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菲弗爾“改寫”理論在中國的旅行：譯介、接受與反思

錢曉琳，伍曉飛

（湖北第二師范學院外國語學院，武漢 430205）

收稿日期：2022-03-20

作者簡介：錢曉琳（1993-），女，河南焦作人，助教，碩士，研究方向為思想政治教育。

伍曉飛（1994-），男，湖北鐘祥人，講師，研究方向為思想政治教育、翻譯理論。

20世紀70年代以后，西方翻譯研究出現重大的范式變革，越來越多的學者基于文化接受和文化傳播的角度，結合歷史、社會和文化語境探討翻譯研究。20世紀80年代，比利時籍美國學者安德烈·勒菲弗爾（Andre Lefevere）提出著名的改寫理論（Rewriting）?！案膶懻摗钡陌l展始于1982年勒菲弗爾在《大膽媽媽的黃瓜：文學理論中的文本、系統和折射》一文中所涉及的“折射論”，從關注文學作品的折射形式到重申“贊助”“詩學”以及“自然語言”等觀點，改寫理論得以進一步發展演變；加之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其不再局限于單純的語言層面，而是被置于歷史、社會以及文化的宏觀語境中，從而拓展了翻譯研究的視野范疇與角度。90年代初，文學研究不斷與文化、歷史研究緊密結合，多元學科研究態勢日益呈現；隨著《翻譯、改寫以及對文學名聲的操控》一書問世，改寫理論被全面系統總結，進而在文本內外控制因素“意識形態”“主流詩學”之上，明確了另一種制約力量“專業人士”。[1]與此同時，國內譯界于1996年開始引進“改寫論”，在綜合考量了中國大環境下的“主流詩學”和“意識形態”等因素后，許多學者提倡在改寫理論的基礎上進行部分改進，以此來建立屬于中國的文學理論。在中國發展的20年間，改寫理論從基礎陌生轉化成經典本土化的過程，恰如其分地驗證了其本身存在合理性以及在國內譯學研究中的適用性，從而更好地把握勒菲弗爾改寫理論在中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征。

一、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研究的問題與方法概述

（一）研究問題

運用CiteSpace軟件的文本挖掘與可視化技術，擬研究以下幾個問題：1.近20年來國內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研究中的幾個關鍵問題是什么？2.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理論在中國近20年來的接受與傳播情況如何？3.國內學者對于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理論研究有何特點？4.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研究現狀思考？

（二）研究方法

通過CiteSpace軟件的文本挖掘與可視化技術對近20年來中國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研究的接受與傳播情況進行圖譜分析并梳理其研究發展歷程。同時，采用可視化手段對數據文獻進行計量分析，可以實現文獻共引分析、呈現引文空間知識聚類和分布情況等內容的了解。

（三）數據來源

為保證數據質量充分有效，本文數據主要來源于CNKI核心期刊庫，將數據采集設置為期刊論文，核心期刊、SCI來源期刊、CSSCI來源期刊等三個期刊集中以“勒菲弗爾”“改寫理論”以及“改寫論”為主題進行“模糊”檢索，時間設置為1999-2019年，同時對檢索結果進行人工降噪，獲取有效文獻404篇；這里以CNKI核心期刊庫近20年來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研究的文獻發表數量為例進行主題分布呈現。與此同時，筆者也以“Andre Lefevere”“Rewriting”為主題在WOS（Web Of Science）核心數據庫進行相關搜索，得到文獻278篇，但由于國內學者在國際學術界展示勒菲弗爾研究力度尚顯不足，最終獲取有效文獻較少（即小于30篇），故以下分析主要基于來自CNKI核心期刊庫的有效文獻。

二、勒菲弗爾“改寫”理論在中國的改寫與發展

（一）總體趨勢

統計顯示（圖1），國內對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的相關研究在1999-2013年呈現出持續上升狀態，自2008年后關注度上升趨勢顯著，并在2013年達到第一次研究高潮。與此同時，2013～2017年間，國內學者研究勒菲弗爾改寫理論呈現出持續穩定狀態，基本維持在40-50篇/每年左右，波動不大；自2017年底至今，國內對改寫理論的相關研究出現大幅下降趨勢，且下降波動顯著；截止到2019年11月24日，國內關于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的論文期刊數與2010年大致趨同。

圖1 1999-2019年國內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研究文獻發表數量

（二）國內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研究關鍵詞共現分布情況

共現詞分析有利于厘清國內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研究的主題以及熱點內容。本文以2年為一個時間分區，將回顧年份設置為5，運用CiteSpace軟件中的Term和Keyword功能對有效文獻進行共現詞分析。國內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研究共現詞網絡Network：N=595，E=1165；Density=0.0166（N代表網絡節點數量，Density代表網絡密度）。與此同時，通過在CiteSpace上將有效文獻處理成可識別的數據，最后再進行閾值、關鍵詞節點大小的調節，可視化處理成關鍵詞可視化圖譜（因關鍵詞數據較多，圖2僅顯示頻次≧3的關鍵詞），如下所示。

