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農民思想及其當代價值探析

解 偉，馮肖貞

(河南理工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河南 焦作 454000)

農民問題是社會關注的重點問題，農民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精華之一。新時代，研究毛澤東農民思想既可以為民生觀提供新的研究視角，又可以為新時代堅持群眾路線、實現共同富裕提供有益的理論借鑒，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導向作用。目前,學術界對毛澤東農民思想的研究成果頗豐，探討得比較深入，但就其新時代價值的研究較少，本文從這一角度出發，以期對該問題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毛澤東農民思想的形成緣由

理論來源于實踐，毛澤東農民思想深受其實踐經歷的影響，同時也是在馬克思主義農民思想的科學指導下、吸收中國傳統民本思想的合理內核、承繼近代革命者農民思想的基礎上凝練而成的理論成果。

(一)體驗與總結：毛澤東生活和工作實踐經歷

毛澤東出身農民，農村生活經歷和農業勞動實踐使得毛澤東對農民生存條件和生活狀況有著親身的體察和感悟，是毛澤東農民思想得以產生的現實基礎。

毛澤東生長在農村，他年少就開始在田間勞作，十幾歲時才進入現代學校，農村文化、農民家庭以及農業勞動對毛澤東影響深遠，也讓毛澤東更懂得體恤農民。年少的毛澤東剛接觸時事就碰到1910年長沙饑民暴動，他親眼看到事變的首腦被逮捕斬首。毛澤東看到被壓迫農民的慘狀，深感社會對農民不平等。離開韶山后的讀書過程中，毛澤東更是親眼目睹了社會動蕩中農民的艱苦 ,從而產生了同情農民的樸素情感，救農民于水火的愿望也日漸強烈。在北京和上海工作一番后,毛澤東于1924年回到湖南，成立了核心小組專門研究農民問題。1925年，在《答少年中國學會改組委員會問》中毛澤東明確表示“現在注重研究農民問題”[1]，要把農民問題看成一個緊要問題。1927年，毛澤東的工作重心從城市無產階級轉移到農民問題方面，并帶領農民進行土地革命，使“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深入人心。此后，毛澤東對農民問題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究，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新民主主義論》《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論著中，毛澤東對農民性質、地位的認識也逐步清晰和成熟。

(二)依據與前提：馬克思主義農民思想

馬克思在《德國農民戰爭》《德國農民問題》等著作中肯定了農民的基礎地位和作用，為鞏固工農聯盟提出了一些關于農民政策的設想，確認無產階級需要農民的擁護，這些都為毛澤東農民思想的形成和拓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

馬克思主義農民思想經歷了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表明在不同歷史階段，農民的地位、作用存有差異。奴隸社會，自耕農和隸農社會地位低下。封建社會，農民大多依附于土地主，“是土地的附屬品”[2]，農民為反抗地主階級在經濟和政治上的壓迫而進行的起義和戰爭，是推動封建社會發展的源泉。雖然小農階級在數量上所占比重較大，但是他們之間缺少必要的交往和聯系，無法形成維護自己利益的合力。資本主義社會，農民階級逐漸開始分化。此外，法國大革命失敗后，馬克思認識到，假如能夠把農民從資產階級陣營拉攏到無產階級的陣營中，那么無產階級就會獲得驚人的力量。恩格斯也強調，只有先處理好農民的土地問題，才能成為農民的朋友。但是他們都是從政治上考慮，認為拉攏農民雖然有助于孤立敵人，但農民并不是革命的真正動力。這些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者在探索農民問題時得出的重要結論,對毛澤東分析中國農民問題、探索農民地位、考察農民力量具有重要啟迪。

