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來國際“殘疾污名”的研究熱點與前沿*
——基于Web of Science期刊文獻的可視化分析

梅 越 趙德虎 陸文深 王琳琳*

(云南師范大學 教育學部 昆明 650500)

一、前言

污名是一種能夠損害某個人或某群體聲譽的社會標記[1]。戈夫曼在《污名——受損身份管理札記》一書中認為，污名反映個體在人際關系中的“不名譽”(discredited)特征，這種不被社會期望的特征使其擁有者具有了一種“受損身份”(spoiled identity)[2]。在社會貶低性語境中，污名所致的“受損身份”已逐漸演變為社會對受污者侮辱性的刻板標簽，體現個體或群體所具有的不被社會接納的特征與屬性[3]。

殘疾人易被社會公眾依據先驗認知賦予“怪異”“低能”等消極社會隱喻，從而誘發污名現象[4]。在人類社會發展歷程中，身體殘疾所造成的污名影響并非僅停留在歧視的表層，更多的后果將會延伸至社會文化層面，即伴隨社會公眾對殘疾人社會身份的理解，殘疾污名逐漸演變為社會隔離現象，甚至演變為普通人群體針對殘疾者的一種“壓迫性”力量。這種壓迫性力量的本質是一種社會分類行為，是優勢群體借助某種知識與觀念體系，對劣勢群體進行的扭曲理解或“正?！惓！狈诸?，體現出某種社會秩序的對立性輪廓[5]，反映了社會分類秩序之下，兩個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單向“命名”的權力關系[6]，其結果是導致殘疾人在社會生活中備受排斥。

尊重和保障殘疾人人權，使他們以平等的地位和均等的機會參與社會生活，已成為社會共同的價值觀。2021年7月，國務院印發的《“十四五”殘疾人保障和發展規劃》指出，“到2035年，平等包容的社會氛圍更加濃厚，殘疾人充分享有平等參與、公平發展的權利”。然而，污名的長期存在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歧視與剝奪，會成為殘疾人實現社會融合、建設美好生活的一大障礙[7]。因此，推動殘疾污名研究，呈現殘疾污名規律，化解殘疾污名風險，迫在眉睫。

二、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一)研究方法

采用引文分析法，使用CiteSpace軟件對文獻進行計量學分析[8]。本研究對國際殘疾污名文獻進行三方面分析：一是年度、地區與知識流等分布特征分析；二是結合關鍵詞共現圖譜與高頻關鍵詞統計的研究熱點分析；三是結合時區圖譜與突現文獻的研究前沿分析。

(二)數據來源

本研究選取2001年1月至2021年12月期間Web of Science核心數據庫中的殘疾污名研究成果，期刊來源選定“SSCI”和“SCI-EXPANDED”，以“disability stigma”為關鍵詞進行初步檢索，然后按照中國《殘疾人殘疾分類和分級》和美國《殘疾人教育法》中的殘疾分類，將受污對象的障礙類型進一步聚化。采用布爾邏輯高級檢索，將“autism”“intellectual disorder”等障礙類型關鍵詞與“stigma”再次組合。最后，研究者利用Citespace軟件中數據預處理功能，對導入的文獻除重，最終篩選出447篇殘疾污名研究文獻。

三、國際殘疾污名研究文獻的分布特征

(一)年度載文量

2001—2021年間國際殘疾污名研究的文獻數量總體呈波動式增長(見圖1)。2001—2007年為探索前行期，總體呈低位平穩發展，殘疾污名研究的年載發文量占總發文量的8.1%；2008—2014年為平穩增長期，年載發文量占總發文量的22.1%，總體呈上升趨勢；2015—2021年為爆發式增長期，7年內的年載發文量占總發文量的69.8%，說明殘疾污名問題已成為殘疾人研究領域的重要議題。

圖1 近20年國際殘疾污名研究年度載文量及發展趨勢

(二)地區分布

發表國際殘疾污名研究文獻數量由高至低排名前5的國家為美國、英國、中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見表1)。美國占據該研究領域的核心地位，研究內容以殘疾人污名現狀與影響為主。我國文獻產出量位居第3，研究內容聚焦于養育者連帶污名的實證研究。

