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圓明園的沉浮及其價值重構

劉仲華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 歷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作為皇家御園的圓明園在清咸豐十年(1860)被英法侵略者焚掠，遭受嚴重破壞，淪為廢墟，“周垣半圮，鄉人竊入，盜磚石，伐薪木，無過問者”。(1)譚延闿：《圓明付記》，舒牧、申偉、賀乃賢編：《圓明園資料集》，書目文獻出版社1984年版，第296頁。然而，進入民國以后，其慘遭破壞的命運并未就此扭轉，園中大量建筑遺存、木材、太湖石被變賣、偷盜；園中水田、旱地被出租墾種，園中佃戶達到二三百戶。圓明園還一度被劃歸清華大學，擬籌建農學院。圓明園的變遷離不開當時的時代境遇，民國年間內有軍閥混戰，外有日本侵華，國破家亡，北洋乃至國民政府無力或無暇保護圓明園，這是重要的客觀因素，但當時國人對待歷史遺跡的文化態度和思想觀念也不可小覷，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當時圓明園的命運。

今天的圓明園在國人心目中已是銘記國恥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然而這一共識的形成并非水到渠成。本文即通過梳理民國時期圓明園所經歷清室內務府、清理園產事務所和圓明園遺址保管委員會等階段的管理狀況，分析時人對圓明園遺址文化價值的重構歷程，進而展現圓明園從廢墟到遺址，再到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曲折歷程。

一、作為遜清私產的管理與園中磚石的變賣

1912年溥儀退位，民國政府建立，根據南北議和所簽訂的《優待清室條例》，退位后的清皇室依然享受諸多待遇和權利，遜帝仍保留其皇帝尊號，不但可以繼續住在紫禁城內，而且原屬皇家園林，包括圓明園、頤和園等，仍歸清室使用。同時，民國政府每年要向清室支付四百萬元，但捉襟見肘的民國政府難以履行承諾。餉銀無法保障的旗人生活日益艱困，“旗人多游手好閑，故鼎革后，多致不能謀生，近來旗餉又不如期發放，故尤為貧苦”。圓明園八旗旗人“因未領餉銀，困苦異常，有一天只食一頓飯者，有兩頓玉米面粥者，有當賣皆空、投河覓井者”(2)《旗人貧苦狀況》，《益世報(北京)》(以下簡稱《益世報》)1921年3月3日，第5版。，苦不堪言。

園內土地也被出租墾種，早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清內務府就開始出租園中土地，至民國初年，園內佃戶便已有二百余戶。1913年12月，皇室侍衛處當差人員抱怨生活清苦，“自該處一切應領款項劃歸皇室后，俸米馬干迄今未放，值此米珠薪桂之秋，已有枵腹從公之慨”，于是侍衛世恒等18人聯名商請將圓明園內近七十余頃官地撥作侍衛養贍地畝。(3)《請撥官地》，《京華新報》1913年12月23日，第3版。1922年10月，清室因宣統帝成親經費不足，“擬出售圓明園，價額一百萬元，正四處張羅，尋找買主”。只因社會輿論的關注，《益世報》等報紙刊載相關消息，稱圓明園“現為民國所有物，理宜珍存，清室豈得擅行售賣，望國人特別注意”(4)《圓明園有出售說》，《益世報》1922年10月20日，第7版。，而未有下文。

既然把圓明園作為荒地來開墾，其保護也就無從談起。被英法聯軍燒毀的圓明園歷經清末的荒廢和破壞，民國初年尚留存有大量的建筑殘件，滿園磚石、太湖石隨處可見，都是質地精良的建筑材料。當時的圓明園尚有人員看管，但看守者監守自盜，將圓明園的磚石公開售賣。尤其是北洋政府時期，軍閥官宦往往隨意進入園中，拉運石料。1922年10月，京畿衛戍司令部接到清室內務府函稱，“近有軍人拉運圓明園磚石售賣”。(5)《盜賣圓明園磚石》，《益世報》1922年10月5日，第7版。1923年4月，京西近有大幫匪人約六七十名，晝夜偷拆圓明園的北大墻，“變賣墻磚，伙分錢財”。(6)《大幫匪拆圓明園》，《益世報》1923年4月3日，第7版。6月，有賊匪三十余人，拆圍墻五尺有余，進入園內，將太湖山石運走兩大車。(7)《匪人偷竊太湖山石》，《益世報》1923年6月7日，第7版。園中看守人員甚至與盜賊聯手，“通同作弊，拆毀磚石，私行盜賣”。1923年12月有人路過圓明園時，“見有騾車成群，人眾滿百，挪運磚石，并有護兵多人及形同官長者一人督催工作”。問之左右居民，都說督工的長官就是負責把守圓明園的參將，而且這種盜賣行為“已非一日，且公然為之”(8)《圓明園是某參將私產乎，任意零賣，無人過問》，《晨報》1923年12月1日，第6版。，從未見人加以制止。