(三)熏陶與升華:中國傳統民本思想

毛澤東從小接受私塾教育，長期受傳統文化熏陶，他本人也是熟讀經典，深諳傳統文化之道，其農民思想也是對傳統民本思想的學習和升華。

中國傳統民本思想源遠流長，最早的文字記載可以追溯到《尚書·五字之歌》，其中記載的“民可近，不可下”可以說是民本思想的萌芽。其后的“敬德保民”“用康保民”凸顯了從“敬鬼神”向“重人事”的轉變，是民本思想的開端。此外，傳統文化中“利民為本”“君舟民水”“民為邦本”等思想是古代重要的政治學說，以及后來的勸課農桑、興修水利等均是古代民本思想的體現，可以說是毛澤東農民思想得以生根發芽的沃土。毛澤東飽讀史書，深受傳統民本思想影響，也在后來的學習過程中逐漸領會“君依于國，國依于民”的道理，認識到農民是否安居樂業關系著社會是否和諧、國家政權是否穩固，愈發重視農民。后來在指導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毛澤東看到了農民問題的凸顯性和農民在革命中的堅韌、犧牲以及對中國共產黨物資上的支援和力量上支持，對“國以民為本”等民本思想有著更深的感悟，農民情結也逐漸深厚，并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將其升華為黨的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

(四)繼承與拓展：近代中國革命者農民觀

在近代中國救亡圖存進程中，農民是革命者的重點關注對象。毛澤東農民思想是他在近代革命者農民觀基礎上的理論繼承和再創造。

首先，毛澤東農民思想是對孫中山農民思想的學習和借鑒。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孫中山先生提出，假如不能處理好農民問題，就無法從根本上讓農民滿意等主張。由于歷史的局限性，孫中山的部分主張并沒有落實到實踐，但是他強調的“主權在民”以及“直接民權”等理論對毛澤東產生了重要影響。其次，毛澤東農民利益表達思想還受到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啟發。在《土地與農民》中，李大釗就農民的階級劃分以及農民與土地的關系進行了較為精辟的論述，對毛澤東解決農民問題、進行土地革命產生了重要影響。1923年，瞿秋白作出沒有農民參與則革命不能成功的論斷，充分肯定了農民的作用。鄧中夏在《勞動運動復興期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中，就農民的處境、在革命中的地位以及建立“工農聯合”等方面展開論述，表明農民在革命中的重要性。惲代英在《國民革命與農民》等著作中曾對社會各階級進行過較為具體的分析，對毛澤東進行階級分析具有重要啟迪。近代革命者的農民思想為毛澤東分析農民問題指明了前進方向,是毛澤東農民思想得以形成的重要理論基礎。

二、毛澤東農民思想的基本內容

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形成了包括工農聯盟方法論、農民動力作用論、農民問題基本論、土地問題中心論、農民教育改造論等為主要內容的農民思想，找到了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

(一)工農聯盟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重要保證

工農聯盟是科學的革命策略。馬克思總結法國革命的經驗和教訓后，提出了工農聯盟理論。列寧在俄國新的歷史背景下，強調無產階級只有努力團結勞動人民，才能凝聚起打倒一切的力量。在這一思想的指引下，毛澤東逐漸領悟到工農互動的緊迫性。他通過階級分析重新定位了農民在革命中的位置，并利用工人與農民之間無法分割的聯系，逐漸探索工農聯盟理論及其實踐形式。毛澤東還指出，無產階級雖然先進但人數較少，民族資產階級又搖擺不定，僅靠工人階級獨立完成革命任務是不現實也是不可能的。因而，無產階級有可能且有必要與廣大農民結成同盟，共同奮戰，就像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的，要把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并強調“主要是工人和農民的聯盟”[3]1478。毛澤東還進一步明確建立聯盟的目標是團結可以團結的階級，從而壯大革命力量；成立聯盟的基礎是工人與農民之間共同的訴求，即反對剝削與壓迫；聯盟成立的必要條件是代表廣大農民的利益，要始終“為農民利益而認真奮斗”[4]1075。毛澤東立足中國革命實踐，不斷探索工農聯盟理論，推動形成穩固的工農聯盟，逐漸摸索出中國革命的科學實踐形式。

