是:“人參”“白術”“云苓”“熟地”“歸身”“黃芪”“醋柴胡”等。單獨來看，大部分中藥適用于婦女“月經不調”“疏肝補脾”，而且這些藥名也經常出現在現代治療婦科疾病的中成藥成分中，諸藥合用，治療一般的“月經不調”應似可以，又兼顧了腎虛。然而對于已臥床不起的秦可卿來說，“方子”已沒有什么價值?？赡芮厥系摹安≌鳌奔婢吡恕霸陆洸　钡奶攸c，不過張太醫能夠排出“喜脈”，似乎很“高明”了。醫家們受傳統文化與治愈經驗的影響，“只達到了對月經病的理解，未完成對月經病本質的把握，加之月經病兼證的繁多，而導致了月經病名逐漸增多，范疇界限卻日漸模糊的現狀，致使人們不易區分出哪些屬于月經病的本病，哪些屬于月經病的兼雜病證”。因此，張太醫只是做出了“月經不調”的粗略判斷，而未必是秦可卿“病征”的全部。

顯然，我們這樣去追究小說中人物的病征、病理及藥方，已經離開了文學敘事的本身，完全割裂了藝術與真實、內容與形式之間的關聯。秦氏的“疾病”并非真實意義上的客觀存在，小說敘述也不是現實生活的傳聲筒，而是描摹出源自于生活現場的聲音，營造身臨其境之感。作者列出的“藥方”可能來自對女性疾病的了解與日常經驗，或是閱讀過家藏醫書，畢竟曹雪芹不是明清時期的“中醫行家”，僅是為讀者展示了具有文學性的“診病”細節。文本對秦氏“疾病”的敘述，一言以蔽之:補充了秦可卿在賈府的生存狀態、性情心理以及人際關系，或者說重新為她構建起了可信的“身份”。

(二)疾病隱喻與敘事時間的突兀

僅就小說文本傳遞的信息來看，不得不讓人思考秦可卿因何而病?筆者就她的疾病與身份、病情與敘事時間的關聯進行論述。

第一，身份與病情之間的矛盾?！吧矸荨本哂幸欢ǖ膹碗s性，正如聶珍釗所說:“身份從來源上說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與生俱來的，如血緣所決定的血親的身份。一種是后天獲取的，如丈夫和妻子的身份?！鼻乜汕湓谫Z府的身份屬于后者，雖然敘述者把“論病細窮源”放在一個重要位置上，但作者的“重心”并不是寫如何醫治她的疾病，而是借助醫生之口說出“思慮過度”“不如意事常有”，這種“不如意”“熬日子”的疾病軌跡似并不符合秦可卿這樣的“身份”。

其一，病情與身份并不符合?！皞惱硪笊矸萃赖滦袨橄喾?，即身份與行為在道德規范上相一致?！本颓厥隙?，“身份”與“德行”是一致的，因而才會擁有賈府眾人的疼愛，而且賈珍夫婦對秦氏就像對待“親生女兒”一樣。秦氏自己也說，夫妻之間“從來沒有紅過臉兒”。在這樣一個被眾人疼愛的“積善之家”里，秦氏的病征卻反映出抑郁、焦慮與精神壓抑，似乎活在逼仄、困窘的家庭空間里，令人有些費解。敘述者沒有明確交代秦氏因何而“思慮過度”，即便出現一些類似秦鐘鬧學堂之類的瑣事，也只會導致“月經不調”，通常也只會增加不孕不育、血虧等病征，并不會直接導致死亡。

其二，秦可卿表明自己已“無藥可救”。王熙鳳探望秦氏之時，她自言“任憑神仙也罷，治得病治不得命”(第11回)，似乎到了等死的地步。那么秦氏的“病”是怎么得的呢?她沒有說明，只表示“不過是挨日子”，她的“病因”似乎不僅來自于生理上，而是處于身體與精神的雙重疾病之中?！凹膊⊥嘎冻龌颊弑救嘶蛟S都沒有意識到的那些欲望……這些隱蔽的欲望現在被看作是疾病的誘發因素?！鼻乜汕淇赡茏约阂矝]有意識到，“神仙”都治不了的“病”，不僅是“無藥可救”“命該如此”，也隱含了不可能、也不想被醫好的心理狀態。王熙鳳再次探望她時，秦氏反過來安慰鳳姐，實則已病入膏肓，蒙府本側批云“人于將死時也應有一變”。從這些表現來看，似乎在秦氏身上發生了什么特殊的事情，打破了正常的生活秩序，讓她這樣身份、性情的人感到了“絕望”。最終可以理解為她的“身份”與“德行”之間存在某種“非一致性”，或可被視為所謂的“道德缺失”。