表1 國際殘疾污名研究的地區分布

(三)知識流分析

Citespace期刊雙圖疊加分析反映殘疾污名研究領域中學科間的知識流動分布(見圖2)。圖中左半部分是施引圖，代表殘疾污名研究的學科領域，主要為教育學、心理學、安全健康學等；右半部分是被引圖，代表國際殘疾污名研究主要引用哪些學科的文獻。結果顯示，國際上主要引用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經濟學、康復學等學科領域知識作為殘疾污名的研究基礎。軌跡連接著圖中左右兩部分，表示引文的“起源”與“目的地”，對期刊雙圖疊加結果通過“Z-Score”功能簡化處理后得到多條軌跡，其中“心理學、教育學、安全健康學—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的軌跡顯著，表明殘疾污名研究是心理學、教育學等學科的重要議題。

圖2 期刊雙圖疊加分析結果

四、國際殘疾污名研究的熱點分析

本研究使用“Add to Alias List”功能，將同義關鍵詞進行合并。節點類型選擇“Keywords”，剪裁方式采取“Pathfinder”，時間跨度選擇“2001—2021年”對447篇文獻進行關鍵詞共現分析，運行后生成了166個節點與531條連線(Nodes=166，Links=531)，生成殘疾污名關鍵詞共現知識圖譜(見圖3)和高頻關鍵詞的頻次統計(見表2)。

圖3 殘疾污名關鍵詞共現知識圖譜

表2 殘疾污名高頻關鍵詞統計

(一)不同障礙類別的污名研究

“精神障礙”“疾病”“智力障礙”和“孤獨癥譜系障礙”是國際殘疾污名研究關注的重要類別。

在精神障礙領域，研究集中于精神障礙者的污名對其社會適應的影響。研究顯示，污名影響精神障礙者的心理健康[9]，易引發就業恐懼與社交焦慮[10-11]。注重群際接觸性質的戲劇、群體認知行為治療等被證實是化解污名的有效手段。Yotis等人采用“回放劇場”干預，結合戲劇療法和舞臺技巧，讓演員充分還原污名情境與劇情，為觀眾理解、接納精神障礙群體提供機會[12]。Tong等人通過人際交往、經驗分享等方法，引導精神障礙者之間產生歸屬感、接納感和移情，幫助他們減少污名恥辱感[13]。

在疾病領域，研究關注患者因病致殘后污名導致的心理健康問題。Marloes等人發現，麻風病患者的抑郁程度明顯重于一般群體，且自我污名越高，抑郁程度越重[14]。Boileau等人對亨廷頓舞蹈癥患者的研究表明，他們感知到的污名越多，對身體、情緒和認知的負面影響越大[15]。區分疾病污名與殘疾污名的不同作用機制，探索疾病污名更具針對性的心理咨詢技術、社會干預技術等應成為未來醫學、心理學、教育學共同關注的主題。

智力障礙的污名歷程和干預方式是研究者關注的內容。Scior認為，社會大眾對智力障礙群體的負面態度大量存在，勞動力市場邊緣化、融合教育不落實、缺乏社會支持、缺乏殘疾立法是智力障礙者的普遍經歷[16]。Walker的研究顯示，播放智障人群與非殘疾人共事時的真實狀態以及其平日所遭受歧視的真實記錄，可緩解該群體的社會剝奪狀況[17]。因此，在群際接觸理論指導下，以社會工作為核心開展直接與間接接觸的社區性融合活動，是化解該群體污名的有效方式。

孤獨癥譜系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以下簡稱ASD)的污名跨文化研究是一個新興研究領域。Yu比較了中美兩國公民對ASD的不同看法，結果顯示，中美兩國公民在ASD診斷、癥狀、病因和康復方面出現了不同的認知水平和刻板印象。研究指出，這與中國和美國在不同文化、教育、經濟背景下診斷、評估、教育和服務的差異性相關。同時，這種跨文化差異有力地證明了宣傳和公共教育在提高公眾對ASD的認識方面的重要作用[18]。未來多元文化和社會制度對殘疾污名的建構作用，值得深入探討。

