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兒家長親子體育游戲參與意識和行為的現狀調查

王曉芬

(集美大學 誠毅學院，福建 廈門 361021)

當前活動量不足、“坐式生活”和“垃圾食品”等問題充斥現代幼兒生活形態，世界范圍內幼兒肥胖率持續上升，慢性疾病呈現低齡化趨勢，幼兒身體健康問題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家庭是幼兒在成長過程中的第一個社會化組織和教育場所，幼兒家庭體育是個體終身體育意識的發源地[1]，也是幼兒身體健康的重要保障。近年來我國印發的多部重要法規文件均對推動幼兒體育發展和完善家庭體育保障做出了明確要求。2020年衛生健康委、教育部等六部門聯合印發的《兒童青少年肥胖防控實施方案》要求強化家庭責任，“營造良好的家庭體育運動氛圍”“提倡家長與孩子共同運動，創造必要的條件促進運動日?；?、生活化”。2021年12月教育部發布《關于學習宣傳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的通知》,明確提出要“引導家長關注孩子健康成長，利用周末和節假日開展親子活動”。2022年1月1日，我國首部家庭教育法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正式實施，法案明確規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應當合理安排未成年人體育鍛煉的時間”。因此，家庭體育在健康中國戰略和家庭教育戰略的大背景下顯得尤為重要。

3―6歲幼兒正處于身體和機能不斷協調發育的時期，他們好玩、好動的天性決定了游戲是幼兒的基本活動形式。家庭親子體育游戲是3―6歲幼兒家庭體育實施的最佳途徑。家庭親子體育游戲指父或母一方或雙方帶領幼兒以游戲的方式進行的各種大肌肉運動的體育娛樂活動。家庭親子體育游戲對促進幼兒運動能力發展、身體活動參與和密切親子關系的重要價值已被諸多研究所證實[2]。目前，學術界對幼兒群體家庭親子體育游戲的研究主要涉及親子體育游戲實施現況和親子體育游戲的價值探討兩個方面，相關文獻數量不多。已有實施現況主要圍繞家庭親子體育游戲開展的時間、地點、頻率和內容開展，多從描述分析的角度進行闡述。已有學者指出家長的體育觀念和參與行為是家庭體育環境建設的關鍵，也是兒童、青少年體育發展的重要支撐[3]。幼兒家長對親子體育游戲的意識是其引導幼兒實施親子體育游戲活動的潛在力量，然而目前尚未有研究涉及。另外，已有研究鮮有涉及從幼兒家長的背景因素探討家庭親子體育游戲的實施現況。鑒于此，本研究重點從家長參與意識和參與行為兩層面考察福建省域內3―6歲幼兒親子體育游戲的現狀，并結合幼兒家長背景因素進行差異甄別，旨在了解當前幼兒階段親子體育游戲狀況，為有效提高親子體育游戲質量提供科學依據，提高家庭教育質量。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問卷調查法對福建省3―6歲幼兒家長的親子體育游戲參與意識和參與行為進行調查。

(一)調查對象

考慮到地域間的異質性和經濟差異，本研究采用分層比例抽樣的方式確定調查對象，以福建省各市為層級單位(共9市)，依照各層樣本占總數的百分比等比例確定抽樣的家長數。共發放問卷2 432份，回收問卷2 389份，回收率為98.23%，有效問卷2 235份，有效問卷率為91.90%。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如表1所示。其中，父母的職業方面根據已有職業分類的標準[4]，將職業按照其反映社會階層的高低，由低到高分為5個等級：一是臨時工、失業、待業人員、非技術及農業勞動者階層；二是體力勞動工人和個體經營人員、技術工及同級工作者；三是一般管理人員與一般專業技術人員，事務性工作人員；四是中層管理人員與中層專業技術人員、助理專業人員和職業高級管理人員；五是高級專用技術人員、專業主管人員。為表述方便以下分別以非技術人員、體力勞動人員、一般專技人員、中層專技人員和高級專技人員代稱。

表1 調查對象基本情況(N=2 235)