民國初年，園內區域由清室內務府管理，所在地面的治安由沿襲前清的步軍統領負責。1924年10月，馮玉祥將清遜帝溥儀趕出紫禁城后，清室各種優待被取消，步軍統領等機構被廢止。此后，京師警察廳將五營官兵改編為四郊警察，圓明園屬北郊警察管轄。(9)《改編四郊警察之詳章》，《益世報》1925年1月9日，第7版。民國政府開始真正接管圓明園，但變賣現象未曾停止。1925年1月12日，該公園雇用大敞車六十輛，“轉運石塊，經過西直門外北關高亮橋，運進城內”。運石車輛經西直門進入城內時“均插有白布旗幟，上書某公園字樣”。(10)《盜賣圓明園太湖石》，《益世報》1925年1月14日，第7版。當月，《益世報》又報道有位官員在西郊建造大花園，“非常闊綽，地址甚大，花樹且多，惟園中所用之石塊，皆系圓明園中之石物”。(11)《圓明園盜石案續訊》，《益世報》1925年2月25日，第7版。

當時，此類現象不勝枚舉。除了達官貴人、軍閥政客之外，北京城內一些公共設施如公園的建設，也都將圓明園作為獲取石料建材的來源地，或買或偷運，大量的需求直接促生了不少利益熏心之徒鋌而走險，大肆盜賣圓明園古物和太湖石。正如1925年陳文波在所撰《圓明園殘毀考》中所言：“民國以來，各自為政，命令不行。強有力者之武人，日取其湖石以為私第之點綴，旗人又以窮迫，侵占其敗屋以為廬。于是樵夫牧豎所入出，牛泄馬矢滿道路?！?12)陳文波：《圓明園殘毀考》，《清華周刊》1926年十五周年紀念增刊《圓明園資料集》，第168頁。

1925年，燕京大學建設校園，以重價購取圓明園安佑宮華表2根，龍鳳丹陛臺階石1塊，漢白玉石麒麟1對。(13)《紹英盜賣圓明園石柱》，《益世報》1925年3年5日，第7版。直到1932年，燕京大學仍在購買園中石材。此外，在民國初年修建中央公園(今北京中山公園)時，從圓明園內運走了坐石臨流的蘭亭碑以及蘭亭的8根石柱、綺春園仙人承露臺的石座和長春園遠瀛觀的石欄桿。市政府又曾將圓明園石獅贈送北平市國立圖書館。(14)《圓明園石獅，市府贈與國立圖書館，起運請西直門驗照放行》，《京報》1930年6月21日，第7版。

在北洋政府時期，圓明園作為清室私產，以溥儀為代表的清室只是將其視為能否變賣利用的財產，園中的大量殘存建筑并沒有被視為文物而加以保護，但這也并不意味著當時真的就沒有人看到圓明園的文化價值。時人已經開始意識到圓明園中古物作為國家公共文化遺產的意義，《益世報》在1924年報道圓明園被盜時便指出：“以此項荒園古物，系國家所有，不得任人拆毀盜賣，即應加意保護?！绷硗?，當時還有人提議將圓明園建成公園。1921年12月商人陳醒忱向內務府、農商兩部呈文，愿意出錢三十萬租賃圓明園，改建為京西公園。(15)《有提議在圓明園故址建公園者》，《晨報》1921年12月2日，第7版。只是這一提議并沒有實現。

參議院議員雷殷于1924年又曾提出在圓明園建大學城，主張將北京城內各國立大學遷移至圓明園舊址，特設大學區域，以宏揚教育而兼保存古物。他提出的理由是：一、圓明園這片地區空地很多，把大學集中在這里，可以充分利用這塊土地資源，而且教學資源便于共享，“圓明園離京三十余里，面積七千八百畝有奇，規模宏大，氣象軒敞，并各校為一區，斷無不起建置之虞，各校既與為鄰，則設備上可以共用之處甚多，而建筑設備之費可省”。二、學校遠離市區，“可以杜絕都市惡習之濡染，風潮之波及，使學者得以專心致志”。教師集中在一起可以互相切磋，教學相長，“各校為一區，則校務學務，以及學生之成績，皆有觀摹比較，則教育之改良進步可期”。三、圓明園是民族記憶之傷，老師在這里上課，學生在這里讀書，可激勵大家立志報效祖國，為民族振興而讀書。(16)《雷殷建議遣移國立各校，于京西圓明園舊址設大學區域》，《京報》1924年6月8日，第5版。圓明園在失去皇家苑囿的地位后，自身及其周邊的眾多園林舊地因水源豐沛，環境優雅，成為城市建設的一片處女地。清華大學的前身清華學堂即設于近春園舊址，燕京大學亦于這一時期購買前清親王賜園建設而成。因此，參議員雷殷此時倡議利用圓明園建大學城，也是順勢而為的建議。

