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山五園”說新辨

王開璽

(北京師范大學 歷史學院，北京 100875)

“三山五園”，或“五園三山”這一歷史概念與名詞，在史學界本來沒有太大疑問與分歧，但伴隨著相關問題研究的深入，有些學者就此提出了新的見解，激起了學界的陣陣漣漪。重新厘清這一問題，又成為必要。筆者不揣愚淺，擬就此略陳管見，不當之處，誠請先學方家不吝教正。

一、傳統的觀點與新說

“三山五園”，或又稱“五園三山”，在當代史學工作者看來，這是一個歷史的名詞與概念。至于這一名詞或概念系由何人最早提出，其內涵究竟是指什么，目前既未發現相關歷史文獻的記載說明，學界似亦無明確的考證論析。據筆者所知，最早提出“五園三山”這一概念，并有據可查的文字記載，當屬清咸豐、同治朝曾任工部和禮部侍郎，官至山西巡撫的鮑源深所著的《補竹軒文集》。該文集中的《三天入直瑣記》記載說：“九月初，夷人焚五園三山，圓明園內外勝景，悉成煨燼矣”。(1)齊思和編：《第二次鴉片戰爭》第2輯，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14頁。以上文字記載中所謂的“三山”，是指萬壽山、玉泉山和香山，這是學界的普遍共識，沒有任何分歧。但對于其所謂的“五園”，究竟是哪五園，學界則存在著不同的理解與認識。

絕大多數學者認為，“五園”應是指暢春園、圓明園、清漪園、靜明園和靜宜園等五處皇家園林。同時，三山與五園又有所重疊，即除暢春園與圓明園外，清漪園，即現在的頤和園中有萬壽山；靜明園中有玉泉山；靜宜園，即現在的香山公園中有香山，統其稱為三山五園，或五園三山。但是，也有學者認為，五園并不應該包括靜宜園、靜明園和清漪園，而是另指圓明園、長春園、綺春園(三者又可稱為圓明園三園)、暢春園和西花園(兩者又可合稱為暢春園)。

最為引起學界關注的是，圓明園管理處的張恩蔭提出：三山與五園，“原本是各有指稱的”，兩者不可混淆?！霸凇洞笄鍟洹葎崭畧@囿》中，專列‘三山’條目。它是特指對萬壽山清漪園(后改稱頤和園)，玉泉山靜明園和香山靜宜園這三座園林的管理”?！叭轿鍒@”之“三山”，是指香山、玉泉山和萬壽山，以及與之對應的靜宜園、靜明園、清漪園。而“三山五園”之“五園”，則是專指“圓明五園”，即除圓明園、長春園和綺春園三園之外，還應包括熙春園和春熙院。理由是清廷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將長春園東南側(今清華大學校園西部)的原康熙帝皇三子允祉的御賜花園——熙春園，歸入圓明園……乾隆四十五年(1780)，又將綺春園西南側的淑春園(在今北京大學校園北部)易名春熙院，歸入御園”。但是，此前的學界，卻“把三山與其相對應的三座園林作了重復計算”。(2)張恩蔭：《五園三山溯源》，中國圓明園學會主編：《圓明園》2014年第15期，第33—34頁。

對于張先生的這一新說法，史學界的許多人并不認同，有的學者，如鄭艷、何瑜等，提出了“統稱論”或“泛稱論”。例如，鄭艷認為，“‘三山五園’是民間對清王朝鼎盛時期北京西郊以‘三山(香山、玉泉山、萬壽山)五園(暢春園、圓明園、靜宜園、靜明園、清漪園)’為代表的皇家園林的統稱”。三山五園“這個稱謂，成為民間而非官方對鼎盛時期清王朝北京西郊皇家園林的美譽”。(3)鄭艷：《“三山五園”稱謂辨析》，《北京檔案》2005年第1期。何瑜也說：“‘五園’一詞，雖有‘圓明五園’之說，但在清代始終沒有成為固定的指稱”。咸豐十年圓明園慘遭劫掠以后，“侍讀學士鮑源深在《補竹軒文集》一書中，曾提到聯軍焚毀‘五園三山’的情況。但這時，暢春園早已廢棄不用，圓明五園也早已變為圓明三園。因此，這里的‘五園三山’應該是民間對京西皇家園林的泛稱”。(4)何瑜：《三山五園稱謂的由來及其歷史地位》，《北京聯合大學學報》2014年第1期。另外，樊志斌認為，“鮑源深筆下的‘三山五園’”，極有可能是受到“中國傳統哲學與文學中‘三五觀念’”的影響，“是從三星五辰概念中演化出來的，則其所謂‘三山五園’，很可能(原文如此，疑缺一“是”字)鮑源深‘個人行文’的表現，并非‘某幾個園林’的特指”。(5)樊志斌：《三山五園名稱考辨——兼及“三山五園”園林區的景觀恢復、審美與海淀園林區域城市規劃問題》，《北京科技大學學報》2016年第5期。

