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皖北地區的秩序變亂與重建

鄭 寧

(上海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上海 200234)

明末清初是一個充滿動蕩與變亂的時代，從農民戰爭到王朝鼎革，長期的戰亂對社會發展產生了重大沖擊。在這段風云激蕩的歷史時期，既有慘烈的戰爭破壞，也不乏撫平瘡痍的努力。在內外因素的影響下，各地整飭秩序的過程往往不只是簡單的重建與復原，一些地區的社會運行機制、地方治理模式都發生了顯著變化，對此后的歷史發展產生了影響。(1)代表性的成果參見陳春聲：《從“倭亂”到“遷?！薄髂┣宄醭敝莸胤絼觼y與鄉村社會變遷》，《明清論叢》第2輯，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馬?。骸蹲儊y與重建：明清之際的湖北地方社會 1633—1690》，華中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年；孫競昊：《經營地方：明清之際的濟寧士紳社會》，《歷史研究》2011年第3期；趙世瑜：《社會動蕩與地方士紳──以明末清初的山西陽城陳氏為例》，《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然而，并非所有恢復社會秩序的努力都能成功，有的地區在明末的動亂中社會統治瓦解、民心士氣崩塌，直至清朝初年才恢復穩定。學術界對于此類歷史問題的研究，多關注災難結局(2)參見張佐良：《清初河南社會重建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而有關失敗的“自救”過程的討論還比較少。

在明末農民戰爭中，皖北(3)“皖北”作為政區的空間概念正式形成于清代康熙年間安徽建省之后。明朝設鳳陽府與滁州直隸州，清代陸續劃分為潁州府、鳳陽府、泗州直隸州與滁州直隸州。明清以來這一地區多稱作“淮泗”“鳳泗”，也是“淮北”的一部分。本文因研究時段兼及明清時期，故將研究區域統稱為皖北地區。地處戰火頻繁的河南與相對平靜的江南之間，是戰爭的拉鋸地帶；在明清鼎革時代，又是南明政權防御清軍南下的關鍵戰區；同時，該地區還因好勇善斗的民風而聞名。(4)參見馬俊亞：《淮地武人與皇權體制和小農政治》，《南京大學學報》2019年第4期。受內外因素的共同影響，明末清初皖北動亂頻發，是社會統治秩序最受沖擊的地區之一。有觀點認為，通過官府、士紳與客商聯合的方式，明末皖北州縣構成了有效的地方防御體系，實現了社會秩序的穩定。(5)參見魏君州：《崇禎時期的皖北寇亂與地方社會》，臺灣暨南國際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吉尾寬：《明末の流賊反亂と地域社會》，汲古書院2001年版，第341—342頁。事實上，明末清初皖北社會秩序之變亂、地方治亂之歷程，以及動蕩中官紳百姓的選擇都是復雜而曲折的，其悲劇結局更是對地域歷史的走向產生了深遠持久的影響。本文擬考察明清之際皖北地區秩序變亂的主要歷程，探究期間的社會動蕩與人心向背，進而加深對皖北歷史的研究。

一、明末皖北的社會矛盾與統治危機

明中都鳳陽是朱元璋的家鄉，也是明代皖北地區的核心，然而所謂“湯沐之邑，垂念有加”(6)康熙《靈璧縣志》卷8《靈璧縣己未修志序》，黃山書社2007年版，第559頁。的恩典并不實惠，即便是朱元璋的親鄰舊里，也沒有真正享受到多少優待。(7)參見鄭寧：《明代鳳陽賦役優待探研》，《歷史檔案》2016年第2期。明代，“鳳陽為根本重地，而民貧尤甚”為朝野所共知(8)馬卿：《攢運糧儲疏》，陳子龍輯：《明經世文編》卷170，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742頁。，每遇天災人禍，“挈妻擔子，乞活四方”的凄慘民生圖景更是比比皆是。(9)錢士升：《賜余堂集》卷1《祭告禮成回奏因陳目擊民瘼疏》，《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10冊，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427頁。在總體水平偏低的經濟環境中，皖北社會的貧富差距卻越來越大。一方面，窮人生存堪憂，“一遇水旱，公私俱困，棄鄉井而走他方，踵相接也”(10)康熙《霍丘縣志》卷10《總論》，《清代孤本方志選》第2輯第10冊，線裝書局2001年版，第260頁。，但又懶惰成風，呰窳風習盛行。(11)參見陳業新：《明至民國時期皖北地區呰窳風習探析》，《社會科學》2008年第3期。另一方面，少數富人“風氣日靡”，“艷響逐波，江河愈下”。(12)順治《潁州志》卷2《風俗》，《復旦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第24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版，第79頁。生存壓力與貧富差距的刺激相互堆疊，集聚著各類社會矛盾，對明代皖北地區統治秩序的穩定構成了威脅。