除了建設大學城之外，還有改作牧馬場、京師第一模范工廠的建議?！熬┪鲌A明園，陸軍部前擬改作牧馬場，內務部則擬改為京師第一模范工廠?！?17)《禁偷圓明園磚石》，《京報》1925年10月7日，第7版。這些多止于提議而未見下文，不過以上事實都足以表明：時人大多將此時的圓明園視為可資利用的荒廢之地。

二、從清理園產事務所到劃歸清華大學之風波

1928年6月，國民革命軍北伐，推翻北洋政府，首都遷至南京，國民政府設立北平特別市。首任市長何其鞏上任之初，便與當時的國民政府開始商議如何接收圓明園等處的清室資產。接收之前，各處分別成立了專門的清理委員會，對園中資產進行清理。其中，許德懋、李瑸、李品鄉為接收頤和園及附近靜宜園、圓明園等處委員，許德懋為主任。同時，令公安局派保安隊前往各處公園駐守。(18)《市政府接收四公園，頤和園圓明園亦接收》，《京報》1928年8月12日，第3版。圓明園清理園產事務所的首任所長是李瑸，但“圓明園官產，數年來賬簿籠統，含混糊涂，現準該園主任李瑸移交，實屬無法接收”。繼任北平市長張蔭梧主張徹底清查，命市政府財政局、土地局會同頤和園事務管理所，組成圓明園清查委員會進行清理，“委員以十人為限，一月為期”。(19)《圓明園官產組織清查會，將實行徹查》，《河北民國日報》1929年7月17日，第7版。

在清理園產過程中，囿于對圓明園價值認識的局限，圓明園事務所認為除了大水法、遠瀛觀這樣的殘存建筑物需要保護之外，其他大量的園中太湖石、磚石都被認為是無用之物，可以進行變賣處理。1929年1月，清理園產事務所所長李瑸經上級同意后，“將全整石片仍予保留，其殘破損毀者，則分別標價，招商承買”。(20)《圓明園的太湖石招商承買》，《益世報》1929年1月7日，第7版?！兑媸缊蟆穲蟮来耸拢骸扒謇韴A明園園產事務所因園內太湖、鳳翥及一切大小石塊，堆積殘敗，與歷史藝術，均無價值，現經呈準市府，盡將此種石塊變價出售，聞事前已與某商接洽，可出價一千余元?！?21)《圓明園太湖石要賣》，《益世報》1929年2月28日，第7版。

清理園產事務所的做法經報紙披露以后，立即引起輿論批評，“人言嘖嘖”。事實上，變賣園中太湖石并非清理園產事務所的自作主張，當時的北平市政府為建設各處市民公園，比如安定門外市民公園，“正等用此石，點綴風景”，曾經訓令清理圓明園園產事務所所長李瑸，將太湖石“運送市民公園，交主任史葆光，作整理世界地圖園之用”。(22)《圓明園太湖石賣不成》，《益世報》1929年3月9日，第7版。

可見，清理園產事務所不僅未起到保護圓明園的作用，反而加速了破壞。1929年1月9日，《京報》報道：“圓明園西洋樓附近，有某機關公務人員監視著許多石匠，將該處雕刻甚工之白石鑿成細塊，售于西直門某砂場，該廠再鑿成細粒，以摻入大米之用?！倍曳Q“此項交易由管理某園事務所所長經手”，直指清理圓明園事務所所長李瑸?？吹竭@則報道后，清理園產事務所認為報紙所言“與事實不符”，遂在1月17日的《京報》上刊文澄清：

敝所奉令清理圓明園園產，業將應行保存之太湖石十二塊，及西洋樓之花紋白石柱一整根、兩半根，每日派警巡邏看管，并呈報市府在案。其余破碎焚毀之磚石，除前經清室內務府會同前京畿憲兵總司令部，設立磚石事務所批賣外，現所存者，既非整齊，又系劣品，到處瓦礫，致園內之地半難耕種。敝所呈準派員來園查勘實在情形，會商清理辦法，斟酌損益，始準由商人備價承購各種破碎不堪磚石，化無用為有用，非甘冒不韙，拆毀古物，以貽仇者譏也。事實俱在，盡可撫按。至西直門內永順砂廠購買殘廢白石，系為碾米用，亦非為摻入大米用，人孰無心，誰又肯將整齊石料，任意拋賣耶？(23)《圓明園白石問題》，《京報》1929年1月17日，第8版。