其三，“出身”與疾病似有關聯。秦氏在賈府的“身份”看起來非常完美，但“出身”給她的身份嵌入了瑕疵。秦氏的父親秦業為“營繕郎”，從“養生堂”抱養了她。秦業年近七十，而“宦囊羞澀”(第八回)，秦鐘也自認為出生于“清寒之家”(第七回)，這種境況與賈府并不對稱。問題還在于，秦氏與秦業、秦鐘并無血緣關系，這樣的“出身”顯得低微了很多。但從賈母賞賜秦鐘的禮物來看，賈府還是很重視這對姐弟的。而比較起王熙鳳來，秦氏沒有王熙鳳背后強大的家族實力與姻親關系。即便王熙鳳吃醋、撒潑與報復，賈府也奈何不得她，而秦氏無法與之相提并論。秦氏“心細”“心又重”，可能與她的“出身”有某種關聯。如果她受到誤解、委屈或侮辱，是不會說出口的。正如明清小說中有一類故事:某婦，因丈夫“疑心”而被休棄，婦泣云:“百病皆有藥，此病諒難醫?！边@句詩直接道出，傳統家庭里地位卑微而又“委屈難言”的薄命女性的心聲。這種難以言說的“病痛”，或許是秦可卿“心病”之源。

第二，患病時間的突兀與短暫。秦可卿的疾病來得非常突然，但敘述時間還是較為清楚的。在張太醫診病之后，第二日就是賈敬過生日，王夫人問了秦氏的病情，尤氏回答道:“他這個病得的也奇。上月中秋還跟著老太太、太太們頑了半夜，回家來好好的。到了二十后，一日比一日覺懶，也懶待吃東西，這將近有半個多月了。經期又有兩個月沒來?！?第11回)可見秦氏得病也只有二十多天的時間。尤氏又對王熙鳳說起，“你是初三日在這里見他的，他強掙扎了半天”(第11回)，表明從中秋到本月的初三，秦氏已經病到了臥床不起的地步，具體得病的時間是從“中秋”到“二十”，也就是在五天左右顯示出了癥候，她的疾病顯得有些突然。就治療時間來看，也算不上“耽擱”。

正是在賈敬過生日時，王熙鳳去探望秦氏，并安慰她“如今才九月半，還有四五個月的工夫，什么病治不好呢?”(第11回)而后出現的時間是“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日日差人去看秦氏”(第11回)，接著王熙鳳又于“初二日”去看秦氏，即臘月“初二”，此時秦氏已經“瘦干”了。如果撇開期間穿插了賈瑞、林如海去世的時間，單看秦氏的死亡時間，應該是在次年春季。秦氏不僅病得快，而且“病得的也奇”，似乎與“月經病”并不符合。秦氏因何病得如此迅速?張太醫其實未能“窮源”。

從以上兩方面來看，秦可卿的身份與疾病、疾病與患病時間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矛盾，又似有所關聯。她的疾病可以說是心理病態、精神抑郁與身體疾病相互糾纏而形成的“疑難雜癥”，某種程度上隱喻了其“身份焦慮”、可能不為人知的“道德缺失”以及對現實環境的終極妥協。曹雪芹習慣把大量“隱喻化”的描寫摻雜在敘事進程中，如判詞、花簽、燈謎、戲曲，等等。實際上，讀者對“隱喻”的理解難免存在誤差。塞薩爾·艾拉認為:“文學遠遠超出了傳達信息的功能，這超出的部分就在作家的明明白白和讀者的誤會之間?！蔽覀儗η乜汕涞睦斫庖矔嬖谶@樣的“誤會”，在不自覺中以“動機推理”達到自己論述的目標。但筆者仍然認為，至少作者對貴族少婦秦可卿“病因”的敘述顯得單薄了一些，難免讓讀者充滿困惑與聯想。

