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共產主義三重界定的生態學意蘊及其當代啟示

鄧 瑩，孫 道 進

(西南大學 三峽庫區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重慶400715)

《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態文明建設，全黨全國推動綠色發展的自覺性和主動性顯著增強，美麗中國建設邁出重大步伐，我國生態環境保護發生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盵1]今天，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踏上了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的趕考之路，它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堅持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中生態文明建設的指導作用，必須深入研究發掘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生態學意蘊。本文以恩格斯對共產主義的三重界定為出發點，基于國內外研究現狀，發掘其中的生態學意蘊，尋求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啟示。

一、文獻綜述與問題提出

“生態文明”首次出現于1978年德國學者費切爾的《論人類生存的環境：兼論進步的辯證法》一文，其含義是指“應當在認識科學技術的消極效應和自然資源有限性的基礎上，破除不利于人和生態和諧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建立一個人類與自然共同進步和生態平衡的社會”[2]。一直以來，共產主義與生態文明的關系都存在較大爭議，尤其是在西方學界更是如此，這從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內部爭論就可見一斑。本·阿格爾、威廉·萊斯、詹姆斯·奧康納、泰德·本頓等人認為，馬克思主義與生態學之間存在著某種斷裂，因此必須從生態學維度來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瑞尼爾·格倫德曼、戴維·佩珀、喬納森·休斯、保羅·伯克特等人認為，馬克思主義本身就具有豐富的生態學思想，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框架足以分析和解決當代的生態環境問題。其中，本頓認為馬克思的思想只強調“支配自然”，這是沿襲啟蒙運動以來相信理性、技術和進步的觀念，即“支配自然”的觀念，這一觀念是造成現代生態危機的深層思想根源，因此，必須用“適應自然”的觀念取代“支配自然”的觀念[3]。福斯特通過深入研究歷史唯物主義得出了相反的結論：“在馬克思那里，至少是在恩格斯那里，這種唯物主義從來沒有忽視過這些物質條件與自然歷史之間的必然聯系，也就是與唯物主義自然觀的必然聯系。這因此就說明了一種生態的唯物主義或一種辯證的自然歷史觀的必要性?！盵4]伯克特在深刻分析共產主義理論的基礎上指出，由于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共產主義克服了資本主義對生產者與必要生產條件的社會分離，因此它意味著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發展，即蘊含著人類工業文明之后的生態文明[5]。

國內學者充分肯定馬克思、恩格斯共產主義思想中的生態學維度，認為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是唯物史觀社會形態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如劉經緯等認為生態文明是共產主義的內在要求和本質特征之一，它能夠體現人與自然的和諧、保障人的全面自由發展、保證社會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促進按需分配的實現[6]。楊麗艷等指出，共產主義是人們走出生態困境的光明出路，共產主義社會里的人與人、人與自然都迎來了“和解”[7]。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主義與生態學思想，既是一個整體，同時又各有側重，本應在進行整體研究的同時又分別展開。但從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看，絕大多數都是以整體研究為主，學術綜述也很少分別對馬克思、恩格斯的不同特點進行說明[8]。在相對較少的分別研究中，也多以馬克思生態學思想的研究為主，恩格斯的生態學思想則受到了相對忽視。比如在中國知網進行檢索，截至2022年1月14日，以“馬克思”和“生態”聯合主題檢索得到20 760條結果，以“恩格斯”和“生態”聯合主題檢索得到3 361條結果。如果進一步聚焦，以“恩格斯”和“生態”聯合篇名檢索，僅得到569條結果。

有學者指出：“以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提出的人類對自然的盲目行為必然會導致自然對人進行報復和懲罰的科學論斷為指導，以人類文明史上存在過的由于生態惡化導致文明滅絕的客觀歷史事實和歷史事件為依據，習近平深刻地闡明了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的科學理念?！盵9]恩格斯的生態學思想既是馬克思主義生態學思想的一部分，又具有恩格斯自身的突出特色，有著極其重要的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一些學者顯然注意到了該問題，從自然報復論、“兩個和解”思想及“兩個提升”思想出發闡釋了恩格斯的生態學思想。如王建新等認為自然報復論是馬克思主義生態文明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邏輯主線和思想內核分別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和資本與生態的關系[10]。張麗媛等認為“兩個和解”思想密不可分，人與人“和解”是人與自然“和解”的社會前提，人與自然“和解”是人與人“和解”的物質前提[11]。劉明定認為“兩個提升”思想具有生態哲學意義，它為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合理形式，對深入貫徹“五大發展理念”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12]。但到目前為止，針對恩格斯關于共產主義三重界定的生態學挖掘尚屬空白。