化解社會矛盾既要有官府的引導與管理，也需要基層社會的維持和修復，在這個過程中，地方有力群體，尤其是科甲出身的官宦士紳往往能夠發揮重要作用。然而，雖然地處文教相對發達的南直隸，鳳陽府的科考成績卻很不理想，有的州縣直到清代中葉還是“由明迄今，科甲寥廖”。(13)乾隆《盱眙縣志》卷17《論》，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清刻本，第27頁。以萬歷四十年至崇禎十七年(1612—1644年)作為考察時段，在這30多年里，鳳陽府所轄的18個州縣考中的舉人、進士都少于10人，其中太和縣僅有1名舉人；(14)順治《太和縣志》卷5《人物》，《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初編》第5冊，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年版，第226頁。臨淮縣(15)康熙《臨淮縣志》卷4《選舉》，《復旦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第23冊，第246頁。、懷遠縣(16)雍正《懷遠縣志》卷6《人物》，《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續編》第8冊，學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0—481頁。各有2名舉人；來安縣(17)道光《來安縣志》卷10《科目》，黃山書社2007年版，第241頁。、靈璧縣(18)康熙《靈璧縣志》卷6《進士》，第473頁。皆有1名舉人、1名進士；更有慘淡如五河縣，竟無一人登榜。清代康熙年間的天長知縣認為，本地“既鮮仕宦，又少豪強”。(19)康熙《天長縣志》卷3《名宦志》，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清刻本，第13頁。事實上，萬歷末年以來天長縣有2人中進士，4人中舉人(20)康熙《天長縣志》卷2《鄉科》，第35—37頁。，在鳳陽府所屬18個州縣中位列第二。

這種仕宦、豪強皆少的社會特點，使得皖北地區難以形成具有強大基層影響力，且勢力長期延續的地方精英群體。對官府而言，基層勢力的缺失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由于不存在“把持官府”的士紳大族，府州縣治理地方時較少受到來自基層的阻力與干擾。馬俊亞的研究顯示，清代民國時期行政權力在皖北地區具有無可抗衡的壓倒性優勢，即便是社會上層也受到行政力量的制約。(21)馬俊亞：《被犧牲的“局部”：淮北社會生態變遷研究(1680—1949)》，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頁。明代皖北地區也存在著相似的情況，基層精英的缺失客觀上有利于官方意志的施展。

但另一方面，由于缺少強有力的地方精英群體，官府缺乏自下而上的支持力量，導致社會統治存在不穩定的隱患。明中葉以來，皖北地區數次受到外部沖擊，充分暴露了統治秩序的脆弱性。正德六年，農民軍圍攻潁上，襲占太和、蒙城(22)乾隆《潁上縣志》卷12《災異》，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清刻本，第6a頁；順治《太和縣志》卷1《祥異》，第85—86頁；康熙《蒙城縣志》卷10《名宦》，臺灣成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48頁。，雖然很快轉兵西去，但遠在數百里之外的中都鳳陽卻亂作一團，官府難以遏制。(23)乾隆《鳳陽縣志》卷15《紀事》，臺灣成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449頁。嘉靖三十九年，施尚詔在河南發難，有意突襲鳳陽。盡管明軍及時圍堵，但中都鳳陽“居民扶老攜幼，號哭之聲，振動天地……二百里雞犬不聞，官不能制，老幼夜驚，草木皆賊”。(24)天啟《鳳書》卷7《守備鳳陽內官監太監臣韓壽奏疏》，臺灣成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04頁。由于缺少能夠穩定和組織基層百姓的地方領袖，官府權威稍受沖擊，民心就極易動搖，繼而出現社會震動，并且難以自我修復。

進入晚明時期，皖北地區的社會隱患日漸加深，不穩定因素顯著增加，愈發考驗著官府對地方的控制能力。起初動亂規模較小，州縣一級就足以維持穩定，比如嘉靖三十九年懷遠人孫學“聚黨為亂”，被縣官率領鄉兵剿滅。(25)雍正《懷遠縣志》卷8《兵燹》，《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續編》第9冊，第134頁。但從萬歷末年起，動亂的規模顯著擴大，出現了諸如李大榮等“樹幟稱王”的反抗，需要兵備道、巡撫調動軍隊方能平息。(26)順治《潁州志》卷1《郡紀》，第45—46頁。天啟四年，楊桓、楊從儒在潁州謀劃大規模起義；(27)乾隆《潁州府志》卷10《兵革》，《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志輯》第24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14頁。崇禎元年，陳犬在霍丘起事，襲占縣城；(28)康熙《霍丘縣志》卷10《兵寇》，第249頁。七年末，鳳陽駐軍嘩變，殺死指揮使侯定國，投書道上曰：“將以明年上元勾賊”。(29)吳偉業：《綏寇紀略》卷3《真寧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9頁。及至明末，皖北的社會矛盾已經逐漸超出了地方官府的控制力，舊有的統治秩序面臨著嚴峻挑戰。崇禎七年末，農民軍主力進抵豫東、窺伺江淮，內憂外患之下，滾滾暗流終于涌上了歷史臺面。

