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鎮遼陵琉璃寺遺址建筑構件年代新論

岳天懿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

〔內容提要〕 遼寧省北鎮市醫巫閭山遼代帝陵的琉璃寺遺址，被認為是一座重要的遼代陵寢建筑。該遺址出土的一些被定為遼代的建筑構件，可能為金代產品。目前報道的該遺址出土的檐頭瓦件，包括龍紋、蓮花紋、獸面三大類瓦當和三角形、窄帶狀兩大類滴水，多見于遼金沿用或金代新建遺址，缺少其他明確的遼代例證，亦可在兩宋故地尋找到源頭，當系金朝前期漢人工匠被擄北上的產物。此外，文獻材料的梳理亦表明北鎮兩處遼陵可能并未遭到徹底焚毀，在金代仍然沿用，為考古實物的斷代提供輔證。

顯、乾二陵是遼代重要的帝陵遺址，陵園的具體情況長期以來一直不明晰。近年的考古工作，確認了兩個陵區分別位于遼寧省北鎮市醫巫閭山二道溝、三道溝之中，調查、發掘了一系列重要的建筑和墓葬，取得了重大收獲。二道溝陵區琉璃寺遺址的發掘簡報，介紹了2016—2017年對該建筑基址的發掘情況①。據簡報，琉璃寺遺址包括遼、明、清3個時期的遺存，其中遼代遺存包括一座大型建筑，主殿臺基為29.1×20.4米的長方形，前有15.1×4.7米的長方形月臺，規格極高，應當是帝王陵寢建筑。簡報根據出土的瓦當、滴水的形制，結合相關文獻記載，認為琉璃寺遺址“廢棄于遼末金兵占領顯、乾二州之后”。筆者對琉璃寺遺址出土的遼代瓦當、滴水等建筑構件的年代有不同看法，認為其中的一些建筑構件為金代產品。

一

據簡報，該遺址地層堆積共7層。第一第二層為近現代層，第三第四層為清代堆積，第五層為明代堆積，第六層為遼代建筑倒塌堆積，最下方的第七層為自然淤土層，被認為是遼代建筑廢棄后自然形成。其中，遼代建筑遺物多出于第六層，在晚期地層和遺跡中也有少量發現(簡報中詳細介紹的遼代標本亦多集中于第六層)。簡報中認定的遼代瓦當均為圓形，根據紋樣不同，可分為龍紋、蓮花紋、獸面三類，以下分述。

1.龍紋瓦當。簡報介紹稱數量多、形制接近，皆為陶質(圖一，1、2)。北宋西京洛陽②與鞏縣北宋皇陵③所出的大量標本，證明龍紋瓦當的源頭至少可以上溯至北宋時期。若繼續向前求索，南漢康陵出土的雙鳳紋瓦當可能為其先聲④。簡報認為，琉璃寺所出龍紋瓦當與上述北宋龍紋瓦當形態接近，而與金上京、房山金陵所出的纖細的龍紋瓦當差別明顯，應受到前者的影響，筆者認為，這種判斷是正確的，但由此將這類遺物的年代定到遼代晚期，似乎仍值得商榷⑤。

圖一 龍紋瓦當及相關標本1、2.北鎮琉璃寺(T0607⑥∶19) 3.遼中京半截塔(02NB∶10) 4.城四家子(13BTCIT2047②∶9) 5.靈安州古城采集 6.慶州城采集 7.遼上京博物館展品 8.金上京(T042035③∶2) 9.房山金陵(2001FJL∶69) 10.藍田呂氏家廟(Ⅱ-HK1∶4) 11.開封順天門(T1016H118∶17) 12.前郭塔虎城采集 13、14.觀臺磁州窯三期瓦當[Y3①∶148(三) Y3①∶166(三) Y3①∶165(三)]