二、“新說”值得商榷之處

張恩蔭的新見解促使人們重新認識和思考五園三山這一歷史問題。筆者對張先生的部分觀點表示完全贊同?！霸凇洞笄鍟洹葎崭畧@囿》中，專列‘三山’條目。它是特指對萬壽山清漪園(后改稱頤和園)，玉泉山靜明園和香山靜宜園這三座園林的管理”。從清廷的相關典制與職官設置方面而言，張恩蔭的這一說法是正確的。嘉慶朝《大清會典》目錄中明確記載，清廷內務府之奉宸苑“管理圓明園事務、管理暢春園事務、管理三山事務”。(6)托津等纂：《欽定大清會典(嘉慶朝)·目錄》，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64輯，第631冊，臺灣文海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頁。嘉慶朝《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內務府·園囿》也明確記載：“圓明園職掌圓明園園戶；暢春園職掌暢春園園戶；三山職掌清漪園園戶、靜明園園戶、靜宜園園戶”。(7)托津等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卷903，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70輯，第699冊，第7303頁。

我們遍查清代的各朝實錄又可以發現：

第一，在清同治朝以前的各朝實錄中，只有三山之名，而無五園之說。同治朝以后的光緒、宣統兩朝實錄中，既無三山之說，更無五園之名。

第二，清廷不但設立有專管萬壽山、玉泉山和香山的“管理三山事務大臣”“管理三山大員”“管理三山事務”的職官或名目，而且還設立有“管理圓明園王大臣”或是“管理圓明園大臣”之職。當然，無論是“管理三山事務大臣”，還是“管理圓明園大臣”，大多是由內務府大臣兼任的。如道光朝實錄中即有“以兵部左侍郎耆英，兼總管內務府大臣，管三山事。內務府大臣阿爾邦阿，管圓明園事”(8)《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卷80，第34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86頁。之旨。故此，又有“管理圓明園內務府大臣”之名。如乾隆二十九年二月，清廷諭曰：“和爾精額，遇事推諉。著革去總管內務府大臣，不必管理圓明園事務。仍留副都統，著管理萬壽山、靜宜園”。(9)《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705，第17冊，第871頁。嘉慶二十五年六月，清廷又有“著軍機大臣、管理圓明園王大臣、管理圓明園內務府大臣，會同妥議章程具奏”(10)《清實錄·仁宗?；实蹖嶄洝肪?72，第32冊，第919頁。之諭。

第三，清廷上諭中，很多時候是明確將暢春園、三山、奉宸苑、南苑等皇家園囿等同并列的，如嘉慶朝實錄中“至暢春園、三山、奉宸苑、南苑等處，恐尚有似此冗濫之員，應行裁汰者，仍著軍機大臣詳查具奏”。(11)《清實錄·仁宗?；实蹖嶄洝肪?56，第30冊，第13頁?！爸I內閣：慶桂等議奏，查明暢春園、三山、奉宸苑、南苑等處，額外添設頂帶，及拜唐阿等分別裁減一折”。(12)《清實錄·仁宗?；实蹖嶄洝肪?57，第30冊，第24頁。張恩蔭認為，“三山五園”之“五園”，除圓明園、長春園和綺春園三園之外，還應包括熙春園和春熙院，而并不應該包括暢春園、靜明園與靜宜園。證之以其“當時‘五園’之稱雖不獨立成詞，但在內務府的圓明園工程《奏銷折》中，卻多次見到‘圓明園、長春園、熙春園、綺春園和春熙院等五園’的記載”。其論點與結論不但可以自為一說，而且可說是言之有據，持之有故。