二、軍事力量的介入與州縣地方的反應

崇禎八年正月十五日，農民軍攻克中都鳳陽，焚宮城、毀皇陵(30)《崇禎實錄》卷8，崇禎八年正月丙寅，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241—242頁。，是為震驚朝野的“鳳陽之變”。至十年正月，兩年時間內鳳陽府所屬的18個州縣中有17個遭到了農民軍的攻擊，兵馬所過“爇廬舍，淫婦女”(31)吳偉業：《綏寇紀略》卷4《朱陽潰》，第106頁。，戰爭波及范圍之廣、地方損失之重，是自明朝建立以來前所未有的。農民軍的攻勢嚴重削弱了官府對地方的控制力，特別是在城池失守、官員被殺的州縣，官方權威一度蕩然無存。在農民軍的刺激下，積壓已久的社會矛盾爆發了，“大寇去，土賊紛紜入城，搜窖藏，掠村落”。(32)彭孫貽：《流寇志》卷6，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0頁。地方叛亂蜂擁而起，皖北的社會統治秩序急劇崩壞：“時有善佩刀劍，不愿為良民者；時有故避征徭，遠棄其鄉井者；時有揭竿舉旗，輒敢攻掠城下者；時有飛綱越控，內連外結，動傾百余家命者；時有甘冒刑獄，不一完納國賦者?！?33)康熙《蒙城縣志》卷17《田邑侯移風論》，第562頁。在“邑非其邑矣”(34)康熙《靈璧縣志》，凡例，第385—386頁。的混亂局面中，如何收拾時局，恢復地方治安，建立一套能夠在戰時環境中維持的社會統治秩序，成為當時官方面臨的緊迫任務。

官府與基層精英的合作，是明末許多地方恢復秩序的有效途徑。崇禎八年農民軍初次進攻時，太和知縣吳世濟曾發布安民告示，稱“方今天下一家，何分彼此”，承諾官府會保護流寓本地的西北客商，即“西人”。(35)吳世濟：《太和縣御寇始末》卷下《查編流寓》，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0—91頁。這種官與民、土著與客商的聯合被學者總結為維持地方穩定的“官—紳—商”結構。(36)參見吉尾寬：《明末の流賊反亂と地域社會》，第341—342頁；曹樹基：《糧食與兵員：明末大旱與農民戰爭的關系》，《史林》2019年第2期。但事實上，僅兩個月后，縣衙就又貼出告示，稱“人各有心，人各有口，爾民即盡西人而疑之，則吾安得不盡西人而去之”，所有西人“各給路引，以速其行”，西北客商被盡數驅離出境。(37)吳世濟：《太和縣御寇始末》卷下《又示流寓西人》，第106—107頁?？梢?，所謂“官—紳—商”的聯合即便存在，也只是曇花一現。在基層社會組織與士紳精英力量都很薄弱的皖北地區，恢復官府的權威是重建秩序的關鍵，而在戰爭環境中，支撐官府權威的核心力量來源于軍隊。

對于如何加強皖北地區的軍事防御，最初地方與中央有不同的看法。問題的核心在于軍事力量的來源，一種是州縣招募鄉兵義勇，另一種則是由朝廷調派官軍守御。理論上，官軍的戰斗力更有保障，而且可以省卻地方招募、訓練的諸多麻煩。但戰亂初起之時，幾乎所有州縣都反對官軍進駐。潁上知縣表示：“與其請兵以衛民，孰若即民而自衛，請兵以衛民，未必食兵之福，而先受兵之擾?！?38)乾隆《潁上縣志》卷10《靖氛樓記》，第51a頁。太和知縣吳世濟也認為，“最妙在與民守之”，外來官軍“身家性命不在圍城之中，如何與他守得定”，即便在農民軍襲擊城池之時，他也斷然回絕了“請兵”的提議，稱“吾從來不請兵請將”。(39)吳世濟：《太和縣御寇始末》卷下《記南門城樓與諸生論孟子鑿斯池也筑斯城也一章書意》，第114頁。出于“兵甚于寇”的印象，長久以來的“不請兵”，事實上成為皖北州縣官員保境安民的共識。在“鳳陽之變”發生后，聽聞朝廷要派駐官軍，吳世濟稱太和縣“實非大兵駐屯之所”(40)吳世濟：《太和縣御寇始末》卷上《請免派防》，第11頁。，還主動出謀劃策，建議官軍全部駐扎在中都鳳陽。(41)吳世濟：《太和縣御寇始末》卷上《請兵駐鳳》，第8—9頁。在寫給上司的公文中，吳世濟甚至將“淮兵駐防”與荒災、水蝗、寇亂并列為“四苦”(42)吳世濟：《太和縣御寇始末》卷上《復取吏員行戶票》，第30頁。，想方設法阻撓官軍進駐。