(二)調查工具

本調查問卷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幼兒家長基本情況，主要調查受試者的身份、年齡、家庭月收入、家庭形態、學歷和職業等情況；第二部分為家庭親子體育游戲開展現狀，包括家長親子體育游戲參與意識和參與行為兩個部分，設置單選題和多選題兩種題型。該部分問卷是在實地調研和訪談的基礎上，綜合相關研究文獻[5-8]編制而成。問卷初稿編制完成后，邀請本領域3名專家對問卷內容進行論證，并經43名幼兒家長預試后定稿。經檢驗，整體問卷內部一致性信度系數α值為0.936，顯示本問卷具有良好的信度。

(三)數據處理

采用SPSS21.0軟件對所獲得的調查問卷數據結果進行統計分析，分析的內容包括描述統計、卡方檢驗、事后比較和多元回歸分析等。

二、研究結果

從親子體育游戲的態度、開展動機和制約因素對幼兒家長的親子體育游戲意識進行調查，從親子體育游戲的空間選擇、項目內容和活動量對家庭親子體育游戲行為進行調查。

(一)幼兒家長的親子體育游戲意識

1.親子體育游戲的態度

家長對親子體育游戲的態度是親子體育游戲開展的決定因素。本研究關于幼兒家長對親子體育游戲開展態度的調查結果顯示，65.7%的幼兒家長認為“完全有必要”開展親子體育游戲，27.2%的家長認為“有必要”，可見幼兒家長在意識層面對親子體育游戲持積極肯定的態度。

經χ2檢驗(χ2=65.423，P=0.000<0.01)，不同學歷幼兒家長群體對親子體育游戲態度的人數分布存在顯著差異，如表2所示。幼兒家長對親子體育游戲的態度隨著學歷的增長而大體呈增長趨勢，小學及以下、初中、高中或中專、大專、本科和研究生的幼兒家長表示有必要或完全有必要開展親子體育游戲的比例分別為75.0%、89.4%、91.8%、94.5%、94.8%和95.4%。事后兩兩比較發現，大專、本科和研究生學歷的家長對親子體育游戲的重視程度顯著高于小學學歷的幼兒家長。職業方面，不同職業的幼兒家長對親子體育游戲態度的人數分布存在顯著差異(χ2=43.792，P=0.000<0.01)。非技術人員、體力勞動人員、一般專技人員、中層專技人員、高級專技人員家長中，認為完全有必要開展親子體育游戲的比例分別為64.0%、64.8%、65.4%、67.6%和68.9%，表明社會優勢職業家長群體的家長相比弱勢職業家長群體對親子體育游戲活動更為積極。

表2 不同學歷、職業幼兒家長對親子體育游戲開展的態度情況

2.親子體育游戲的開展動機

在家庭親子體育游戲開展動機中，排名前五的需求因素分別是增進親子良好關系、增強體力和健康、增加家庭凝聚力、增強自信和意志、增進運動能力，分別占比82.6%、69.8%、35.3%、25.8%和22.5%。

經χ2檢驗(χ2=22.911，P=0.011<0.05)，父親、母親開展親子體育游戲的動機分布存在差異。如表3所示，在反映增加家庭凝聚力的動機中，父親占比14.7%，母親占比12%；而在反映增強體力和健康的動機中，母親占25.3%，高于父親的22.6%。

3.親子體育游戲制約因素

在所調查的幼兒家長中，較容易制約其親子體育游戲實施的原因以“工作繁忙”為最多，占比高達52.1%；“沒有適當的運動場所”次之，占44.9%；“幼兒安全顧慮”再次之，占33.2%；其他原因依次為“運動設備材料不足”(占23.6%)、“缺乏科學的指導”(占23.5%)、“家務繁忙”(占24.1%)、“自己運動技能不足”(占12.1%)、“幼兒學習其他才藝沒有時間”(占6.6%)、“沒有家人的支持”(占5.3%)和“自己不喜歡”(占3.2%)。