基于上述，本文選取這個非常重要的角度來進行研究。恩格斯對共產主義作了科學理論、現實運動和社會制度的三重界定，其中包含著豐富的生態學意蘊。與此相應，本文分別闡釋三重界定中的生態學思想，旨在說明：作為科學理論的共產主義闡明了人與人、人與自然雙重“和解”的邏輯關聯；作為現實運動的共產主義為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雙重“和解”提供了可能性；作為社會制度的共產主義為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雙重“和解”提供了現實性。以此為基礎，結合我國的現實狀況說明，恩格斯共產主義三重界定的生態學意蘊對于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啟示。

二、作為科學理論的共產主義之生態學意蘊

恩格斯把共產主義看作一種理論體系，即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斗爭的“理論表現”。他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明確指出：“共產主義是關于無產階級解放的條件的學說?！盵13]295那么，共產主義要實現何種解放呢？恩格斯如是回答：我們這個世紀面臨著“人類與自然的和解以及人類本身的和解”兩個大轉變[13]24。并且，他認為這兩個大轉變在“歷史科學”的視域下有機關聯了起來?？梢?，共產主義所指向的無產階級解放關涉到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雙重“和解”。

(一)無產階級的解放：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雙重“和解”

恩格斯對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幾乎是同步的，而且他始終把人與自然的關系作為深入理解人與人的關系的切入口。青年恩格斯曾在《伍珀河谷來信》中生動地描述了工業生產對伍珀河谷的污染狀況：這條狹窄的河流泛著紅色的波浪，時急時徐地流過煙霧彌漫的工廠廠房和堆滿棉紗的漂白工廠，但它那紅色的波浪并非來自某個流血的戰場，而是源于許多使用土耳其紅色顏料的染坊[14]。而后，他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又嚴厲控訴了資本主義對英國自然環境的肆意破壞。艾爾克河是一條狹窄的、黝黑的、發臭的小河，里面充斥著污泥和廢棄物，河水把這些東西沖積在右側相對平坦的河岸上。天氣干燥的時候，河岸上就留下一長串污穢齷齪的呈暗綠色的淤泥坑，臭氣泡連續不斷地從坑底冒上來，即使人們站在高出水面四五十英尺的橋上也同樣感到濁臭逼人[15]。晚年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也通過例證來警示人們要處理好自身與自然的關系。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不惜毀掉森林來獲取耕地，而失去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積聚中心和貯藏庫，這些地方也就淪為了荒無人煙的不毛之地。為了合理地“支配”自然界，人們必須“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16]769。恩格斯進一步指出，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僅僅是表象，潛藏其后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才是真正的本質，只有徹底改變人與人之間的對抗關系，才能真正消除人與自然之間的對抗關系[17]。其實，早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恩格斯就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資本主義私有制。因為它使土地、資本和勞動三個要素都處于分裂狀態，并最終導致“土地占有者敵視土地占有者，資本家敵視資本家，工人敵視工人”[13]34。在《自然辯證法》手稿中，恩格斯更加明確地闡釋了資本邏輯(即資本增殖的邏輯)對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作為人格化的資本——資本家必然會受到資本邏輯的驅使，他們在生產和交換中只關心自身行為的最直接的效益，不僅如此，甚至連這種效益即制造或交換產品的效用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銷售時可獲得的利潤成為他們唯一的動力[16]771。

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者普遍認同資本邏輯的反生態性，他們紛紛致力于資本的本性、資本的生產邏輯以及資本的消費邏輯三個方面的批判。第一，資本的擴張本性決定了資本本身具有不可避免的反生態性。如奧康納所說：“資本的自我擴張邏輯是反生態的、反城市規劃的與反社會的?！盵18]第二，資本的本性決定了資本的生產也具有反生態性。資本的無限擴張要求資本的生產也無限擴張，但是資本生產的原材料——自然資源卻是有限的，所以資本生產與生態環境之間必然存在著尖銳的矛盾。福斯特指出：“資本主義呈幾何增長以及隨之而來的原材料迅速消耗使環境問題日趨惡化。這便是世界觀察所在《1999年世界狀況》中稱之為‘歷史加速度’背后的真正現實，其含義正是日益加速的地球環境惡化和生態系統的破壞?！盵19]第三，資本生產的反生態性決定了資本的消費也具有反生態性。資本生產的無限擴張要求資本的消費也無限擴張，但是消費的無限擴張必定會增加自然資源的耗費，這就進一步加劇了人們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但是，資本邏輯對消費的控制并不表現為一種外在的強制，而是將消費變成了人們自覺追隨的意識形態。比如，本·阿格爾就把異化消費看成是“人們為補償自己那種單調乏味的、非創造性的且常常是報酬不足的勞動而致力于獲得商品的一種現象”[20]。國內學者著重強調了資本生產的反生態性，認為只有限制、引導和變革這種生產方式，才能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統一；同時也從總體性上批判了資本邏輯的反生態性，認為“從歷史批判的視角出發，生態危機的發生是資本邏輯宰制人類社會的必然結果。從生態批判的視角出發，正是資本邏輯的不正義性和反生態性導致了生態危機的發生，因此必須對資本主義的不正義性和反生態性進行批判性歷史考察”[21]。