二、讀者的重新介入與作者的倫理認同

曹雪芹在刪改“秦可卿之死”的過程中，不僅體現出了一定的中醫學知識儲備，也熔鑄了自己的倫理觀念，他與魯迅先生有類似之處?！棒斞肝膶W中的疾病敘事不僅體現著魯迅的醫學背景、人格影響，而且灌注著魯迅自己對生命的倫理觀念”，曹雪芹對于秦可卿“自縊而死”的敘述也正是如此。學界對于刪改“自縊”情節存在著種種看法，筆者略述如下:

一是第五回賈寶玉在“太虛幻境”見到美人懸梁自縊圖、秦可卿的判詞、十二支曲，都可以側面表明秦氏是“自縊”而死;二是現存“甲戌本”“庚辰本”“靖藏本”以及“戚序本”中留存一些批語?！凹仔绫尽敝性u道:“‘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作者用史筆也。老朽因有魂托鳳姐賈家后事二件，嫡是安富尊榮坐享人能想得到處。其事雖未漏，其言其意則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刪去?！薄凹仔绫尽泵寂衷?“此回只十頁，刪去天香樓一節，少去四五頁也”。而目前所見“靖藏本”與“甲戌本”批語類似，但是多出:“因命芹溪刪去‘遺簪’‘更衣’諸文”。這些批語表明，這位“老朽”勸告曹雪芹刪除了秦氏“自縊”的情節，其他批語不一一羅列;三是賈府上下人等對秦可卿去世的反應是“納罕”，尤其是賈珍“哭的淚人一般”，他極度奢侈的做法顯得反常;四是秦可卿的丫鬟瑞珠觸柱而亡，小說交代的是“忽又聽得”“可罕”(第13回)，“甲戌本”側批道:“補天香樓未刪之文”;五是焦大酒醉罵“爬灰的爬灰”(第7回);六是程高本后40回中，鴛鴦死的時候，秦可卿以“自縊”的方式引導了她。筆者認為，后40回作者也認同秦可卿是“上吊而死”，很多學者亦作此判斷。另外，“天香樓”又出現在第13回，“甲戌本”側批云:“刪卻，是未刪之筆?！睂W界對以上各觀點多有論述，筆者不再贅述。也有學者得出的結論是:“即使從現存文本來看，秦可卿也是上吊自殺的?！惫P者贊同這種觀點，并認為原稿中她應是“自縊而死”，即“秦可卿淫喪天香樓”。

那么作者為什么要刪去秦可卿自縊的情節呢?早在上世紀90年代，張慶善就談到:“曹雪芹之所以將秦氏結局做了重大修改，決不是盲目的聽命于畸笏叟的擺布……這流露出他濃厚的補天思想。而曹雪芹則更多地從創作風格、審美觀念和深化主題上考慮。從否定秦氏到同情秦氏，是曹雪芹創作思想的一次轉變，是一次升華?！痹偃?，石昌渝認為:“曹雪芹最終刪去‘秦可卿淫喪天香樓’，應當包含著對秦可卿充滿人道主義的同情?！闭\如二位先生所論，曹雪芹不是簡單地聽命于畸笏叟，也無疑對這個人物充滿了同情。從敘事與倫理的關系來看，筆者認為，刪去“天香樓”自縊的情節主要與讀者干預、作者的倫理顧慮及創作意圖有關。

(一)讀者對倫理的干預與文本介入

筆者認為，評語中的這位“老朽”對曹雪芹的規勸起到了一定作用?！白x者對于小說的倫理判斷會受到敘事手段和故事內容的雙重影響”，“老朽”或是脂硯齋，也或是畸笏叟，他們均是《紅樓夢》的讀者，因秦氏托夢而“悲切感服”，因此希望“姑赦之”?？梢姟白x者”受到了敘事內容的影響，由此產生了強烈的倫理訴求，于是“命”雪芹刪去“遺簪”“更衣”的細節，這也代表了“讀者”希望重新認同秦可卿的身份?！吧矸菡J同的過程，就是倫理認同與道德認同合一的過程?！蔽谋緞h去了“四五頁”之后，秦可卿不存在“亂倫”的過失，完全符合了倫理道德規范，也就符合了自己的“身份”。而“老朽”作為小說的“評點者”，已介入了倫理傳播的層面;作為小說的“讀者”，又重新介入了小說人物的道德層面，也就意味著“讀者”參與建構了秦可卿的“死亡敘事”。

