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學習者認知風格對雙方語言準確性的影響

張恒超

(天津商業大學 法學院，天津 300134)

一、研究綜述

交流(communication)是日常人們的社會人際互動過程，具體表現為交流互動主體以語言為核心媒介，通過人際互動，圍繞特定的共同交流目的，不斷進行信息互換和溝通，該過程體現了交流者間自我認知和公共認知的相互作用過程[1-5]。具體而言，交流過程是交流參與者間認知“沖突—協調”過程的體現，最終實現對交流對象的共同分類、定義和辨別，以及對交流任務的共同執行[6-8]。Krauss等人將交流實驗研究中交流雙方的角色區分為語言指導者(director)和參照執行者(matcher)，指導者借助語言等媒介將自己的信息、假設、信念和期望等傳達給交流同伴，參照執行同伴根據對信息的解碼和對指導者心理狀態的推理，做出符合交流目標的認知選擇、決策和行為反應[9]。語言交流過程既是雙方信息互換的過程(語義)，又是認知碰撞和特定問題解決的過程(語用)。

認知風格是指一個人認知中首選的或者偏好的信息加工方式，是基于腦結構和認知機制，表現于信息感知、分析、組織、歸納和儲存等過程的一種認知偏好性，如場獨立性和場依存性認知風格的差異[10-13]。研究者一致認為，場依存性個體傾向于通過外部參照構建信息，心理分化水平較低；場獨立性個體傾向于以內部信息為參照，心理分化水平較高[14-16]。在存在分心線索的任務情境中，場獨立性認知風格顯著表現出集中注意獨立重要信息的優勢，而場依存性認知風格相對更加困難，這表現了人們對于外部“場”的不同參照和依賴程度[17-19]。簡言之，場認知風格影響個體信息處理的特點，這種差異性可以廣泛出現在感知、思維、記憶、學習和人際互動等過程之中[20-21]。

語言作為交流的核心媒介，成為以往研究關注的焦點之一。交流認知過程一定程度上表現為交流雙方語言互動和認知“沖突—協調”過程，即語言交流中，交流雙方需要考慮和建立彼此共同的交流基礎，如共同的假設、期望、意圖和信念等，相應地不斷調整彼此行為，這一過程被稱為“聽者設計”(audience design)[5,22-24]。聽者設計在語言上集中表現為交流者需要從交流同伴角度出發設計、組織、發出和理解語言，即交流語言的“同伴特定性”特點。交流語言同伴特定性特征以高共享性在彼此間傳遞信息，有助于交流效率效果的提高和認知資源的節省。

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研究者指出交流語言是交流認知的典型代表，但不是交流認知和行為溝通協調的唯一媒介，任何交流情境都不是一個單一的語言交流情境，交流情境中存在大量的非語言因素和媒介，共同影響和決定了交流認知的特征和變化性。如交流者的人格特征、經歷和經驗的共同性、社會身份、交流視覺線索、交流方式、交流時空條件等，這些因素彼此作用影響交流認知過程[25-29]。由于交流實驗研究多采用視覺交流情境，因此研究者更多探討了交流對象共同可視性[30-32]和表情共同可視性[33-34]對交流雙方交流語言認知加工的影響特點，這可以解釋現實交流中面對面交流和遠程交流間的語言認知差異性。研究一致發現，交流情境中的非語言因素促進語言信息的簡單化，但是交流對象共同可視性由于本身不具有交流性，僅具有直觀性，因此導致交流語言認知和交流認知加工水平的同時降低，而表情可視性(如面部、手勢、眼睛注視等)不僅可以輔助語言交流，而且自身具有一定獨立的交流性，因此作為非語言交流媒介，其促進語言交流簡潔化的同時提高了整體交流認知水平。概括而言，語言和非語言線索間的相互作用關系反映了認知過程中意識性、策略性過程和非意識性、非策略性過程間的關系[25,35]。

