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黨建賦能基層治理的邏輯、機制與路徑

文 吳嘉寶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要把加強黨的基層建設、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為貫穿社會治理和基層建設的一條紅線?！奔訌娀鶎狱h組織建設是密切黨群關系，提升基層黨組織戰斗力，引領基層治理走向“良治”的重要條件。近年來，人類已經進入步入數字化時代，黨的建設也緊跟時代步伐，開啟了數字化、智慧化轉型升級。2019年1月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意見》中明確提出，“積極運用互聯網、大數據等新興技術，創新黨組織活動內容方式，推進‘智慧黨建’”。為充分了解智慧黨建建設現狀，探尋基層黨建創新實踐經驗，筆者深入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基層調研點進行實地調研和深入訪談，了解智慧黨建平臺搭建與運作模式，嘗試從智慧黨建的生成邏輯，智慧黨建賦能基層治理的實現機制、現存問題和優化路徑等方面，對智慧黨建這一新生事物及其對城市基層治理的影響展開探討。

一、黨建邏輯的變遷：從行政邏輯到智慧邏輯

（一）“單位制黨建”——行政邏輯

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核心作用的發揮是以具有嚴密組織的行政一體化的單位制為載體，憑借國家權力直接擁有并分配社會各類資源，由此取得對社會有效的控制力與動員力。[1]在單位制時代，黨建模式主要是“單位制黨建”，即黨的組織體系的設置依托各級單位的組織設置，實行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傳統單位制條件下，黨建工作的開展依托各單位內部的行政建制和縱向控制，這種模式的優勢在于黨組織對黨員約束力強，垂直管理，權責分明。組織之間互不交叉，黨員管理也因黨員的低流動性和組織本身的穩定性而較為容易。但伴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轉型，傳統單位制逐漸解體，黨員流動性加強，兩新組織不斷涌現，社會形態逐漸開放多元，資源配置形式愈發多樣化，傳統黨建的行政邏輯已無法對組織形成強約束。黨建邏輯亟需調整以適應社會形態的快速轉變，重新加強黨組織的組織力和戰斗力。

（二）“區域化黨建”——社會邏輯

隨著單位制的逐步解體，空間形態由原來以單一的行政單位為主向城市社區、商業圈塊、功能區塊、集中安置區塊等多形態并重轉變，越來越多的地方治理已經超越了行政單位邊界，逐漸形成了區域化的治理空間。[2]在這樣的背景下，“社區黨建”和“區域化黨建”概念逐漸興起并發展，黨建社會化趨勢顯現。社區黨建和區域化黨建本質上都是黨建的社會邏輯，即不是簡單地依靠傳統行政邏輯的上傳下達和垂直管理，而是發揮社會多元主體的力量，在某一區域內共建黨組織，并通過黨建活動的開展實現資源與行動融合。在搭建資源聚合平臺的過程中，社會資本扮演了重要角色，黨建的社會化要求黨組織具有強大的統合社會資源的能力，而社會資本的建構則為其提供了基礎。因此，在區域化黨建過程中，黨建干部和黨務工作者發揮著重要作用。黨建干部需要有挖掘組合資源的能力、與區域內不同組織建立聯系的熱情和發散性思維，以搭建平臺、建立鏈接，構筑區域化黨建的資源網絡。

（三）“互聯網+黨建”——信息化邏輯

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黨建工作開始關注信息技術的運用，比如黨建網站建立、黨務微信微博的開設、黨支部線上建群管理、黨員電子檔案管理、互聯網黨建學習平臺等。信息技術給黨建工作帶來的最大便利是拓展了黨建工作的線上空間，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傳統黨建工作在時間、空間上的限制。同時，利用信息化手段儲存信息，對信息檢索和信息儲存帶來了極大幫助。在互聯網+時代，線上線下高度融合發展，黨建工作不僅要占領線下陣地，也要應對線上挑戰。尤其是自媒體的發展，來自社情民意和輿論的壓力越發增大，這要求黨建工作者要融入互聯網、利用互聯網，將黨建的觸角延伸至線上，利用微信微博等多種平臺宣傳黨建信息，擴大受眾面積，培育互聯網思維，打造互聯網黨建生態。