“讀者”的“干預”得到了曹雪芹的“倫理認同”。曹雪芹接受了“老朽”的意見后，“讀者”與“作者”均以符合自身意愿的“倫理姿態”重新介入了小說已有的“真實”，即對敘事倫理進行了雙重“干預”?！皞惱碚J同是個體在共體這一平臺上通過倫理精神獲得了倫理解放與道德自由，從而使人們之間形成互動、有機的和諧倫理關系?！辈苎┣弁鈩h去亂倫情節，也傳遞出了不愿意破壞秦可卿完美形象的想法，這種讀者與作者直接交流、互動的結果是，再次“通過敘事者的故事講述，完成對記憶與經驗的重構”，由此形成了“和諧”的倫理關系，這在其他古代小說創作過程中是極為少見的。

(二)作者的顧慮與創作意圖變化

首先，刪改“自縊”情節，與曹雪芹的倫理觀念有關。秦可卿與賈珍的關系屬于家庭關系中典型的親屬亂倫行為。這種違背家庭倫理、敗壞人倫的現象，不僅有傷風化，也是正式場合羞于啟齒的問題。明清時期律法對“亂倫”的懲處極為嚴苛，正是出于社會、法律、道德的多重顧慮，雖然文學作品對“亂倫禁忌”的記載有著悠久的歷史，但通常作者都會對“亂倫”持否定態度。中國社會本身是倫理型的社會，倫理道德正是嚴密控制社會的手段，反映到文學層面上，“亂倫禁忌”也是很多作者不愿意碰觸的問題。而在《金瓶梅》刊行前后，出現了一批“淫穢”小說，到了清初以后，這類小說不斷受到貶斥或禁毀。從曹雪芹的倫理視角來看，他也未必愿意將“公媳亂倫”的故事赤裸裸地呈現在讀者面前。曹雪芹刪除“亂倫”情節，既可以達到“老朽”這類讀者的滿意，也可以適合社會語境的要求。

其次，刪改“自縊”情節，與曹雪芹的創作意圖變化相關。曹雪芹在披閱、增刪小說的過程中，曾為小說不斷更名?！凹仔绫尽薄斗怖分性?“《紅樓夢》，是總其全書之名也;又曰《風月寶鑒》，是戒妄動風月之情;又曰《石頭記》，是自譬石頭所記之事也?！苯又衷?“又如賈瑞病，跛道人持一鏡來，上面即鏨‘風月寶鑒’四字，此則《風月寶鑒》之點睛?！毙≌f第一回也提到了《風月寶鑒》，第十二回中道士告訴賈瑞“風月寶鑒”是“專治邪思妄動之癥”，直接指出了“寶鑒”的功能。再如“庚辰本”第十三回，回前批曰:“古今風月鑒，多少泣黃泉!”亦是指秦氏與賈珍的亂倫關系。對于“勸誡邪思”之意，其他情節亦有反映。因學界對“風月寶鑒”論述較多，其他不再重復。筆者認為，《紅樓夢》成書過程中應有過《風月寶鑒》的命名，也較為符合文本中的情節。

而文本第一回借石頭與空空道人的對話，表達了《紅樓夢》不同于“歷來野史”，也并非“風月筆墨”或者“才子佳人小說”?？湛盏廊嗽俅螜z閱《石頭記》發現:“……凡倫常所關之處，皆是稱功頌德……雖其中大旨談情，亦不過實錄其事”。這里的“作者”并非是現實面貌的曹雪芹，而是隱含在文本之中的作者，表達“大旨談情”、標榜“實錄其事”“換新眼目”的“作者”，這個“作者”交代“曹雪芹于悼紅軒中披閱十載……題曰《金陵十二釵》”(第一回)，小說第一回幾次轉換敘述視角，而這個“隱含作者”要告訴讀者，曹雪芹先生寫的是“金陵十二釵”，但是“戒淫戒色”的“教化”意識猶在。也就是說，“寫人”“談情”和“勸誡”是共存的。很多古代文學作者，“不把理性與情感截然分開，而是以理節情或以情補理”，《紅樓夢》最終也是如此，書寫的是日常生活之下的“人”“情”“事”“理”，反映出了真實與虛幻相互交錯的多層次敘述內涵?！讹L月寶鑒》的更名也表明，“戒淫戒色”并非小說唯一的旨歸，那么“倫常所關之處”的“不堪之事”，似乎不應該成為著重描述的對象，當然也可以隱去。且小說開篇已強調，創作的本意并非要“貶人妻女”“壞人子弟”，而“公媳亂倫”的情節似乎與作者要摒棄“風月筆墨”的創作意圖相違背。綜觀以上種種情形，筆者認為，曹雪芹能夠接受“老朽”的建議，既有對難于啟齒的“亂倫禁忌”的顧慮，也有創作意圖的逐步變化，以及對“紅顏薄命”女性的關愛、對沒落貴族家庭難以割裂的復雜情懷。