相對而言，交流中非語言因素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交流自身的人格特征。研究者已經嘗試探討人格因素對交流認知和行為的影響性，人格特征對于交流語言的影響表現在交流者對于語言恰當性的寬容度，因為人格特征通常表現為認知的嚴格性、細節的關注特點、控制性以及交流愿望、自信和責任等方面。Hostetter等人研究中讓一方向另一方描述名詞含義，另一方參照語言信息猜測名詞概念，實驗中同時控制了彼此可視性(面對面、木板隔開)和人格外傾性兩個變量，結果發現交流語言、手勢與可見性、外傾性間存在聯系，具體而言，彼此可視條件下內傾交流被試語言描述和手勢表達顯著更頻繁，而高度外傾者不受可視性的顯著影響，均有大量語言和手勢發生,由此認為外傾交流者大量語言和手勢發生的目的不簡單是為了引起聽者同伴的注意而是能量過剩的結果，而且人格內外傾性特征與工作記憶和認知執行功能存在關聯性[36]。O′Carroll等人研究中也發現，外傾性和交流語言總量顯著正相關，證實更外傾的交流者語言交流時，表達了更多的語言信息；從這一結果出發可能證實，外傾交流者可能更擅長使他們的交流策略滿足聽者的需求，如為了把他們表達的意思解釋得更清楚，外傾者可能說得更多，也可能使用更精確、具體的詞匯以使得聽者能更快地理解他們的意思，導致語句的長度增長以及具體、形象詞匯的大量使用[37]。

認知風格也是人格的一個重要方面，場認知風格特征與交流互動中的人際特征存在關聯性，一部分研究者認為場獨立性認知風格個體缺乏社會性意識，表現出不擅長人際互動和交往；而場依存性認知風格個體則表現出敏感的社會性意識，擅長人際互動和交往[11,14,16,18-20]。但也有研究者提出不同的觀點，Nosratinia、Wong等人認為場獨立性認知風格個體具有顯著的人際偏好，表現出外傾性活躍積極的人格特征，在人際互動中表現出更強的能力水平，并且在問題情境中策略使用水平和自主性更高[21,38]；相反，場依存性認知風格個體人際互動中的表現特點決定于人際情境中是否存在確鑿和可靠的信息，如權威人物或知識的存在等，這是其良好的人際配合性、適應性優勢的表現。盡管存在如上觀點之爭，但是缺少交流情境中直接的實驗性探查，這些觀點主要是源于在場認知風格個體認知特征基礎上的引申爭論。

但是，部分研究分析了場認知風格和個體語言認知間的關系，Masita采用了語言寫作任務，發現場獨立性個體語言寫作中語句的精細加工特征顯著[39]。Shangarffam等人以英語伊朗學生為研究被試，發現個體語言學習自主性與第一、第二語言的寫作水平均顯著相關[40]。Rahmani、Myartawan等人研究發現場認知風格的不同特點影響語言閱讀理解，場獨立性越強的個體閱讀策略越靈活，策略使用也越頻繁，語言理解水平顯著更高，場依存性越強的個體則需要依賴預先提供的有效閱讀策略指導，表現出對于閱讀技巧指導的敏感性，認為場認知風格間語言閱讀表現上的差異，源于信息認知加工中的自主性水平[16,41]。Rahmani在討論中具體指出，場依存學生使用的閱讀策略中演繹推理策略最頻繁，意味著他們首先整體理解全文大意，再在整體背景下閱讀理解具體的細節，這個策略與場依存個體自覺理解文章全局的特征相符合，他們很少在完成閱讀任務后總結全文，因為他們在閱讀進程的開始已經抓住整體中心思想。而場獨立性學生使用了不同的策略——智能猜測(解釋)，這種策略是與場獨立性學生具有強大的分析能力相關聯，而且場獨立性學生比場依存性學生有較高的自信，他們勇敢地冒險嘗試去猜測文中某些詞的意思，簡言之，場獨立認知風格間的閱讀理解水平差異源于不同的語言策略。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推測場認知風格的不同特點將影響交流互動特征，這是通過影響以交流語言認知為核心的交流認知而實現的。當前研究擬探查場認知風格對交流語言的影響特征。具體實驗設計上考慮到了以下三點：首先，交流語言認知最大的特點在于互動性，而交流互動性的變化特征直接表現在交流時間進程中，因此當前研究創設了長時交流學習任務，并標準化為10個交流階段，擬在交流進程中分析交流語言特征。其次，既然交流過程是以語言互動為核心的雙方間認知“沖突—協調”轉化過程，那么對于交流語言互動認知的分析適合從交流雙方的對照比較中做出解釋。再次，從根本上講，交流語言認知特征以及語言認知對交流認知的代表性，決定于交流情境的限制性，因此當前研究在交流學習任務之后，安排了連續進行的個人遷移任務，通過交流階段10和個人任務間的比較，揭示交流語言的情境約束性特點。