從清理圓明園事務所通過《京報》的公開聲明可見，變賣園中磚石、瓦礫以及太湖石不僅是公開行為，由專門的“磚石事務所”操辦，而且是經過“呈準”、得到上級政府許可后進行的，其目的是將妨礙園內耕種的大量瓦礫“化無用為有用”。至于所變賣大理石被碾成粉末后摻入大米中售賣的傳言，事務所未承認，但卻肯定了園中殘廢白石被賣給西直門內永順砂廠的事實。

將白石摻入大米的說法的確難以征信，事實很可能正如事務所所言，“系為碾米用”，但直到兩年后的1932年，有關傳聞依舊沒有停止，并引發了更廣泛的關注。

1932年1月20日，得知“最近半年來，愈搗愈兇，乃至成群結隊，不分晝夜狂搗”的清華大學講師吳其昌偕同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等四人，親往查勘，“見海晏堂惟余瓦礫一堆，半年以前尚爛然可觀，幾欲失聲痛哭”。園中遇到不少拉運石料者公然自承，或云“喬四收買前來”，或云“張排長賣與我們，每方賣價五元”，更多的人聲稱：“我不是偷砸的，吾們向頤和園事務所領買來的”，而且有自稱頤和園事務所派來的警察進行監督拍賣。吳其昌將此情形致函北平古物保管委員會，呼吁該會向市政府反映，“將污吏暴徒按法懲治，僅存古物，迅予保護”。(24)《圓明園白石柱殘毀益甚》，《華北日報》1932年1月24日，第6版。1月23日，北平古物保管委員會函請市府進行查禁，在給市政府的函請中，還附上了清華大學吳其昌的來信。對于古物保管委員會關于圓明園中磚石被盜等情形的報告，市政府認為“該園磚石約分二種”，應區別對待，認為普通磚石可以“照章出售”，只有部分“太湖石及花白石柱等，均有關古物，極應保護”。2月12日，市政府派視察員周鵬飛、廖實秋等人，會同頤和園事務所職員，前往圓明園進行詳細調查。(25)《市府派員調查圓明園擬保存遺存之石柱等古物》，《京報》1932年2月13日，第6版。

在吳其昌和北平古物保管委員會的呼吁下，北平市政府在實地調查后決定成立圓明園遺址保管委員會。1932年7月5日，北平市圓明園遺址保管委員會在市政府召開籌備會議，出席者朱桂莘、吳其昌、周大文等十余人，討論通過了該會組織章程，明確提出該會的目的是保護圓明園遺址。(26)《圓明園保委員組織章程，市府昨已公布施行》，《益世報》1932年7月5日，第7版。17日，市政府聘請故宮博物院、歷史博物館、中國文化經濟協會、歷史語言研究所、北平研究院、中國營造學社、北平圖書館、古物保管委員會、文化基金委員會、北京大學、師范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以及吳其昌為北平市圓明園遺址保管委員會委員。(27)《圓明園遺址保委會成立》，《京報》1932年7月17日，第6版。8月15日，圓明園遺址保管委員會在市府召開成立大會。(28)《圓明園遺址保委會前日成立(推馬衡等起草保管整理方案)》，《華北日報》1932年8月17日，第6版。9月24日，召開第一次臨時會，通過圓明園遺址保管整理辦法草案。主要內容有：一、財政局自上年十月份起，由文化費項下，按月撥交工務局二百元，先作為該園各項建設之用。二、由公安局暫派保安隊警四名，常川駐園看守，每名每月發給津貼四元。三、由工務局負責，按照圓明園遺址保管委員會所訂整理草案，先將白石樓加以整理?！胺矚堄嗨槭?，可棄者即行掃除，可存者設法維護，以免再有毀損之虞。其散在各處之南太湖石，亦令酌量集合樹立標記，以便查考”。四、將園內出入要道，略加修理。(29)《不斷計劃中之復興圓明園，隊警常川駐守，保護殘址勝跡》，《京報》1933年7月19日，第6版。另外，由社會局負責，制定植樹方案保護整個圓明園遺址。(30)《嘉木繁蔭難》，《京報》1933年3月7日，第6版。