但是，筆者對張先生的這一觀點，仍有不同的認識與理解。

第一，如果以內務府的圓明園工程《奏銷折》中有“圓明園、長春園、熙春園、綺春園和春熙院等五園”的記載為據，論證五園三山之五園，即是圓明園、長春園、熙春園、綺春園和春熙院等五園，那么，乾隆帝于乾隆四十六年所寫的《知過論》中，有關“內若西苑、南苑、暢春園、圓明園以及清漪、靜明、靜宜三園”(13)清高宗弘歷：《知過論》，《清高宗御制文·二集》卷3，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集部》第569冊，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304頁。的記載，是否也可以證明，尚有“七園”之說，或是排除西苑與南苑，其余的暢春園、圓明園、清漪園、靜明園與靜宜園，即是五園三山之五園呢？清漪園、靜明園與靜宜園這三處皇家園林，不同于暢春園與圓明園的一個重要特征，即是其園中有山形、山景，山和園是合二為一，密不可分。

第二，如果說，由于清廷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和乾隆四十五年(14)“乾隆四十五年”，僅是奉旨設置春熙院八品苑副一人，專司該園管理，而不是奉旨將淑春園改為春熙院。奉旨將淑春園改為春熙院，并非是“乾隆四十五年”，而是“乾隆四十七年正月”。據《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明確記載：乾隆“四十七年正月，奉旨：淑春園改為春熙院。欽此”?！豆蕦m珍本叢刊·史部》第307冊，第154頁。曾先后將原皇親的賜園熙春園和春熙院并入圓明園，因而論定五園三山之五園，即是圓明園、長春園、熙春園、綺春園和春熙院等五園，那么，人們必須考慮的另一問題是，自上述“五園”的形成始，至嘉慶七年(1802)，先是嘉慶帝將春熙院賞賜給莊敬固倫公主；道光二年(1822)，道光帝又將熙春園賞賜給惇親王綿愷。這樣算來，所謂的圓明園五園只存在了短短的二十二年(1780—1802)，而缺少了春熙院的圓明四園，也不過只存在了五十五年(1767—1822)。在這種情形下，是否仍可以稱其為五園三山中之五園呢？值得思考。如此短暫的圓明園五園歷史，對于后世是否具有重要的影響力和傳承性，更是值得思考。

第三，暢春園初建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是清廷修建的第一座“避喧聽政”的離宮御院，與玉泉山靜明園、香山靜宜園，形成三園鼎足并立之勢。后來，伴隨著圓明園的興建與擴建，雍正、乾隆等皇帝開始經常居住于圓明園，暢春園雖然改建為皇太后頤養天年的居所，但仍是清廷的重要皇家禁苑之一。無論是三園也好，五園也罷，如果沒有了暢春園，顯然既有悖情理，又不符合歷史的基本史實。

第四，既然清廷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和乾隆四十五年(1780)，先后將熙春園、春熙院并入圓明園，因而形成了圓明園、長春園、綺春園、熙春園和春熙院等五園，那么，為何乾隆帝于乾隆四十六年所寫的《知過論》中，既有“西苑、南苑”，又有“暢春園、圓明園以及清漪、靜明、靜宜三園”，但卻惟獨沒有熙春園、春熙院，原因何在？同樣值得思考。需知，此時的春熙院和熙春園，還是皇家御園，尚未轉賜給莊敬固倫公主和惇親王綿愷。

如果說以上的情況，可能是緣于乾隆帝個人的一時疏誤與遺漏，那么成書于乾隆五十三年，經過乾隆帝欽定的，專門記載考證北京歷史、地理、城坊、宮殿、名勝等的《日下舊聞考》，為何也沒有“三山五園”，或“五園三山”的記載？恐非偶然。如果人們仍然認為以上的情況純屬偶然，那么，成書于咸豐二年吳長元的《宸垣識略》以及成書于光緒二十年吳振棫的《養吉齋叢錄》等書中，也沒有“三山五園”，或“五園三山”的記載，則不能不發人深思。吳振棫，嘉慶十九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先后任云南大理知府、貴州按察使；山西、四川布政使；云南巡撫；四川、云貴總督等職。他在《養吉齋叢錄》中先后記載的清代皇家園囿分別是西苑、圓明園、暢春園、清漪園、靜明園、靜宜園、綺春園、長春園和熙春園，以及樂善園、澄懷園、南苑、避暑山莊等等。(15)參見吳振棫：《養吉齋叢錄》卷18，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224—250頁。

