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綠色生活方式構建研究：回顧與展望

陳軍，侯紹薇

（中國地質大學（武漢） 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4）

作為人們一切生活的總和，生活方式的選擇與建構，伴生于人類文明與自然演化的相互作用之間，反映出人與自然利用與被利用的交融關系，構成了整個社會的生態結構和運行秩序。面對全球氣候變化和日益突出的資源環境問題，如何在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進程中推動形成簡約適度、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讓人們在充分享受綠色發展帶來的便利和舒適的同時，自覺踐行綠色發展理念，履行可持續發展責任，讓自然、環保、節儉、健康的價值追求成為大眾化的主流選擇，已經成為生態文明建設的內在要求。近年來，隨著我國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深化和綠色發展實踐的縱深推進，綠色生活方式構建問題研究日益成了學界關注的熱點。相關研究以歷史考察和現實響應為主線，聚焦構建綠色生活方式的價值判斷、現實困境、案例經驗和應對策略等主題，多視角進行了關聯問題的思想表達與理論闡發，不斷拓展綠色生活方式構建問題研究的深度與廣度，為人們更好地認識綠色生活方式的本質和價值、把握綠色生活方式構建的經濟與社會規律、形成綠色生活方式實踐共識和尋求綠色生活方式的促進措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1 立足中國生態文明實踐發掘綠色生活方式的當代價值

綠色生活方式立足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需要，致力于引導人們樹立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活理念，使人們在自覺選擇綠色出行、進行綠色消費、使用綠色產品等綠色行為中形成綠色健康的生活風尚。這是人們在習慣、態度、認知和行為上對生態文明建設要求的遵循，體現了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解。然而，要將綠色生活方式由愿景轉變為現實，首先需要形成對其時代意義的價值判斷，并由此獲得實踐展開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為此，理論研究根據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發展的階段性特征，緊緊圍繞解決生態環境難題、實現美好生活需要和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等方面的現實需求，對中國構建綠色生活方式的時代價值進行了闡釋研究，形成了較為清晰的層次框架。

首先，構建綠色生活方式是化解生態環境難題的重要途徑。作為人們生活的典型形式，生活方式是人們在適應和改造不同自然地理環境的過程中形成發展起來的，體現了人們對自然認識水平的變化，是影響和制約生態環境質量的重要社會因素。習近平總書記[1]指出，“生態環境問題歸根結底是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問題?！苯陙?，盡管我國在經濟發展的同時采取了積極的政策措施去抑制和緩解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問題，但依舊面臨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環境脆弱的問題，生態環保任重道遠。問題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現代生活實踐特別是人們在生活中產生的消費污染[2]。因此，以綠色消費為重點突破口，推動構建綠色生活方式，改變目前在社會中盛行的以過度消費、盲目消費和超前消費為主要表現的不可持續的生活方式，轉向理性消費、適度消費，盡可能提高生活資料的利用效率，減少揮霍和浪費，就成為化解生態環境問題的關鍵之舉。曹紅艷[3]、劉玉瑩和李慶霞[4]認為，倡導和踐行綠色科學的生活方式有利于轉變人們對自然的態度，通過樹立綠色環保的生態觀念和“思前”的生態意識引領綠色出行等具體行為，可以降低人們生活對環境的損害，達到環境保護的目的。進一步講，構建綠色生活方式是指人們的生活理念實現由物化到生態化的轉型過程[5]。從解決日益激化的發展與環境的矛盾出發，將可持續發展原則貫徹落實到生活領域，形成合理適度的消費體系，推動生活方式向綠色化、生態化轉型，將有效推動經濟、社會、環境、資源的和諧發展與良性互動，產生積極的生態環境效益。