（四）“智慧黨建”——智慧化邏輯

不同于信息化黨建邏輯，智慧黨建邏輯是在信息化黨建邏輯基礎上的升級。如果信息化邏輯是擴展黨建空間的物理反應，那么智慧黨建邏輯就是生成新物質的化學反應。數字化手段在黨組織的內部管理和建設等方面發揮了優勢，對提升黨建科學化、規范化、高效化具有重要意義；而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的關鍵，則是用人的智慧合理利用數字技術，實現對來自社會治理各主體治理力量的聚合，通過黨建搭建平臺、開設窗口，吸引各方力量凝聚資源，以黨建為紐帶，實現基層治理資源的裂變與聚合。在這一過程中，智慧技術的運用不僅為基層黨組織的信息融通搭建了數字空間，也利用大數據分析等技術手段提升了基層黨組織的分析決策能力，實現基層黨建引領社會治理的模式轉型和能力提升。因此，本文將“智慧黨建”定義為：以人的智慧為核心，科學運用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智慧技術，實現黨建信息資源融合共享，生成新信息助力決策，從而提升黨的執政能力和治理能力的新型黨建模式。智慧化黨建邏輯既關注人的主觀能動性發揮，保留傳統的群眾工作方法，又積極利用現代智慧技術，延伸黨建“感官”，擴展數字空間。

二、智慧黨建何以生成？

（一）適應數字空間崛起的時代需求

20世紀90年代以來，互聯網、大數據分析、數據科學以及云計算、人工智能的發展，正推動著人類進入全新的數字時代。全球化的網絡、信息數據交織融合，點對點的實時分享，形成一個巨大的、相互關聯的、立體化的交互空間——“數字空間”。筆者將“數字空間”定義為以信息或數字為載體的虛擬空間，以及其背后依靠互聯網、信息技術和數字科技（大數據分析、云計算、人工智能等）聯結并運轉的生產生活與社會網絡空間?！皵底挚臻g”具備虛擬現實交互性、系統性、互動性、社會性、傳播性等特點。其空間結構和要素關系見圖1。

圖1 “數字空間”結構模型

圖2 “智慧黨建”平臺總體架構

數字空間的崛起拓寬了人類的活動邊界，也為黨建工作提供了新的平臺和運轉模式。為適應數字時代變革，積極占領數字空間陣地，智慧黨建應運而生。智慧黨建可以看作數字空間下黨建工作的數字孿生體。各類智慧黨建終端平臺如電腦、手機、觸摸一體機、指揮大屏等充當了黨建數字空間的“窗口”，進行信息發布與獲取、用戶注冊與事項查詢等。智慧黨建平臺的后臺運轉與維護則承擔了數字空間內的“應用處理”功能，通過后臺工作人員的信息處理與反饋報送等實現與前端窗口的互動。比如“三會一課”的策劃開展與信息發布、黨費收繳、黨員信息統計、支部臺賬管理等。而智慧黨建運轉過程中形成的大量數據資源則形成了不同的數據庫，比如“黨建管理數據庫”“黨建資源數據庫”“黨建學習數據庫”等，這些數據庫共同構成智慧黨建數字空間的“后臺資源”，助力黨組織分析決策，制定科學化的黨建方案和社會治理方案。而智慧黨建過程中不同主體之間的互動行為則構成了“拓展延伸”板塊，基層治理主體間社會資本的構建和資源的融會就是在這一板塊內實現的。以上功能的正常運轉都要依靠互聯網、計算機等軟硬件設施組成的“基礎支撐”板塊的搭建，因此，基礎支撐是數字空間形成的根基。通過這五大板塊的相互配合，智慧黨建將大部分黨務工作轉移到數字空間內完成，并將在數字空間內產生的大量數據資源進行分析整合，裂變為新的信息資源，再次反哺賦能黨建工作與社會治理的分析決策環節。

（二）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的內在要求

隨著市場化進程的加快和社會流動性的增強，基層黨組織管理面臨底數不清、權責不明等棘手問題，大量兩新組織的出現也加大了基層黨組織的管理負擔。2022年中國共產黨黨內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中國共產黨黨員總數為9 671.2萬名，比2020年底凈增343.4萬名，中國共產黨現有基層組織493.6萬個，比2020年底凈增11.7萬個。其中基層黨委27.8萬個，總支部31.6萬個，支部434.2萬個。[3]如此龐大的組織體系也為新時代黨建提出了更高要求。