(二)“歷史科學”：人與人、人與自然雙重“和解”的邏輯關聯

馬克思、恩格斯在“歷史科學”視域下把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雙重“和解”有機關聯起來。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歷史可以從自然史和人類史兩個方面來考察，自人類出現以來，自然史與人類史就相互糾纏并相互制約，因此只存在“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13]146。從“歷史科學”視域看，自然史書寫著人與自然之間的歷史，人類史則演繹著人與人之間的歷史，自然史和人類史的密不可分同時也意味著自然與歷史的密不可分。其實，“工業中向來就有那個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統一’，而且這種統一在每一個時代都隨著工業或慢或快的發展而不斷改變”[13]156。所以，并不存在“自然和歷史的對立”，相反，人們面前始終會有“歷史的自然”和“自然的歷史”。所謂“歷史的自然”，就是以實踐為中介把自然界理解為社會的、歷史的、屬人的自然界，它是人類世世代代生產勞動的結果，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打上人的烙印、貫注人類意識的自然，也即不斷人化的自然[22]。所謂“自然的歷史”，也就是把歷史納入自然的懷抱，把人類歷史看作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23]310。如果說“歷史的自然”主要強調的是歷史對自然的影響，那么“自然的歷史”則主要強調的是自然對歷史的影響?！皻v史的自然”與“自然的歷史”科學地闡釋了自然與歷史之間相互交織并相互影響的密切聯系，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夠避免像鮑威爾等人那樣將自然與歷史對立起來，或者如費爾巴哈一般將自然與歷史相分離，其根源就在于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以實踐為基礎的唯物史觀，并且他們始終堅持以這種歷史觀來審視自然與歷史之間的關系。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普遍認同唯物史觀中自然與歷史辯證統一的觀點。如盧卡奇指出，自然是一個社會的范疇，自然界在內容和形式、范圍和對象性方面的所屬意義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人類社會的印記[24]330。施密特認為，一開始能夠和其他自然觀區別開來的東西，就是馬克思自然概念所具有的社會-歷史性質[25]。需要注意的是，部分學者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恩格斯的見解與馬克思不同，由于前者拋開了歷史來抽象地考察自然界，所以他看不到自然與歷史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但是，周詳考察恩格斯的相關文本可知，這種觀點是不可置信的。且不說恩格斯同馬克思一起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強調過自然與歷史之間的辯證統一，他個人在《自然辯證法》手稿中也做過明確的闡釋：“現在整個自然界也融解在歷史中了，而歷史和自然史所以不同，僅僅在于前者是有自我意識的機體的發展過程?！盵16]576此外，晚年恩格斯在《致喬治·威廉·蘭普盧》的信中也指出：“自然和歷史——這是我們在其中生存、活動并表現自己的那個環境的兩個組成部分?！盵26]鑒于此，有學者在回應西方學者炮制的“馬恩對立論”時指出：“恩格斯從來都是辯證地考察自然和歷史兩者之間的關聯，始終與馬克思一道對辯證法進行了革命性變革和闡釋，其晚年更是對歷史唯物主義進行了補充和完善?！盵27]可見，恩格斯眼中的自然與歷史同樣也是“歷史的自然”和“自然的歷史”，部分學者關于恩格斯自然本體論以及素樸實在論的理論詰難，不過是形而上學的文本“肢解”或者別有用心的斷章取義。從根本上說，“歷史科學”實現了自然與歷史的有機統一，它也是人與人、人與自然雙重“和解”的邏輯關聯。

綜上所述，作為科學理論的共產主義蘊含著豐富的生態學思想：第一，作為科學理論的共產主義是“關于無產階級解放的條件的學說”，其中無產階級的解放包含著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雙重“和解”；第二，人與自然關系的表象背后都潛藏著人與人關系的本質，資本主義私有制以及資本邏輯本身的反生態性是引發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第三，“歷史科學”科學地闡釋了自然與歷史之間相互交織并相互影響的密切關系，它亦是人與人、人與自然雙重“和解”的關聯之處。

三、作為現實運動的共產主義之生態學意蘊

恩格斯曾多次提出要通過社會革命來實現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變革，并明確表示“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13]166。之后，他再次強調“共產主義不是教義，而是運動”[13]291。恩格斯把共產主義理解為“現實的運動”與唯物史觀的本質屬性——實踐性是根本契合的，它也是區別于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包括反動的社會主義、保守的社會主義、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根本之處。正是基于實踐維度，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只有把思維的彼岸性變成現實的此岸性，砸碎現存世界禁錮在人們身上的沉重鎖鏈，才能為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雙重“和解”提供可能性。