這一情況有兩點值得人們關注。其一，吳振棫在《養吉齋叢錄》中所記載的皇家園囿，除西苑，即現在中南海外，其他的“圓明園、暢春園、清漪園、靜明園、靜宜園”五園，恰恰與現今學者所說的五園完全一致。不同之處，僅是將“綺春園和長春園”單列為兩個園林，而不是歸入圓明園三園之中，同時單列出了熙春園而已。其二，吳振棫在《養吉齋叢錄》中，記載了西苑、圓明園、暢春園、清漪園、靜明園、靜宜園、綺春園、長春園和熙春園等九家皇家園囿，但卻并沒有春熙院，原因何在？難道這又僅僅是吳振棫個人的疏漏所致嗎？

第五，誠如張先生所說，在清代的志書、會典和實錄中，并未見有“五園三山”或是“三山五園”的記載。清廷官員鮑源深《補竹軒文集》中，的確有“五園三山”之說，但是此處“五園三山”之五園，并沒有明確具體的園名指代名稱?！堆a竹軒文集》中所說的五園，究竟是張先生所說的“圓明五園”，還是另有所指，抑或是泛指北京西北郊一帶的皇家園林，尚需進一步考察與探究。

三、三山五園之說的史料及圖繪依據

筆者認為，鮑源深在《補竹軒文集》中所說，“夷人焚五園三山”，三山的指代非常清楚，即萬壽山、玉泉山與香山。而其所謂的五園，是“圓明園內外勝景”，并非僅僅是指至遲到了道光二年(1822)已經不復存在了的圓明五園。鮑源深此處所說的五園三山，以及學界所說的五園三山或三山五園，從狹義上講，應該是專指北京西北郊的皇家園林；其中的五園，當指圓明園、暢春園、清漪園(即頤和園)、靜明園、靜宜園五園無疑。嘉慶朝《欽定大清事典事例·內務府·官制》中，明確開列的皇家園林有“圓明園、暢春園、清漪園、靜明園、靜宜園”(16)托津等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卷886，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70輯，第698冊，第6507頁。五園。從廣義上講，五園三山或三山五園，則應該是泛指東起現今的清華大學，西迄香山公園，綿延二十余華里的皇家與私人園林建筑群。

這些皇家與私人園林建筑群，多達八九十座。其中較為著名的園林有熙春園、近春園、春熙院、圓明三園(即圓明園、綺春園、長春園)、澄懷園、一畝園、自得園、清漪園(現今的頤和園)、靜明園(玉泉山)、靜宜園(香山)。在圓明園以南，尚有朗潤園、鏡春園、鳴鶴園、睿王園、蔚秀園、承澤園、暢春園、西花園等。再向南，還有諸如禮親王花園、僧格林沁花園等等。

雖云“泛指”，但并非是毫無根據的泛稱，更非學者閑來無事的向壁虛構、憑空捏造。據筆者寡聞所見，現今發現的最早明確標有“三山五園”等字樣的繪圖，共有兩件，都藏于中國國家圖書館。第一件是一位名叫常卯的人，于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紙本彩繪的《三山五園外三營地理全圖》，圖高為96厘米，長為169厘米。該圖雖名為《三山五園外三營地理全圖》，但常卯當時所繪的原圖，卻明確簡稱為《五園圖》。第二件繪圖，是一位名叫馬綬權的人，于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彩繪的《五園三山及外三營圖》。此處所謂的“三山五園外三營”，并非駐扎于三山五園，或五園三山園林以外的三個清軍軍營之意，而是指清廷為護衛“三山五園”安全，在這一帶部署的三個八旗旗營，它們分別是圓明園護衛營、火器營和云梯健銳營，統稱“外三營”?！巴馊隣I”，當作一個名詞解。