首先，基層黨組織建設需要以標準化引領規范化。智慧黨建平臺通過將黨務管理移至線上，覆蓋三會一課、主題黨日、黨務管理等，全過程留痕、電子臺賬記錄，都在數字空間內實現，自動化和程序化的操作手勢既減輕了基層黨組織工作者的工作負擔，也推動了基層黨組織建設的標準化和規范化。其次，基層黨建工作需要提高效率。智慧黨建通過搭建系統化平臺實現數據的備份儲存，協助基層黨務工作人員完成黨員檔案管理和電子臺賬錄入等工作，避免了紙質化時代的重復填表、手寫錄入等大量精力投入，也方便檔案調取和信息查詢管理，明顯提高了基層黨務工作的工作效率。在數據庫的支持下，基層黨組織可以通過智慧黨建平臺直觀了解轄區內黨員分布情況，調取黨員相關信息，對于解決困擾基層的“口袋黨員”問題，摸清黨員底數具有積極意義。智慧黨建在提升基層黨組織建設的標準化與規范化、高效性與多樣性以及智慧分析和智慧預警的能力方面都有廣闊的應用前景。

（三）提升社會治理能力和黨的執政能力的現實需要

在探討黨建引領基層治理問題時，黨建邏輯和治理邏輯的關系是不可回避的話題。盡管黨建邏輯與治理邏輯有所不同，黨建的目標是動員、組織、服務群眾，其基本邏輯是方向把控、價值引領和以身作則，而治理的基本邏輯是效率與職責，[4]但在新時代基層黨建和基層治理有共同的目標，即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鞏固黨的執政地位。這要求把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看作黨建工作的重要一環，使黨組織依靠其強大的組織能力和資源整合能力為基層治理提供能力支撐，達成黨建邏輯與治理邏輯的耦合，實現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的目的。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單位制的解體，基層城市治理缺乏有力的組織制度抓手。伴隨著工業化和市場化的發展，城市社會人口的流動性增強，基層社會的管理難度顯著增加；社會出現個體原子化與組織碎片化傾向，而基層黨組織在凝聚基層治理資源、人力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政黨執政能力、政府服務能力和社會自治能力等多元能力的包容性耦合與互融共生為基層治理提供了能力支撐。[5]黨組織建設通過縱向到底、橫向到邊的大格局，可以在基層治理中有效地將黨建功能轉化為治理效能。因此，黨建引領基層治理是推動基層治理現代化的根本要求，也是提升社會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智慧黨建一方面提升基層黨組織內部建設能力，另一方面提升基層黨組織與社會的溝通能力。黨員在智慧黨建平臺上亮身份，社區黨支部書記及時回應來自群眾的問題反饋，智慧平臺自動收集社情民意數據信息，經大數據分析后形成決策報告反饋給基層黨組織領導，助力下一步科學化、精細化治理。以此形成良性循環，從政府端菜到群眾點菜，提高居民生活幸福感和滿意度，做到以人的智慧為核心，以智慧技術為手段，更新社會治理模式，提升社會治理能力。伴隨著社會治理水平的提高，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度與日俱增，這也有助于提升黨的執政能力，鞏固黨的執政地位。

三、智慧黨建何以有效？

（一）提升工作效率，破除基層黨務管理難題

當代社會人口流動性日益增強，黨員居住區與工作地常常分離，導致黨員組織關系空掛或組織關系遷出不及時的現象時有發生，黨員管理盲區呈擴大趨勢。相比起黨員工作地的黨組織，社區黨組織無法對流動黨員形成強約束力，導致部分黨員不愿意遷出個人檔案，而將檔案保留在社區，大量“口袋黨員”“檔案黨員”出現。其流動性又決定了此類黨員很難有時間參與社區黨建工作，或者尋找各種借口逃避黨員責任義務。針對這一難題，智慧黨建模式提供了新的解決思路。智慧黨建平臺可以通過對黨員的手機終端的打卡定位以及線上黨組織關系轉接，實現黨組織間基礎數據的共融共通，通過數字技術摸排基層黨員和黨支部底數，并全程記錄黨員的組織表現。智慧黨建變被動為主動，依靠智慧技術主動獲取黨員動態信息，包括黨員檔案所在地、黨員學習活躍度、黨組織人員構成等，繪制基層黨組織“畫像”，提升黨組織自我管理水平。同時，利用智慧黨建平臺完成數字空間內的三會一課、主題黨日、黨務管理，支部臺賬管理、支部書記隊伍管理、黨員隊伍管理，線上繳納黨費等，極大地節省了基層黨務工作者的時間精力。所有數據線上留存，不同層級黨組織數據對接，給黨務管理帶來了便利。