綜上，當前研究創設了交流學習任務和個人遷移任務，設立三種場認知風格交流條件，比較探查交流學習者認知風格對雙方語言準確性的影響。

二、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實驗方法，探查分析交流學習者認知風格對雙方語言準確性的影響特征。

(一)被試

公開招募了144名本科生參加實驗，男女各半，各年級人數分布為36、36、38、34，年齡分布在18―22歲(20.33±1.09)。實驗后贈送被試一份小禮物。

(二)實驗器材

實驗材料設計為具有4個身體特征維度的虛擬生物，特征維度分別為“手眼腳口”，且均為2值：三/二指手、豎/橫眼、粗/細腳、大/小口。前3個維度中設置了兩類功能，1―2維度為1值，生物能夠“吸收水分”，1―3維度均是1值，生物“吸收水分并產生電流”，維度4與功能無關，以“有/無”方式呈現。再將維度和特征的對應關系進行輪換，以克服特征凸顯度、交流者主觀期望性等的可能差異，最終構成4套材料：A手眼腳口、B眼腳口手、C腳口手眼、D口手眼腳。從真值表中篩選出8個樣例，具體見表1。

表1 生物特征值

實驗電腦使用了2臺ThinkPad-Edge-E520筆記本，屏幕尺寸15.6英寸，分辨率1 366×768，實驗過程中通過網線將2臺電腦互聯，實驗程序彼此響應；電腦操作程序由高校計算機教師編寫。正式實驗中交流雙方相對坐下，各距電腦大約40厘米，筆記本屏幕和鍵盤之間的夾角大約120度，并且屏幕上沿低于被試的頭部。

(三)實驗程序

實驗分連續進行的兩項任務——功能預測的交流學習任務和維度選擇的個人遷移任務。

功能預測的交流學習任務包括標準化的10個階段(block)，所有樣例在每階段中均隨機呈現2次。交流學習任務采用交流范式[42]：交流者對面坐下，分別面對自己的電腦，雙方電腦互相響應，一個生物呈現后，一方語言描述，另一方參照描述對生物功能做出按鍵判斷，表1所示的三類功能分別對應鍵盤中的“，”“.”“/”，即交流者在一個交流回合中分為“語言描述者”和“功能判斷者”，每下一回合，彼此角色互換一次。一個交流回合限定最長時間為20秒，然后提供4秒反饋(生物正確功能)信息。該任務實施時對語言進行錄音。

維度選擇的個人遷移任務采取單人操作的方式，仍然是在20秒內呈現一個生物，但呈現生物的所有身體特征被6個方塊遮蓋(其中，腳與手各2個，被試使用鼠標點擊任一個，2個方塊將同時揭開)，被試在功能判斷前，需要使用鼠標點開“自己認為”必須觀察的特征上的方塊。該任務中各樣例隨機呈現2次，無反饋。