其次，構建綠色生活方式是實現人們美好生活的迫切要求。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隨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逐步實現，人們對“美好生活”追求蘊含了安全、健康、公平、正義等更加廣泛、更高層次的內容訴求。人們為了生存發展所形成的生活內容、生活結構、生活態度及日常生活的表現形式，則貫穿于這些內容體系之中，成為人們追求的美好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影響因素。面對美好生活內涵的不斷拓展，黃一玲[6]指出，美好生活的構建實質是生活形態從低級向高級的躍升，是生活方式變革的過程，而美好生活作為應然的生活樣態，是人們生活方式的變革目標。這為學界從“美好生活”與“生活方式”相互關系出發把握美好生活內涵動態變化及人們生活方式變革方向提供了啟示?；诖?，周楊[7]認為，生活方式要實現綠色轉型。綠色生活方式堅持以自然界為閾限，保證了人類發展的永續性，為實現高質量的“好生活”提供重要前提。其所包含的自然美感的生活形態、對綠色精神的認同和公眾生態文明責任意識等內容體現了人們對自然美的追求和“美善合一”的境界，是高質量“美生活”的主旨意蘊。張三元[8]認為，構建綠色生活方式就是讓生態美學走進人們的日常生活，即從培育人們綠色消費的價值自覺、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優質生態產品、制定嚴格的制度法律這三方面入手，推動人們從欲望生活向綠色生活轉變，以生活的綠色之美促進美好生活的進一步實現。由此來看，倡導并踐行綠色生活方式是對人們消費觀念、消費方式乃至生命存在形式的變革，它將指導人們以適宜的行為方式追求理想的存在樣式，是實現人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支撐點。

再次，構建綠色生活方式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內在動力。習近平總書記[9]指出，“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許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國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注重同步推進物質文明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笨梢?，生態文明建設的過程就是人與自然積極互動、共生共榮的演進過程。在此過程中，綠色生活方式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踐行綠色生活方式，以人們對自然界的科學態度為引領，為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提供思想動力。方世南[10]認為，綠色生活方式是注重人與自然和諧平衡的生活新理念，有助于全社會自覺調整和選擇科學文明的生活理念、生活方式，并從人和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角度出發去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高紅貴和羅正茂[11]認為，綠色生活方式與生態文明的價值取向一致，其以可持續的發展觀、人與自然的平等觀和生態與經濟相統一的財富觀引導人們將生活與生產納入生態環境系統中重新加以審視與調整，引導人們在行動上減少對資源環境的損害，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另一方面，踐行綠色生活方式為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提供行為動力。劉經緯[12]認為，綠色生活方式要求人們合理改造自然，充分利用自然，有效保護自然，對自然資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打破了傳統的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關系，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建設性舉措。王新燕[13]認為，綠色生活方式從人的可持續發展角度倡導低碳、節約、理性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以日常行為的低碳化促進人與自然關系的改善。學者們根據自己的研究和認識，從物質和精神層面總結了綠色生活方式在促進人們生活行為實踐與生態環境系統協調一致的積極作用。綠色生活方式的構建，為解決人們的社會活動需求同自然生態環境供給的矛盾，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提供了正確的思想引領和行為支持。

綜觀學者對綠色生活方式的價值判斷，已有的研究著力從中國生態文明建設中最突出的矛盾與問題展開意義關系的認識，形成了鮮明的歷史性和現實性、個體性與群體性的統一，為科學回答構建綠色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了較為全面的思考，這也進一步地啟示人們，在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征程中，如何基于綠色生活方式本源的功能凸顯與作用發生去尋求科學的價值理念，從而拓展符合綠色發展潮流的行為選擇。

2 堅持問題導向解析中國構建綠色生活方式的現實困境

20世紀90年代，在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引導下，中國政府就開始重視節約資源與保護環境，并將伴生其中的綠色生產生活方式作為政策要素嵌入到相應的法律和制度范疇之中[14]。在生態文明建設磅礴展開并不斷取得成效的時代背景下，綠色生活的價值理念已被達成社會共識并融入人們日常生活。然而，將思想觀念轉化為實際行動并全面形成綠色生活方式，是一項富有挑戰性的工程[15]，它需要系統地審視形成綠色生活方式的宏觀與微觀環境，并正視這一工程構建所面臨的現實困境。學界堅持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基本觀點，從實際出發對中國生活方式綠色轉型面臨的問題進行分析，主要觀點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公眾綠色生活觀念與生活行為實踐的非一致困境。構建綠色生活方式的最終目的并非止于認知層面，而是引導人們將已形成的綠色健康文明的思想認識和價值觀念轉變為穩定的行為習慣，實現由“知”向“行”的轉換。然而，在實踐中人們的綠色生活觀念與生活方式行為選擇卻存在脫節的情況。據《公民生態行為調查報告（2021）》顯示，與往年調查結果相比，公眾綠色生活方式總體有所提升，但在踐行綠色消費、分類投放垃圾、參加環保實踐和參與監督舉報上行為表現一般[16]。同時，不少學者在調查中還發現，公眾在踐行綠色生活方式中還存在全方位性不足、自覺性比較低和參與度較低等問題[17-18]?？梢?，認識與實踐并不具有天然的統一性，受到經濟發展水平、利己主義價值觀、制度約束等因素的影響，公民的生態文明意識也不具備完全指導和掌控公民綠色實踐的能力[19]。為了深入探究影響人們踐行綠色生活方式的因素，成金華[20]、趙萬里和朱婷鈺[21]通過調查研究發現，人們的綠色生活行為與一定的社會情境有關，而我國立法環節公眾參與不明確，決策環節公眾參與不完善，執法環節公眾參與不力就側面展現出中國在構建綠色生活方式中相關政府、市場和社區的配套投入的缺乏，導致人們實踐綠色生活方式的潛力受到抑制?？梢钥吹?，從知行合一的角度分析中國構建綠色生活方式的現狀，學者們已就某些問題達成了共識。為理論研究繼續從人們對綠色發展的認同度和踐行力出發考察綠色生活方式是否形成起到基礎意義、關鍵作用。