（二）打破時空限制，借助數字空間實現“人”的在場

智慧黨建系統可使用數字技術將城市紅色陣地資源、各街道黨組織信息等通過數據可視化展現，構造城市的孿生數字空間。在這一數字空間內，可以對當地黨建資源進行可視化直觀了解。數字空間內，智慧技術延伸人的“感官系統”，打破了傳統黨建模式下時間空間的限制。一方面，通過數字空間實現零距離交流溝通，拉近“人”與“人”的距離。比如疫情期間線上的黨課教學、線上直播培訓；再如微信群內黨員先鋒和人工智能機器人黨員的即時應答，都讓人們感受到黨員在身邊、黨組織在身邊的親近感，對于樹立基層黨組織的良好形象具有積極意義。另一方面，數字空間延伸了人的感官系統，協助人類“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比如黨史學習教育場館利用VR技術實現黨史場景的模擬現實體驗，帶給觀眾更真實的沖擊，從而獲得更好的黨建效果；通過智慧黨建指揮大屏與監控探頭，可將不同區域的黨群服務站實時運作情況即時展示，方便統一管理與監督。

（三）挖掘數據資源，助力科學精準決策

傳統黨建因缺乏智慧化的數據收集和分析技術，使得黨建工作中產生的大量數據被浪費，而智慧黨建可以依靠智慧黨建平臺收集的靜態數據和動態互動數據，進行大數據分析，統籌陣地資源，賦能基層精準決策。例如，上海黨建服務中心將智慧黨建系統分為管理、服務、宣傳三個板塊，服務板塊可以記錄智慧黨建陣地資源、活動數據記錄，并將分析結果反饋給管理板塊；其中的“黨群服務陣地態勢感知平臺”可以實時觀看不同黨群服務站的活動現場，并智慧分析各黨群服務站的服務能力、服務人數，重點服務時段等，通過黨群服務陣地態勢感知分析，科學分配人力物力等資源。除此之外，“智慧黨建”平臺分析系統可以利用大數據繪制黨組織能力畫像，黨員用戶畫像等，例如人群的年齡信息、人群的性別信息、人群的職業信息、人群的民族信息等，通過對這些大數據的整體性分析，管理人員就可以得知開展哪些黨建活動更有可能會受到大家的歡迎，應該開展哪些領域的學習活動，從而在開展相關黨建活動的過程中更游刃有余。

（四）實現數據留痕，推進透明標準化運作

智慧黨建可以促進基層組織工作常態化開展，落實組織規范化建設要求。由于智慧技術的性質決定了智慧黨建工作的流程性和標準化，可以解決傳統黨建過程中出現的底數不清、缺少規范、管理方式粗放混亂、部分流程缺失、重要環節缺乏跟蹤監督機制等問題，比如黨員獎懲可參考黨員學習打卡情況、黨費收繳情況等數據；建設電子化支部臺賬，支部建設數據可視化，實現基層支部考核、管理數字化；黨員發展全流程在線管理等。三會一課、主題黨日等組織活動常態化開展，過程性留痕，也有利于打造規范化、透明化黨建流程，避免壓力型體制下基層黨建工作中可能出現的不作為、亂作為現象，進一步加強基層黨組織組織力和領導力。