(二)從“自我”延伸至“他人”的污名影響研究

污名影響研究呈現出由殘疾人“自我”向相關“他人”延伸的特征。

第一，污名影響殘疾個體的身心健康。Hassouneh等人發現，污名化經歷會加重殘疾者的抑郁癥狀[19]。Ali等人發現，污名會顯著降低殘疾個體的自尊水平，對自我產生消極認知[20]。同時，Mushtaq等人還提出，殘疾個體對污名的感知會通過自尊間接影響其抑郁與焦慮水平[21]。因此，在污名干預中，采用心理治療技術消解殘疾人認知性、情緒性的心理問題尤為重要。

第二，污名使殘疾人在教育、就業、婚姻中明顯受阻。教育方面，普通學校教師認為，殘疾兒童應在特殊教育學校中接受教育，從而剝奪了殘疾兒童接受融合教育的權力[22]。就業方面，Burke等人發現，雇主在招聘時對殘疾人的情感反應和行為意圖仍充滿著歧視[23]?；橐龇矫?，Shpigelman等人發現，視障年輕人在進入和維持戀愛關系時經常面臨身體和社會障礙[24]。Pan等人的民族志研究發現，農村智障婦女常在婚姻中面臨多重風險，虐待與強奸事件時常發生[25]。由此可見，污名干預問題的探討應立足于社會治理的宏觀背景進行，既要呼吁社會公眾改變對殘疾人的消極態度，也要關注殘疾人在社會發展方面的利益訴求，建立殘疾人的法律保護體系。

第三，在連帶污名中，一方面，殘疾人的家庭成員面臨養育壓力。Recio等人研究發現，殘疾兒童照顧者感知到的歧視與他們的連帶污名呈顯著正相關，易引發焦慮和抑郁等心理問題[26]，部分家庭會選擇隱藏家庭殘疾成員，以逃避社會的歧視[27]。另一方面，污名還會波及殘疾人社交網絡中的其他群體。Gill等人的研究表明，康復科醫護人員普遍會感受到來自其他科室醫療工作者的偏見與歧視[28]。Hunt等人對健全受訪者的戀愛觀進行訪談時發現，受訪者認為與殘疾人約會存在困難，并對未來的照顧負擔表示擔憂[29]。然而，連帶污名并不是一成不變的，Watanabe等人通過對唐氏綜合征兒童父母的訪談發現，他們感知了多維的連帶污名，經歷著“沖突—接受—適應—超越—沖突……”的循環，外界偏見使其內部心理沖突反復出現[30]。

因此，污名干預應由殘疾人污名干預與相關重要他人污名干預兩部分組成。尤其要關注殘疾人的家庭照顧者，重點對社會融入難度更大、心理障礙程度更高、受污名影響更久的照顧者進行個案輔導或家庭治療。

(三)殘疾人的公眾污名研究

殘疾人公眾污名占據了該領域研究的主要位置。研究普遍顯示，殘疾人的公眾污名程度較高。Aubé等人對二至五年級的小學生進行公眾污名的外顯與內隱態度測試。結果顯示，與對普通兒童的態度相比，被試對ASD兒童存在拒絕的態度和行為意圖。雖然外顯態度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改善，但內隱態度仍然持續消極[31]。相比自我污名和連帶污名，公眾污名的程度可能更強、危害更持久。

在成因方面，研究強調公眾污名源于社會大眾對殘疾先驗認識與客觀事實間的偏差。Staples指出，仍有很多人認為殘疾是由于超自然的某些原因造成的，很少有人將殘疾歸因為客觀生物學因素[32]。McCaughey等人發現，殘疾人通常被認為是有“侵略”性的，學習與社會能力極低，缺乏快樂與愛的體驗[33]。由此可見，殘疾人被看作是被動且無法獨立的弱者的觀點，仍在控制著人們的觀念和行為。鑒于此，在國家政策和社會主流媒體的引導下，應協調社會工作組織、社區、教育部門等力量，形成統一的殘疾文化宣傳體系，同時建構“支持型、參與型、賦能型”的殘疾人福利體系，讓更多殘疾人樹立自強自立的積極形象。