在朝中君臣看來，皖北是保障江南的屏障，更是皇陵、祖陵所在，地位非常重要。此前由于駐防兵力薄弱，面對農民軍的進攻“無城遂潰”，甚至中都失守，崇禎帝“聞變大驚，素服避殿，親祭告太廟”，巡撫楊一鵬坐罪論死。(43)《明史》卷260《楊一鵬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6745—6746頁。在農民軍接二連三的攻勢面前，崇禎君臣既沒有時間等待州縣自行編練人馬，也不敢完全寄希望于戰斗力難以保證的鄉兵義勇，調派官軍駐扎州縣，是收拾局面、保護城池的最有效方法。

盡管地方有反對意見，但明廷派遣官軍的決心并未動搖?！傍P陽之變”發生后僅一個月，官軍就陸續進駐各州縣，太和縣由于接納官軍不及時，出現了“軍士往返，疲于奔命”的事故，遭到上級的嚴厲斥責，“經承吏書一并解院究治”。(44)吳世濟：《太和縣御寇始末》卷上《申復抗拒》，第12—13頁。自此之后，常有官軍駐扎于皖北各州縣，并有各路兵馬隨戰而至，比如崇禎九年盧象升總督“關遼薊兵大會于鳳泗”。(45)彭孫貽：《流寇志》卷3，第36頁。

官軍承擔起了捍衛地方的主要責任，也成為恢復官府權威、重建社會統治秩序的武力基礎。仍以太和縣為例，農民軍退去后，地方叛亂蜂起，“土寇”王本仁糾集同伙十余人，就敢在縣城周邊橫行。官府“雖廉得其狀，而寥寥班役，怵惕無敢趾其門”，縣衙貼出榜文，聲言“天道神明，國法森列，必不爾宥矣”，竟然無可奈何。(46)吳世濟：《太和縣御寇始末》卷上《土寇王本仁等錄詞》，第33頁；卷下《嚴禁乘機報復》，第96頁。官軍入駐后，縣衙無力執法的局面得到了顯著改觀。由衙門捕快引路，駐軍派兵抓捕，成功擒獲了王本仁的家人，并將其黨羽打散。不久，王本仁被仇家抓獲，又是官軍與縣衙捕快合作，成功將其擒拿歸案。(47)吳世濟：《太和縣御寇始末》卷上《土寇王本仁等錄詞》，第33—34頁。一些州縣官員對官軍進駐的態度也發生了轉變。太和知縣吳世濟由于剿滅“土寇”屢屢得手，開始期盼與官軍合作。他策劃作戰方案，致書駐軍將領：“貴營駐太和防剿，正此賊滅亡之會也。擬合移會貴營，挑選部下精兵信卒，前往捕捉，期于必獲?！庇纸枇赳v官軍的武器增強城防，“總之，為地方造福也”。吳世濟還建議潁州官員也與官軍合作，以重整秩序。(48)吳世濟：《太和縣御寇始末》卷下《附楊都閫手本、與楊參謀借留百子銃手本、與潁州周廣文》，第72、73、84頁。

官軍入駐皖北地區，最初并非地方的意愿，而是被迫接受中央命令的結果。但官軍在后來皖北地區重建秩序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加之戰事愈演愈烈，更需要官軍守衛城池。如自崇禎十年起，由于參將李栩駐扎潁州，“潁恃無恐”，后來李栩戰死，“潁人喪魄”，署理州事的通判任有鑒告急求援，直至黃得功率軍進駐，“潁人始得安枕”。(49)乾隆《阜陽縣志》卷10《宦績》，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清刻本，第26頁。地方統治秩序越是殘破，對官軍的依賴就越深。多次被農民軍攻破城池的霍丘不僅需要官軍馳援保護(50)乾隆《霍邱縣志》卷10《張將軍援霍大功碑記》，《安慶市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第3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年版，第154—156頁。按：雍正三年十二月，為避孔子諱，霍丘改稱霍邱。，甚至“繕葺城垣、撫恤傷殘”，乃至重建縣衙都有賴于官軍的直接幫助。(51)康熙《霍丘縣志》卷10《兵寇》，第250頁。在明末社會秩序崩塌的現實環境中，皖北官紳被迫舍棄了以往“不請兵”的信條，轉而尋求官軍的保護，由此開始了戰亂時代的秩序重建。