(二)農民階級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主力軍

分清敵我是前進中的首要問題。毛澤東從中國實際入手，對各階級的經濟地位、社會聲望、利益訴求以及對待革命的真正態度進行了深刻剖析，找出了真正的朋友，確定了革命的依靠力量、團結力量和打擊對象，并指出“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5]692，農民力量龐大，不應僅僅是革命的配合者。第一次大革命時，工人運動的失敗也佐證了忽視農民力量的無產階級難以取得革命的勝利，并且革命中的士兵主要就是穿著軍裝的農民。當然毛澤東在這里指出的農民并不是指全體農民，而是占農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貧農和部分中農。貧農人數較多且對無產階級的接受程度較高，而中農不僅能參加革命而且能夠接受社會主義，他們有進行革命的勇氣和打倒一切敵人的力量，可以成為無產階級的同盟軍和革命的主力軍?！氨袷莿倮尽盵5]509，必須充分利用農民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以維護農民利益為主要抓手，促使農民與無產階級同向同行,充分發揮農民的主力軍作用。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也始終重視吸收農民力量。例如，他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6]24,但是毛澤東也強調不可忽視農業，要處理好工業和農業的關系，以此維護農民利益，鼓勵農民參與到新中國建設中去。

(三)農民問題是國民革命基本問題

農民問題是革命的基本問題。毛澤東早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就提出“農民問題，就成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5]692，此后毛澤東也在不斷深化對這一問題的認識。首先，“漫山遍野都是農民”[7]114，這是以農村為中心以及重視農民問題的思想產生的國情基礎。其次，農村是革命主戰場。農村地區敵人統治薄弱，可以成為革命的戰略依托地。最后，農民是革命的力量源泉。農民是“中國工人的前身”[4]1077，無產階級必須緊靠農民，把農民排除在外的革命無法成功，且農民長期遭受壓迫、革命意愿強烈，這些都為毛澤東慎重思考農民問題提供了學理依據。再加上，工人運動受挫的經驗教訓以及農民運動紅火的現實，讓毛澤東意識到了農民運動的希望和優勢，從而堅定了農民問題是革命基本問題的判斷。由此，依托資產階級革命和民主主義革命的經驗教訓，毛澤東重新審視農民問題的價值與地位，一再呼吁黨內人士必須處理好農民問題，認為在此時的中國誰爭取到農民、誰就能取得成功。隨后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中逐漸深化對農民問題的考察，并在深刻認識農民、農村問題的基礎上作出了革命戰略中心轉向農村的戰略決策，助推革命取勝。

(四)農民問題的中心是土地問題

土地問題是農民問題的中心。1926年，毛澤東在廣東講授農民問題時，明確表示，“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是革命黨的一個中心問題”[7]165，也是爭取革命勝利的必由之路。毛澤東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文章中提出，解決好農民的土地問題是維護農民利益的根本方式，也是擴充革命武裝力量的關鍵舉措。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中分析割據地區的現勢時也專門分析了土地問題，通過調查邊界土地狀況、土地分配的標準、土地稅等問題進一步分析了土地現狀，為其全面認識土地問題奠定了現實基礎。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也投入大量精力探索土地革命方式。例如，1928年的《井岡山土地法》、1929年的《興國土地法》、1930年的《富農問題》等都是毛澤東不斷探索分田方法和完善分田原則而得出的一系列理論成果，為有效解決土地問題作出了有益探索。也正是由于毛澤東認識到解決土地問題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才決心整改農村土地問題，并試圖通過土地改革，使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成為歷史，有效激發農民革命熱情，取得最終勝利。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也提出“中國就是靠精耕細作吃飯”[6]307，要求妥善解決好土地問題，激發農民勞作熱情。

(五)教育農民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必要舉措

教育是改造和提升農民的有效手段。列寧指出，“一個文盲的國家是不可能建成共產主義社會的”[8]。毛澤東在肯定農民作用的同時，也看到了農民的局限性，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毛澤東就強調“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3]1470，并在實踐中提出了豐富的農民教育思想。毛澤東最初重視農民教育問題是基于革命的需要，主要是為了喚起農民參與革命的熱情，從而加入革命隊伍，就像他后來說的“社會主義教育乃是工人階級手中的工具”[6]398。隨后，毛澤東意識到政治、經濟、文化之間的辯證關系，強調要對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進行教育，培育擁護新經濟和新政治的新文化才能不斷支持和鞏固工農武裝政權。戰爭時期，毛澤東不僅強調要加強教育，還把農民確定為文化教育的主要對象。他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就指出：“農民——這是現階段中國文化運動的主要對象?！盵4]10781957年，在《關于農業問題》中還提出“搞農業不學技術不行了”[6]309，強調要加強對農民的技術培育和技術教育。此后，毛澤東始終重視教育農民，不斷調整教育方針和政策，逐漸加強農民的政治、文化、技術、軍事教育，以期鞏固人民政權、改善農民生活并跟上時代潮流。