經χ2檢驗，幼兒家長開展親子體育游戲的制約因素分布存在學歷(χ2=163.235，P=0.000<0.01)、職業(χ2=221.259，P=0.000<0.01)和家庭收入(χ2=101.678，P=0.012<0.05)的差異。不同類別幼兒家長在“工作繁忙”“沒有適當的運動場所”和“幼兒安全顧慮”三項主要制約因素方面的差別不大，而在“運動設備材料不足”和“缺乏科學的指導”兩項存在差異。相較而言，低學歷、低家庭收入和社會弱勢職業的幼兒家長群體更加關注運動設備不足的問題，而高學歷、高家庭收入和優勢職業的幼兒家長群體更加關注親子體育游戲指導的問題。

(二)家庭親子體育游戲參與行為

1.親子體育游戲的空間選擇

從親子體育游戲的場所選擇來看，在“公園廣場”開展親子體育游戲的比例最高，占63.7%，其次是“自家客廳”“住宅社區周邊空地”和“社區體育場所”，占比分別為是53.2%、45.7%和29.0%；選擇營業性體育場所作為親子體育游戲場地的家庭占比最低，僅為7.3%。經χ2檢驗(χ2=65.423，P=0.000<0.01)，親子體育游戲的主要使用場所在收入方面存在差異，如表4所示，家庭收入低于8 000元的家長傾向于在公園廣場、自家客廳、住宅社區周邊空地和自家庭院開展親子體育游戲活動，而家庭收入高于8 000元的家長傾向于在公園廣場、自家客廳、住宅社區周邊空地和社區體育場所開展親子體育游戲活動。

表4 不同家庭月收入間親子體育游戲的場所情況(多選)

2.親子體育游戲項目

調查結果顯示，幼兒家庭常開展的親子體育游戲項目依次是騎行類、平衡類、跑跳類、投擲類、攀爬類、推拉類、鉆爬類、垂懸類、滾圈類、負重走類。騎行類占比最高，達65.5%，平衡類次之，占40.4%，跑跳類再次，占38.9%?？梢钥闯鲇H子體育游戲項目的開展相對豐富，但對垂懸類、滾圈類和負重走類體育游戲項目的開展相對較少，僅分別占8.9%、8.1%和2.6%。差異分析結果表明不同背景幼兒家長所開展親子體育游戲項目不存在顯著差異。

3.親子體育游戲活動量

從體育鍛煉的強度、時間及頻率來考察親子體育游戲的活動量情況，結果如表5所示。親子體育游戲活動的鍛煉強度總體不高，超過60%的家庭常選擇輕微運動和小強度不太激烈的運動，其中選擇輕微運動強度的幼兒家長數最高，達34.3%，中等強度較激烈的持久運動的比例為26.8%，能夠達到呼吸急促、出汗很多的高強度活動家庭占比不足10%。在鍛煉時間方面，每次親子體育游戲活動持續時間在21～30分鐘的人數百分比最高，占37.1%，其次為31～60分鐘占比28.3%，能達到持續時間60分鐘以上的僅有5.6%。體育鍛煉頻率方面，每個月開展2―3次親子體育活動的家庭占比最高，為35.0%，僅有49.6%的家庭能夠每周開展一次親子體育活動，不足半數。

表5 親子體育游戲活動量情況

為進一步了解親子體育游戲活動量的影響因素。首先根據梁德清等人修訂的《體育活動等級量表》計算親子體育游戲的運動量[9]，將強度和頻率按1―5計分，時間按0―4計分，運動量=強度*時間*頻率，得分低于等于19為低運動量，得分居于20―42為中等運動量，得分高于等于43為高運動量。其次以運動量作為因變量(中高運動量=1，低運動量=0)，將幼兒家長的身份角色、年齡、家庭形態、學歷、職業和家庭月收入作為自變量，進行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家長學歷和家庭月收入是親子體育游戲活動量的影響因素?？傮w上家長學歷程度越高，親子體育游戲活動量越高，以研究生學歷為參照，小學及以下、初中、中專(高中)、大專、本科學歷家長的親子體育游戲活動量的OR值分別為0.210(95%CI：0.077―0.573)、0.251(95%CI：0.150―0.418)、0.414(95%CI：0.257―0.668)、0.402(95%CI：0.256―0.630)、0.501(95%CI：0.327―0.768)；以家庭月收入以收入高于20 001為參照，家庭月收入低于5 000元(OR=0.500，95%CI：0.439―0.714)、5 001～8 000元(OR=0.617，95%CI：0.449―0.848)、8 001～11 000元(OR=0.563，95%CI：0.408―0.776)的親子體育游戲活動量偏低，詳見表6。

