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大黃魚產業的集聚水平研究

楊衛,周丹丹

(上海海洋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上海 201306)

0 引言

大黃魚肉質細嫩、味道鮮美,是傳統“四大海產”之一,是我國近海主要的經濟魚類。大黃魚產業的發展始于捕撈產業,我國自20世紀40～50年代以來就開始成規模的捕撈作業,1974年大黃魚捕撈產量超過20萬t。但20世紀70年代以后由于捕撈強度過大,大黃魚的資源量迅速衰減,以致形不成大黃魚魚汛[1-2],到1990年大黃魚的捕撈量僅有25 443 t。在意識到大黃魚野生資源已成為“稀罕物”后,漁業主管部門出臺許多大黃魚資源保護措施,但野生大黃魚資源量尚未恢復。由此我國開始發展大黃魚養殖產業,相關科研人員開展大黃魚人工繁育和養殖技術研究,于1989年首次成功并于2000年實現產業化[3]。根據《中國漁業統計年鑒》,2020年我國大黃魚養殖產量為254 062 t,捕撈產量為46 017 t。

在20世紀80～90年代以前,國內學者對于大黃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種族問題[4]、資源變動和資源保護[5]等方面。在野生大黃魚資源急速下降的情況下,科研人員將探索課題聚焦在大黃魚人工養殖方面。1985年“大黃魚人工育苗初試”項目立項[6],自此相關項目組和學者開始關注大黃魚養殖[7]、飼料投喂[8]和病害防治[9]等技術,以期保住大黃魚資源。目前大黃魚的種質保持、遺傳育種和抗病功能基因等技術發展相對完善,但仍存在養殖網箱密度過高、苗種質量下降和病害防治網絡不健全等問題[10]。大黃魚作為我國重要的海水經濟魚類,其產業的可持續健康發展仍須各方共同努力。

產業集聚是由新古典學派創始人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在19世紀90年代提出的概念,是指某些相似的企業在相當大的地區內生產某種產品,以及與這些企業配套的上、下游企業和相關服務業高度集聚在一起[11]。國外對產業集聚的研究較早,對產業集聚的產生、發展[12]、外部效應[13]和經濟增長[14]等進行系統研究。國內學者主要從空間布局演變、集聚測度[15]和產生效應[16]等方面對農業、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產業集聚進行研究,主要運用區位熵、行業集中度、赫芬達爾指數、空間基尼系數和EG指數等方法測算產業空間集聚程度[17],研究結果表明技術進步推動產業競爭力提升和產業集聚。隨著我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人民群眾對優質動物蛋白的需求不斷增加,我國水產業發展迅速。通過閱讀與梳理文獻,目前我國關于水產業的產業集聚研究多從魚類、蝦類或海水養殖業整體層面探討其集聚程度[18-19],尚無針對大黃魚產業集聚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根據歷年《中國漁業統計年鑒》的統計數據,采用區位熵和空間基尼系數方法測度2011—2020年我國大黃魚養殖產業和捕撈產業的集聚水平,以期為我國大黃魚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新的思考角度。

1 我國大黃魚產業發展現狀

1.1 大黃魚養殖產業

1.1.1 養殖產量及分布

大黃魚是我國第一大養殖海水魚類。2011—2020年我國海水魚類養殖產量和大黃魚養殖產量分別從期初的96.42萬t和8.02萬t增加到期末的174.98萬t和25.41萬t,年均增長率為6.14%和12.22%,大黃魚養殖產量在海水魚類養殖產量中的占比也呈逐年遞增的趨勢(圖1)。

圖1 2011—2020年我國海水魚類和大黃魚養殖產量

我國大黃魚養殖地區集中在浙江、福建和廣東,具有顯著的產業集聚特征,其中福建是我國最大的大黃魚養殖地區。2020年福建大黃魚養殖產量為20.46萬t,浙江大黃魚養殖產量為3.24萬t,廣東大黃魚養殖產量為1.69萬t。