三、毛澤東農民思想的時代價值

毛澤東在實踐基礎上拓展了馬克思主義農民思想，并扎根于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形成了具有中國基因、中國烙印、中國底蘊的農民思想。新時代，毛澤東農民思想在新的歷史方位上綻放出新的光芒，為新時代的新發展提供了現實指南。

(一)堅持群眾路線，密切黨群關系

脫離群眾是黨執政后的最大危險。毛澤東在革命實踐中發展了工農聯盟理論，締造了黨的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新時代，習近平不斷豐富和創新聯系群眾的實踐形式，使群眾路線更加飽滿，展現出黨的群眾路線在新時代延續的新氣象。

毛澤東經常強調，共產黨人只有深入群眾，才能找到生根、發芽的沃土。新時代，習近平繼續帶領共產黨人扎根到群眾中，通過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活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活動等，讓領導干部明確做官的本質、尺度和目標，從而使領導干部切實為群眾真干事、干真事，不斷密切黨群關系。另外，毛澤東堅信：“中國的命運一經操縱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盵3]1467也正是爭取到人民群眾這個堅強后盾，中國才如太陽一樣冉冉升起。新時代，習近平繼續與人民群眾通力合作，攜手奮進。習近平強調歷史要由人民群眾書寫、發展要由人民群眾領航、中國夢也要由人民群眾來實現。只有始終重視群眾、服務群眾、爭取群眾、依靠群眾才能夯實新時代固本之基。此外，習近平時刻謹記毛澤東說的“我們決不當李自成”的深切警示，始終把人民放在首要位置，繼續堅持群眾路線，切實鼓勵黨員深入群眾、問政群眾、服務群眾，并促進自身不斷凈化、提高、完善和革新，敦促其成為當之無愧的“人民公仆”。

(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維護農民利益

人民是黨執政的最大底氣，人民主體理念是毛澤東思想的精華。新時代，習近平始終堅持這一理念，秉承著人民至上的理念和不負人民的情懷，不斷豐富和拓展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定站穩人民立場，堅決維護人民利益。

毛澤東提出，廣大黨員作為人民群眾的代表，就必須代表人民。習近平牢記于心，在實踐中逐漸深化和擴展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并將其貫徹在鄉村治理和發展的全過程。首先，尊重農民在農村的主體地位。習近平在解決“三農”問題時，強調農民是農業、農村的核心，農民問題是“三農”的本質問題，領導干部要本著尊重農民意愿的主旨和為農民謀福利的情懷，腳踏實地干實事，始終維護農民主體地位。其次，滿足農民發展需求。戰爭年代，毛澤東要求全黨要時時關注群眾的穿衣、吃飯、衛生、婚姻等問題，誓為勞苦大眾謀幸福。進入新時代，習近平也莊嚴承諾：“讓老百姓生活更幸福就是共產黨的事業?！盵9]心中無民則切莫為官，黨員干部要把民生幸福作為價值追求，把為民辦事、以民為本作為干部考核的重要標準。再次，重視農民創造力量。農民是新農村建設的劇作者也是劇中人，事關農村發展和農業升級的事情要問計于民，讓農民自己抉擇，而不是代替農民選擇，積極引導、鼓勵農民參與到新農村建設的策劃和實施中。最后，尊重農民評價標準。黨的政策成效如何，只有農民才是切實的參與者、體驗者和評價者，要把人民群眾的幸福感、獲得感和安全感作為衡量黨和政府工作的重要依據。