以往及現今史學界有關“三山五園”，或“五園三山”這一歷史概念提出、接受與傳承，或許即源于鮑源深有關“九月初，夷人焚五園三山”的文字記載。但是，筆者更傾向于認為，史學界關于“三山五園”，或“五園三山”之說，應該是深受清光緒年間常卯彩繪的《三山五園外三營地理全圖》，以及馬綬權彩繪的《五園三山及外三營圖》兩幅繪畫的啟示與影響，甚至可以說是其史料的來源與根據。其理由有三：

第一，無論是常卯所繪的《五園圖》，還是馬綬權所繪的《五園三山及外三營圖》，都是采用中國古代地圖傳統的形象繪法，將北京西北郊的三山、五園、承澤園、蔚秀園、集賢院、西花園、圣化寺、泉宗廟、碧云寺等眾多皇家園林，甚至是青龍山上的昌化寺、圓昭廟、方昭廟，香山上的永安寺、洪光寺、宗鏡大昭之廟等寺廟名勝，幾乎全部繪制于圖中，但張恩蔭所說“圓明五園”中的熙春園和春熙院，似乎未收入畫內。由此可見，至少到了光緒末年，人們所理解、認知、認同的五園，絕非張恩蔭所說的“圓明五園”，也并非僅僅是一般學界所說的圓明園、暢春園、清漪園(即頤和園)、靜明園、靜宜園等五園，而是泛指北京西北郊眾多的皇家與私人園林建筑群。馬綬權所繪的《五園三山及外三營圖》，特別是常卯所繪的《五園圖》，雖然并未明確說明其“五園”，究竟包括哪五座園林，但的的確確包含有萬壽山清漪園、玉泉山靜明園和香山靜宜園等三山三園，其范圍顯然遠遠超出了張恩蔭所說的圓明五園。

第二，鮑源深所著《補竹軒文集》，現在存世者很少，似乎只有南京圖書館藏有存本，筆者和其他學者所能看到的，是收錄在中國史學會所編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第二次鴉片戰爭》的部分內容。故此該文集《三天入直瑣記》中雖有“九月初，夷人焚五園三山”的記載，但其影響面與影響力，皆相當有限。與鮑源深(1811—1884)幾乎是同時期，且職官履歷較鮑源深更高、影響更深更廣的吳振棫(1790—1870)，在《養吉齋叢錄》中，記載了西苑、圓明園、暢春園、清漪園、靜明園、靜宜園、綺春園、長春園和熙春園等十余處皇家園囿，但卻沒有“三山五園”，或“五園三山”的說法，即可為其佐證。

第三，當時與現今，能夠看到鮑源深《補竹軒文集》文字記載的，僅僅局限于具有較高文化層次的專家、學者，絕非一般人所能及。即使有些學者有所接觸，因其并非研究的興趣所在，亦未必會對如此寥寥“焚五園三山”五字印象深刻。而清光緒年間常卯彩繪的《三山五園外三營地理全圖》，以及馬綬權彩繪的《五園三山及外三營圖》兩幅繪畫則不同，不但其表現形式為民眾所喜聞樂見，而且無分老幼，不分貴賤，無論愚明，皆可于觀賞之后，銘記于心，其影響作用之深之遠，亦當無疑。

綜上所述，筆者傾向認為，鮑源深在《補竹軒文集》中所說，“夷人焚五園三山”之五園，并無明確具體的園林名稱指代。稍后，19世紀末常卯彩繪的《三山五園外三營地理全圖》，20世紀初馬綬權彩繪的《五園三山及外三營圖》雖分別明確標示為，“三山五園”或“五園三山”，但均未說明其“五園”究竟為哪五園，但有一點似乎可以確定，即其所謂的“五園”，絕非“如有些學者所說，系專指圓明園、長春園、綺春園、熙春園和春熙院等的“圓明五園”。

那么，我們究竟應該將其稱為“三山五園”，還是“五園三山”呢？筆者的意見是，如從目前所發現的歷史文獻資料，或圖片資料來看，稱謂“五園三山”者居多。就此而言，我們稱之為“五園三山”，較為合適準確。但是，也有相關的圖片資料，表述為“三山五園”。同時，考慮到我國語言中“三山五岳”，“三皇五帝”的語言習慣，也可以稱之為“三山五園”。無論是“五園三山”，還是“三山五園”，其歷史內涵并無差異，也不會造成某些歧義誤解，因此，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習慣，或當時的具體情境，來表述這一歷史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