交流任務中，每個交流者每個block中有8次語言描述，語言描述的維度是其主觀認為與生物功能有關聯的維度，未描述的維度是主觀認為的無關維度，據此，可以分為主觀上的有關維度與無關維度兩類；生物標準維度也分兩類，1―3維度為有關維度，維度4為無關維度。計算主觀維度類別和標準維度類別的杰卡德相似性(Jaccard similarity)：Cs=[c/(a+b-c)]×100%，c為標準維度類別和主觀維度類別對應類中共有的維度數，a為標準維度類別中的總維度數，b為主觀維度類別中的總維度數；再求每個block中，每人杰卡德相似性的平均數。同理，個人任務中，主觀上的有關維度為被試揭開的維度，無關維度為未揭開的維度，也求與標準維度類別杰卡德相似性的平均數。

正式任務前，所有被試參加鑲嵌圖形測驗(Embedded Figure Test)(北京師范大學輔仁應用心理發展中心修訂[43]278-280)的集體施測，測驗分三部分，分別包含9、10、10個題目，每部分時間為4分鐘。鑲嵌圖形測驗的信度和效度分別為0.90、0.49(效標關聯效度的效標為棒框測驗分數)。測驗的第一部分用于被試練習和評價，第二、第三部分為正式測驗，測驗要求被試從復雜圖形中找出特定的簡單圖形，第二、第三部分中的圖形1、2分別計為0.5分，圖形3、4計為1分，其余計為1.5分。最后，將同性別被試的測驗分數高低排列，高分端的1/3劃為場獨立性組，低分端的1/3劃為場依存性組，中間1/3劃為中間組；再將男女對應組合并，最后各認知風格組中均48人，男女各半。

(四)實驗設計

功能預測的交流學習任務中，各認知風格組被試同性別隨機配對，共24對，男女各半；根據block10中雙方杰卡德相似性的高低，分別劃入高相似性組、低相似性組。交流任務實驗設計為3(認知風格)×2(相似性組)×10(交流階段)重復測量一因素的三因素混合實驗設計。因變量指標為交流語言杰卡德相似性的平均數。

再將交流任務block10中的語言杰卡德相似性和個人任務中的杰卡德相似性，做3(認知風格)×2(相似性組)×2(任務類型)混合實驗設計分析。

三、結果與分析

依據實驗研究目的，對實驗數據針對性做出如下統計分析。

(一)三種認知風格下交流學習雙方語言準確性結果分析

三種認知風格下交流學習雙方語言準確性結果，見表2。

表2 三種認知風格交流學習雙方的語言準確性

認知風格和交流階段間交互作用顯著，F(18，1 242)= 7.93，P< 0.01，ηp2= 0.19，簡單效應分析表明：b3中，場獨立性組語言相似性顯著低于其余組，b4中，中間組顯著高于場依存性組，b6―b9中，場獨立性組均顯著低于其余組，b10中，場獨立性組顯著低于場依存性組；場獨立性組條件下，b1、b3均顯著低于b4、b5，b4顯著高于b9、b10，b5顯著高于b6―b10；中間組條件下，b1顯著低于其余階段，b2顯著低于b7并顯著高于b10，b3、b4顯著低于b6、b7并顯著高于b10，b5、b6均顯著低于b7并顯著高于b9、b10，b7顯著高于b8―b10，b8、b9顯著高于b10；場依存性組條件下，b1顯著低于其余階段，b2顯著低于b5―b9，b3顯著高于b4并顯著低于b6―b9，b4顯著低于b5―b10，b5顯著低于b6―b8，b7―b9顯著高于b10。

相似性組和交流階段間交互作用顯著，F(9，1 242)= 5.27，P< 0.01，ηp2= 0.24，簡單效應分析表明：b8―b10中，高相似組語言相似性顯著高于低相似性組；高相似組條件下，b1顯著低于其余階段，b2―b4均顯著低于b6―b9，b5均顯著低于b7―b9，b8、b9均顯著高于b10；低相似組條件下，b1顯著低于b2―b9，b2、b3顯著低于b5―b7并顯著高于b10，b4顯著低于b5、b7并顯著高于b9、b10，b5顯著高于b8―b10，b6顯著低于b7并顯著高于b8―b10，b7顯著高于b8―b10，b8顯著高于b9、b10，b9顯著高于b10。