(一)“改變世界”：新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及舊唯物主義的根本分蘗

馬克思、恩格斯把“實踐的唯物主義”與共產主義等同起來，為共產主義者指明了行動的方向即“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并改變現存的事物”[13]155?；诖?，他們深刻地批判了唯心主義的代表青年黑格爾派和舊唯物主義的代表費爾巴哈。青年黑格爾派認為，觀念、思想、概念是人們生活中的真正桎梏，若要消除這種束縛“只要同意識的這些幻想進行斗爭就行了”[13]145。因此，盡管他們滿口宣揚的是“震撼世界的”詞句，但從本質上來說卻是最大的保守派。費爾巴哈使唯物主義重新登上王座，但他同樣不理解“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的意義，他把直觀看作哲學的工具、生活的原則，并從直觀的觀點出發來把握感性世界，導致其唯物主義具有直觀性的缺陷[28]。并且，費爾巴哈用美文學的詞句代替科學的認識，他并不吁求通過革命的方式，反倒主張依靠抽象的“愛”來解放全人類，“一句話，它沉溺在令人厭惡的美文學和泛愛的空談中了”[29]。無論是青年黑格爾派用詞句反對詞句，抑或是費爾巴哈用“愛”的宗教來解放全人類，都不過是在“解釋世界”，但問題的根本在于如何“改變世界”，這就是新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及舊唯物主義之間的根本分歧。恩格斯認為，“改變世界”就是要通過“現實的運動”來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雙重“和解”，他在《反杜林論》中公開指出：暴力在歷史中發揮過革命的作用；用馬克思的話來說，暴力就是在舊社會中催生新社會的“助產婆”；它是社會運動借以為自己開辟道路并摧毀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30]564。在《自然辯證法》手稿中，他進一步指出：我們通過比較和研究歷史材料，能夠逐漸認清生產活動對自然和社會所造成的間接的、較遠的影響，從而有可能去控制和調節這些影響，“但是要實行這種調節，僅僅有認識還是不夠的。為此需要對我們的直到目前為止的生產方式，以及同這種生產方式一起對我們的現今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30]1000。

如果說作為科學理論的共產主義是從靜態角度和理念維度來理解共產主義，那么作為現實運動的共產主義則是從動態角度和實踐維度來理解共產主義，二者不可分割，前者為后者提供“批判的武器”，后者為前者完成“武器的批判”。但是，“批判的武器”與“武器的批判”并不能夠相互替代，只有在二者的耦合互動中才能實現新唯物主義“改變世界”的鴻鵠之志。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大都非常重視實踐的觀點在唯物史觀及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重要意義，比如，葛蘭西“以歷史內在性概念批判抽象客觀性，在立足實踐統一性的基礎上，揚棄主觀與客觀、內在與外在、物質與意識、思維與存在之間的抽象對立，充分肯定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性和歷史性原則，科學揭示了歷史唯物主義超越一般唯物主義的本質特征”[31]。盧卡奇認為，辯證法的中心問題乃是改變現實，如果這一問題被忽視，那么構造“流動的”概念的優點就會變成純“科學的”事情[24]51。這充分說明，正確理解馬克思、恩格斯的實踐觀點就是正確理解唯物史觀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前提和基礎。同樣地，要正確理解作為現實運動的共產主義也離不開對馬克思、恩格斯實踐觀點的正確理解。只有基于實踐的維度才能科學闡發共產主義“理念”和“運動”之間的雙重規定，即以“運動”規定為基本原則，確立批判和改造現存的觀念，為共產主義非烏托邦性奠定基本的思想前提；以“理念”規定為價值目標，共產主義就提供了用以評判人類進步的視角[32]。

(二)“現實的運動”：人與人、人與自然雙重“和解”的可能性

恩格斯認為，作為現實運動的共產主義在消除人與人之間異化的同時，也必定能夠消除人與自然之間的異化。因為“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23]297。自然主義和人道主義之所以能夠畫等號，是因為人與自然之間的外在形式總是包裹著人與人之間的本質內容，即“與此物相見，就是與他人相遇”[33]。因此，作為現實運動的共產主義為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雙重“和解”提供了可能性。恩格斯說：“通過這個行動，無產階級使生產資料擺脫了它們迄今具有的資本屬性，使它們的社會性質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實現。從此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的社會生產就成為可能的了。生產的發展使不同社會階級的繼續存在成為時代錯亂。隨著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的消失，國家的政治權威也將消失。人終于成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從而也就成為自然界的主人，成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盵16]453這里，恩格斯強調人們必須“通過這個行動”才可以成為社會、自然界以及自身的主人，不過是作為現實運動的共產主義為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雙重“和解”提供可能性的同義反復。具體來說，作為現實運動的共產主義主要通過兩個方面的改變來為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雙重“和解”提供可能性。一方面，作為現實運動的共產主義可以改變社會勞動的性質?！霸诠伯a主義社會里，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范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干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13]165在這種理想的狀態中，勞動得以普遍化，生產效率提高，工作日縮短，自由時間增多，勞動者真正實現了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此時，勞動從生存手段變成了生活目的，人們在勞動中不再是否定自己而是肯定自己，不再是自我意識的喪失而是本質力量的確證。社會勞動性質的改變使勞動變成了自由自覺的活動，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的精神境界必將隨之而提升，在消費上也必然表現為重精神消費而輕物質消費。即是說，共產主義社會中的消費方式具有明顯的親生態性。另一方面，作為現實運動的共產主義也可以從根本上改變社會的基本經濟規律。馬克思說：“一切節約歸根到底都歸結為時間的節約?！瓡r間的節約，以及勞動時間在不同的生產部門之間有計劃的分配，在共同生產的基礎上仍然是首要的經濟規律?！盵34]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基本經濟規律即價值規律在共產主義社會中不再發揮作用，它將轉化為節約時間的經濟規律。由此，商品、貨幣、資本等經濟范疇都將煙消云散，與之相應的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以及資本拜物教也將不復存在。在一個不以商品、貨幣和資本馬首是瞻的共產主義社會里，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各個環節都能夠最大程度地減少資源能源的耗費。到那時，自然界“不只是表現為原材料——有機的或無機的物質，而是作為有其自身權利的生命力量，作為主體—客體而表現出來。為生命而奮斗成為人與自然的共同主旨。于是，人將成為一個活的客體；感覺就會‘為了物的目的而將自己與物聯系在一起’”[35]?？傊?，只有作為現實運動的共產主義才能為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雙重“和解”提供可能性。