二是消費主義傾向與倡導簡約適度生活之間的沖突困境。二十世紀初期，以物欲性、虛假性和控制性為主要特征的消費主義思潮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悄然興起[22]。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人們消費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西方消費主義思潮也不斷涌入國內，直接沖擊中國傳統的消費觀念和消費方式[23]。正如萬光俠等[24]所說，社會思潮屬于社會意識現象，是復雜多變的社會生活反映，對社會成員的精神生活有著重大影響。隨著消費主義思潮在中國社會的蔓延，黃承梁[25]認為，中國人的生活存在兩種趨勢：一是大多數人勤勞儉樸甚至消費不足；二是少數人的高消費和過量消費。這兩種情況都不符合生態文明生活方式所提倡的綠色消費，抑制異化消費和過量消費的要求。此外，武嬋[26]認為當前我國存在的突出消費問題還來自公民對國家“拉動和適度”消費理念的錯誤把握。還有其他一些研究也呈現了類似觀點，如褚海萍[22]提出的“奢侈浪費有功論”，認為社會上存在著單純從經濟角度看奢侈浪費現象的論調，有意無意間縱容了消費主義傾向。這一現象折射了中國社會一定范圍存在的“節儉消費過時論”、傳統面子思想作祟、權力缺乏有效制約和社會輿論監督乏力等深層原因，為人們理性審視消費主義傾向，轉向簡約適度的生活方式指明了方向。

三是綠色產品供給與公眾消費行為的偏差困境。朱京安[27]對綠色產品的定義與特征進行了相關研究，他認為，綠色產品是指在整個生命周期全過程中，諸環節符合環境保護要求，且本身性能及用途符合節能、節水、低污染、可再生、可回收等特定要求的一類特定產品。人們不僅需要整體優美的生態環境，更需要具體的綠色產品滿足日常需要。豐富優質的綠色產品對綠色生活方式選擇產生著基礎性作用。因此，理論研究將視角聚焦于我國綠色產品供給出現的問題，探究如何從改善綠色產品入手更好滿足人們綠色生活需要。邱亞明[28]、李楊[29]認為，綠色產品供給主要受政策環境、生產和需求的影響。而我國缺乏有利于生產綠色產品的支持性政策，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動力不足共同招致了綠色產品的供給困境。王帥[30]認為，我國綠色產品市場秩序混亂，缺乏完備的認證、流通、質量標準體系。在監管的漏洞下，部分企業為追逐利潤采用夸大性、模糊性、表面性的宣傳手法將自己的產品“漂洗”為綠色以迎合消費者日益轉變的消費觀念，擾亂了綠色產品銷售市場。除了非綠色產品的漂綠行為外，陳凱和高歌[31]認為，我國綠色產品供給還存一定的局限，主要包括產品效果不強、價格過高、種類較少、有效信息匱乏這四個方面。學界通過討論現階段我國綠色產品供給狀況及其存在的問題，以期清楚認識我國綠色產品供給在新時期的發展狀況，為完善綠色產品供給體制提供現實依據。