在不同污名的相互影響方面，長期的公眾污名會讓殘疾人對污名產生“合理化”認同，最終導致自我污名。Chien等人研究顯示，智力障礙群體對污名的認知會受到其身邊重要他人的影響。當照顧者、同齡人對其看法消極時，他們就會逐漸認同外界對自己所賦予的污名[34]。此外，為避免外界知道自己的殘疾身份而遭受二次污名，部分殘疾人選擇從“邊緣”走向“退出”。Corrigan研究顯示，部分精神障礙患者拒絕心理治療服務，但長期的自我封閉又會加重自我懷疑與否定[35]。研究者應從理論和實證研究中探索社會生活與文化背景中激發三類污名產生相互作用的因素，減少不同污名間的交叉影響或次生影響。

(四)指向全程特征的污名研究

高頻關鍵詞涉及不同年齡群體，體現了污名的全程性特征。Aboud對3—7歲兒童的測試結果表明，人類在兒童發展早期就出現了群體內偏愛與群體外偏見的現象。當普通兒童意識到殘疾兒童與自身間存在差異時，群體外偏見就隨之出現[36]。此外，普通兒童對殘疾同伴的認知存在誤解，認為“盲人總是躺在床上”“肢體殘疾兒童無家可歸”等[37-38]。在青少年階段，污名會限制殘疾青少年學業、社會交往等方面的發展。Shifrer的研究發現，污名和分層限制了學習障礙青少年數學課程的進展[39]。為避免受到污名傷害以及交友受挫風險，殘疾青少年更愿意與殘疾同伴交往[40]。

殘疾大學生公眾污名內化的程度較高。Shpigelman等人的調查顯示，校園中殘疾大學生面臨著社交關系緊張、學術機會缺失等問題[41]。Grimes等人研究發現，多數殘疾大學生認為隱藏自己的殘疾身份是必要的，可以保護他們在學習環境中免于名譽受損[42]。此外，Tefera等人研究顯示，在中低收入國家，污名與文化導致的歧視使殘疾大學生在教育、就業和生育等方面面臨挑戰，殘疾大學生常被認為“不值得接受繼續教育”[43]。

總之，應盡快建立適合不同年齡階段、科學系統的殘疾理解教育、科學殘疾觀宣傳教育以及殘疾人支持教育等課程體系，讓更多殘疾兒童青少年能夠健康、快樂成長。

五、研究前沿

本研究首先采用Citespace的時區視圖，從縱向時間維度反映殘疾污名研究的歷史演變情況，隨后，選擇節點類型為“Reference”，通過“Burstness”功能模塊，結合時區視圖與突現文獻，將殘疾污名研究前沿總結如下(見圖4)。

圖4 國際殘疾污名研究的時區視圖與突現文獻

(一)早期研究前沿：關注殘疾污名的歧視化標簽

早期研究關注社會大眾對殘疾群體的態度與認知。依據Corrigan等人的個人認知模型，成見、偏見和歧視是構成污名的三個重要成分[44]。歧視與強行賦予標簽是污名顯著的外部表征。從文化視角來看，傳統文化中缺失對殘疾人的尊重。Kuriyama指出，古希臘和羅馬的眾多貴族曾圈養殘、跛、侏儒等殘疾人以作戲弄取笑[45]。伴隨社會文化中錯誤殘疾觀的持續滲入，大眾形成了關于殘疾人的消極的刻板認知。Crisp等人研究發現，多數受訪者認為精神障礙者“永遠不會康復”，認為與其“難以交談”[46]。Link等人的調查結果顯示，部分公眾對殘疾群體有強烈消極的刻板印象，并希望與其保持社交距離[47]。

(二)中期研究前沿：關注殘疾污名的內部機制

在公眾污名層面，Yang等人認為，文化常使公眾對殘疾人進行不科學的道德判斷，從而形成對殘疾人的不合理態度[48]。Link等人指出，污名使“標簽、刻板印象、社會分離、地位喪失和歧視”共同發生[49]。

Chen等人指出，自我污名的形成歷經三個階段，即從被貼上負面標簽，到感知自己與他人的差異，再到隔離自我、回避殘疾標簽或自我推銷式地控制外界標簽帶來的影響[50]。Corrigan 等人提出了自我污名的漸進模型，即從意識到殘疾污名的存在，到認可污名，再到將該污名應用于自身，最后出現低自尊[51]。Mak等人提出了ASD兒童父母連帶污名的內化路徑，即父母感知的污名以感知的控制能力、擔負的責任、對孩子殘疾的自責為途徑，轉化為連帶污名[52]。該時期研究者對不同類型污名形成機制的探討為后期的污名干預提供了依據。