三者間交互作用顯著，F(18，1 242)= 2.13，P< 0.01，ηp2= 0.23，簡單效應分析表明：各交流階段中，認知風格和相似性組間交互作用均不顯著。

場獨立性組條件下，交流階段和相似性組間交互作用顯著，進一步進行簡單效應分析，b8―b10中高相似組語言相似性均顯著高于低相似組；低相似組條件下，b2顯著低于b4并顯著高于b10，b3顯著低于b4、b5，b4顯著高于b5―b10，b5顯著高于b7―b10，b9顯著高于b10。場依存性組條件下，交流階段和相似性組間交互作用顯著，進一步進行簡單效應分析，b6、b8―b10中高相似組語言相似性均顯著高于低相似組；高相似組條件下，b1顯著低于其余階段，b2顯著低于b6―b10，b3顯著低于b6―b9，b4顯著低于b6―b10，b5顯著低于b6―b9，b8、b9均顯著高于b10；低相似組條件下，b1顯著低于其余階段，b2顯著高于b4并顯著低于b6、b7，b3顯著高于b4并顯著低于b7，b4顯著低于b5―b8，b5顯著低于b7，b6顯著低于b7并顯著高于b10，b7顯著高于b8―b10，b8顯著高于b9、b10。

高相似組條件下，認知風格和交流階段間交互作用顯著，進一步進行簡單效應分析，b6、b7中場獨立性組顯著低于其余組，b8、b9中場依存性組顯著高于其余組，b10中場獨立性組顯著低于場依存性組；中間組條件下，b1顯著低于b2―b9，b3、b5顯著低于b7，b7、b9顯著高于b10；場依存性組條件下分析同上。

低相似組條件下，認知風格和交流階段間交互作用顯著，進一步進行簡單效應分析，b3 、b6中場獨立性組顯著低于中間組，b7 、b8中場獨立性組顯著低于其余組，b9中場獨立性組顯著低于中間組，b10中場獨立性組顯著低于其余組；場獨立性組條件下分析同上；中間組條件下，b1顯著低于b2―b9，b2顯著低于b5、b7，b3顯著低于b5、b7并顯著高于b10，b4顯著低于b5―b7并顯著高于b10，b5―b7均顯著高于b8―b10，b8、b9均顯著高于b10；場依存性組條件下分析同上。

銀行的服務態度和質量，廣為公眾詬病。諸如收費多、亂、不透明，風險提示不到位，業務營銷不規范等問題已成為頑癥。亂收費不僅讓普通儲戶很無奈，中小企業對于銀行貸款過程中捆綁收費、強制收費、只收費不服務等行為，也只能默默承受，極大影響了銀行業的社會形象，而一些銀行服務態度蠻橫、歧視客戶現象更是招致公眾強烈不滿。因此，行業監管部門和行業協會絕不能充當“業內協調者”的角色，必須從制度上繼續細化對銀行業服務和收費問題的監督管理。同時，媒體也須對銀行業各項服務投訴予以高度關注并及時披露，由此造成強大的輿論監督力量。只有這樣，才能避免銀行巨頭“店大欺客”的狀況，也才能讓銀行的高利潤為公眾信服。

(二)三種認知風格下交流學習雙方b10和個人任務結果分析

三種認知風格下交流學習雙方b10和個人任務結果，見表3。

表3 三種認知風格下交流學習雙方b10和個人任務結果

方差分析表明：認知風格主效應顯著，F(2，138)= 6.34，P< 0.01，ηp2= 0.18；相似性組主效應顯著，F(1，138)= 41.61，P< 0.01，ηp2= 0.23；任務類型主效應顯著，F(1，138)= 92.80，P< 0.01，ηp2= 0.40；認知風格和相似性組間交互作用不顯著，F(2，138)= 0.35，P> 0.05；相似性組和任務類型間交互作用不顯著，F(1，138)= 1.28，P> 0.05；三者間交互作用不顯著，F(2，138)= 1.15，P> 0.05。