然而好景不長，在圓明園遺址保管委員會成立的第二年，1933年3月間，清華大學因奉教育部令籌辦農學院，呈請北平市政府，提出將毗鄰學校西側的圓明園遺址撥給本校作為農科試驗場，并愿支付代價十萬元的建議，但當時北平市府鑒于圓明園“每年所收之租金，關系本市行政費甚巨”，同時也考慮到“園之佃戶亦苦無法安置”，故而未允。(31)《清華大學接收圓明園最近未易進行，平市府呈請中央收回成命，佃戶呈市黨部請設法援助》，《平西報》1933年12月2日，第1版。至10月，清華大學又繞過北平市政府，上呈教育部轉行政院，再次提出將圓明園劃歸學校、建農業試驗場的請求。結果，引起園內佃戶的激烈反對。北平市政府面對雙方爭執，并未立即表態，而是按照北平特別市接收清室舊產的規定，在清理圓明園園產事務所完成既定工作后，命管理頤和園事務所接管圓明園。1933年10月25日，北平管理頤和園事務所所長許保之，接市府令，就近暫為兼理圓明園遺址，每月保管委員會規定辦公費、建筑費二百元，由文化費項下墊付。(32)《圓明園遺址由頤和園事務所接管》，《京報》1933年10月25日，第7版。

1934年2月，行政院訓令北平市政府將圓明園故址交清華大學，北平市政府遂取消圓明園遺址保管委員會。(33)《圓明園將實行移交，市府奉令移交辦法在考慮中》，《華北日報》1934年2月23日，第6版。由于圓明園佃戶的激烈反對，清華大學未能實質接收。在此期間，圓明園設有稽查室，“以防宵小盜取磚石”，但這個稽查室“因聽候移交事，多不負責任”，以致于“盜取磚石及毀壞古跡者，遍園皆是，日夜不?！?。(34)《圓明園佃戶昨開會議決該園田地不得私行買賣，盜賣磚石等物日夜不停，清華接收后古跡恐無存》，《平西報》1934年3月17日，第4版。1934年10月18日，即將從清華大學畢業的夏鼐在離開北京前夕，前往圓明園殘址，“由正覺寺東首萬春園宮門遺址而入，見敷春堂遺址之石灰巖平臺，正為農民所掘，以便改為土田”；“舍衛城南向城墻之磚，新近又遭人竊取，余至時，適見二兵士用一竹筐盛磚而去”。(35)夏鼐：《夏鼐日記》，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68頁。

在圓明園劃歸清華大學爭議期間，乃至事后，因無實質性管理，所以圓明園的狀態一直沒有根本改觀，甚至破壞的情形還更嚴重。一方面，市政府為保護園中佃戶的永佃權，出租地的耕種沒有受到絲毫影響，有些園中佃戶繼續以售賣磚石為生。另一方面，在爭議期間，北平市政府取消了剛剛成立的圓明園遺址保管委員會，管理松懈，偷盜嚴重。例如，圓明園內曾有魏石十余塊，撥歸清華大學后，雖然由校警看守，卻于1936年8月被人盜走。(36)《圓明園魏石被盜案，地方法院昨日開審》，《華北日報》1936年8月19日，第6版。再有，圓明園依舊充當著北平市政建設和一些仿古建筑的磚石采集場。1935年1月，舊都文物整理委員會文物實施事務處在北平成立，市長袁良親自擔任處長，為修復古跡，北平市政府特地致函清華大學，“請協助將圓明園遺址所存古代瓦磚撥用，修葺平市古代建筑”。(37)《清華大學保存圓明園遺物，市府調用以修葺古建筑》，《益世報》1935年1月22日，第9版。然而，隨著日本侵華的步步進逼，以及隨后的清華大學南遷，圓明園劃歸清華大學管理一事最終不了了之。

三、“故都”北平建設下對圓明園價值的重新認知

伴隨圓明園遺跡遭受日益嚴重的破壞甚至消亡的危險，民國時期文化界開始呼吁重視其文化價值并加以保護，特別是在日本侵華步步緊逼的情形下，激發民族精神以反抗外來侵略與文化掠奪，逐漸成為這一時期文化界的主流。以1928年成立的北平古物保管委員會為例，其成立的直接動機便是保存古物，反對外來侵略者的文化掠奪?！皻W美學者，競以東方學術相號召，不惜重金購致吾國古物。奸商嗜利，搜求盜竊以供其求，古剎荒丘頓遭浩劫，重要史料公然視為貿易之品。尤有甚者，外人深入腹地，自動采集，假調查學術之美名，組大規模之團體，在政府協助之下，任意捆載以去?！?38)《古物保管委員會工作匯報·序》，1935年自印本，第2頁。該會由蔡元培倡導成立，隸屬于教育部，其初會址設在上海，同時設北平分會，“以代當時私人組織之北平文物臨時維護會”。因北平為數百年之故都，不久，古物保管委員會遷址北平。