目前發現的可能上溯至遼代的龍紋瓦當標本，還見于遼中京⑥(圖一，3)、城四家子古城⑦(圖一，4)、靈安州古城⑧(圖一，5)、通遼腰伯吐古城⑨、岫巖遼金遺址(中醫院樓基建工地)⑩等。此外，鳥居龍藏早年在慶州城采集到綠釉龍紋瓦當(圖一，6)。遼上京博物館展出有1件早年出土的陶質龍紋瓦當(圖一，7)。前郭哈朋店古城曾出有疑似龍紋瓦當的殘片。赤峰太平地鄉高州城據報道也存在團龍紋瓦當。上述遺址或是未開展系統發掘工作，或是可得到文獻、考古材料實證，表明其沿用到金代甚至更晚。其中城四家子古城出土的標本明確來自晚期地層，腰伯吐古城所出團龍紋造型與元代標本更接近。值得注意的是，在始建較早的遼祖陵、遼祖州，尚不見龍紋瓦當的報道；始建晚于顯、乾二陵，葬有圣宗、興宗、道宗三帝，能代表遼代晚期風貌的慶陵陵園，同樣也未發現龍紋瓦當。此外，在遼代建有仿木構門樓的高規格墓葬中，尚難見龍紋瓦當的蹤影。而2座都城遺址——遼上京和遼中京一帶雖有龍紋瓦當出土，卻缺少明確的遼代地層證據。嚴格來說，目前仍沒有其他可以確定為遼代的龍紋瓦當標本。

這批龍紋瓦當是否可能是金代的產品呢？簡報認為，琉璃寺的龍紋瓦當與金代瓦當風格迥異，進而否定了這種可能。我們需要注意的是，所謂典型的金代龍紋瓦當，是以金上京(圖一，8)與房山金陵(圖一，9)為標尺的。金上京雖始建于金朝初年，但在海陵王時期不僅被遺棄，且遭到有意的毀壞，于金世宗時期方才重建。房山金陵則始建于海陵王執政的12世紀中葉。上述兩地出土相似的纖細風格龍紋瓦當，實際當屬金朝中后期的產品，并不能以此作為金朝早中期的標型器，或僅以這一類產品作為金代龍紋瓦當的代表。

而類似琉璃寺基址所出的造型豐滿、鱗片細膩的龍紋瓦當，在金代并非無跡可尋。早年在塔虎城(金肇州)采集者(圖一，12)因只有拓片，尚難斷言其紋樣細節。房山金陵出土的高浮雕龍紋瓦當鱗片刻劃同樣細膩，但由于陵區內存在元明清時期遺存，在有更多對比資料之前，單件標本尚難以作為明確的證據。觀臺磁州窯第三期所出者(圖一，13、14)，則提供了更可靠的例證。

如果以金上京、房山金陵、寶馬城、太子城等金代新建皇室遺址的材料，結合塔虎城、俄羅斯濱海邊疆區等城址，以及攬頭窩堡等性質相對明確的遺址材料，我們可以看出，這些金代

遺址中存在大量紋樣與宋代舊境所見者相近的瓦當(圖二)，同時又缺少相似的確切遼代標本。這種對宋金瓦制品相似性的關注并非新論，佐川正敏曾指出，俄濱海地區金代山城出土的牡丹紋瓦當和扇形滴水，與北宋產品十分接近，并認為這和靖康之變有關。顯然，金人在初興之時，大量使用了南方擄掠的漢人工匠，建筑構件的裝飾紋樣仍保留了前朝的傳統。事實上，在遼朝也曾出現過類似情況——沒有營建宮室傳統的契丹人，在初建都城和陵寢時，大量依靠漢地與渤海工匠，以至于我們在并非唐朝或渤海國疆域的契丹人腹地，能發現諸多具有唐代華北地區或渤海風格的瓦當。對于這兩個新崛起的北族政權而言，情況是相近的。琉璃寺遺址這批與北宋舊境產品高度相似的龍紋瓦當，很有可能是金朝產品。除了前舉洛陽地區京城與帝陵的材料外，開封順天門(圖一，11)、北宋晚期熙寧以降營建的藍田呂氏家廟出土的標本(圖一，10)，皆可作為例證。