1.1.2 養殖模式

目前我國的大黃魚養殖模式包括傳統網箱養殖、深水抗風浪網箱養殖、圍欄養殖和池塘養殖等。根據“中國海水魚產業技術體系數據庫”的調研數據,2020年大黃魚養殖模式包括深水網箱養殖、圍網養殖和普通網箱養殖3種。近岸海域以普通網箱養殖為主,其中福建的普通網箱養殖面積最大;深水網箱養殖雖具有抗風浪和耐用等優勢,但由于高成本和高技術的制約,推廣程度不如普通網箱養殖,主要分布在浙江;廣東未采用圍網養殖模式(表1)。

表1 2020年我國大黃魚養殖模式的面積 萬m2

1.2 大黃魚捕撈產業

海洋捕撈業是我國現代漁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維護海洋生態文明和促進沿海地區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我國大黃魚捕撈產業主要集中在遼寧、廣東和海南。遼寧曾是我國大黃魚捕撈產量最高的地區,2015年達2011—2020年的峰值即5.45萬t,但自2015年開始下降,2020年降至0.50萬t;廣東的大黃魚捕撈產量較為穩定,峰值出現在2016年為3.29萬t,其他年份維持在2萬t左右,2020年為2.33萬t;海南的大黃魚捕撈產量低于廣東,峰值出現在2013年為2.36萬t,其他年份波動不大,2020年為1.17萬t;2020年福建的大黃魚捕撈產量為0.24萬t;2020年上海、江蘇、浙江和山東的大黃魚捕撈產量均不足1萬t(圖2)。

圖2 2020年我國大黃魚捕撈產量的地區分布(產量,占比)

2 研究方法

2.1 區位熵

區位熵(LQ)又稱地區專業化指數,用于判別產業集聚存在的可能性,能夠測度某個地區的某個產業與全國水平相比所具有的相對優勢[20]。區位熵的計算公式為:

式中:X ij和X ij分別表示第j個地區和全國第i個產業的產出(大黃魚養殖產量或捕撈產量);和分別表示第j個地區和全國全部相關產業的產出(水產品養殖產量或捕撈產量)。

通常認為,LQ＞1表明相關產業的地區專業化水平較高且發展較快。

2.2 空間基尼系數

空間基尼系數(G)是衡量產業集聚程度的指標,能夠反映產業空間分布的均衡性[21]?？臻g基尼系數的計算公式為:

式中:S j表示第j個地區某產業的產出(大黃魚養殖產量或捕撈產量)占全國的比重;X j表示第j個地區相關產業的產出(水產品養殖產量或捕撈產量)占全國的比重;N表示地區的數量。

G值越接近于0,表明產業空間分布越均衡;G值越接近于1,表明產業集聚程度越高。

3 研究結果

3.1 區位熵分析結果

2011—2020年我國大黃魚養殖產業的區位熵如圖3所示。

圖3 2011—2020年我國大黃魚養殖產業的區位熵

由圖3可以看出:福建大黃魚養殖產業的區位熵明顯高于浙江和廣東且波動幅度最大,2011年為20.46,2012年大幅下降至9.27,2013—2020年不斷下降但仍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可見福建大黃魚養殖產業的集聚水平和專業化水平較高;浙江大黃魚養殖產業的區位熵整體呈上升趨勢,2015年升至1.11后一直高于全國平均水平,2018年后維持在2.00以上;廣東大黃魚養殖產業的區位熵波動不大,2011—2020年為0.40～0.65,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表明產業集聚程度不明顯。

我國大黃魚捕撈產量低于養殖產量,但捕撈地區多于養殖地區。2011—2020年我國大黃魚捕撈產業的區位熵如表2所示。

表2 2011—2020年我國大黃魚捕撈產業的區位熵

由表2可以看出,我國大黃魚捕撈產業的集聚程度仍較低,產業空間分布較分散。其中,遼寧、廣東和海南大黃魚捕撈產業的專業化水平和集聚水平較高,而其他地區大黃魚捕撈產業的區位熵均較低且無明顯波動。值得一提的是,河北大黃魚捕撈產業的區位熵在2011年、2012年和2017年均大于1,但2019年以來降為0,其原因在于野生大黃魚資源的減少。