四是綠色生活制度供給與需求的匹配性困境。黨的十八大以來，按照生態文明的理念、原則和目標，我國提出了實現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綠色化的戰略要求。在此背景下，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在實踐中進行構建綠色生活方式的制度探索，不斷促進相關政策制度的范疇與內容覆蓋更加廣泛。但根據學界研究可見，當前中國綠色生活方式政策制度安排仍然是非均衡的。戴亞超和夏從亞[32]從生態法律制度、生態執法能力、生態司法機制和生態守法意識四個方面討論了中國新時代綠色生活方式在生態法治保障上面臨的問題，他們認為相關法治建設未能充分發揮助推綠色生活方式實現的作用。程秀[33]計算了從1991—2019年我國綠色生活方式引導政策的效用錯位度，發現中國綠色生活方式引導政策存在顯著的政策效用錯位，并從政策本身、政策執行機構、目標群體、企業和社會環境五個維度論述了政策效用錯位產生的原因。楊虎濤[34]認為，我國缺乏有利于綠色生活方式形成的對應政策，在高昂的綠色產品和服務下由于缺乏公民普惠性的收入和就業增長，使得以健康文明、綠色低碳為主要特征的生活方式只能在少部分人群中實現，不能成為全國的普遍形態。由此可見，制度執行失范、制度供給程序錯位、制度安排與制度環境不兼容是當前綠色生活方式既有制度供給問題的主要表現。但是在繼續推進綠色生活方式實現的過程中制度是最基本的規范，提供了根本保障。因而，要破除制度障礙，為形成綠色生活方式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學界需要繼續圍繞諸如此類的制度供給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可見，現有理論研究堅持問題導向，通過感性認識的獲取和理性認識的升華，對中國構建綠色生活方式的現實困境進行了總結和分析，形成了系統性和框架性的共識。在后疫情時代，人們在生活方式綠色轉型的過程中還會遇到諸如媒體價值觀、更多基于自我形象塑造而不是實際行為等因素的影響[35]。這些問題相互掣肘，將成為繼續推進構建綠色生活方式的現實障礙。因此，學界還要立足快速發展的現實生活，加強關于典型案例、實地調研和政府宏微觀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力求能夠客觀地分析當前中國在形成綠色生活方式中的困境，并且從這些困境出發，在集體行動與個體理性的結合中尋求化解困境的依據，從當前和長遠出發，研究制定走出困境的根本措施。

3 聚焦典型案例探索中國形成綠色生活方式的實踐經驗

偉大的實踐呼喚偉大的理論，創新的理論又必將推進新的偉大實踐?！啊濉汀濉瘯r期，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績。在這個進程之中，綠色生產和綠色生活的轉型雖然艱難，但還是取得了階段性重大成果?！盵36]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指導下，中國生活方式綠色轉型實踐不斷開拓創新，為學界的研究提供了鮮活的素材與案例。立足實踐中的新情況和新進展，眾學者分別從綠色出行、垃圾分類、綠色建筑等具體實踐的角度展開綠色生活方式案例研究，形成了具有針對性的經驗認識。這類研究有利于深化人們對綠色生活方式構建規律的把握，為應對繼續推進生活方式綠色轉型中可能面臨的紛繁復雜情況起重要的啟示作用。

在綠色出行的案例研究方面，谷樹忠和沈和[37]對常州市武進區生態文明建設實踐展開研究，系統總結了武進區在交通發展領域綠色轉型的優秀經驗，包括加強步行和自行車交通系統建設、推廣應用新能源汽車、引導低碳交通方式選擇等方面，為促進實現居民綠色出行提供有益借鑒。羅斌和葉盈[38]從組織領導、活動宣傳、開展形式、技術保障這幾部分對杭州市無車日活動進行解構，分析其活動成效，并列舉杭州市綠色交通長效措施構建綠色出行模式的解決之路。鑒于交通出行在人們生產生活和構建綠色生活方式中的重要地位，學術界廣泛選擇綠色出行的典型案例進行深入剖析，以探求減少出行中能源消耗的策略和挖掘有益于環境可持續發展的綠色出行潛力。

在垃圾分類的案例研究方面，韓韶君[39]基于IPMI拓展模型對上海市民垃圾分類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發現上海市民垃圾分類的行為歸因于他們對媒體垃圾分類信息的關注和感知媒體對他人的影響。因此，政府可以利用媒體的間接作用效果，通過在宣傳內容中增加他人受到媒體信息影響而主動進行垃圾分類的情節，促進人們積極采納垃圾分類行為。吳曉林和鄧聰慧[40]引入政府干預的理論框架對臺北市垃圾分類案例進行分析，結論指出政府對居民垃圾分類的強干預和弱干預策略是臺北市垃圾分類推行成功的經驗所在。此外，為深入推進垃圾分類制度落地、落細、落實，學界更多聚焦垃圾分類的理論研究，立足垃圾分類投放、分類搜集、分類運輸、分類處置的全過程，探尋科學管理的有效手段和推動垃圾分類習慣養成的長效機制。