四、智慧黨建賦能基層治理的實現機制

（一）加強領導力，智慧賦能黨建引領基層治理

在社會轉型加速的背景下，基層黨組織可以借助其強大的滲透力覆蓋社會的每一根毛細血管，成為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另一種介質，通過黨的統一領導實現對基層治理事務的統籌管理和方向引領。智慧黨建通過智慧技術的應用，使黨組織進一步提升了監督管理能力和信息獲取分析能力，助力黨組織科學管理和科學決策，對于提升黨建引領基層治理能力有重要作用。城市智慧黨建通過網絡和數據的互聯互通，構建了從區縣、街道到社區的立體服務網絡，使黨建工作能夠深入到城市管理的整個過程中，從而暢通了黨與社會之間的溝通渠道，在引領基層治理過程中有了重要抓手。以上海市閔行區新虹街道為例，街道通過設置5類16項正向指標和業務類的負向指標，對轄區內居民區黨組織進行打分，每年街道還會對各小區黨組織進行星級評價。智慧黨建平臺則可以協助黨組織實現標準化評價體系建設，從而形成對基層黨組織內部的激勵，提升黨的內部領導力，更好發揮基層組織戰斗堡壘作用。因此，智慧黨建通過技術賦能，既向內加強了上級黨組織對基層黨組織的領導能力，又向外提升了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的效能。二者相輔相成，共同加強了黨組織的領導力。

（二）創造生產力，打造窗口促進基層資源融合

基層治理由于物質資源和組織資源的限制，正面對著大量資源需求和有限資源供給的矛盾。超大城市的社會治理要想達到精細化要求，必須依靠多主體的力量，而黨組織和黨建在其中發揮了黏合劑的重要作用。以黨建為契機搭建平臺，促進多元主體合作，融合多方資源，創造生產力。在區域化黨建過程中，不少基層黨組織的黨建專員充當起了社會活動家的角色，以上海市新虹街道為例，新虹街道以黨建為“樞紐”，為各方成員搭建起合作交流的平臺，整合各種社會資源，設置“資源對接墻”，集聚共建單位等提供的各類服務資源，涵蓋黨建、群團、統戰、文化、商業等領域，可供按需“認領”和對接，打通“供給側”和“需求側”的連接通道，而智慧黨建平臺的出現則可以實現不同社會治理主體的線上互動，資源對接，并形成需求數據庫與資源數據庫，利用智慧技術進行科學匹配，通過智慧黨建平臺窗口，融入區域化黨建、兩新組織黨建等多方資源，增強資源、服務的交互、配送能力，在數字空間中形成社會治理資源的深度融合。

（三）提升決策力，智慧分析基層治理社情民意

智慧賦能基層黨建，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基層治理的決策力。數字空間內的角色行為實時產生了大量數據資源，通過大數據分析可以獲得一手的社情民意信息，為基層治理決策提供科學指導，進一步推動精細化、科學化治理。例如南京棲霞掌上云社區的使用，基層黨組織通過大數據分析群內民眾咨詢和討論的詞頻信息，以及小程序后臺功能使用率信息，得出居民關心的熱點議題和服務項目，從而進行程序板塊調整和人工智能自動答復的完善，有針對性地解決民眾關心的問題，在需求指向下服務目標變得更加精準，相比起自下而上的信息傳播渠道不暢帶來的政府決策盲目性，雙向的信息流保證了信息傳遞的真實性和效率，有效推動社區黨組織依據所得信息作出理性判斷并提供精準服務。

（四）形成凝聚力，智慧服務助力提升社會認同

智慧黨建一方面加強內部管理，提升了黨組織內部的組織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通過智慧賦能更好地服務民眾，收獲了民眾認同，形成了社會治理所需的凝聚力。在內部管理上，智慧黨建平臺利用數字技術實現了監測能力的提升，這種監測能力表現為從個體身上搜集并整理信息，并用于監督個體的行動的能力。監測能力的提升有助于組織管理行為的開展，針對黨建工作而言，對黨員個人行為和黨組織行為的監督，可以規范組織運行、嚴格組織監管，對于加強組織戰斗力和凝聚力具有積極意義。智慧賦能基層黨建引領社會治理，對于打造更加“精細化”的城市治理有推動作用。民眾在智慧賦能過程中受益，切實感受到來自基層黨組織和基層政府的工作成果時，會提高對城市基層治理的認同，從而提升黨和政府在群中心目中的形象與權威，形成社會認同，增強外部凝聚力，實現基層黨組織動員、團結和組織群眾的目的。