在保存故都古物的推動下，一些有識之士疾呼保護圓明園。前文提及的清華大學吳其昌就在1932年1月22日致函北平古物保管委員會呼吁：“圓明園一代名園，震爍中外，今成劫灰，含生所痛，劫灰之余，惟長春園西北角(俗名西洋樓)之海晏堂觀水法、遠瀛觀、萬花陣等殘址，白石雕刻，巍然尚存。登臨一望，于斜陽煙草間，矗立古歐式華夏之斷柱數條，恍如置身古希臘遺址，或如滂貝故城，涌現目前，此真吾國家昌盛光榮之遺址，吾民族偉大藝術之遺跡，文化上無價之珍寶，歷史上無上之瑰寶也?！痹趨瞧洳壑?，圓明園是民族國家之文化遺產，“人人與有光榮”，而且“人人與有保護之責”，決不能坐視“一二墨吏暴徒，互相勾結，貪蠅頭之微利，而毀滅國族文化之命脈”。(39)《圓明園白石柱殘毀益甚，暴民成群每日狂搗》，《華北日報》1932年1月24日，第6版。

與此同時，中國營造學社的成立也推動了國人重視保護歷史遺跡的意識。1929年，朱啟鈐等人在北平創建中國營造學社，旨在研究中國傳統營造學、保護傳統建筑，圓明園作為重要的清代皇家園林建筑遺址，自然也成為了中國營造學社關注的對象。

1931年3月14日，營造學社聯合北平圖書館，在中山公園舉辦了圓明園文獻遺物展覽會。此次展覽的圓明園遺物有“別有洞天”景區內時賞齋前的青云片、長春園含經堂的搴芝石、長春園茜園的青蓮朵、四宜書院的繪月石等太湖石；有承露盤石柱及西洋樓石欄桿、安佑宮前四望柱及其盤座等石料；有文源閣殘瓦石及碑石、舍衛城殘磚瓦、安佑宮殘瓦以及西洋樓、諧奇趣、海晏堂、方外觀等處殘瓦。此外，還有圓明園樣式雷燙樣以及相關檔案文獻等。(40)《圓明園文獻遺物展覽會陳列七十年劫余之遺物與圖籍》，《京報》1931年3月14日，第7版。

中國營造學社與北平圖書館聯合舉辦此次展覽的目的非常明確，強調“其創始之意義，在文化藝術上之影響極為弘大”，目的是不忘國恥。舉辦方在此次活動的聯合宣言中稱：“以此中國近代史上一傷心之遺跡，陳之于邦人君子之前”，“其在近代史料，與民族思想上，亦有極大之關系”；“此展覽與研究之成功，不但為營造學進步之階梯，雖謂為有功人類，亦無不可?！敝鬓k者希望前來參觀會展者以此體味中國歷史之變遷，“茍細心研究陳列之史跡，若工程則例，若地樣，若模型，若圖像，以及磚瓦史料之屬，以科學眼光，審察其構造方式，進而追想中國近代社會變遷之痕跡，必有驚嘆自失者，同時亦可知中國政治與社會所以頹敗之原因”。銘記國恥，不忘被西方列強侵略的慘痛教訓，“當時焚毀主動之英將格蘭特與英使額爾金，實可謂世界文化之罪人，為十九世紀初時大不列顛民族實際未脫野蠻人性之證據?！蓖瑫r，樹立文化理性，正確認識圓明園等封建時代所遺留的歷史遺跡?！坝袩嵝母锩咭猿浞职l揮其打倒封建思想之故，甚至昌言宜完全拆除北平之故宮，此種極端之議論，歷史上不少概見。人類本為感情動物，由對于保守派之感情反動，而欲先行掃蕩一切后，再求得新生命之發生。此種見解，未必完全可抹煞，但須知感情沖動，最易汩沒理性，由有文化之人類理性，正確之認識，須知所謂故宮以及古物者，乃為國民藝術之結晶，僅存之奇跡，將來新中國營造之源泉，而決不可以帝王住所封建思想目之也?！?41)《圓明園遺物與營造社》，《京報》1931年3月21日，第2版。圓明園遺跡在國人心目中的形象，從封建帝王奢侈淫靡之象征，欲先掃蕩拆除而后快，到發現其文化藝術之價值，銘記侵略者之殘暴，這一轉變應是當時圓明園所面臨的重大契機。