另外，刪除了“自縊”情節，并沒有將秦可卿恢復到表面風平浪靜的寧國府中“合理”病故。讀者仍在敘述脈絡中探尋“秦可卿之死”的因由。讀者總是希望“此時此刻介入到事物、時間、歷史的日常過程”，而刪改后，讀者只能通過賈珍的態度、判詞等“縫隙”來猜測。尤其是目前留存下來的批語中，又補充了“遺簪”“更衣”的細節，不禁讓讀者猜想:秦可卿是在何種特殊境況下與賈珍發生了亂倫關系?她是攝于賈珍的淫威，還是出于自愿?她是否可以不死?于是，秦可卿所處的時間與空間、自愿與被迫、生與死、絕望與拯救，似乎變成了無解的命題。

筆者在明確原稿中秦可卿是“自縊而死”的前提下，補述上文中可能造成秦可卿身份與疾病之間的矛盾以及“得病突?！钡脑?一方面，在曹雪芹的創作思維、修改思路之中，沒有剔除秦可卿與賈珍的亂倫關系，加之賈珍父子“素有聚麀之誚”，難免讓讀者“心疑”，于是直接建立起了心理連線。更明了地說，敘述者對秦可卿的道德取向與敘述慣性一直沒有改變。另一方面，將秦可卿“病死”的情節直接插入原有“自縊而死”的敘事進程中，難免會有敘述時間短促、不同人物去世時間混亂以及閱讀斷裂之感。這可能是作者也沒有明確意識到的“思維痕跡”，因小說強化“天有不測風云”的偶然性、“無巧不成書”的尚奇色彩，這樣的“思維痕跡”是可以被湮沒的。

三、修改后作者倫理態度的動態變化

刪改秦可卿“自縊”的情節之后，這個人物發生了從“自殺”到“病死”的轉變，形成了自然的文本空隙，這并非曹雪芹有意要制造煙霞繚繞的“空白”。撇開文本遺留下來的矛盾與空白，筆者認為，作者的倫理態度以及“秦可卿之死”的悲劇性發生了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暫時“擱置”了家庭倫理危機

一方面，刪除“亂倫”的丑事后，寧國府的倫理秩序由危機四伏又回歸到了表面的平靜，也就隱藏了這個家族倫理秩序的混亂與崩潰。另一方面，刪改的結果是，作者對家庭倫理秩序的混亂與裂變進行了暫時性的“擱置”，不自覺中傳遞出了對倫理沖突進行“彌合”的想法，那么賈府的淫靡還需要讀者在后文里慢慢體會。比較來看，原稿中秦可卿“自縊而死”，對藏匿于家庭日常生活中的痼疾進行了直接曝光，這種“痼疾”正是賈府加速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把這種“刪改”看成“敗筆”，筆者認為并不準確。

首先，作者的倫理態度總是潛藏在敘述的形式之內，在小說的敘述細節中無處不在。例如賈珍父子與尤氏姐妹的淫亂關系，足以表明寧國府的道德淪喪。在小說情節刪改的背后，往往包含著作家對人物的重新傾聽、思考與確認。從敘事與倫理的關系來看，“認為敘事倫理是一種藝術和技巧，而不是簡單地對日常理性倫理規則的反映和折射”?！都t樓夢》也體現了這樣的技巧，尤其在細微之處，完全可以看出敘述者對賈珍的態度。如第2回冷子興道:“這珍爺那里肯讀書……”;第7回焦大罵“爬灰的爬灰”;第9回賈珍因與賈薔的關系，而風聞“口聲不大好”;第75回賈府開夜宴時，連祖先都要跳出來“嘆息”家族的道德敗壞，等等。這些細節都能夠傳達出敘述者對賈珍破壞倫理秩序的策略性否定。