表6 親子體育游戲活動量的影響因素回歸分析

三、總結與討論

針對研究結果，對當前福建省3―6歲幼兒家長的親子體育游戲參與意識和行為進行分析和討論。

(一)家長的親子體育游戲態度和行動呈現“言行不一”的失衡狀況

本研究結果顯示大多數幼兒家長對親子體育游戲持積極態度，可見親子體育游戲開展的必要性已被多數幼兒家長所認同，這有利于生命早期體育生活方式的建立，此發現也得到了相關研究的支持[10]。然而遺憾的是家長的態度只是奠定了親子體育游戲意識的基礎，而非體育行為的必然動力[11]。本研究發現家長的親子體育游戲態度和行為并未“言行一致”。研究依據體育鍛煉強度、時間和頻率考察親子體育游戲的活動量，結果顯示，大多數家庭親子體育游戲的鍛煉強度處于小強度及以下水平，能達到中強度的家庭僅占26.8%。在鍛煉時間方面，能達到持續時間60分鐘以上的僅有5.6%。鍛煉頻率方面，有超過半數的家庭未能每周開展一次親子體育活動。以我國《3―6歲兒童學習與發展指南》和《兒童青少年肥胖防控實施方案》關于“每天體育活動時間不少于1小時”的要求作為判別標準，親子體育游戲活動的時間和頻率遠未達標。約四分之三幼兒未達到能夠強身健體的中強度鍛煉水平，離《學齡前兒童(3―6歲)運動指南》“中等及以上強度的身體活動累計不少于60分鐘”的要求相差甚遠，可見當前親子體育游戲活動量整體偏低。相關研究同樣指出，我國城市幼兒身體活動量偏低于歐美發達國家的要求[12]65，應引起重視。

(二)增進親情和增強體質是開展親子體育游戲活動的主要動力因素

依據個體行為的動機需要理論，體育行為產生的直接原因取決于家長的體育動機這個內驅力[11]。本研究發現家庭開展親子體育游戲呈現出動機多樣化的現象，增進親子良好關系、增強體力和健康、增加家庭凝聚力、增強自信和意志與增進運動能力依序是幼兒家長開展親子體育游戲的主要動機。其中，增進親子良好關系和增加家庭凝聚力傾向主要反映“增進親情”的內驅力，增強體力和健康、增進運動能力主要傾向反映“增強體質”的內驅力。從排序相較而言，家長的“增進親情”動機需求強于“增強體質”需求，該發現與已有研究結果不一致[10]。究其原因，可能與現代城市化進程加速，家長平日忙于工作無暇陪伴子女，對增進親情的情感需求較高有關。本研究也發現，在反映增加家庭凝聚力的動機中，父親表現出比母親更強的傾向性，而在反映增強體力和健康的動機中，母親比父親表現出更強的傾向性。這在一定程度上與傳統父親母親的社會分工差異有關，相比而言，父親在外面工作的時間較多，沒有充裕的時間陪伴子女，在開展親子體育游戲活動時更加關注其增進親情和家庭凝聚力的價值體現。