三、戰時秩序的隱患與維系

由于依托官軍的緣故，皖北的戰時秩序自構建伊始，就存在著諸多隱患。最直觀的沖擊在于經濟，州縣往往要協濟甚至全額提供官軍糧餉，在正常數額之外，還有強行索取的情況。比如崇禎八年十月，一支兵馬行至太和縣，索要“行鹽則例銀一百七十兩九錢，刻不容緩”，太和縣雖無此義務，但由于對方咄咄逼人，只能如數照付。(52)⑩吳世濟：《太和縣御寇始末》卷下《請留協濟》，第58頁。皖北向來“民貧尤甚”，地方財政異常拮據，早在明中葉就有“州縣幾不支矣”的困擾。(53)馬卿：《攢運糧儲疏》，陳子龍輯：《明經世文編》卷170，第1742頁。戰亂之后的民生更為凋敝，地方官紳都認為此時應休養民生，不可因軍餉之故強行催科。全椒籍進士金光辰為家鄉百姓進言：“此時人心惶惶，即急下蠲逋之令，猶懼其晚，乃大寇臨門，橫事敲撲，不將盡民驅而之賊乎？”(54)康熙《全椒縣志》卷13《減免津餉并罷私稅厘馬價以宣皇仁疏》，《故宮珍本叢刊》第104冊，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237頁。太和知縣吳世濟上報：“傷心之督責，更有妨于安民辦賊者也”。(55)吳世濟：《太和縣御寇始末》卷下《復李廉訪》，第52頁。然而州縣之安危、統治皆依賴于官軍，且軍隊奉朝廷命令而來，糧餉不容絲毫拖沓。金光辰雖是京官，一番慷慨陳詞也未能改變現狀，吳世濟更被上級警告“勿作呆想”。⑩

另一個困擾地方的難題是官軍入駐引發的兵民沖突。所謂“賊過如梳，兵過如篦”，明末官軍的破壞力往往遠在“賊寇”之上。潁上縣最初未遭戰亂，然而“官兵尾賊而至，征案糧餉，所在騷動”，反而造成了社會動蕩。(56)乾隆《潁州府志》卷9《兵備謝公邑令廖公合傳》，第522頁。曾有官軍在太和縣強征民夫，洗劫百姓，“窮閻儲蓄籬落為之一空，甚而破被布褲亦被剝去”，就連驛站馬匹也被劫掠一空。崇禎八年，駙馬太康伯張國紀奉旨祭告皇陵，竟也遭到官軍勒索劫掠，“眾兵毀棄欽頒香帛，殺死水手校尉多人”，時人不禁感慨：“兵橫至此，而欲以立軍紀，戢亂萌，不可得也”。(57)吳偉業：《綏寇紀略》卷3《真寧恨》，第84—85頁。依托這樣的軍隊，皖北的戰時秩序雖然得以建立，卻也埋下了新的隱患。

道府州縣的文官們承擔著調和兵民沖突的責任。吳世濟向太和縣百姓保證，凡是遭遇官軍強買，“所用銀錢糧料，官兵若不還錢，俱作本縣正項支銷”，力求民心安穩。(58)吳世濟：《太和縣御寇始末》卷下《兵至安民》，第105頁。為了維持脆弱的戰時秩序，有的地方官甚至自散家財。比如官軍在潁上縣強索軍餉，兵備道謝肇元自出1500兩“厚遺軍容，俾矜恤焉”方才平息。后來百姓又因軍餉問題與官軍發生沖突，明將祖大壽“怒欲屠潁”，又是兵備道挺身而出，“復貸千金為潁助餉，而潁全”。(59)康熙《潁上風物紀》卷上《三公祠記》，《安慶市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第3冊，第456頁。這種破財免災的辦法，在許多州縣都有使用。就連“龍興之地”的中都鳳陽也出現過官軍“縱兵大掠”，武將向地方官“索賂乃免”的事情。(60)③彭孫貽：《流寇志》卷5，第86、82頁。

能夠切實約束武將和官軍的，除了遠在京師的朝廷，還有坐鎮一方的督撫大員。駐扎皖北的官軍大多隸屬鳳陽巡撫，稱作“淮兵”。明代，鳳陽巡撫多由漕運總督兼任，明末又專設鳳陽總督一職。當受到督撫直接約束時，官軍將領大多能有所收斂。如崇禎十四年總督朱大典坐鎮壽州，“大閱州縣鄉兵，合官兵萬人”③，駐扎壽州的武將黃得功也能“引儒生講論典故，飲射周旋，百姓賴以安堵”。(61)乾隆《壽州志》卷12《雜志》，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清刻本，第3—4頁。即便是軍紀常受詬病的劉良佐，當受到上級直接約束時，也能成為州縣官懇請“揮戈救援”的對象。(62)康熙《蒙城縣志》卷16《評事李公鄉賢序》，第534頁。在督撫指揮有方的情況下，戰時秩序的覆蓋空間與官府的控制能力，都能夠得到顯著擴展。如崇禎十六年九月，鳳陽總督馬士英趁農民軍主力西去，指揮兵馬由壽州、潁州向西北方向進軍，“一路偽官土寇，誅降略盡”。(63)彭孫貽：《流寇志》卷8，第130頁。