圓明園遺物文獻展覽會在3天時間內，“各界知名之士到者甚多，可謂盛極一時”。(42)《圓明園遺物展覽會，英法人到者甚少》，《益世報》1931年3月23日，第7版?！毒﹫蟆贰度A北日報》《益世報》等報紙在報道此次展覽時都無一例外地強調“此項文物，在歷史上有寶貴之價值”(43)《圓明園文獻定期展覽》，《華北日報》1931年3月15日，第6版。，“公開展覽殘磚敗瓦，悉關國恥”。(44)《圓明園之模型，明日中山公園公開展覽》，《益世報》1931年3月20日，第7版。

另外，這一時期圓明園內新增三一八烈士墓地，也是圓明園形象轉向愛國主義的新時代因素。1928年9月30日，中國國民黨北平特別市黨務指導委員向北平市政府函請，在圓明園中公葬三一八慘案烈士。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執政府殘酷鎮壓了北京市民反帝游行，造成慘案。(45)《三一八慘案諸烈士公葬圓明園，何市長辦理撫恤》，《京報》1928年9月30日，第3版。1929年3月18日，三一八殉難烈士公葬典禮在圓明園舉行，近萬名社會各界人士和群眾參加。(46)《今日圓明園三一八烈士舉行公葬》，《京報》1929年3月18日，第6版。將三一八慘案烈士埋葬在圓明園，在當時具有非同尋常的政治社會意義。時人在報紙上撰文，將圓明園比作廣州的黃花崗：“黃花崗在革命史上已成為一個有價值的地點，因為他是七十二烈士殉難之所，所以地以人貴?，F在三一八慘案殉難的烈士，公葬在圓明園。圓明園在過去的歷史上，似乎有一點價值，英法一役，蹂躪得不堪，在我們國家體面上，留點國恥的痛痕?？匆娔菙⊥邭堅?，給我一些深刻的印象呵！今經建筑墓地后，我看可比美黃花崗！這真是圓明園的幸運哪！但是，在我們看著這被強鄰蹂躪的國土，合這慘死青年的墓地，不禁的要喊一聲‘打倒帝國主義’！”(47)《今年三一八之圓明園》，《京報》1929年3月21日，第8版。通過三一八慘案烈士的長眠之地，圓明園再次強化為國人銘記國恥、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紀念地。

結 語

民國時期圓明園的時代境遇，始終糾結于兩種思想情緒：一是將圓明園視為封建帝王奢靡乃至不務正業的象征，或任其殘破荒廢，或欲毀之而后快。二是痛惜圓明園作為國人傳統藝術寶藏毀于外國野蠻之侵略，呼吁國人加以保存遺跡，銘記國恥，進而激發奮起救亡的愛國之心。

毫無疑問，將圓明園視為封建專制帝王窮奢極欲的象征，是圓明園在民國時期持續遭受破壞的重要因素。這一心理脈絡，在清亡之前就存在，只不過表現為對圓明園合法性的質疑。自清康熙帝創設暢春園之初，清代統治者在圓明園理政就面臨著儒家傳統觀念中天子應身居紫禁城、正位宅中以治理天下的審視，批評者認為皇帝只有在紫禁城才能保證“勤政”，至于駐蹕御園則往往流于“自耽逸樂”。在清前期國力強盛、皇帝個人能夠確?；蕶唷扒V獨斷”之時，這種質疑尚不能構成威脅，直到清后期，內外交困，尤其是咸豐一朝，反對皇帝駐蹕圓明園的聲音此起彼伏。(48)參見劉仲華：《清代圓明園輪班奏事及御園理政的合法性困境》，《清史研究》2017年第4期。因此，當咸豐十年英法聯軍焚掠圓明園后，清廷雖然受困于財政，未能予以修繕，但同時也一直受到反對重修者的阻攔，同治年間慈禧皇太后欲重修三山五園所引起的朝野爭論便是其中的明證。

不僅如此，反對者甚至還默許圓明園遭受盜竊。1893年第二次來華的德國駐華公使巴蘭德在游覽圓明園后便記述了這樣一則令他頗有些訝異的傳言說：“恭親王鼓勵偷盜(圓明園)的行為，因為重建將產生巨額的費用，恭親王就以這種方式使得重建變得不再可能?！?49)[德]艾林波、巴蘭德等著，王維江、呂澍編譯：《1861—1893：公使巴蘭德回憶錄中的北京》，《德語文獻中晚清的北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70頁。任由這些帶有“奢華淫逸”嫌疑的“御園”破敗荒廢，遠離是非之地，反而成了清末統治者挽救自身形象的救命稻草。