在綠色建筑的案例研究方面，一些研究介紹了香港的“零碳天地”、福建永定客家土樓、清華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辦公樓等具有生態適應性、健康低碳的建筑，鼓勵業界以它們為生態建筑的樣板，在建筑項目中加入綠色低碳元素，推動可持續發展[41]。高文靜等[42]以廣州西塔為研究對象，采用李克特量表分析法和非參數法從建筑形體、綠色節材、空間組織等方面對使用者的滿意度進行分析，總結西塔建筑設計的優缺點，為超高層建筑綠色設計提供經驗借鑒。還有關于黃土高原窯洞民居[43]、陜北錮窯民居[44]、中新天津生態城[45]等綠色建筑的研究，形成了較為豐富的研究結論，對建設綠色建筑的思維路徑和研究的技術路線方面提供了許多富有啟發性的幫助，也為人們營造了綠色居住的社會環境，拓展了人們綠色生活方式的選擇范圍。

中國綠色生活方式的構建在實踐中摸索，在總結經驗中前進。除對以上三個方面的案例研究以外，還有學者通過個案研究或多案例研究的方法對綠色消費[46-47]、綠色社區[48]、綠色供應鏈[49]等方面國內的成功經驗與做法進行深入剖析，對促進我國各地區綠色發展實踐必然能產生重要的引導與借鑒意義。因此，在“十四五”時期，我國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過程中，理論研究要繼續站在歷史的高度與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發揚繼承與發展的精神，促進對綠色生活方式典型案例的進一步總結和推廣，依此形成普遍化、規律化的轉型經驗，進而上升為綠色生活方式可行性的運作模式。

4 面向生態文明探索促進中國綠色生活方式的應對之策

綠色生活方式的實現，訴求于自上而下的政策規范和自下而上的道德自覺。針對當前我國促進形成綠色生活方式面臨的困境，學者們從政策創新、法律界定和公眾合力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對策和建議，以達到綠色生活方式實踐發展力量整合的目的。

一是堅持創新引領加快構建綠色生活方式政策體系。綠色生活方式在推進資源能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等綠色發展領域具有重要支撐作用。然而，作為生態文明時代人們社會生活實踐的新形態、新方式，其構建、轉型與變革還缺少固定的模式與經驗，這就需要不斷加強政策體系建設。任勇[50]認為，中國政府應該將綠色消費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按照供給側與需求側共同發力、激勵約束并舉、政府企業消費者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則，構建綠色消費政策體系。鄧翠華和張偉娟[51]認為，要建立起包括宣傳教育機制、激勵懲罰機制、生產生活綠色轉變協同機制以及綠色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等行之有效的長效機制，以促進公眾自覺地踐行綠色生活方式。崔龍燕等[52]、郝亮[53]認為，要創新關于綠色生活方式的激勵政策和信息反饋制度，既采取綠色補貼、優惠政策等引導企業參與綠色生活實踐，又綜合運用大數據等互聯網手段對公民綠色生活進行信息篩查，對綠色生活指數高的公民給予獎勵，從而引導公民克服黑色消費慣性，促進發生持續的綠色消費行為。段娟[54]總結了中國綠色低碳發展道路的實踐經驗，并提出推動形成綠色生活方式的政策創新建議。認為在財稅政策方面應建立關聯性和互補性的低碳清潔能源財稅支持體系；在低碳金融政策方面，既要開辟多元化投融資渠道，又應加強政府監督，健全規范融資市場。上述研究圍繞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探究構建綠色生活方式的發展規劃、政策思路與改革方案，為生活方式綠色轉型提供了政策儲備。