3.2 空間基尼系數分析結果

計算2011—2020年各地區大黃魚養殖產量占全國大黃魚養殖產量的比重(S j),其值越大表明該地區對全國大黃魚養殖產業的貢獻越大,其中福建大黃魚養殖產業的貢獻最大(表3)。

表3 2011—2020年各地區大黃魚養殖產量占全國大黃魚養殖產量的比重 %

計算2011—2020年各地區水產品養殖產量占全國水產品養殖產量的比重(X j),其值越大表明該地區對全國水產品養殖產業的貢獻越大。繼續計算2011—2020年各地區大黃魚養殖產業的貢獻份額離差(S j-X j),其值為正表明該地區大黃魚養殖產業的集聚程度高,其值為負則相反。其中,福建大黃魚養殖產業的貢獻份額離差始終為正,表明集聚程度高;浙江大黃魚養殖產業的貢獻份額離差于2015年由負轉正且呈上升趨勢,表明集聚程度升高;廣東大黃魚養殖產業的貢獻份額離差雖波動不大但始終為負,表明集聚程度不明顯。這與區位熵分析結果相一致(表4)。

表4 2011—2020年各地區大黃魚養殖產業的貢獻份額離差 %

同理計算2011—2020年各地區大黃魚捕撈產量占全國大黃魚捕撈產量的比重以及大黃魚捕撈產業的貢獻份額離差,可以看出遼寧、廣東和海南大黃魚捕撈產業的集聚程度明顯,其他地區幾乎不存在集聚現象。這與區位熵分析結果相一致(表5和表6)。

表5 2011—2020年各地區大黃魚捕撈產量占全國大黃魚捕撈產量的比重 %

表6 2011—2020年各地區大黃魚捕撈產業的貢獻份額離差 %

根據上述數據計算2011—2020年我國大黃魚養殖產業和捕撈產業的空間基尼系數(圖4)。

圖4 2011—2020年我國大黃魚養殖產業和捕撈產業的空間基尼系數

由圖4可以看出:大黃魚養殖產業的空間基尼系數雖呈下降趨勢,但仍明顯高于大黃魚捕撈產業;大黃魚捕撈產業的空間基尼系數呈先上升后輕微波動的狀態,并維持在0.2～0.3的水平。

3.3 影響因素

本研究重點分析我國大黃魚養殖產業集聚的影響因素,主要原因包括3個方面。①我國大黃魚產量主要來自大黃魚養殖產業;②由于大黃魚野生資源在違反自然規律的過度捕撈下驟減,為有效恢復大黃魚資源,江蘇、浙江和福建等地均采取大黃魚保護區和禁漁期等措施[1],導致東海區捕撈產量較少,產業集聚程度也較低;③大黃魚養殖產業的空間基尼系數明顯高于大黃魚捕撈產業,表明大黃魚養殖產業的產業集聚程度更高。

3.3.1 資源稟賦

德國學者韋伯認為產業集聚形成的關鍵因素是要素稟賦的豐裕度[22]。要素稟賦理論認為某國或某地區應出口本地相對豐裕要素生產的產品,而進口本地相對稀缺要素生產的產品。就我國大黃魚養殖產業而言,自然資源作為不可移動要素是形成產業集聚的基本成因。我國大黃魚養殖產量較高且主要集中在福建、浙江和廣東,這些地區具有資源環境優勢,為大黃魚養殖產業的發展提供地利條件。