(三)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實現共同富裕

鄉村振興是我們黨的重大舉措。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反復強調，集體化是實現農民共同富裕的不二選擇。新時代，習近平在吸收毛澤東共同致富思想的基礎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為新時代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共同富裕提供重要的現實指南。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提出把農業互助合作當做一件大事、要事去做，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上把鄉村振興戰略確定為國家戰略，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上也再次強調要“優先發展農業農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10]，無論是毛澤東提出的農業互助合作，還是習近平提出的鄉村振興，都有一條共同的主線——實現共同富裕?！爸袊?，農民必須富?！盵11]起初，習近平強調“城鄉融合發展”，旨在形成農村內生動力與城鎮外在驅動相結合的“雙輪”力量，共同推進農村全面進步。此后，習近平強調要把鄉村振興戰略作為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性工作。其中，產業興旺是前提，通過“減、免、補”，即減少農民負擔、免除農業稅和各種附加稅、補貼農業發展，并調動資金反哺農業，促進農村產業振興；文明鄉風是緊迫任務，抓好家風、鄉風、民風建設，激發鄉村振興內生動力；生態宜居是內在要求，把新發展理念貫徹其中；治理有效是重要保障，組織建設好農村黨支部這個基層堡壘；生活富裕是主要目的，不斷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這五個方面的要求共同構成了鄉村振興的戰略邏輯。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上，習近平繼續強調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奮力做好鞏固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為新時代奮力譜寫“三農”工作新篇章、實現共同富裕提供了路徑遵循。

(四)持續做好教育扶貧，鞏固脫貧攻堅成果

教育農民是實現脫貧、阻斷返貧的基礎工程。毛澤東早在抗戰時期就強調要通過教育改造農民，進而改善農民生活。新時代，習近平繼續貫徹毛澤東農民教育思想，強調要切實做好教育扶貧工作，打贏脫貧攻堅收官之戰，此后，更要在農村教育上持續發力，鞏固脫貧成果。

“無產階級沒有自己的龐大的技術隊伍和理論隊伍，社會主義是不能建立的”[6]309，充分凸顯了毛澤東對教育工作的重視。新時代，習近平也十分關注教育問題，提出要優先發展教育事業。早在寧德工作時，毛澤東就思考過貧困與教育的問題，指出“越窮的地方越難辦教育，但越窮的地方越需要辦教育”[12]。農村脫貧要靠農民，但農民提升靠教育，扶貧要先扶“志”，但也要扶“智”，通過教育扶貧“授之以漁”，真正實現“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效果，改變過去農村發展注重“輸血”、忽視“造血”的困境，探索農村脫貧治本之策。習近平借鑒毛澤東農民教育的內容和形式，從農民實際出發，通過教育扶貧全方位、多角度對農民進行教育，提高農民的思想覺悟、文化素質和科技能力，培育現代化新農民，夯實農村人才根基，高質量打贏脫貧攻堅戰。后扶貧時代，習近平繼續強調，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脫貧攻堅聚焦的是擺脫絕對貧困，而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則注重幫助農村擺脫相對貧困。就整體而言，后扶貧時代任務更重、范圍更廣、耗時更長，這就要求持續做好各方面工作的有效銜接，把鞏固脫貧成果放在壓倒性位置來抓，為此，也必須持續重視教育的基礎性作用，久久為功，以求善作善成。

四、結 語

毛澤東農民思想作為毛澤東思想的精華之一，有其深刻的形成淵源、基本內涵和時代價值。就其形成淵源而言，既有毛澤東對其自身實踐探索經驗的總結，又有對古今中外農民思想的凝練和升華，有其深刻的形成與演變邏輯；就其基本內涵而言，形成了包括鞏固工農聯盟、認清農民力量、重視農民問題、尊重農民需求、加強農民教育等重要內容，也是新時代黨治國理政的重要理論來源；就其時代價值而言，習近平在新時代背景下高舉毛澤東農民思想的偉大旗幟，對新時代密切黨群關系、維護農民利益、實現共同富裕、鞏固脫貧成果等做出了有益探索，科學回答了鄉村振興走什么路、堅守什么立場、堅持什么戰略等問題，對加快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