五、智慧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的現存問題

（一）新舊治理邏輯脫節，智慧技術覆蓋傳統工作邏輯

傳統黨建尤其是基層黨建，往往需要依靠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形成社會網絡，在建立社會聯結的過程中實現資源的互動與整合。由于基層事務紛雜，承擔著和民眾互動的一線責任，而基層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匹配往往缺乏，因此更需要借助社會網絡，吸引多方社會力量參與共治，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新格局。為了建立社會網絡的強聯結，形成和發育更多的社會網絡分支，基層治理往往依靠黨建活動、社會活動集聚主體，吸納資源，黨建工作者和基層治理工作者也總是跑在群眾工作一線，通過做好群眾工作樹立個人威信，得到來自群眾的社會支持。但智慧賦能基層黨建和基層治理是將一套崇尚標準化和數字化的技術邏輯應用于基層工作，傳統工作方式中重要的“人情”與“關系”在這樣一套技術邏輯中并不適用。在國家不斷倡導數字化轉型的今天，技術邏輯存在著覆蓋傳統基層工作邏輯的風險。同時，智慧技術將大量工作轉移到線上數字空間，也會增加基層工作者遠離群眾的風險。如此對于社會網絡的建構的打擊將是巨大的，基層治理也將因面臨著新舊治理邏輯脫節的問題而出現困難。

（二）頂層設計不足，平臺系統面臨重疊、對接困難和重建風險

現階段基層智慧黨建平臺和智慧治理平臺搭建情況參差不齊，有的街道和社區得到上級支持建設先行試點，有的因工作需要和創新熱情自發形成了智慧平臺，有的還未建立成熟的智慧平臺；且搭建平臺間往往系統不互通，功能不統一，無法進行對接和統一管理?；鶎诱髯詫ふ壹夹g企業外包設計平臺功能并獨立運行，數據庫也以轄區內長期積累收集的本地數據為主，很難和其他地區共享數據資源；各條線建設要求不明朗，基層進行智慧平臺建設上級組織沒有統一明確的標準，因此也面臨著平臺系統重疊，或被推倒重建的風險。這反映出智慧黨建平臺建設中頂層設計不足的問題?；鶎邮欠彰癖姷牡谝粭l戰線，因此更容易發現新的社會需求和社會問題，也更容易提出創新，但如何保護創新、應用創新、統籌創新，就是需要頂層設計思考的問題，否則容易造成基層經驗獨樹一幟卻無法復制，或自上而下的統一建設壓倒基層已有創新投入的情況，造成大量的資源浪費。

（三）開發維護成本高，基層使用動力不足

智慧平臺系統建設開發維護成本高，基層資源不足以支撐其運轉，因而使用動力不足。尤其是在智慧黨建等新興事物的初期發展階段，基層沒有足夠的試錯成本，因此容易持觀望態度，希望等待技術成熟或模式成熟后進行推廣。因此會出現對“智慧賦能”的熱情自上而下遞減的狀況。調研中不少基層工作人員表示：基層創新成本很高，一方面系統開發維護費用高，且技術公司不愿意與政府簽訂長期合同，技術公司的更迭也會導致資源浪費；另一方面基層創新容易畏首畏尾，害怕投入大量成本設計平臺后被推倒重建。面對種種可能出現的成本和風險，基層開發使用智慧平臺的動力也會隨之削弱。

（四）共享理念不足，數據資源共享困難

數字化建設過程中，不同層級和部門間數據資源的共享依然存在困難，數據壁壘依然嚴重。一方面，街道城運管理平臺的管理人員表示，平臺使用的數據大多來自本轄區日積月累的積累，其他部門的數據很難共享；另一方面，不同組織的平臺建設往往外包給不同技術公司，技術公司在進行系統設計時為保證自身利益往往保持系統的不兼容性，導致不同平臺數據融合困難。在數據就是資源的時代，這造成了大量的資源浪費，影響政府治理效能。各部門間的數據壁壘依然存在，共享理念和意識不足，導致數據融合困難。

六、智慧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的優化路徑

（一）以人的智慧為核心，傳統工作方法與現代智慧技術相結合

智慧黨建引領基層治理，需要以人的智慧為核心，不能盲目依賴技術手段。因此在基層黨建和基層治理過程中，要關注新舊治理邏輯的平穩過渡，將傳統群眾工作方法與現代智慧技術相結合，實現數字技術與服務管理的雙向迭代。