綜上所述，作為現實運動的共產主義蘊含著豐富的生態學思想：第一，新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及舊唯物主義的根本分蘗在于改變世界，因此把共產主義理解為一種事關人與人、人與自然雙重“和解”的“現實的運動”與唯物史觀的本質屬性——實踐性是根本契合的；第二，由于人與自然之間的外在形式總是包裹著人與人之間的本質內容，所以作為現實運動的共產主義在實現人的解放的同時，也必定能夠實現自然的解放；第三，作為現實運動的共產主義主要通過改變社會勞動的性質和社會的基本經濟規律來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雙重“和解”。

四、作為社會制度的共產主義之生態學意蘊

恩格斯不僅把共產主義理解為科學理論和現實運動，還把它理解為一種嶄新的社會制度。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共產主義不僅是“一種與人類相稱的狀態”[23]462，還是能夠把“現存的條件變成聯合的條件”[13]202的“聯合體”。并且，這種“聯合體”使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成為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13]422。由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規定著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所以“聯合體”在促進人的自由發展的同時，也必定能夠賦予自然界“活生生的向上的力量”。即是說，作為社會制度的共產主義能夠為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雙重“和解”提供現實性。

(一)“社會直接占有”：共產主義生產資料的占有方式

資本主義的占有方式導致“產品起初奴役生產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30]811。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使占有者擁有了奴役生產者的重要籌碼，在這種條件下，勞動產品必然“作為一種異己的存在物，作為不依賴于生產者的力量，同勞動相對立”[23]267。生產者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產品的力量和數量越大，他反而越貧窮。另一方面，占有者也同樣沒能逃脫被奴役的宿命。在資本邏輯的主宰之下，他們不再關心產品的使用價值，反而只關心產品的交換價值以及如何獲取巨額利潤。因為“商品價值從商品體跳到金體上”就是商品“驚險的跳躍”，“這個跳躍如果不成功，摔壞的不是商品，但是一定是商品占有者”[36]127?？梢?，資本主義的占有方式使生產者和占有者都處于普遍的異化之中，其最終的結果是“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23]267。由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規定著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所以人與人之間普遍異化的同時，人與自然之間也同樣難逃異化的厄運。對此，恩格斯曾多次強調，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即是人與自然雙重異化的根本原因。

部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延續了這一傳統，紛紛將批判之矢指向了資本主義制度。如馬爾庫塞指出，生態危機就是資本主義的制度危機，資本主義大肆盤剝自然引發的生態危機對于整個人類的生存來說猶如一場“奴役”和“監禁”[37]。高茲指出，資本主義的生態危機源于它所奉行的“經濟理性”原則，由于“經濟理性”支配下的生產必然是“越多越好”，所以人們對自然界的剝削也必然是“越多越好”[38]。因此，資本主義社會即便是經濟合理的社會，但絕不可能是生態合理的社會。雖然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普遍認同人與自然的異化乃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缺點所致，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沒有與之徹底決裂，而是選擇在其框架內來小修小補，以期實現資本主義與親生態性之間的兼容。誠然，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小修小補已經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依照恩格斯的觀點來看，這些方法都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資本主義的占有方式必須“讓位于那種以現代生產資料的本性為基礎的產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會直接占有，作為維持和擴大生產的資料；另一方面由個人直接占有，作為生活資料和享受資料”[30]811-812。所謂“社會直接占有”就是共產主義的占有方式，它“不僅會消除生產力的現存的人為障礙，而且還會消除生產力和產品的有形的浪費和破壞”；同時，由于“消除了現在的統治階級及其政治代表的窮奢極欲的揮霍，而為全社會節省出大量的生產資料和產品”[16]300?？傊?，只有徹底鏟除資本主義制度并實現生產資料的“社會直接占有”，才能從根本上消除資本主義的生態危機。也即是說，作為社會制度的共產主義具有明顯的親生態性。伯克特是從共產主義基本原則中挖掘其生態學意蘊的典型代表之一，他將抨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反生態性與論證共產主義生產方式的親生態性兩條線索相互交融起來，非常有力地佐證了馬克思、恩格斯共產主義理論中所包含的生態學維度。溫蓮香等認為，由于共產主義能夠鍛造生態文明需要的全面發展的新人類、確立生態文明需要的全新的生產關系和選擇生態文明需要的生產模式，所以它將揭開生態文明的新時代[39]。