四、兵民反目與統治瓦解

在方志中，不乏有褒獎明末皖北地方官“多方調護，兵民帖然”的文字。(64)乾隆《壽州志》卷8《名宦》，第40頁。但事實上，此類“調護”實際效果往往很有限。即便是愿意與官軍合作的太和知縣吳世濟，聽聞又有軍隊過路，也忍不住與同僚抱怨：“此恐又費一番料理也”。(65)吳世濟：《太和縣御寇始末》卷下《復蒙城李君》，第81頁。官軍的索求無休無止，“士馬屯駐久，牢廩費不貲”，“村落剽掠盡，郊關斷煙炊”，地方財力逐漸耗盡。在一些州縣，官兵很是蠻橫：“官長畏要挾，開門恣闌居，牽馬系中堂，高坐捋髯髭”，官員尚受欺侮，士紳百姓境況更慘，“冠紳為奴隸，衿秀奉巵匜，小有不獲意，鞭樸交下之”。(66)乾隆《亳州志》卷12《五難詩》，《故宮珍本叢刊》第103冊，第322頁。此種情形下，即便官軍能夠擊退農民軍，身受荼毒的士民百姓也很難對其產生親近感。

在朝廷能夠節制軍隊、督撫大員可以駕馭武將的情況下，通過更高層級的控制，驕兵悍將還能受到一定的約束，官軍與地方的矛盾尚不至于失控。但甲申之變，以及此后南明弘光朝廷的政治變動，改變了上層的權力格局，進而對皖北的兵、民關系與戰時秩序的維系產生了深刻影響。南明弘光朝廷認為“守江必守淮”，皖北地區重兵云集，江北四鎮兵馬皆布防于此，北有高杰，東有劉澤清，南有黃得功，劉良佐則“開藩于壽”。(67)乾隆《壽州志》卷3《公署》，第8頁。四鎮不斷索要糧餉，連弘光朝廷也無法滿足，地瘠民貧的皖北更無力供給。在此“初立藩鎮，民愈苦兵”之時(68)康熙《全椒縣志》卷2《災祥》，第94頁。，此前能夠約束武將的鳳陽總督馬士英又進入了南京朝廷。官軍的要求既無法得到滿足，也無人能夠約束，長期緊張的兵民關系驟然破裂。

先是興平伯高杰率部南下，沿途大肆劫掠，盱眙縣遭“高杰兵亂，搶劫焚毀”(69)乾隆《盱眙縣志》卷14《災祥》，第7b頁。，天長縣亦淪為戰場，“人民涂炭”。(70)康熙《天長縣志》卷1《祥異》，第22頁?？偙畛坡受娺M駐泗州大肆焚掠，此處曾是皖北唯一沒有被農民軍圍攻過城池的州縣，知州汪文燦在城隍廟質問李朝云：“兵以衛泗，何荼毒吾民耶？”李朝云置若罔聞，知州怒而“摳其衣，大詈之，乃躍身入城河”。(71)康熙《泗州通志》卷21《名宦》，鳳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95頁。駐扎壽州的廣昌伯劉良佐也沿淮而下，途經懷遠縣，士民百姓棄城登舟以避兵(72)雍正《懷遠縣志》卷1《山川》，《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續編》第8冊，第200頁。，行至五河縣，“劫掠慘過于賊”。(73)康熙《五河縣志》卷3《人物》，臺灣成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72頁。兵馬到達臨淮縣，官紳百姓閉城不納，劉良佐竟然發兵攻城，鳳陽衛指揮使張國翰“多方防御，募敢死士百余人，縋城下接戰”(74)康熙《臨淮縣志》卷3《武職》，第212—213頁。，在史可法的親自調停下，劉良佐才停止攻城，但“攻圍月余，四關鄉村焚劫殺掠殆盡”。(75)康熙《臨淮縣志》卷1《祥異》，第74頁。

被朝廷冊封為伯爵的四鎮有如此行徑，各處的小軍閥更不可收拾，駐扎潁上縣的明軍“掠潁上慘不可言”；(76)乾隆《潁上縣志》卷9《尚義》，第11頁。太和縣練總姜世奇公然叛亂；(77)順治《太和縣志》卷1《祥異》，第88頁。虹縣“兵馬往來，絡繹不絕，民盡逃竄”(78)光緒《泗虹合志》卷2《兵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清刻本，第14b頁。，種種亂象，不勝枚舉。官軍既與地方為敵，以軍事力量為基礎的戰時秩序自然徹底崩塌。亳州原本經馬士英的清剿之后，社會秩序逐漸恢復，四鎮兵變之后，又徹底失控，“兵與賊協力殃民，無有已時”。(79)順治《亳州志》卷2《記變》，《南京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第32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年版，第137頁。亂兵在亳州“焚掠荼毒，比流賊倍甚”，城內官員盡數殉職，只剩下一位在外辦差的吏目幸存，他欲鏟除兵寇，卻悲哀地發現臨近的太和、潁上駐軍也已叛亂，自己既無士民可以召集，也沒有官軍能夠求援。(80)乾隆《亳州志》卷12《王吏目傳》，第293—294頁。隨著兵民反目，弘光朝廷事實上已經失去了對皖北地區的控制，而且民心盡失，再難有恢復的可能。