圖二 中原與南方地區遺址與北方金代遺址所出部分典型瓦當標本對比圖1.北宋皇陵(永定禪院 DST20③∶20) 2—4、8、16.金上京(T042031③∶9 T041034③∶9 T046129②∶1 T048129②∶11 T044130①∶2) 5、6、10、13、15.洛陽城(GT398②∶6 DT45③∶19 DT45③∶21 GT124②∶5 GT196②∶10) 7.寶馬城(T1008①∶7) 9.太子城(17CTT2209②∶7) 11.富弼家族墓地(F1∶7) 12、14、19.塔虎城(采∶00903 T145③∶9 T164②∶2) 17.克拉斯諾雅羅夫斯科耶城址出土 18.明月壩(01F11∶22) 20.攬頭窩堡 (99DLF10∶19)

2.蓮花紋瓦當。2016—2017年發掘中僅出土1件，陶質，“邊輪較寬，略高于主題紋飾。當面飾重瓣蓮花紋，當心處在雙圈內刻劃短線紋”(圖三，1)。據2012—2013年的調查和試掘簡報可知，前期在該遺址采集過1件相似紋樣的綠釉琉璃瓦當標本(圖三，2)。在北鎮遼陵，此類瓦當的發現還包括：早先在周邊的琉璃寺西山遺址曾采集1件紋樣相似的陶質瓦當標本；陵區外圍洪家街一號墓中出土的相似形制瓦當，而洪家街一號墓因其形制又被定為遼代中晚期墓葬；三道溝陵區新立遺址一號基址中，出土了3件類似紋樣的綠釉琉璃瓦當。

我們首先需要考察其紋樣。琉璃寺蓮紋瓦當的特點是密集弧尖瓣，瓣內、瓣間均有裝飾。此類標本具有唐單瓣蓮紋瓦當的遺風，在兩宋時期并不鮮見(圖二，18；圖三，3、4)。其中明月壩所出者被定為中晚唐至北宋前期，南越宮苑遺址出土者被定為北宋時期，但在北宋西京洛陽、鞏縣皇陵中并不常見這類蓮紋瓦當。臨安城的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中則有明確的發現。在中國北方遼金舊境，此類標本典型的發現亦有多例。如靈安州遺址(圖三，5)，城內包含遼金元三代遺存，

圖三 蓮花紋瓦當及相關標本1、2.北鎮琉璃寺(T0104⑥∶5 琉璃寺∶20) 3.南越宮苑遺址(97T9④c∶12) 4.南宋臨安恭圣仁烈皇后宅(SC∶16) 5.靈安州出土 6.伯都古城出土 7.饒州城出土 8—10.高麗開城地區出土 11、12.渤海上京出土

目前尚不能明確此例標本的年代。在吉林松原伯都古城曾有相似發現，早先被認為是渤海時期遺物，后被認為是受渤海影響的遼代產品(圖三，6)。饒州城遺址亦見報道(圖三，7)。根據文獻記載，饒州始建于遼太祖時期，系徙渤海遺民而建，但關于遼亡以后此地金代之改廢尚缺少足夠的資料。在其他典型的遼代遺存中尚不見類似紋樣的瓦當。 值得注意的是，在金上京及塔虎城、攬頭窩鋪等性質相對明確的金代遺址，也有一些風格相像的蓮紋瓦當(圖二，19、20)。此外在朝鮮半島開城地區(圖三，8—10)，以及越南北部地區同樣有發現。雖然既往多將遼金遺址出土的此類標本視為渤海因素影響的產物，但與盛行倒心形花瓣的渤海瓦當相比(圖三，11、12)，上述中國東北與朝鮮半島所出材料明顯與兩宋疆域內的標本更接近。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瓦當的形制。琉璃寺遺址出土的蓮花紋瓦當邊輪略高于當面。目前相對明確的遼代瓦當中，除早期受渤海風格影響的蓮花瓦當采用過這種邊輪造型，其后多數瓦當都呈現邊輪不突出的特點。而兩宋瓦當與金代瓦當中，邊輪形制變化多樣，其中不乏邊輪高出瓦當當面的情況，如前列恭圣仁烈皇后宅所出標本即為突出邊輪。

綜合來看，琉璃寺所出的蓮花紋瓦當的紋樣與形制，應當出自宋地工匠系統，而與渤海瓦當無涉。此類產品的源頭可能上溯至北宋，在南宋與金代仍在延續，鮮見于遼代遺址。至于和朝鮮半島發現的相似標本之間的關系，尚待更多材料來明確。