決策樹模型是目前藥物經濟學評價較為成熟的決策分析模型之一，其特點是不考慮時間因素，根據相關臨床事件發生的邏輯順序構建模型結構和指標，但是不詳述臨床事件在哪個時間點上發生，一般用于病情不太復雜的疾?。?0］。本研究基于臨床試驗結果，通過構建決策樹模型，采用決策樹模型分析軟件Treeage Pro 2011，從全社會的角度，進行芪骨膠囊與仙靈骨葆膠囊治療原發性骨質疏松癥患者的成本效果分析，以評估兩種治療方案的經濟性。

其次，刪改“自縊”情節促使小說的敘事節奏變得舒緩了很多。如果我們“一旦對各種事件或事件系列、插曲所包括的時間總量作出考察，就有可能運用這些資料確定總體節奏”。從小說中一系列大事的時間排序來看，秦可卿“自縊”出現在小說的開端部分，接下來賈府要經歷“烈火烹油、鮮花著錦”的局面，這種悲喜交替的敘述能帶給讀者一定的感官刺激，也屬于敘事鏈接上合理的推進。但前文的“丑事”與“省親”顯得并不很協調，因賈府是在經過“瞬息的繁華”之后，家庭內部的經濟矛盾、秩序的混亂才急劇凸顯了出來。到了第53回，作者對“祭宗祠”的詳盡敘述，揭示了榮國府在經濟上已經窘迫不堪，而到了第75回，直接描述賈珍毫不遮掩地帶領寧國府眾子侄開設賭局，達到了極度的驕奢淫逸，至此賈府的“生存狀態”到了岌岌可危的時刻。曹雪芹未必預測到秦可卿“自縊”或“病死”對于敘述舒張、節奏快慢的影響，也未必能夠恰到好處地呈現賈府何時達到衰敗的巔峰，但修改了秦可卿“自縊”之后，客觀上促使整體敘事節奏發生了延緩與“時間總量”的延長。賈珍等人的面紗被層層揭開，賈府的倫理秩序如同抽絲剝繭一樣被逐步消解。從這個角度來看，筆者認為，刪改秦可卿“自縊”未必是完全失敗的。

(二)消解了“秦可卿之死”的悲劇元素

從秦可卿的視角來看，“自縊”是她在倫理困境之下做出的選擇?！皝y倫”給有教養、懂禮儀的秦可卿造成了身心重壓，在她內心深處幾千年來的亂倫禁忌早已經內化為道德規范。因此“亂倫”給她帶來不可饒恕的罪惡感，不符合她內心所認定的道德標準，最終演化為內在的道德困窘與“身份焦慮”。又因這件丑事被丫鬟瑞珠撞破，“身份”與“德行”之間的失衡促使秦氏陷入了“倫理危機”，導致她認為“自殺”才是最好的遮羞與贖罪方式。秦可卿的倫理選擇是按照傳統社會要求和倫理道德規范而進行的選擇?！皞惱磉x擇是在特定環境或語境中對如何做人的選擇，也是對人的身份的建構和確認?！边@樣來看，秦可卿不是死于法律或被迫，而是眾目睽睽之下的“德行”殘缺，她需要遵循做人的倫理、遵守道德規范、符合自己的身份，那么她已別無選擇。秦可卿選擇“自縊”是在特殊的家庭環境里“被迫”做出的抉擇，她是被傳統倫理規范所困擾、綁縛與戕害。

從秦可卿的身份來看，“自縊”表明她的“身份”根本無法維護倫理道德的底線與個體尊嚴。歸根到底，她的“身份”不取決于自身的容貌、性情、能力與道德，這個“身份”只是停留在光鮮的外表。實際上，秦可卿的“身份”依賴于“家長”與“家族環境”的給予，她亦是被“家長”的絕對權利所絞殺。由此也揭示了寧國府縱欲、糜爛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同時，秦氏的“自縊”也是對混亂倫理秩序的回擊，讓所有的人震驚、困惑與惋惜，從某種程度上，作者也完成了對秦可卿的倫理救贖。因為她的自殺，讀者可以原諒她“亂倫”的過失，從她的“倫理選擇”中獲得應有的道德啟示，由此受到一種感召與道德教化。而刪去“自縊”情節后，掩藏了秦可卿生存的窘境，消解了她的倫理選擇及這種選擇所蘊含的悲劇元素。最終可以看到，秦可卿“因病而死”呈現的是，作者對女性心理與身體疾病的關注，只是敘述了大家族里一位“兒媳”去世的過程及整個家族的社會關系。于是作者的倫理態度發生了從對家庭倫理的關注轉換為對個體生命倫理的關注。