二是完善法律體系加強綠色生活方式的法治保障。法律是行為的“底線”和生活的“邊界”，構建綠色生活方式需要法律的支撐。以現階段構建綠色生活方式的法治建設不足為鑒，學界力求探索加強綠色生活法治保障的新思路、新途徑，為我國實現生活方式綠色轉型提供法治理論參考。曾婕和邱秋[55]認為，我國依舊存在有利于保護與助長消費主義傾向的政治生態和法律制度。因此，需要從促進與保障綠色生活方式、綠色生產方式以及綠色政治生態三個層面推進相關配套立法和地方立法，完善綠色消費制度體系的具體措施以破解生活方式綠色轉型困境。胡雪艷和郭立宏[56]從完善立法規范、加大執行力度、加大法律宣傳的角度構建了以科學理念為指導、以行為規范為準則、以法律制度為支撐的行為制約機制。戴亞超和夏從亞[32]認為，綠色生活方式的實現依賴于生態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的實施。因此，首先應將綠色出行、低碳生活等納入生態立法全過程，加強綠色生活方式制度供給；其次應加大生態執法隊伍建設，輔之以剛柔并濟的執法手段和完善的生態執法監督機制不斷提高生態執法能力；再次應持續推進環境司法專門化建設，并通過加強生態司法審判隊伍建設和完善生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維護綠色生活方式良好秩序；最后應加強生態法治教育和創新生態法治宣傳手段增強公民生態環保意識。學者們從不同視角對綠色生活方式法治體系的構建路徑建言獻策，可見，加快建立綠色生活方式法律制度，既要著力解決立法實踐中的諸多難題，更要重視相關理論的研究和體系的建構。

三是凝聚公眾合力促進全民綠色生活方式構建行動。凝聚公眾合力的過程就是在群眾路線的價值引導下國家力量與民眾力量組織整合的過程。將綠色生活方式廣泛融入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離不開社會各界的力量和資源，只有深入研究合力構建的問題，全員、全程、全方位發揮以社會合力為中心的輻射作用，才能促進綠色生活方式的深度轉型，不斷實現生態文明建設新進步。為此，習近平總書記[1]提出要“廣泛開展節約型機關、綠色家庭、綠色學校、綠色社區創建活動，推廣綠色出行，通過生活方式綠色革命，倒逼生產方式綠色轉型”，為多元共治實現生活方式綠色轉型提供了方向性的路徑指導。此外，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引領下，陳凱和高歌[31]提出綠色價值共創策略，認為推動形成綠色生活方式需要在生產系統和生活系統間建立循環鏈接，即企業可以讓消費者參與新產品的研發，使公民從被動消費者轉向商品和服務的共同生產者，使產品的創意、設計等體現公眾的偏好，擴大產品的受眾范圍，降低新產品的市場風險。趙唱和薛勇民[57]從政府的“引導者”路徑、學校的“推進者”路徑、社會的“扶持與監督者”路徑、家庭的“熏陶者”路徑和個人的“踐行者”路徑構建了多元生態素養培育模式。這是在全社會形成尊重、關愛、保護自然的生態道德風尚的重要舉措，將有力引導人們的生態行為實現由他律向自律轉化，并在最后形成穩定的綠色生活行為習慣。除了關于發揮公眾合力協同構建綠色生活方式體系的研究，還有學者針對如何發揮協同治理效能的問題進行廣泛探討，認為保障多元主體利益均衡是發揮綠色生活方式共建效力的根本，并提出建立利益調控機制、利益保障機制、利益激勵兼容機制的具體措施[58]。不難發現，綠色生活方式由理念轉向為行動，需要消費者、企業、政府、媒體等多方協調，同向同行。只有達到全社會多主體的良性互動，才能實現綠色生活方式的目標與效能。

綜上所述，學術界大多主張從多元主體視角對綠色生活方式予以建構，也有學者從法律完善和政策制度制定的角度提出了具體的對策建議，為探尋形成綠色生活方式的應對之策的后續研究提供了較為全面的討論框架。然而，面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導向和需要，如何立足當前發展階段和發展格局，以更加有效的政策體系協調綠色生活方式形成過程中各主體的相互關系，進而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好圖景，還需要理論研究再做進一步深化。

5 結論與展望

隨著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向縱深推進，黨和政府及社會公眾對生態環境問題的廣泛關注，學界對綠色生活方式相關問題的研究也不斷得到拓展?；谇拔牡难芯靠梢园l現，現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有關綠色生活方式的時代價值、面臨的困境、實踐經驗、解決措施等方面，取得了豐富的成果。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中國生態環境保護結構性、根源性、趨勢性壓力總體上尚未根本緩解。新的發展階段亟須加快人們生活方式綠色轉型的步伐，這是保障碳排放達峰后穩中有降、促進生態環境根本好轉、實現美麗中國建設目標的迫切要求。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及新冠疫情暴發后人與自然關系矛盾沖突的現實背景，為我國進一步推動生活方式綠色化提供了良好的認知與實踐的條件。因此，我們要抓住全面推動生活方式綠色轉型的“機會窗口”，對促進綠色生活方式形成的關鍵問題進行深入研究，這是時代賦予理論研究的重要使命。