3.獸面紋瓦當。據簡報介紹，琉璃寺所出獸面紋瓦當皆為泥質灰陶，“數量較多，形制相似”(圖四，1)。鼓腮卷鬃的特征，與中原地區面像布局相近的標本仍存在一定差異(圖四，2)。但在明確的遼代遺址中，更難覓與此類似的獸面瓦當。

圖四 獸面瓦當及相關標本1.北鎮琉璃寺(TJ1BJ∶23) 2.洛陽城(DT45③∶22)

綜合上述討論，琉璃寺遺址所出的三種紋樣類型的瓦當，都可能是遼亡之后，金人大規模南伐、擄掠漢地工匠北上制造而成。需要說明的是，如果我們將視角擴展到其他類別的遺存上，不難發現，上述部分圖案已見于遼代。例如，前述蓮花紋瓦當的紋飾在遼代壁畫和瓷器上已出現，龍紋亦廣泛見于多種遼代遺物。不同物質文化遺存之間的紋樣的確存在相互影響的關系，不過，筆者認為，這只是輔助的線索。我們仍然應該先厘清不同門類遺物各自的時空演變框架，而不能輕易地將這些不同類別遺存出現的相似紋樣視作共時性的產物。

二

簡報中公布的遼代滴水(檐頭板瓦)包括兩類。一類是三角形龍紋滴水，“數量多，形制相似，均為泥質灰陶”(圖五，1、2)。一類屬窄帶狀滴水，數量較少，包括兩種不同紋樣的類型(圖六，1、2)。上述滴水同樣可能是金代的產品。

圖五 三角形龍紋滴水及相關標本1、2.北鎮琉璃寺(T0509⑥∶19 T0607⑥∶21) 3.南越宮苑遺址(97T13GC①∶23) 4、5.巴東舊縣坪(東IT2707④∶1 西F2I∶9) 6.藍田呂氏家廟(Ⅱ-HK1∶9)

1.三角形龍紋滴水。該構件是屋頂檐頭仰瓦(凸面朝下、凹面朝上的板瓦)的組成部分。簡報據西夏王陵與乾安春捺缽遺址中的相關材料，認定其年代為遼代晚期。

關于三角形滴水的出現及其流變，學界仍有不同看法，大體可規為三類。

一種看法認為，北宋時可能尚無三角形滴水。梁思成在《營造法式注釋》中，已經非常敏銳地注意到這部北宋晚期官修建筑書中多作“重唇板瓦”，并指出其做法“是在瓦的一端加一道比較厚的邊”，進而提出“清代如意頭形的‘滴水’瓦，在宋代似還未出現”。

一種看法是三角形滴水為五代至北宋起源。近年來，隨著考古材料的增多，持此觀點的學者逐漸增加，但對開始出現的具體時間則有不同看法。如南越宮苑遺址的發掘報告認為，五代時期(南

漢)已出現初具三角形滴水萌芽形態的標本(圖五，3)。巴東舊縣坪遺址的發掘報告將當地所出的三角形滴水的年代定為北宋早中期(圖五，4、5)。高義夫在對中國南方地區的三角形滴水進行系統梳理后，也基本認同了上述兩種觀點。藍田呂氏家族墓園的發掘者將呂氏家廟出土的三角形龍紋滴水的上限定于北宋中晚期熙寧年間以后(圖五，6)。