在民國初年反封建、反傳統的思想潮流下，人們漠視圓明園荒廢的心理認知往往被進一步強化。1915年壽鹍在游歷圓明園后感慨：“嗟夫！阿房已矣！華林丘墟，彼帝王疲民以逞之末路，無足悲者?！?50)壽鹍：《圓明園游記》(二)，原文發表《民權素》第12集，引自《圓明園資料集》，第301頁。1926年陳文波輯錄《圓明園殘毀考》時也說：“圓明園之繁華珍貴，無處不足以表示帝王之罪過?！?51)陳文波：《圓明園殘毀考》，《清華周刊》十五周年(1926)紀念增刊。既然圓明園是封建帝王的“罪過”，哪怕園中有可貴之古玩，可寶之珍玉，有歷史之器皿，有價值之建筑毀于英法侵略者之野蠻搶掠而遭此不幸，但終究只是讓人惋惜?！皹O盛時代的宮殿，現在完全崩毀了，成條的大石，死人似的睡在地面上，一處處的亂磚碎瓦，一處處的廢閣頹基，任牛羊去踐踏，盡牧兒去嬉游；那毫沒有遮蔽的石柱，屹立在露天里，聽憑霜摧日曝，雨淋風攻，眼看他上面雕刻的龍鳳，遭風化而剝落而模糊?！?52)小蘭：《吊圓明園》，《京報》1934年4月28日，第9版。作者“小蘭”以《吊圓明園》為題所發表于1934年的這段文字，雖然不乏傷感，但也透露了作者內心認為封建帝制“崩毀”如同腳下圓明園廢墟一樣的感慨。

然而，因打倒封建思想而鄙棄一切歷史遺跡的觀念在當時并未獨領風騷，尤其是在面臨日本侵略步步緊逼的情勢下，無論是激進革命者還是保守主義者，大多不再簡單地將歷史遺跡等同于封建殘余，而是呼吁保護民族文化的血脈，前文提及的北平古物保管委員會、中國營造學社和圓明園遺址保管委員會就是這一趨勢的反映。

隨著日本侵華的進逼，尤其在抗戰前后，報紙媒體上，人們除了憶北平、憶舊都之外，關于介紹、緬懷圓明園的文章漸多，主題一般是梳理圓明園的發展歷史，重點突出圓明園被英法聯軍破壞的歷史命運，或者是描摹自己游歷圓明園廢墟的感受。1936年6月，程演生輯錄《圓明園考》，他在自序中特別說明：“使國人觀之，可以想見國家盛時，物力之厚，帝王之侈，一旦國事墜壞，外族侵入，遂使琳宮玉宇，一炬蕩然，淹為荒煙蔓草。至于今日，猶困于列強均勢憑陵之下，國事紛紛，內安無日，能不慨然興悲而發奮乎其有為邪！”(53)程演生：《圓明園考·自序》，中華書局1936年聚珍仿宋版，第1頁。北平淪陷后，圓明園作為外國侵略者蹂躪中華民族的象征在國人心目中得到進一步強化，諸多介紹圓明園及其被侵略者焚毀歷史的文章，不僅是對“故都”“舊都”的回憶，更是充滿了對侵略者的憤慨，寄托了對挽救民族危亡、激發愛國救亡思想的期望。

抗戰勝利后，圓明園愛國主義的形象已經悄然確立，并逐步深入人心，至于視其為封建專制象征且必欲毀之的觀念雖然依然存在，但畢竟已逐漸沉寂。當然，這兩種觀念并非截然對立，有時甚至同時并存?！皥A明園豪華的幸運，說明了專制帝王的窮奢極欲，不惜浪費民脂民膏，以供個人的揮霍，這是君主專制政體潰敗的里程碑。另一方面，圓明園悲慘的厄運，則又說明了帝國主義者的殘暴兇狠，盡量肆行蹂躪踐踏，以逞一時的橫虐，這是十九世紀帝國主義者侵華的代表作。所以我們現在來研討圓明園的歷史，便是要透過它去看專制政體對國家社會的腐蝕作用，以及帝國主義者對華侵略的猙獰面目?！?54)魏建猷：《圓明園之幸運與厄運》(上)，《東南日報》1947年7月9日，第7版。魏建猷寫于1947年的這段話，既慶幸君主專制之潰敗，又痛恨帝國主義之殘暴，就頗能反映以上兩種觀念的交織。伴隨著近現代中國歷史進程中激進革命與保守改良、反封建與繼承傳統的糾葛，如何認識和看待圓明園這樣封建時代的歷史遺存，依然會有搖擺，但圓明園遺址作為國人銘記國恥、激勵奮發圖強的歷史價值始終未曾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