認知風格和任務類型間交互作用顯著，F(2，138)= 4.63，P< 0.05，ηp2= 0.26，簡單效應分析表明：b10中，場獨立性組的相似性顯著低于場依存性組；個人任務中，中間組顯著低于其余組；三種認知風格組下，b10相似性均顯著低于個人任務。

四、討論

(一)三種認知風格下交流學習雙方語言準確性的比較

結果分析顯示：①交流過程中，場獨立性認知風格交流者語言準確性相對更低，三種認知風格下語言準確性均呈不規則的倒U型分布，場獨立性、中間、場依存性的最高值分別在b4、b7、b7；認知風格間的差異特點同時表現在高、低相似組中。②高相似被試在交流后期語言準確性高于低相似被試，語言準確性均呈不規則的倒U型分布，高、低相似組最高值分別在b9、b7；交流雙方的差異特點主要表現在場獨立性和場依存性條件下。

研究發現：交流中場獨立性認知風格交流者語言認知加工水平更低，且各認知風格條件下語言準確性均呈不規則的倒U型分布，場獨立性認知風格最高值出現最早；高、低相似組語言準確性差異在交流后期表現出來，且僅出現在場獨立性和場依存性認知風格中。

首先，交流中場獨立性認知風格交流者語言認知加工水平更低，且各認知風格條件下語言準確性均呈不規則的倒U型分布，場獨立性認知風格最高值出現最早。一方面，從交流語言互動的角度證實：場獨立性認知風格交流者語言互動認知水平更低。場認知風格間的一般性差異在于，場依存性個體傾向于通過外部參照構建信息，心理分化水平較低；場獨立性個體傾向于以內部信息為參照，心理分化水平較高[14,16,19,44]。具體而言，Rahmani強調表現在四個方面，場獨立性個體信息認知加工中表現出客觀取向，依靠自我標準處理信息；分析性，按照部分感知“場”，能區分部分和背景；獨立性，有獨立的身份感和觀點；缺乏社會性意識，不擅長人際互動和交往。相反，場依存性個體表現出主觀取向，依靠外部標準處理信息；整體性，整體上感知“場”，將部分和背景整體感知；依賴性，從外部推導出個人觀點；敏感的社會性意識，擅長人際互動和交往[16]。當前實驗條件下集中展現了場獨立性認知風格交流者不擅長語言交流互動，表現出語言互動社會性意識敏感性的不足。如果僅從場認知風格的個體信息加工特點看，意味著場獨立性交流者交流中的高自主性和獨立性特征，決定了其相對不以交流同伴為參照，而場依存性交流者整體性、依賴性等特征決定了其交流中的低競爭性和高合作性，因此其交流注意更易受同伴語言指導和行為方式的吸引和影響。盡管Nosratinia等以及Wong等認為場獨立性認知風格個體具有顯著的人際偏好，表現出外傾性活躍積極的人格特征，在人際互動中表現出更強的能力水平，但是，當前交流語言準確性的分析進一步補充證實，人際偏好和積極活躍的人格特征僅是場獨立性認知風格交流互動的外在表現，而其交流語言準確性更低的結果表明這一表現不代表其彼此間認知和行為配合性、適應性更好，相反，人際偏好和積極活躍性恰恰可能成為其表現自我的一種方式，是其獨立性、自主性特點在交流語言行為中的表現[21,38]。