(三)工作繁忙、場地限制、安全顧慮是限制親子體育游戲實施的主要因素

研究發現，工作繁忙、沒有適當的運動場所和幼兒的安全顧慮是當前親子體育游戲開展的主要制約因素。擁有閑暇時間是個體進行體育鍛煉的前提條件[13]，本研究發現“工作繁忙”成了親子體育游戲開展的最大阻礙，相關研究結果也曾得到一致結論[14]33。究其原因，本研究幼兒家長多為26歲以上的青壯年和中年群體，他們正處于事業發展的黃金期，擔負家庭和工作雙重壓力，導致家長沒有額外的時間陪伴孩子游戲。場地和設備是親子體育游戲重要的環境保障，由于大肌肉活動對場地的特殊要求，場地限制也成了家庭親子體育游戲開展的一大阻礙。限于居家住所所能提供的運動空間有限，社區體育場地是親子體育游戲開展的重要輔助場域。然而目前大多數社區配套體育場地、設施成人化現象明顯，較少考慮兒童特殊需求，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幼兒體育活動的開展[1]。最后，本研究結果顯示幼兒在親子體育游戲過程中的安全問題亦是家長考慮是否開展親子體育游戲活動的重要因素。幼兒正處于身體和機能不斷發育完善的階段，運動協調和控制能力相對較差，容易在體育活動中受到傷害，家長的顧慮在情理之中。但需要注意的是，從進化心理學角度看，幼兒在出生伊始便具備在玩耍中冒險的本能。幼兒天性好動、好嘗試、好挑戰，家長應該關注的是如何在適當冒險的環境中提高幼兒的自我保護能力而非刻意規避風險。因此，家長應充分利用多元資源拓展體育知識，豐富體育認知，轉變“重智輕體”和過度保護的錯誤體育觀念；從繁忙的工作中適當解脫，使親子體育游戲成為家庭必要的休閑娛樂活動，真正保障幼兒體育活動量，促進幼兒體質健康成長。

(四)親子體育游戲場所選擇具有空曠性、就近性和經濟性特點

家庭親子體育游戲主要開展的場所依次是公園廣場、自家客廳、住宅社區周邊空地和社區體育場所，可見家庭在選擇親子體育游戲場所時主要關注空曠性、就近性和經濟性三個方面。首先是空曠性，因體育運動涉及身體活動的幅度較大，環境要求不能過于擁擠，家庭多選用室外場所進行，室內則主要使用較為空曠的客廳場地。其次，就近方便也是家長選擇體育游戲場地的一個重要原則。差異分析結果發現，家庭收入低于8 000元的家長傾向于在公園廣場、自家客廳、住宅社區周邊空地和自家庭院開展親子體育游戲活動，而家庭收入高于8 000元的家長傾向于在公園廣場、自家客廳、住宅社區周邊空地和社區體育場所開展親子體育游戲活動。這可能也與家庭的居住環境有關，家庭經濟收入較低的家長可能主要居住在農村自建房，自家庭院便適合就近開展活動，而經濟收入較高的家長群體居住于社區，因此基于就近原則利用社區體育場所開展體育游戲。最后，家庭所選親子體育游戲場所多具有經濟性特征，本研究發現幼兒家庭首選的體育場所主要是家庭和免費性公共場所，選擇營業體育場所作為親子體育游戲場地的家庭占比最低，相關研究中也有一致發現[15]。究其原因，可能與我國家庭體育消費觀念有關，長期以來我國居民對體育的產業性質缺乏足夠認識，運動健身意識比較薄弱[16]，導致家長不愿意在親子體育游戲的場地上消費。