資源共建，重視發揮社會資本的作用。在基層黨建和基層治理社會網絡的構建中會形成社會資本，而社會資本的多少決定了基層可調動和聚合資源能力的大小。因此要關注智慧黨建的社會邏輯，運用智慧黨建平臺拓展社會網絡，讓黨建為治理賦能。比如，可以通過打造黨群服務陣地建設，充分發揮多元主體作用，引入各方資源，凝聚社會力量。繼續發揮區域化黨建的獨特優勢，發揮區域單位能動性，利用智慧黨建平臺數據庫精準對接資源與需求，促進局域內聯動共建、資源共享，優勢互補。

線上線下交互配合，彌補數字鴻溝缺陷。面對難以解決的數字鴻溝問題，基層工作者能做的就是處理好傳統工作方法和智慧技術邏輯的關系，因為二者會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共同存在。既要關注數字空間內的基層治理能力提升，進行治理方式和模式的轉型升級，又要關注特殊群體的服務需求，線上線下交互配合，打造數字友好型社區，盡力彌補數字鴻溝缺陷。在基層工作的實踐上，許多社區設置了黨員志愿者服務中心，定期為社區內的銀發群體提供智能手機培訓和教學，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數字鴻溝的問題，但想要數字鴻溝完全消失，還要靠時代的更迭和時間的沉淀。

（二）加強頂層設計，提升智慧平臺建設的系統性

標準化與能動性相結合，賦予基層創新空間。智慧平臺建設需要進一步加強頂層設計，打造“市-區-街鎮-社區-網格”五級黨建平臺建設體系，提升智慧平臺建設的系統性，以實現不同平臺間的系統對接和數據資源融合。同時應關注不同區域基層治理環境的復雜性，因地制宜，將標準化與能動性相結合，賦予基層一定的創新空間，使其擁有自行設計小程序等前端功能窗口的自主權。

樹立共享理念，打破數據壁壘。提升智慧平臺建設的系統性，除了平臺軟硬件設施的設計外，還要關注組織理念的轉型升級。要實現治理思維轉變，培育互聯網思維，樹立共享理念。通過制度設計推動條塊間的資源共享，依托智慧平臺實現數據庫的融合，打破數據壁壘，共同為提升基層治理能力服務。

厘清工作邊界，抓住主要矛盾。在利用智慧技術賦能基層黨建與基層治理的過程中，要厘清工作邊界，不能“一籃子全裝”，在注重精細化治理的同時，合理分配和安排注意力，抓住主要矛盾，將智慧賦能用于提升城市治理的決策力上。依托智慧技術的大數據分析能力為治理工作建言獻策。避免踏入形式主義怪圈，化繁為簡，節約基層工作的精力和成本。

加強組織保障，重視資源支持。任何一項新事物的推進都要依托強大的組織支持和資源支持，智慧賦能基層黨建和基層治理也不例外。智慧平臺的搭建和運行維護需要耗費大量的資源，基層因為資源匱乏往往缺失敢于創新的能力，因此智慧賦能基層需要來自組織和上級部門的重視與資源支持。需要做到領導牽頭，各部門協同支持，并且做好組織成員的思想動員，形成合力，才能為智慧平臺的推行打造牢固的組織保障。

（三）打造優秀范例，建設智慧黨建評價體系

智慧黨建作為一種新生事物，其建設發展還未完全成熟，這時就需要在基層創新實踐中尋找模式范本，打造示范效應，不斷推動智慧黨建的創新和優化。智慧黨建平臺打造和模式設計既需要標準化的頂層設計，又需要具有各地特色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黨建工作與治理工作一樣，有不同地域的不同特點，因此要尊重不同智慧黨建模式的差異化，鼓勵創新，打造多樣化范本。打造智慧黨建品牌，可以側面激勵智慧黨建工作在不同區域的開展，還可以將智慧黨建的優秀經驗傳播擴散，帶動形成特色智慧黨建模式建設風潮。智慧黨建平臺的打造要有科學的功能設計，解決黨組織工作中的棘手問題，讓智慧平臺真正發揮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