(三)近期研究前沿：關注殘疾污名的干預消解

在自我污名層面，研究者多從殘疾群體內部心理入手，通過增強其調控與抵制污名的能力來改善自我污名現狀。Keshavarzpir等人的研究顯示，心理健康教育可降低自我污名得分[53]。Stanley等人認為，新型認知偏見修正干預可顯著減少被試因尋求他人幫助而產生的污名感[54]。

在連帶污名層面，重塑內部合理認知和增強外部溝通是主要的干預手段。Ellen等人發現，對外合理解釋殘疾兒童狀況，以及信仰、教育和尋求朋友支持是抵制污名化的重要資源[55]。Lodder等人使用心理教育、認知重構策略等技術，結合講座、小組討論、指導活動和經驗分享等技巧，證明了心理-社會整合干預方法可以顯著降低連帶污名水平[56]。

在公眾污名層面，群際接觸與殘疾理解教育是消解公眾污名的有效策略。Hearst等人以社區和家庭之間的協同與聯動活動為基礎，增加殘疾兒童家庭與社區以及普通家庭的接觸，明顯減少了殘疾家庭報告的拒絕感[57]。Nistor等人通過在高中開設接觸式教育課程，顯著減少了歧視，化解了ASD污名[58]。Morris等人通過對222名幼兒進行殘疾理解教育，增加了幼兒對不熟悉的ASD同齡人的積極態度[59]。此外，媒體也是污名消解的重要途徑。Dean等人指出，媒體中對ASD的描繪正在遠離典型的殘疾類型，ASD的積極形象正逐漸建立[60]。

六、研究結論與啟示

(一)研究結論

第一，近20年來國際殘疾污名研究總體呈波動式增長，美國在其中占據核心地位。第二，心理學、教育學和社會學是國際殘疾污名研究的主要學科基礎。第三，研究熱點主要指向不同障礙類別的污名研究、由自我延伸至他人的污名影響研究、公眾污名研究以及全程特征的污名研究。第四，國際殘疾污名研究呈現出由描述性闡釋走向內部機制解釋再到污名化解的趨勢。

(二)啟示

1. 研究層面：從現狀描述走向機制探析

殘疾污名研究可減少社會賦予殘疾人的劣勢標簽。未來研究者可將研究從污名描述走向深層的污名形成機制解釋，從現狀分析走向風險干預，再深入社會文化分析其社會建構規律。在全面掌握污名的形成與文化建構機制的基礎上，提出科學的污名干預體系。

2. 社會層面：重塑殘疾家庭的社會生態系統

殘疾人家庭因受污名的困擾，與社會環境之間存在一定的功能失調。在未來社會工作中，首先，要采用科學的心理治療、社會干預等技術，幫助殘疾群體重塑自我認知，消除自我污名；其次，幫助殘疾群體增能賦權，降低殘障個體內在的自卑感與無力感；再次，幫助殘疾群體回歸主流社會，整合家庭與社區、社會等多部門、多組織的聯系；最后，從政策方面加強社會各界對殘疾人及其家庭的支持，為殘疾人教育、就業、醫療等提供切實保障。

3. 教育層面：發揮融合教育對殘疾污名消解的重要作用

融合教育為消解污名提供了新的路徑。在實現物理融合的同時，更要促進普通兒童與特殊兒童在心理上的融合?？砷_展殘疾理解、殘疾文化宣傳以及殘疾支持類多元課程，講授殘疾知識和與殘疾人交往的技巧，幫助普通兒童增加殘疾知識儲備，促進普通兒童與殘疾兒童的彼此接納與融合。

4. 文化層面：重塑開放包容的殘疾文化

傳統殘疾文化與習俗，仍影響著社會大眾對殘疾人的認識與接納。在文化宣傳中，第一，要發揮國家主流宣傳媒體的作用，宣傳現代文明殘疾觀，營造殘疾文化宣傳的正常氛圍；第二，大力發展文化助殘，鼓勵殘疾人積極主動參與文體活動，豐富其精神世界，堅持自我增能；第三，積極創設融合文化環境，鼓勵舉辦融合活動，增加大眾與殘疾人接觸的機會，推動全納型社會的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