(五)親子體育游戲項目選擇存在輕“上肢運動”和“耐力鍛煉”問題

本研究結果顯示目前幼兒家庭親子體育游戲內容逐漸多樣化，常開展的親子體育游戲運動項目主要是騎行類、平衡類和跑跳類，據調查家長多使用自行車、滑板車、平衡車和蹦床等設備輔助實施此類親子體育游戲。這意味著家長在開展體育游戲時能夠充分利用現有體育設施開展親子體育游戲活動，且較為關注幼兒下肢運動技能的發展。然而本研究發現親子體育游戲內容中垂懸類、滾圈類和負重走類運動等項目開展相對不足。懸掛、懸蕩、垂吊等垂懸類體育游戲對幼兒鍛煉手臂力量的發展有重要作用，而滾圈、輪胎等滾圈類游戲則有利于幼兒手臂的操控和手腳協調能力的發展。負重走類如負重行走、背背簍等體育游戲有助于幼兒的力量和耐力的發展。此三項活動開展不足，說明幼兒家長對幼兒上肢運動和力量耐力訓練的關注不足。已有關于成都市5歲幼兒的身體素質測查結果顯示，幼兒在下肢力量和平衡能力上有明顯優勢，但上肢動作力量和身體動作的敏捷性有待提高[17]。因此，家庭親子體育游戲項目內容存在的輕“上肢運動”和“耐力鍛煉”現象不容忽視。究其原因，一方面，與傳統體育觀念偏重跑跳鍛煉有關，家長普遍缺乏上肢鍛煉和力量訓練的意識。另一方面，與垂懸類、負重走類等上肢和力量鍛煉項目存在一定的安全風險，家長可能有所顧慮有關。此外，當前公共體育場地投放的運動設施亦多以下肢鍛煉器械為主，可能也是主要因素之一。因此，政府和社區應重視和完善幼兒社區公共體育服務建設，有針對性配套“上肢運動”和“耐力鍛煉”運動設備。

(六)家庭資本影響家長親子體育游戲的參與意識和行為

法國著名社會學家提出的社會資本理論將家庭資本劃分成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家庭的經濟收入、父母受教育的水平、職業等屬于家庭資本之列，本研究發現家庭資本在一定程度影響家長親子體育游戲的參與意識和行為。在家長親子體育游戲的意識上，本研究發現幼兒家長的學歷和職業在一定程度影響家長對親子體育游戲的態度。學歷方面具體表現為大專、本科和研究生學歷的家長對親子體育游戲的態度顯著高于小學學歷的幼兒家長。這可能與低學歷的幼兒家長在一定程度存在“重智輕體”的觀念有關，相較而言，高學歷家長更加注意幼兒的體智德美全面發展，重視對幼兒的身體教育，因此對親子體育游戲的態度較為積極。職業方面，本研究發現社會優勢職業的家長相比弱勢職業的家長更看重親子體育游戲活動。這與已有研究關于工作性質對職工親子體育活動的參與意愿有顯著影響[18]33的結論基本一致。其次，本研究結果顯示家庭開展親子體育游戲的制約因素存在家長間學歷、職業和收入的差異。相較而言，低資本家庭更加關注運動設備不足的問題，而高資本家庭更加關注親子體育游戲指導的問題。究其原因，可能低學歷和低收入家長所受到的教育大多是義務教育和技能型職業訓練[19]，故在開展體育游戲活動時更加依賴于運動設備等外在條件的提供。然而，已有研究指出幼兒期是學習基本動作技巧的重要時期，單依靠成熟因素無法得到充分的發展，必須通過持續的練習和指導增進幼兒運動能力[20]。相比于受限于運動設備的固定化親子體育游戲實施模式，高學歷和高收入家長期望更優質和多樣化教育資源的補充[19]，對幼兒體育個性化需求更為敏銳，因此對于體育游戲指導的需求更為迫切。

在親子體育游戲行為方面，本研究發現，家長學歷和家庭月收入是親子體育游戲活動量的影響因素。家長學歷方面，一般而言，家長的文化程度越高，對體育價值的認知程度越好，會更加自覺地陪伴孩子，已有研究結果亦表明家長文化程度越高其子女參加運動的情況就越好[21]17。家庭月收入方面，相較于高收入家庭，低收入幼兒家庭親子體育游戲活動量明顯不足。相關研究指出家庭收入與家長的幼兒體育態度和行為存在顯著性正相關的關系[22]26。家庭投資理論認為，社會經濟地位相對較高的家長更注意科學育兒，能夠依據幼兒特點建立有益和有效的學習環境[23]，因此家庭經濟收入較高的家長能為幼兒提供更多的物質條件和精神支持，保障幼兒體育活動量。因此,家庭資本較低的弱勢群體家庭親子體育狀況需要得到更高的關注。建議政府應明確把3～6歲幼兒親子體育納入家庭教育服務指導體系，尤其關注家庭資本較低的弱勢家庭幼兒，建立家園社協同的幼兒體育幫扶體系;加大家庭體育的宣傳力度，普及親子體育理念、價值和體育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