與上述觀點不同的是，佐川正敏認為，三角形滴水萌發于金朝或西夏。支撐這一觀點的重要論據是，目前發掘工作較為系統的北宋西京洛陽以及鞏縣皇陵遺址，均不見三角形滴水。

筆者認為，就目前的材料而言，三角形滴水至少在北宋晚期已經在宋代疆域內出現。第一，據《營造法式》記載，北宋時已有“垂尖華頭板瓦”，專門用于檐頭的合瓦(凹面朝下、凸面朝上的板瓦)之上，并已有發掘出的實物可與之對應，而這種垂尖花頭板瓦又與仰瓦(凹面朝上、凸面朝下的板瓦)所接的三角形滴水存在著密切聯系，兩者之間不存在技術上的阻隔。第二，根據以往學者的整理，我們可以看到兩宋統治范圍內長江以南地區滴水的形制，較北方金朝統治區內和西北的西夏國疆域內的材料更為豐富，似乎更體現出從重唇到三角形(如意形)的演變過程。至于為何北宋西京與帝陵不見此類形制滴水，筆者認為，可能要進一步考慮兩宋故地瓦件的地域性特征。正如佐川正敏的研究已經指出，兩宋政權統治區內部的瓦作存在差異性，如中原京畿與包括江南和嶺南在內的南方地區，瓦坯制作工藝就存在泥條盤筑和泥板貼筑的不同。

回到琉璃寺遺址出土的這批三角形滴水本身，與藍田呂氏墓園家廟所出者高度相似，正如上文討論瓦當時所述，應該同樣源自宋地的工匠系統。又因在其他遼代遺址中缺少明確的旁證，故當為金朝產品。

2.窄帶狀滴水。即《營造法式》所載“重唇板瓦”。簡報中介紹了兩種類型，其端面主體裝飾兩道有間隔的“方形戳印坑點紋”(圖六，1)，或是“方形戳印坑點紋”結合“麥粒狀戳印坑點紋”(圖六，2)。其中類似成排分布的方形戳印紋標本在金上京(圖六，3)有相似的標本，麥粒狀

圖六 窄帶狀滴水及相關材料1、2.北鎮琉璃寺遺址出土(T0104⑥∶9 T0203⑥∶17) 3、4.金上京(T047129②∶22 T045029③∶3) 5、6.寶馬城(JZ1①標本1 T1006④∶12) 7.小林行雄記錄標本

戳印紋在金上京、寶馬城等性質明確的金代遺址中均有發現(圖六，4—6)，觀臺磁州窯址第三期亦有出土。值得注意的是，小林行雄早年對遼境瓦件作整理時，曾著錄1件麥粒狀戳印紋標本(圖六，7)。根據圖版注釋，該標本系出自慶東陵，但結合文字描述看，這件標本恐怕采自慶州城，在其后田村實造、小林行雄主編的慶陵發掘報告中，同樣未介紹這類標本。就目前的發現而言，琉璃寺出土的窄帶狀滴水，在其他遼代帝陵、都城遺址中，尚缺少明確的例證。

遼代遺址金代多加以沿用，遺址出土建筑構件的斷代確實為一大難題，但仍可找到一定方法。以遼代帝陵遺址為例，若某一類建筑構件標本在其余遼陵中缺少相似的產品，在明確的遼代紀年墓中不見出土，而在兩宋統治區域內、金代新建或者遼金沿用的遺址中能找到同類產品，則其為金代產品的可能性更大。本文討論的琉璃寺遺址出土的瓦當、滴水等檐頭瓦件，皆大體符合上述特征。

三

簡報中將這批建筑構件認定為遼代晚期而非金代的另一個重要依據是文獻的輔證，即《三朝北盟會編》卷21引史愿《亡遼錄》：

天慶九年夏，金人攻陷上京路，祖州則太祖之天膳堂，懷州則太宗德光之崇元殿，慶州則望圣、神仙、坤儀三殿，乾州則凝神、宜福殿，顯州則安元、安圣殿，木葉山之世祖享殿，諸陵并皇妃、子弟影堂，焚燒略盡，發掘金銀珠玉器物。

《契丹國志》卷11同樣引用了這段記載，不過略有刪改。史愿的記錄誠然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但這并不等同于史實，更不意味著可以直接和考古發現的遺址準確關聯。正如簡報所述，琉璃寺遺址中并未見“焚燒略盡”的現象，便是一個直接的體現。又據《遼史》《金史》等記載可知，上京被攻陷應是天慶十年(1120年)之事，此處系年明顯有誤。因此，我們有必要注意史愿的生平及成書的背景，已有學者對此進行過深入的研究?！督ㄑ滓詠硐的暌洝肪?3記紹興元年(1131年)“朝議大夫添差通判衢州史愿直祕閣。愿，燕山人。有學問。上召見而命之。愿嘗著《金人亡遼錄》行于世?！逼渲杏袃牲c需要考慮：第一，史愿為遼末歸宋的燕人，關于毀陵的見聞應取自他人轉述而非親眼所見；第二，自史愿歸宋(1122年)以后作《亡遼錄》之時，對金初遼代舊境的情況所知應較為有限。簡言之，這段記載描繪的只是遼末傳播到燕地的一個信息斷面。如果我們考察其他系統的文獻和考古發現，則會得到一個更全面的認識。