(三)淡化了秦可卿的“幻情”色彩

作者無論怎樣安排秦可卿死去，敘事結構都不會發生大的變化。秦氏去世后便是“王熙鳳協理寧國府”，而秦氏“托夢”預示“月滿則虧”，又叮囑王熙鳳“祖墳附近多置田產”、設置并供給“家塾”等，又形成了對賈府衰落的預兆?？梢娮髡卟粌H預設了秦氏“死亡”的路徑，也給她打上了“宿命”的印記。而秦氏這種“宿命色彩”也與“太虛幻境”的身份有關。秦氏還有著一重特殊的身份，即“警幻仙姑”之妹“可卿”。第五回賈寶玉神游“太虛”之時，與“警幻仙姑”的妹妹“可卿”有一段云雨之情?！熬孟晒谩钡哪康氖菫榱俗屬Z寶玉“改悟前情”，而賈寶玉恰好在沉溺于“情?！薄懊越颉睍r醒來。而這個來自“太虛幻境”的“可卿”在前80回再也沒有出現過，或許曹雪芹在后40回中另有安排。

程高本后40回中，賈寶玉在“幻境悟仙緣”之時，來到“真如福地”，殿宇匾額題的是“引覺情癡”，賈寶玉在房檐前先見到了王熙鳳，到眼前細看卻是秦氏，秦氏也不答言，竟自往屋里去了，此時敘述者強調的只是“賈蓉的前妻秦氏”，而“可卿”卻不知蹤跡，似乎與“警幻仙姑”也毫不相干。后來賈寶玉被和尚狠命推了回來，和尚說“情緣都是那些魔障”(第116回)，對于賈寶玉而言，似乎達不到“引覺情癡”的效果。賈寶玉這次神游應該領悟到“萬境歸空”，由此產生“人生幻滅”之感，以此來照應前文，但是卻沒有明確的體現?；蛟S后40回作者想要強化“幻境”也已是“人非物換”了。這樣來看，“釋道聯袂”似乎沒有讓賈寶玉達到“頓悟”，后40回中“可卿”的敘述功能沒有被作者重視，最終“色空”不過是“虛幻”的代言。

曹雪芹繼承了唐傳奇“一枕游仙”的敘事傳統，“太虛幻境”不僅充溢著道教色彩，也涵蓋了古代小說家“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即在邈遠闊大的宇宙視野下洞觀人世的色空幻化、往復循環”?？赡懿苎┣圻€沒有構想好對“可卿”的安排，目前文本中只能看到賈寶玉因秦氏去世而流淚、吐血的反應，而后40回進一步削弱了這種“幻色”?！熬孟晒谩迸c“可卿”都帶有超時空的“虛擬色彩”與“拯救意義”，正是“情天情?；们樯怼钡碾[喻，也是對“皮膚濫淫”的一種“警示”。曹雪芹刪改了秦氏因“亂倫”而死的情節后，自然也淡化了秦可卿的“幻情”色彩。文本修改后，作者既要合乎敘事傳達出來的“理”，又要契合人物表現出來的“情”，才能促使倫理觀念與敘事內容之間一氣貫通。而曹雪芹對“皮膚濫淫”的倫理態度與超時空的敘事策略之間總是顯得有一些剝離，可能也是我們探究“秦可卿之死”過程中的“困惑”與“盲點”。

結語

綜上所述，“秦可卿之死”促使小說由日常的、瑣碎的敘事向宏大敘事轉換。秦可卿最終以“死”實現了從家庭關系、隱蔽的時間過程、復雜的倫理關系及神話色彩的“太虛幻境”中脫域(disembeding)出來，讀者或因“疾病”同情這個“完美”的女性，或因她的“自殺”而更寬容、諒解了她的過失。曹雪芹在改變構思或修改、重塑人物之時，無意之中為讀者提供了一個可開放的、創造性的閱讀空間，也增添了讀者對于秦可卿死因、身份與敘事倫理關系的多重理解。張江在《強制闡釋論》中認為:“以往所有被忽略的細節都要被賦予特定的含義加以闡釋”，在研究秦可卿的過程中也正存在著這樣的問題。