3.3.2 養殖技術

在我國大黃魚養殖區域中,福建的養殖產量占比約為90%,存在一定的規模經濟效應。馬歇爾認為外部經濟性與規模經濟的存在是產業集聚的經濟動因[23]。大黃魚養殖對于溫度等地理環境條件要求嚴格,福建閩東擁有國內唯一的官井洋大黃魚內灣性產卵場,有利于科研人員利用大黃魚種質資源開展人工育苗和養殖技術研究,為發展大黃魚養殖產業提供良種支持[24]。在這種條件下,福建成為大黃魚核心養殖區,寧德是目前我國規模最大的大黃魚育苗和養殖基地,因此大黃魚養殖產業的集聚程度最高。

3.3.3 空間成本

成本優勢是產業集聚的持續動力?？臻g成本是指由于距離因素給經濟主體的生產經營活動帶來的額外成本的增加[23]。大黃魚的養殖成本主要包括飼料成本、魚苗成本、員工工資成本和設備成本,其中飼料成本是最主要的成本。大黃魚養殖飼料以冰鮮魚飼料為主、配合飼料為輔,小雜魚蝦糜作為冰鮮魚飼料可降低養殖主體的飼料運輸成本。此外,國內的大黃魚消費市場集中在沿海地區,交易成本的降低使沿海地區養殖大黃魚更具競爭優勢,從而促進其產業集聚。

4 發展建議

大黃魚是我國海水魚類中養殖產量最高的經濟魚類,養殖地區集中在浙江、福建和廣東。我國大黃魚養殖產業集聚程度較高,其中福建是我國大黃魚養殖產業發展的起源地,養殖技術和成本優勢決定其大黃魚養殖具有競爭優勢,產業集聚程度最高但呈下降趨勢;浙江大黃魚養殖產業集聚程度呈上升趨勢,目前已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廣東大黃魚養殖產業集聚程度較低,且基本維持穩定。由于大黃魚野生資源驟減,其捕撈產量較低,產業集聚水平也較低?；谘芯拷Y果并結合實地調研情況,本研究就促進我國大黃魚產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提出3項建議。

4.1 加強技術研究

加強大黃魚養殖、飼料使用、魚藥研發和大黃魚加工等技術研究。①目前我國大黃魚養殖多采用普通網箱養殖模式,而近海養殖密度過高易導致養殖區域水質污染并對海洋生態環境造成壓力,因此應科學合理布局養殖區域,因地制宜推廣圍網和深水網箱等養殖模式,提升養殖技術水平。②大黃魚飼料包括冰鮮魚飼料和配合飼料,由于喂養冰鮮魚飼料受禁漁期的影響且難免混入高經濟價值魚類,應提高配合飼料的使用率;然而與投喂冰鮮魚飼料相比,投喂配合飼料的大黃魚生長速度較慢,因此應加強飼料配方技術研究,研制營養均衡和誘食性好的大黃魚配合飼料,并逐步提高其使用率[3]。③為減少大黃魚病害,同時避免藥物殘留影響大黃魚品質,應研發有效且副作用小的魚藥產品,健全病害防治網絡,提高養殖成活率。④大黃魚的交易形式以冷凍和冰鮮為主,研發大黃魚加工技術能夠增加成品存儲時間和開拓消費市場,同時研發大黃魚下腳料等綜合利用加工技術能夠促進節能減排和完善大黃魚產業鏈[10]。

4.2 促進協同發展

政府應繼續完善并實施相關漁業法規,規范產業管理,增加項目經費,引進專業人才,鼓勵大黃魚產業的基層科研建設;各地區應及時關注大黃魚養殖動態,為養殖戶提供技術支持和咨詢服務,尤其加強對散戶養殖主體的技術培訓,提升大黃魚品質;科研院所和高校應注重科研成果轉化,加強與養殖戶開展合作,共同促進大黃魚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4.3 保護種質資源

大黃魚種質資源是寶貴的財富,關系到我國大黃魚產業的可持續發展。野生大黃魚資源有限并已受到嚴重破壞,要完全恢復大黃魚資源的難度非常大。為保護我國大黃魚種質資源,應加大對原、良種體系建設的支持力度[10],促進野生大黃魚資源的有效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