首先，金人盜掘遼代帝陵當確有其事。既往已有學者對相關的記載做過整理，此處為方便討論，仍補充后詳舉如下?！镀醯尽肪?1在上段文獻之下記述：

所司即以聞，蕭奉先皆抑而不奏。后天祚雖知，問及陵寢事，奉先對以初雖侵犯玄宮，劫掠諸物，尚懼列圣威靈，不敢毀壞靈柩，已經指揮有司，修葺巡護。奉先迎合誕謾，類皆如此。

《契丹國志》卷19《蕭奉先傳》則為上述文本的節引：

天慶九年，女真攻陷上京，發掘陵寢，取其金銀珠玉，奉先皆抑而不奏。天祚問及陵寢事，奉先對以“初雖侵犯元宮，不敢毀壞陵寢?！逼涿杀纹圬?，類皆如此。

《三朝北盟會編》卷4引趙良嗣《燕云奉使錄》：

粘罕、兀室云：“我皇帝從上京到了，必不與契丹講和。昨來再過上京，把契丹墓墳、宮室、廟像一齊燒了，已教契丹斷了通和底公事。而今契丹更有甚面目來和也？”

《金史》卷3《太宗紀》：

(天會二年，1124年)二月，詔有盜發遼諸陵者，罪死。

金人王寂《拙軒集》卷3記：

慶州北山之麓，遼山陵在焉，俗謂之三殿，二十年前常為盜發，所得不貲，是所謂厚葬以致寇者，嘆而成詩。

前兩條《契丹國志》所引者，與前引《亡遼錄》內容連貫，顯然同出自史愿的記載。而其后《會編》所載宋方的記錄、《金史》所載金朝官方的記述系統，以及金人王寂的私人著述，皆可從多個視角佐證史愿所言當有所據。近年來，遼祖陵的發掘情況，亦提供了實證。但是，上述記載和考古發現固然證實了祖陵與慶陵的境遇，卻并未明確提及顯、乾二陵的情況。唯鐘邦直《宣和乙巳俸使行程錄》提及1125年途經顯州時，“契丹兀欲葬于此山，離州七里，別建乾州，以奉陵寢，今盡為金人毀掘?！彼问酚涊d應有所據，但顯然。未親赴山陵，記乾州奉世宗兀欲陵寢亦不準確?！哆|史》《金史》的記載則提供了補充。

《金史》卷71《完顏斡魯古傳》：

斡魯古等攻顯州……遂圍顯州，攻其城西南，軍士神篤踰城先入，燒其佛寺，煙焰撲人，守陴者不能立，諸軍乘之，遂拔顯州。于是，乾、懿、豪、徽、成、川、惠等州皆降。乾州后為閭陽縣，遼諸陵多在此，禁無所犯。

《遼史》卷30《天祚皇帝紀》：

(保大五年)八月癸卯，至金。丙午，降封海濱王。以疾終，年五十有四，在位二十四年。金皇統元年(1141年)二月，改封豫王。五年(1145年)，葬于廣寧府閭陽縣乾陵傍。

《金史》卷4《熙宗紀》：

(皇統元年二月)乙酉，改封海濱王耶律延禧為豫王……(四年九月)乙卯，遣使祭遼主陵。

《金史》卷82《蕭仲恭傳》：

皇統初，封蘭陵郡王……詔葬遼豫王于廣寧，仲恭請往會葬，熙宗義而許之。

《金史》卷5《海陵紀》：

(正隆六年十月，1161年)東京留守曹國公烏祿即位于遼陽，改元大定，大赦。數海陵過惡：弒皇太后徒單氏……殺遼豫王、宋天水郡王、郡公子孫等數十事。

《金史》卷7《世宗紀》：

(大定十七年正月，1177年)壬戌，詔宰臣：“……遼豫王、宋天水郡王被害子孫，各葬于廣寧、河南舊塋?！逼浜髲驮t“天水郡王親屬于都北安葬外，咸平所寄骨殖，官為葬于本處。遼豫王親屬未入本塋者，亦遷祔之”。