當然，“每一個解釋者的思想文化結構形成了個人的閱讀期待”，讀者有權利置身于社會場域之中，產生不依賴于敘述者的身份及社會主流倫理價值觀念的看法，形成多樣化的闡釋與理解。實際上，從家庭倫理道德來看，曹雪芹并沒有對傳統倫理進行顛覆或重構，而是以自己的思考與質疑喚起了讀者的倫理意識，從而達到作品人物與讀者、讀者與作者之間的倫理共鳴。因潛藏在文本背后的敘述意圖、作家刪改后形成的不確定性以及空白的話語策略造成了隱含的空隙，會讓讀者產生對故事由明白無誤到不明因果的焦灼，由此也促使讀者“僭越”了自己的位置，力圖挖掘潛藏在文本背后的敘述意圖，創造性地參與并發展了敘事隱性進程，也便有了秦可卿“自殺”敘事的疑團?？赡茏髡邚膩頉]有預料到，因為自己的改動而引發了后世讀者與研究者的爭議。小說中的文學形象本身具有復雜性、爭議性與神秘色彩，“秦可卿之死”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①[11] 本文所引用的《紅樓夢》原文均據自曹雪芹著、無名氏續《紅樓夢》(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及第14回《校記》。

② 邵康蔚《〈紅樓夢〉對醫學的貢獻》，《紅樓夢學刊》2000年第3輯。

③ 歐陽惠卿等《中藥調周法治療月經病的基本思路》，《廣州中醫藥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

④ 孫偉等《中醫藥治療女性月經不調的研究進展》，《世界臨床藥物》2012年第12期。

⑤ 劉艷英等《關于月經病范疇的商榷意見》，《中醫藥學報》2010年第4期。

⑥⑦ 聶珍釗《文學倫理學批評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63、264頁。

⑧ ［美］蘇珊·桑塔格著，程巍譯《疾病的隱喻》，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頁。

⑨[14][15][16][17][18][26][27][28] 朱一玄《紅樓夢資料匯編》，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241、241、233、238、237、77、77、233頁。

⑩《古本小說集成·歡喜冤家(下)》第1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47頁。該詩句又見于《今古奇觀》《涇林雜記》《僧尼孽?！返刃≌f，均屬于同類故事。

[12] 趙德明《塞薩爾·艾拉:在真實與虛構之間》，《文藝報》2019年11月15日，第4版。

[13] 譚桂林《魯迅疾病敘事與中國現代生命倫理的發生》，《南京師大學報》2019年第2期。

[19] 艾浩德著，胡晴譯《秦可卿之死:〈紅樓夢〉中的情、淫與毀滅》，《紅樓夢學刊》2003年第4輯。

[20] 張慶善《關于秦可卿“天香樓”之死的問題》，《紅樓夢學刊》1991年第1輯。

[21] 石昌渝《春秋筆法與〈紅樓夢〉的敘事方略》，《紅樓夢學刊》2004年第1輯。

[22] 韓偉、胡亞蓉《敘事倫理:在沖突與融通中升華——評賈平凹長篇小說〈山本〉》，《西北大學學報》2019年第6期。

[23][24] 竇立春《身份的倫理認同》，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81、61頁。

[25] 龐慧敏《醫療紀錄片的敘事倫理構建》，《倫理學研究》2019年第3期。

[29] 申丹《“隱含作者”:中國的研究及對西方的影響》，《國外文學》2019年第3期。

[30] 左東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原發性問題》，《文藝研究》2021年第8期。

[31] J.Derrida:Marx＆Sons，Ghostly Demarcation，London:Verso，1999，p.249.

[32] Adam Zachary Newton，Narrative Ethic，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5，pp.8—9.

[33] ［荷］米克·巴爾著，譚君強譯《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第3版，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93頁。

[34] 聶珍釗《文學倫理學批評的價值選擇與理論建構》，《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10期。

[35] 詹冬華《中國早期空間觀的創構及其形式美意義》，《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6期。

[36] ［英］安東尼·吉登斯著，田禾譯《現代性的后果》，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頁。吉登斯認為:“所謂脫域，我指的是社會關系從彼此互動的地域性關聯中，從通過對不確定的時間的無限穿越而被重構的關聯中‘脫離出來’?！?/p>

[37] 張江《強制闡釋論》，《文學評論》2014年第6期。

[38] 張江、賈平凹等《意圖的奧秘:關于文本與意圖關系的討論》，《文藝爭鳴》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