另一方面，交流語言準確性隨交流進程變化的特點證實：隨著交流的發展，交流者對交流情境中非語言因素的利用程度不斷加深，語言認知協調的作用相應不斷降低，并且場獨立性交流者對于非語言因素的利用時間最早。鑒于語言在交流中的核心媒介性，交流語言認知是交流認知的典型代表，但并不等同于交流認知的全部，交流情境中存在的大量非語言因素和媒介，共同影響和決定了交流認知的特征和變化性[25-26,32-33,45-47]。張恒超研究中以交流語言為核心，通過因素遞加的方式依次創設了“共享語言”“共享語言+對象”“共享語言+對象+表情”三種交流情境，探查共享因素對雙方學習的影響，結果發現，非語言因素和媒介最多的“共享語言+對象+表情”方式下交流學習的效率和效果最好[1]。因此，可以說場獨立性認知風格交流者盡管交流語言認知水平不高，但在交流過程中最早考慮借助情境中的非語言因素來輔助語言交流，這是其分析性、認知活躍外傾特點在交流媒介利用性中的表現。場依存性認知風格交流者雖然具有更好的整體性、配合性特點，但是交流中語言處于交流的顯著位置，使得彼此的注意更易受到同伴語言信息指導的吸引，相對忽略了交流情境中的非語言信息，相反場獨立性認知風格交流者分析性、自主性特點使其傾向于主動從交流情境中搜集相對更為充分的線索來佐證其對于交流對象和任務的理解和判斷。而從交流認知協調性角度而言，語言互動需要意識驅動，該過程是一個深思熟慮的精心推理過程，這是交流思想觀點表達的前提；與此對應，非語言線索對于交流認知的協調過程是一個非策略性和非意識性的過程，有助于認知資源的節省性[48-50]。這就可以看出，場獨立性認知風格交流者在交流互動認知協調過程中，相對更體現了信息加工認知分配的最優化考慮，即更為積極參照和考慮非語言線索來限制和輔助語言認知解釋和互動，具體表現為倒U型最高值在交流中最早出現。從以上結果看，鑒于交流互動情境的復雜性，場認知風格交流差異性的探討應該更折中和辯證地看待，認知風格本身無優劣之分，其在交流中認知和行為的表現性受到交流互動情境和過程的復雜性、變化性的影響。

其次，高、低相似組語言準確性差異在交流后期表現出來，且僅出現在場獨立性和場依存性認知風格中。高、低相似組間語言準確性的差異是隨著交流進程的發展，以及如上所述非語言因素利用程度和水平的不斷提高而逐漸顯現出來的，從結果可以看出，盡管交流過程是雙方認知協調性實現的過程，但在實際交流互動中，交流者間認知和行為可能并不是完全協調和理想化的。而當前結果中交流后期恰好是交流者對于非語言因素利用程度顯著表現并影響交流認知的階段，高、低相似組間的差異也證實高相似組被試對于非語言線索的利用性顯著更高。這也為未來的進一步研究帶來啟示：交流互動認知的探查和評價，非語言因素或媒介的影響性可能更為突出，這有助于未來對語言和非語言信息互動關系和作用特點做進一步的思考。交流雙方間的語言差異性僅出現在場獨立性和場依存性認知風格中，可能與中間組認知風格特點不典型有一定的關系，因此在當前研究結果比較中，中間組表現出更多的不規則性和變化性。

(二)三種認知風格下交流學習雙方b10和個人任務的比較

結果分析表明：b10中，場獨立性組語言準確性顯著低于場依存性組；個人任務中中間組認知準確性最低；三種認知風格下，b10語言準確性均顯著低于個人任務中認知準確性；兩任務中高相似組認知準確性均高于低相似組。

研究發現：交流語言準確性上場獨立性認知風格顯著低于場依存性認知風格，而交流認知準確性上無顯著差異；交流互動中交流者的交流認知水平高于語言認知水平；交流雙方的交流語言認知和交流認知存在差異性。

首先，交流語言準確性上場獨立性認知風格顯著低于場依存性認知風格，而交流認知準確性上無顯著差異。這一結果佐證了上述交流中認知風格間語言準確性的差異特點：交流語言認知是交流認知的典型代表，但不等同于交流認知；交流語境不是一個單一的情境，交流互動中認知的協調過程不僅依賴于語言媒介，交流情境中同時存在大量非語言媒介的影響性，也依賴于交流者對于各種媒介的綜合利用特點。當前從兩種任務中的比較看，再次證實了如上交流過程中場獨立性認知風格交流者盡管語言認知水平相對更低，但非語言線索的利用水平卻更高，彌補了其語言互動的相對不足，導致出現個人任務中交流認知準確性上無顯著差異。從實驗任務設計和安排上，個人任務是交流任務結束后的一個遷移任務，因此在功能判斷之前被試對于有關維度的判斷反映的是其交流認知的全部內容。