以上的記載均當出自金朝史官的記錄系統。如果說斡魯古之傳所謂“禁無所犯”尚屬標榜，或如賈敬顏所注“必有毀掘，乃頒禁領”，則其余記載同樣可證在金代早中期北鎮遼陵并未荒廢，天祚帝及其親屬皆葬于此。且從熙宗祭遼陵并允蕭仲恭參加天祚帝葬禮、世宗朝下詔遷親屬入舊塋之事來看，恐非草草落葬。

王寂《遼東行部志》載明昌元年事(1190年)：

閭陽，遼時乾州也。承天皇太后葬景宗于先塋陵之東南，建城曰乾州，取其陵在西北隅，故以名焉。本朝以其縣去廣寧府五里，改州為縣。去歲又以縣非驛路，移東南六十里舊南川寨為縣治。居民蕭條，亦無傳舍……

此地為金人所占70年后，路過的王寂仍能清楚記下顯、乾二陵的相對位置而不誤，亦可作為一條旁證。

金人毀陵確有其事，但這并不意味著在金朝時期所有遼陵即已荒廢。不同系統的文獻記錄提示著我們，上京地區的祖陵、慶陵確實遭到過嚴重的破壞，但北鎮遼陵很可能繼續沿用了下來，依舊起到安置前朝廢帝及后裔、鎮撫契丹遺民的功能。綜上，將琉璃寺遺址出土的瓦件定性為金代，除了考古材料的支撐，亦可得到文獻材料的輔證。

附記：本文在董新林老師的指導下完成。赴北鎮考察期間，曾得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各位師長的熱忱幫助，在此一并致謝。

注 釋：

①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錦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鎮市文物管理處、北鎮市文物處：《遼寧北鎮市琉璃寺遺址2016～2017年發掘簡報》，《考古》2019年第2期。

②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隋唐洛陽城：1959—2001年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下同。

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

④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廣州南漢德陵、康陵發掘簡報》，《文物》2006年第7期。

⑤ 目前學界對遼金時期龍紋瓦當的分期斷代仍無共識。如賈洲杰早年即將內蒙古地區的龍紋瓦當定為金元時期產品。其中遼中京所出龍紋瓦當被定為金代產品。但近年來的諸多研究或將龍紋瓦當寬泛定為遼金時期，或直接認定遼代有龍紋瓦當。參見賈洲杰：《內蒙古地區遼金元時期的瓦當和滴水》，《考古》1977年第6期；申云艷：《中國古代瓦當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學位論文2002年；申云艷：《中國古代瓦當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19—136頁；盧成敢：《中國東北地區遼金瓦當研究》，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趙怡博：《內蒙古地區遼金元瓦當紋飾研究》，內蒙古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年。

⑥ 遼中京發掘委員會：《遼中京城址發掘的重要收獲》，《文物》1961年第9期；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館、寧城縣博物館：《遼中京半截塔臺基覆土及地宮發掘簡報》，《內蒙古文物考古》2005年第2期；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寧城縣博物館：《遼中京大塔基座覆土發掘簡報》，《內蒙古文物考古》1991年第1期；首都博物館：《大遼五京：內蒙古出土文物暨遼南京建城1080年展》，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94頁。

⑦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白城市文物保護管理所、白城市博物館：《吉林白城城四家子城址建筑臺基發掘簡報》，《文物》2016年第9期；盧成敢：《中國東北地區遼金瓦當研究》，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

⑨ 李鵬、邰新河：《內蒙古通遼市腰伯吐古城調查》，《北方文物》2012年第4期。

⑩ 鞍山市岫巖滿族博物館：《遼寧岫巖鎮遼金遺址》，《北方文物》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