五、清初的社會整飭與秩序重建

早在清軍南下之前，經歷了“比流賊倍甚”的兵亂摧殘，皖北的社會統治秩序已經崩塌，效忠明朝的民心士氣幾乎喪失殆盡。順治二年四月初五日，多鐸率清軍由歸德府向東南進兵，明軍各部倉皇奔逃，“潁州、太和悉下”(81)民國《太和縣志》卷6《兵事》，臺灣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491頁。，各州縣官民亦無心抵抗，皆“望風款附”。清軍未經一戰就自西向東橫掃皖北，兵臨明祖陵所在的淮畔重鎮泗州。坐鎮揚州的史可法得知戰況，急赴天長督戰，命令各鎮兵馬進駐泗州、盱眙，不料兩城官民主動投降，四月十三日清軍已經順利渡過淮河，進占盱眙。史可法得報“一日夜奔還揚州”。(82)夏燮：《明通鑒》附編卷2上，岳麓書社1999年版，第2590頁。清軍僅用8天的時間，幾乎未遭抵抗就占領了皖北20余個州縣。

占據城池只是清朝控制皖北的第一步，更為棘手的是恢復統治秩序。歷經多年戰亂，皖北地區普遍呈現“邑里蕭條民力匱”(83)雍正《懷遠縣志》卷7《和周侍御韻》，《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續編》第9冊，第25頁。的景象。清朝委派的知州任民育到任潁州，所見“兵疫之后，戶口死亡略盡，兼大旱相繼，民多易子而齒其骨”，“非休養生息需之數十年不可”。(84)順治《潁州志》卷12《宦業》，第326頁。隨著明末社會統治的瓦解，各式各樣的暴力集團主宰了皖北地方。這些團體來源各異，既有“土寇”、官軍，也不乏聚眾自保的本土勢力。如靈璧武庠生黃鳳來，原是淮兵旗牌，帶領親族鄉鄰“戮力血戰，殺賊百余”。(85)康熙《靈璧縣志》卷7《鄉賢》，第486頁。又如亳州增廣生孟宗素，自出家資武裝鄉民，率眾進攻“土寇”，“盡奪其所擄婦女輜重而還”。(86)乾隆《亳州志》卷12《贈太仆寺少卿前郡守何忠狀公祠碑記》，第272頁。清廷一面委派官吏、修繕衙門，恢復行政運行；一面憑借強大的武力壓倒所有敵對勢力。在清軍的威勢面前，皖北的各色武裝或投降、或解散、或被消滅，官府控制社會的權威得以重新確立，地方秩序也由此重建。清初皖北秩序的重建路徑與明末并無本質差異，都是以武力為后盾，恢復官府的權威，進而形成以官府為主導的社會統治秩序。所不同的是，清朝官員依仗的是一支戰斗力相對更強的軍隊，新興的王朝威勢也勝過明末。

清朝能夠迅速整肅皖北的社會秩序，還有賴于民心的歸順。清軍南下時皖北州縣主動迎降，也沒有出現官宦士紳組織的抗清活動。在明末出現了“潁川八姓”士紳大族的潁州，唯有“受國恩最重”的張氏子弟有“遂無上進之心，竟置富貴于世外耳”的表現(87)民國《張氏族譜》卷1《令昭公傳》。，絕大多數士紳都順服于清朝的統治，且積極參與其中。順治三年清廷開科取士，皖北舉子踴躍參加，僅潁州一地就有王期遠、滑文蔚兩人考中進士(88)順治《潁州志》卷11《選舉表》，第269頁。，順治甲午鄉試，潁州又有六人中舉。(89)乾隆《阜陽縣志》卷9《選舉》，第10頁。事實上，即便是以“鼎革不樂于仕進”自詡的張氏子弟，也只堅持了數年就開始參加科舉，并于順治十四年成功中舉。(90)民國《張氏族譜》卷1《青岳公傳》。皖北士紳對清朝的順從，與反復糾結于“名節”“出處”的江南遺民形成了鮮明的反差。(91)參見楊念群：《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和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版，第32—58頁。

民心輕易順服，顯示出士紳百姓對明朝的留戀感很弱，其中原因，明末以來的喪亂顛仆對民心士氣的損耗至為重要。崇禎十六年徐標上任保定巡撫，途經皖北，眼見民生圖景，他在覲見時向明思宗進言：“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見城陷處，蕩然一空，即有完城，僅余四壁，蓬萊滿徑，雞犬無聲，曾未遇一耕者。土地人民有幾，陛下何以致治乎？”(92)彭孫貽：《流寇志》卷7，第111頁。明末皖北長期秩序混亂、統治失調，本就疲弊的社會民生深受摧殘，地方“千瘡百孔，補救不遑”(93)乾隆《太和縣志·重修太和縣志序》，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清刻本，第2a頁。，士民生存每況愈下。官軍進駐之后，雖然在短期內恢復了社會統治秩序，卻釀成了更為嚴重的兵民沖突，最終導致社會統治上下瓦解，民心更加疏離。