(二)“聯合的條件”：人與人、人與自然雙重“和解”的現實性

恩格斯把“聯合的條件”看成是生產資料的聯合即生產資料的“社會直接占有”，也正是基于這種占有方式，共產主義社會才能夠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對此，恩格斯曾在《共產主義原理》中對“聯合的條件”所形成的“聯合體”做了如下描述：聯合體共同地和有計劃地利用生產力；使生產發展到能夠滿足全體社會成員的需要的規模；結束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來滿足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的狀況；徹底消滅階級和階級對立；通過消除舊式分工，通過產業教育、變換工種、所有人共享福利，通過城鄉融合，使全體社會成員的才能得到全面的發展[13]308-309。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把這種“聯合體”稱為“自由人聯合體”，它運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并自覺地把許多個人勞動力當作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它的總產品是一個社會產品，其中一部分重新用作社會的生產資料，另一部分則用作聯合體成員消費的生活資料[36]96?？梢?，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基于人的解放來理解“聯合體”的，但由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規定著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所以“聯合體”在實現人的解放的同時，也必定可以實現自然的解放。

具體來說，“聯合的條件”主要從三個方面為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雙重“和解”提供了現實性。第一，“聯合的條件”通過有計劃的調節來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雙重“和解”。恩格斯曾說過，當人們按照生產力的本性來對待它的時候，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就讓位于按照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30]811。由于“聯合體”實現了生產資料的“社會直接占有”，所以它能夠合理地調節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各個環節，從而將經濟危機以及各種生態危機扼殺于搖籃之中。第二，“聯合的條件”通過生產力的提升來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雙重“和解”?！奥摵象w”原本就脫胎于生產力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再加上它能夠使個人勞動力匯聚成為社會勞動力，所以它勢必擁有迄今為止最強大的生產力。強大的生產力又催生出先進的科學技術，這就為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雙重“和解”提供了必要條件，因為現代自然科學和現代工業可以一起變革整個自然界，還可以結束人們對于自然界的幼稚態度和其他的幼稚行為[40]。即是說，自然科學的合理運用并不會引發生態危機，反倒可以促進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解”。雖然科學技術也曾墮落為資本主義宰割人和自然界的幫兇，但是科學技術本身無所謂褒貶，它的善惡僅僅源于它為哪一種社會制度服務而已。第三，“聯合的條件”通過增加自由時間的富余來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雙重“和解”。一方面，由于共產主義擁有高度發達的生產力，所以工人的必要勞動量會縮減到最低限度[41]；另一方面，由于共產主義消除了勞動異化，工人的勞動是自由且自覺的，所以其必要勞動時間也可以視為自由勞動時間。因此，“聯合體”將會享有更多的自由時間富余。伯克特認為共產主義社會的自由時間潛藏著豐富的生態學意蘊：自由時間的增加必定會減少物質的生產時間，這就降低了自然環境的壓力；人們利用自由時間傾向于從事智力與審美形式的自我實現和自我發展，這些活動顯然是生態友好的；自由時間還可以用來發展環境感受性，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強人們的生態自覺[42]?？梢?，“聯合的條件”主要通過“聯合體”這種形式為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雙重“和解”提供了現實性。

綜上所述，作為社會制度的共產主義蘊含著豐富的生態學意蘊：第一，由于生產資料采取了“社會直接占有”的方式，所以作為社會制度的共產主義具有親生態性；第二，由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規定著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所以“聯合體”在實現人的解放的同時，也必定能夠實現自然的解放；第三，“聯合的條件”通過有計劃的調節、生產力的提升以及自由時間的富余為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雙重“和解”提供了現實性。

五、共產主義的三重界定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啟示

馬克思說：“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盵13]9-10恩格斯對共產主義的三重界定是一個牢牢緊扣“人的根本”的有機整體：作為科學理論的共產主義旨在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雙重“和解”；作為現實運動的共產主義為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雙重“和解”提供了可能性；作為社會制度的共產主義則為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雙重“和解”提供了現實性。這種理論必然是能夠“說服人”和“掌握群眾”的理論，它啟示我們既要合理甄別現有的各種生態學思想，又要準確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親生態性，在此基礎上著力推進我國當前的生態文明建設，為打造一個國家富裕、社會和諧、環境優美、人民幸福的美麗中國而不懈奮斗。