進一步而言，這一結果為以往場認知風格的社會互動特點之爭提供一種調和解釋：一種觀點認為場獨立性認知風格個體，不具有敏感的社會性意識，不擅長人際互動和交往，場依存性認知風格反之[14,16]；另一種觀點認為場獨立性認知風格個體具有顯著的人際偏好，表現出外傾性活躍積極的人格特征，在人際互動中表現出更強的能力水平[21,38]。這兩者之間并不矛盾，或者說，認知風格作為個體人格特征的一個方面，其對于人們認知和行為的影響特征，受到具體的認知和行為情境的影響，具體而言，相對于個人認知過程而言，現實交流互動情境是復雜多變的，交流互動認知過程的復雜性表現在交流情境變化性帶來的認知不確定性，以及交流者個人人格的不同特點所決定的其對于交流情境多種因素的不同期望、態度和認知行為反應性，這些影響因素綜合到一起，將對實際的交流認知和行為帶來更多的不可預測性。因此，認為場依存性認知風格具有敏感的社會性意識，擅長人際互動和交往，但最終的交流互動水平和任務實現質量還有賴于交流中個人自我認知對于多因素綜合作用效果的決策過程，正如場依存性在存在分心線索時，辨別性顯著不足，其認知加工的質量依賴于外部場中權威指導的存在性，這是其認知自主性相對不足導致的[39,41]。同樣，認為場獨立性認知風格個體具有顯著的人際偏好，表現出外傾性活躍積極的人格特征，但這也不是交流互動評價的最終的唯一因素，其個人所表現的分析性、獨立性、自主性等特點顯著影響其對交流情境和互動的分析和評價。

概括而言，當分析交流認知時，并沒有完全否認個人認知的存在性，交流過程認知協調過程始終是個人認知和公共認知的互動作用過程，認知協調不意味著認知等同和個人認知影響性的消失，結合雙方間的比較結果，即交流雙方的交流語言認知和交流認知存在差異性，說明隨著交流進程的發展，交流者間認知協調水平將不斷提高，但是差異性也客觀存在。另外，中間組交流認知水平最低是受其認知風格不典型性影響，而且這種不典型性，對照上述交流語言結果，在任務間也表現出不規則性和不確定性特點。

其次，交流互動中交流者的交流認知水平高于語言認知水平。證實交流語言認知是交流認知的一部分，一定程度上交流語言認知代表了交流認知的特征。一方面表明，交流認知整體上具有更大的復雜性，其受到交流互動中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因此從交流研究的角度出發，應該注意和區分兩者間的不同；另一方面表明，交流認知復雜性需要借助交流互動過程來展現，如上所述的交流進程影響交流語言認知和交流認知的變化，這也是未來研究的一個啟示，即單純采用簡單的視覺交流情境任務，就像記錄的是一幅幅“快照”，不利于揭示交流互動的時間變化性[51]，交流認知研究應兼顧即時交流任務和長時交流任務間的關系，即時交流任務便于交流語言的精細分析，長時交流任務更有利于交流互動動態性的展示，以及對于語言媒介和非語言線索相互作用關系的探討[52]。

五、結論

第一，交流中場獨立性交流者語言認知加工水平更低，且各認知風格條件下語言準確性均呈不規則的倒U型分布，場獨立性認知風格最高值出現最早。第二，高、低相似組語言準確性差異在交流后期表現出來，且僅出現在場獨立性和場依存性認知風格中；交流雙方交流認知存在差異性。第三，交流語言準確性上場獨立性認知風格顯著低于場依存性認知風格，而交流認知準確性上無顯著差異；交流者交流認知水平高于語言認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