清人計六奇在《明季北略》中記述了明末鳳陽“天降殺魔，刈人如草，當是時天地為黑矣”的慘狀，感慨如此喪亂“無非為清朝前驅耳”。(94)計六奇：《明季北略》卷11《賊陷鳳陽》，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76—177頁。持續的戰亂與失敗的秩序重建反復摧殘著皖北地方，經此磨難，官紳百姓最在意的已經不是華夷之辨，而是安全穩定的生存環境。在明清交替之際，對于社會穩定、基層話語權較強的地方而言，清王朝的高壓統治顯得粗暴而殘酷，但在既無自治傳統，又渴盼穩定的皖北，強大的國家控制力反而能夠迅速終結動亂?！岸Ω镏?，靖山清野，哀鴻始集”，但對飽受動亂摧殘的皖北士民而言，清朝的統治雖是征服，亦是解脫。

余 論

明清兩朝在皖北的地方政治都呈現官強民弱、中央強地方弱的特點(95)參見馬俊亞：《被犧牲的“局部”：淮北社會生態變遷研究(1680—1949)》，第434—440頁；鄭寧：《圮而不修：明代中都修城與地方政治》，《城市史研究》第38輯，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版。，具有明顯“單軌政治”的色彩。20世紀30年代，費孝通提出了傳統時代的“雙軌政治”論，即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權與自下而上的鄉紳精英自治，相關探討一直延續至今。其中一個關鍵問題是，一個健全的政治機制，是否必須是雙軌的？(96)參見費孝通：《鄉土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160頁。明清時代皖北的區域歷史為探查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案例。

自明初起，皖北社會的走向就受到官府的強力主導。為建構“千里王畿”，明初在此建置州縣、遷徙百姓，形成了以中都鳳陽為中心的政區空間，朱元璋曾不無夸耀地告訴鄉親父老：“那老的們生在我這塊土上，永不課征，每日間雍雍熙熙吃酒，逢著時節買炷好香燒獻天地”。(97)天啟《鳳書》卷5《帝語篇》，第578—579頁。然而，在明朝統治的絕大多數時間里，皖北民生非但沒有朱元璋設想的那般富足美好，反而呈現出“災重、賦繁、人逃、地棄”的苦難風貌。(98)萬歷《懷遠縣志》卷1《鄉坊》，《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298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版，第511頁。有學者認為，多災的地理環境與疲弊的民生經濟導致皖北叛亂無休無止。(99)[美]裴宜理著，池子華、劉平譯：《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18—19頁。但事實上，從14世紀后期明朝建國，到19世紀中期太平天國起義，皖北地區的暴力活動無論是規模還是頻次，在全國而言都并不突出。在以官府為絕對主導的社會秩序下，明清時期皖北長期維持著官強民弱的權力格局，民間叛亂的規模很有限，只是在明末大動亂的時代，經由農民軍狂風驟雨的沖擊，引發了社會統治秩序崩塌的局面。亨廷頓認為：“純正的傳統社會雖然愚昧、貧窮，但卻是穩定的?！?100)[美]亨廷頓著，王冠華、劉為等譯，沈宗美校：《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38頁。從明初到晚清，貧困卻又長期穩定的皖北，正符合這種觀點。

明清時期，皖北官府獨大的單軌體制，雖然維持了較為長久的社會統治，但并沒有帶來民生經濟的顯著發展，其統治秩序也并不穩定。單軌運作的最大隱患在于統治力量缺少支持，一旦官方權威崩塌，就極易陷入難以平息的動亂。清初顧炎武游歷北方，所見“自兵興以來，州縣之能不至于殘破者，多得之豪家大姓之力，而不盡恃乎其長吏”(101)顧炎武：《亭林文集》卷5《裴村記》，《續修四庫全書》第140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頁。，可見基層力量的活躍，能夠起到穩定社會秩序的作用。而在皖北地區，雖然自明初以來社會統治基本穩定，但由于缺乏基層社會的有力支撐，這種穩定實際是低水平的，明末戰亂沉重打擊了官府權威，社會秩序隨之遭受嚴重的沖擊。在“危城懼崩潰，引領望援師”(102)乾隆《亳州志》卷12《五難詩》，第322頁。的情境中，地方既無力自保，也難以自救，只能聽命于朝廷，依賴官軍支撐統治穩定。然而明末官軍難堪重用，兵民之間更積怨重重，依靠官軍重建統治秩序實為飲鴆止渴。隨著戰時秩序的崩潰，民心士氣也在喪亂中損耗殆盡，最終毀滅了明朝在皖北的統治根基。

表面上看，清朝終結皖北亂局，重建了有效的社會統治，開啟了新的歷史篇章。但事實上，清朝恢復皖北社會秩序的方式，與明末收拾局面的路徑基本一致，所不同的只是清朝的軍事力量更為強大，新興的國家機器更為有力，且面臨的敵人相對較弱，故而達成了明末未能實現的目標，歷時十余年的秩序顛仆最終回到了原點。二百余年后，在太平天國戰亂的沖擊下，皖北風起云涌的捻軍、叛匪，某種程度上亦是明末戰亂的重演，重復地證明著單軌政治即便再強大，也不夠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