(一)科學甄別各種生態學思想

20世紀中葉以來，生態環境問題愈來愈威脅到人類生存之根本，人們不得不在理論層面上深刻反思自身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一時間，稱謂中帶有“生態”或“環境”字樣的各種生態學思想紛紛出籠，比如“生態社會主義”“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生態無政府主義”“生態女權主義”“生態社會學”“環境社會學”“環境倫理學”“環境后現代主義”“環境思想”“環境正義”“科學技術生態學”等[43]。各種生態學思想“你方唱罷我登場”，聚焦價值問題引發了關于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中心主義的激烈爭論。除了理論上的繁榮之外，現實中的生態環境運動也如火如荼。但是，理論和實踐中的各種生態學思想究竟誰真誰偽、誰工誰拙，卻往往讓人難以判別。對此，恩格斯對共產主義三重界定的生態學意蘊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評判的準繩。

第一，作為科學理論的共產主義旨在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雙重“和解”，但是傳統人類中心主義和現代生態中心主義都割裂了二者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要么只尋求人的解放，要么只尋求自然的解放，從本質上來說它們都是遠離辯證法的形而上學。傳統人類中心主義把人當作目的、把自然當作手段，它手持鋒利的“奧卡姆剃刀”肆意地征服自然、毀壞自然，儼然是“普羅米修斯式”的生產力主義；與之相反，現代生態中心主義放下了“奧卡姆剃刀”，但它卻淪落為放棄生產力而走向荒野的烏托邦主義。顯然，傳統人類中心主義和現代生態中心主義都走向了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學。這說明只有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本體論立場，在社會歷史性的基礎上理解人與自然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才能避免陷入傲慢自大的人類中心主義和抽象空洞的生態中心主義，才能走出一條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道路[44]。

第二，作為現實運動的共產主義才能為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雙重“和解”提供可能性，但是絕大多數生態學思想都重理論而輕實踐，從本質上說它們都是遠離“實踐哲學”的“理論哲學”。比如，深層生態學主張通過“自我實現”的方式來實現“大我”即“生態自我”，其創立者阿倫·奈斯認為隨著人類自我認同范圍的擴大，人不再是分離的、狹隘的自我，而是能夠同其他生命形式共生的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人[45]。實際上，深層生態學的“自我實現”原則更多強調的是形上層面的觀念變革，它與恩格斯著重強調形下層面的現實運動是根本相悖的。并且，“自我實現”還帶有些許神秘主義和宗教主義的色彩，它在現實的生態環境運動中也不便執行或者說執行起來比較空泛。

第三，作為社會制度的共產主義才能為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雙重“和解”提供現實性，但是絕大多數生態學思想都沒有打算實行真正意義上的社會革命，他們大都選擇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小修小補，從本質上說它們都是遠離唯物史觀的抽象烏托邦。比如，萊斯“肯定了資本主義爆發生態危機的必然性，卻將倫理道德建設看作重釋控制自然和解決生態危機的基本方法”[46]。對萊斯這一思想的評價可以借用他自己的表達，即“診斷是準確的，但處方似乎太無效”[47]。需要注意的是，資本主義的生態環境運動中甚至還存在著以生態保護之名謀取個人利益之事。比如，俄羅斯總統普京曾在“2019俄羅斯能源周”國際論壇上批評瑞典環保少女格蕾塔·通貝里是被成年人利用的無知青年，他認為發展中國家和瑞典這一類發達國家的境遇完全不同，如果以生態保護的幌子要求所有國家都放棄經濟發展，那就必須向發展中國家解釋一下，為什么他們應該繼續生活在貧困之中而永遠不能達到瑞典的富裕水平。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來看，人類始終應該是價值的中心，自然的解放應該服務于人的解放，任何通過犧牲人的解放來換取自然的解放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生態學思想。

(二)準確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親生態性

中國是典型的社會主義國家，它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張云飛曾指出：“盡管生態文明是貫穿于所有社會形態始終的一個基本要求和發展方向，但是，并不是任何社會形態都能為生態文明的發展提供適宜的制度環境和社會條件?！鐣髁x的本質屬性決定了，只有社會主義與生態文明在本質上是相互融合的?！盵48]結合恩格斯對共產主義三重界定的生態學意蘊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較之于西方資本主義而言具有不可比擬的親生態性。

第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旨趣在于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雙重“和解”。習近平總書記曾在海南考察工作結束時的講話中指出：“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盵49]4隨后，他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又指出：“建設生態文明，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盵49]5這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人和自然的雙重“和解”看作是一個有機整體：人的解放是自然的解放的根本，自然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前提，人與自然的雙重“和解”是一個休戚相關的“命運共同體”。對此，有學者明確指出：“社會主義以解放全人類為目的，只有它才能重視生態文明，承擔起生態文明建設的重任?！盵50]