一是在研究內容上，要堅持目標導向服務實踐需求，凸顯理論研究的現實關照。綠色生活方式問題的形成與發展植根于復雜多變的經濟社會生活之中，具有鮮明的系統性、復雜性。然而，無論是處于怎樣的發展階段，無論人們生活方式轉型升級到何種層次，始終無法回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這一邏輯主線和實踐訴求。因此，要推進綠色生活方式的研究，必須緊密圍繞自然資源開發利用和生態環境保護修復的國情、社情和民情，深入探尋綠色生活方式轉型躍遷中蘊含的自然規律、經濟規律和社會規律。具體而言，就是要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導，以綠色生活方式形成的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和實踐邏輯分析為基礎，不斷深化綠色生活方式形成中人們的知識獲取、技能培育與情懷養成為目標任務，深入揭示人們生態環保意識、文化修養、價值理念、心靈境界、行為選擇等關鍵要素變化發展的內在邏輯與交互作用機理，在構建和完善系統科學的綠色生活方式標準規范和評價體系的支撐下，探尋促進形成簡約適度、綠色低碳、健康文明社會風尚的激勵約束機制與社會監管機制。在此基礎上，立足不同區域、不同行業、不同群體的特殊性，探究人們生活方式綠色實踐所形成內涵演化、條件變化和目標量化，在一般性規律和差異化特征探究中尋求科學的實踐方案。

二是在研究視野上，要堅持兼容并蓄促進學術爭鳴，拓展理論探索的廣闊空間。綠色生活方式的現代性構建過程，先天地蘊含著豐富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倫理學等學科理論，這對學術研究的規律認知提出了交叉融通的實現要求。這意味著綠色生活方式相關的理論研究，要在以特定學科理論和范式進行具體展開的同時，還需要從多學科兼容并蓄的視角不斷開展學術爭鳴，深化系統性規律認知。為此，理論研究就需要廣泛、合理吸取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學科的研究思想，對綠色生活方式形成轉化過程中的人地關系認知、生活行為規范、生產消費行為、社會精神面貌等因素開展作用機理挖掘。如此，才能更加深入地面向綠色生活方式轉型躍升的決策科學性、制度合理性、行為自覺性等系列問題展開經驗分析、理論闡釋和規律認知，為推進我國綠色發展的偉大實踐、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理論提供廣闊的學術空間和豐富的智慧啟迪。

三是在研究方法上，要堅持交融互鑒形成優勢互補，尋求方法創新的研究路徑。綠色生活方式形成與發展問題，植根于瞬息萬變的經濟社會生活領域之中，其演變升華的過程表面上體現為人們消費意識和消費行為變遷，實質上卻觸及深刻的經濟、社會、政治與文化發展的時代性變革。這就要求學界對綠色生活方式的研究，不能拘泥于單一學科研究方法，而是要從科學研究的整體性、全局性視閾內，以開放包容的精神促進不同學科研究方法的優勢互補與協同共促。從現有研究來看，大多集中于文獻研究法、歷史研究法、調查研究法、案例研究法，這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多學科研究手段的多維協調特質，為人們準確把握綠色生活方式特定問題提供了手段和工具支持。但是，鑒于綠色生活方式形成要素與作用機理的多元性、交互性，以及當今時代多學科研究技術交叉共生的知識創新趨勢，破解綠色生活方式的后續研究也必須在研究方法的交流互鑒中尋求創新路徑。為此，理論界需要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堅持系統觀念和開放理念，突破學科研究技術自我鎖定的藩籬，廣泛運用現代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不斷豐富研究成果。在研究手段的拓展上，要突出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相結合、強化規范分析與實證分析相統一，圍繞人們消費模式變遷、生態倫理構建、生態環保行動、綠色正義追求等重要命題，提升對大數據技術、現代統計分析和計量經濟技術等工具的多維運用，使理論闡釋和政策分析更具針對性和科學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