第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中的“現實的運動”?！拔逦灰惑w”總體布局中的“五位”要協調發展，不能長的很長、短的很短，但遺憾的是，生態文明建設就是其中的突出短板。為了補上這個“短板”，黨從思想、法律、體制、組織和作風上全面發力，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加強生態環境保護，推動劃定生態保護紅線、環境質量底線、資源利用上線，開展了一系列根本性、開創性、長遠性工作。由此，我國生態環境保護發生了歷史性、轉折性和全局性的變化，這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并不是倡導“哲學走向荒野”的抽象浪漫主義，更不是“普羅米修斯”式的生產力主義，它是一場本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時統籌兼顧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的“現實的運動”。其中，生態文明建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不僅能夠破解經濟發展的矛盾困境，還可以助推社會主義政治建設、變革文化價值觀以及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等等[51]。

第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種具有“聯合的條件”的社會制度。既然生產資料的“社會直接占有”使共產主義擁有了“聯合的條件”，那么處于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必然擁有這種“聯合的條件”，這促使它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對于解決生態問題的長期性、整體性、復雜性具有明顯優勢。以新冠疫情為例，為了打贏湖北保衛戰、武漢保衛戰，我國總共調動了4萬多名醫護人員“逆行”出征，短短10天建成了“火神山”和“雷神山”，這種舉世震驚的“兩山速度”實則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聯合的條件”下所產生的“聯合的力量”。同樣，我們也可以運用這種“聯合的條件”來建設我國的生態文明，從而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奉獻力量。

(三)著力推進我國當前的生態文明建設

我國處于并仍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決定了我們在短期內不可能消滅資本反而必須利用資本這一客觀事實。資本的存在必然伴隨著資本邏輯的存在，而資本邏輯的存在又必然會引發各種各樣的生態環境問題。眼下，中國人民又踏上了新征程的趕考之路，它要求我們必須著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遞上一份滿意的答卷。具體而言，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

第一，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生態學思想作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指導思想。恩格斯對共產主義的三重界定進一步確證了馬克思主義蘊含著豐富的生態學思想。并且，由于馬克思主義生態學思想立足于唯物史觀，所以它做到了集科學性和革命性于一身。因此，馬克思主義生態學思想對于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習近平總書記在批評“共產主義縹緲論”時曾指出：“我們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動搖，根本的就是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不牢固?！盵52]同理，如果人們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不牢固，也會否定馬克思主義生態學思想。即是說，只有深刻地把握唯物史觀，才能“真信”馬克思主義生態學思想，也才能“真用”它去分析和解決現實生活中的生態環境問題。

第二，統籌生態與文明，加快轉變我國經濟發展方式。恩格斯對共產主義的三重界定論證了人與自然雙重“和解”的可能性與現實性，這說明生態與文明是可以做到統籌兼顧的，其最佳路徑就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生產和消費兩個方面的綠色發展。所謂綠色發展就是“集綠色、循環、低碳于一體的可持續發展，其核心是人類社會的生產發展以及消費的活動和方式要以自然規律以及環境的可承載力為基礎，是與自然生態系統的協調可持續發展”[53]。它通過經濟系統、社會系統、自然系統的相互作用產生綠色福利、綠色財富和綠色增長[54]。從根本上說，綠色發展既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統籌生態與文明的唯一路徑。

第三，深化體制機制改革，不斷完善我國的生態文明制度?！爸贫染哂虚L期性、根本性、穩定性、全局性，制度建設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保障?！盵55]恩格斯對共產主義的三重界定表明我國在生態文明建設上有著相當的制度優勢。但是，我國生態文明建設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在一定程度上都與制度不健全有關。因此，后續任務應該基于以下三個方面來大力加強我國生態文明的制度建設：其一，加大生態文明制度供給，解決“制度赤字”問題，補上制度缺失短板；其二，實現生態文明制度之間的科學統籌，避免制度沖突并發揮制度的整體效能；其三，強化生態文明制度的中國特色，凸顯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導的理論特色，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政治特色，繼承中國優秀傳統生態制度成果的文化特色[56]。

綜上所述，推進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是一個復雜而艱巨的系統工程，它需要從思想理念、發展方式、體制機制等各個方面同時發力。與此同時，各個方面還必須相互貫通和相互融合，竭力形成推進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巨大“合力”。值得欣慰的是，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已經卓有成效。正如賈雷德·戴蒙德所言：“盡管中國的環境問題危機四伏，不容樂觀，但還是有重大轉機?！盵57]任何時候我們都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既要看到已經取得的成就，又要看到美中不足之處。當前，中國人民又踏上了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宏偉征程，它要求我們必須進一步加強生態文明建設。既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場事關“五位一體”的“現實的運動”，那么生態文明建設也應該作為一種“現實的運動”而存在，它沒有終點而永遠“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