依據圖2所示，國內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研究關鍵詞圖譜由節點及其之間的連線組成。節點所對應的字體大小代表著其出現頻次的高低。明顯地，勒菲弗爾“改寫理論”在中國學術研究的過程中，主要集中在改寫理論、改寫、意識形態、詩學（詩學觀）、贊助人、翻譯策略、譯者主體性、文學翻譯、字幕翻譯、勒菲弗爾、操控/操縱、兒童文學以及葛浩文、林紓、林語堂等方面。貢獻主題詞“改寫理論”“改寫”“意識形態”“詩學”“贊助人”，其中“翻譯策略”和“譯者主體性”是國內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研究的核心內容。主題詞“改寫理論”與“意識形態”“翻譯策略”以及“詩學”“翻譯”“翻譯研究”緊密聯系，與關鍵詞“改寫”“譯者主體性”“自譯”以及“文學翻譯”“字幕翻譯”聯系緊密，與關鍵詞“葛浩文”“林語堂”“林紓”以及“文化轉向”“兒童文學”“操控”等緊緊相連，關系密切；每一節點之間由深淺不同的顏色連線構成，一方面與不同的時間分區（見圖2）所對應，另一方面代表著每個關鍵詞之間有共現關系。以下是對勒菲弗爾改寫理論在國內研究的主要關鍵詞及其詞頻與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統計（其中中心性越高代表在網絡分析中關鍵詞具有的影響力越大），由于數據過多，這里僅呈現前34條熱點關鍵詞（僅顯示頻次≧3的關鍵詞，見表1）。

圖2 國內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研究關鍵詞共現網絡

表1 國內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研究主要關鍵詞、頻率以及中心性統計（前34）

由圖1、表1可知，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研究中的幾個關鍵問題以及在中國的改寫與發展情況大致呈現出以下特點：

1.引介與使用：從零星接觸到全面運用

啟初，受西方語言研究學派的影響，“改寫”理論并未在國內翻譯文學研究中引起重視。從1999年至2003年，國內翻譯學界對勒菲弗爾（頻次12）的“改寫”理論的引介使用僅僅呈現出零散趨勢，注意力度較小。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翻譯、改寫以及對文學名聲的制控》（2004）一書的引進出版，勒菲弗爾的“改寫論”的引介發展狀況發生巨大變化，引用數量上呈現出井噴態勢，改寫理論的影響力度實現質的飛躍。何紹斌認為勒菲弗爾“改寫理論”（頻次285）的研究范疇“意識形態”（頻次169）、“詩學”（頻次82）和“贊助人”（頻次71）已經在國內學界所廣為認知，但卻忽視了文學改寫形式之一和文學系統理論的譯介；從其理論框架來看，“改寫理論”的確不夠成熟，有所欠缺。[2]但是該理論對翻譯研究，甚至對文化研究的影響與貢獻也不容小覷，如“譯者主體性”（頻次17）在勒菲弗爾“改寫”理論中得到了重視，基于翻譯目的語的最終導向問題，不同的意識形態存在相互競爭關系，譯者在這一過程中要懂得充分發揮自身主體性進行翻譯的創造性改寫；這也在一定意義上對于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翻譯策略”（頻次21）和“翻譯技巧”（頻次3）有一定的啟發影響等等。

2.評論與爭鳴：圍繞“改寫”理論的接受態度和其概念觀點的爭論此起彼伏

勒菲弗爾用“贊助人”“詩學”“意識形態”三個術語完美避開了多元系統論（Polysystem Theory）中的“翻譯詩學”術語，這也引起了很多學者對其概念本身的界定和指導性存在爭論與質疑。張南峰指出勒菲弗爾“改寫理論”中的術語過于籠統，在指導翻譯研究過程中不夠深入與精確，且“詩學”概念存在含糊不清的現象，既沒有明確是翻譯詩學還是文學詩學，也不能很好地囊括文學系統中的所有規范。[3]另外，趙文靜在肯定該理論影響與貢獻的基礎上，進一步說明了勒菲弗爾三個控制因素的劃分中存在的問題，即在強調“贊助人”和譯者的“意識形態”的同時，忽略了可能影響翻譯的其他意識形態，如讀者的意識形態等；再者就是沒有明確闡釋“意識形態”和“詩學”之間的關系。[4]更多的是，對于翻譯文化研究的歸屬和實用性方面，呂俊認為“翻譯研究淪為文化研究和意識形態研究附庸之虞”[5]，李龍泉則指出勒菲弗爾的改寫理論將翻譯置于本末倒置情況之下等[6]；然而，勒菲弗爾的“改寫理論”是翻譯文化轉向的產物，其理論所帶來的廣闊研究視域，純理論研究價值巨大。謝天振認為譯介學的翻譯研究文化轉向思路與描述性研究范式本身和“改寫”理論一致，即糾正“把純理論與具體的實踐指導相混淆”、把翻譯研究僅限于翻譯文本本身的錯誤觀念，告訴人們“譯學觀念要現代化”，這是“學科發展的歷史必然”等。[7]-[8]

3.文化推介：文化研究的翻譯轉向

文化改寫對中國“文化輸出”（頻次3）有著重要價值，改寫理論在文化研究方面頗具潛質。簡單來說，勒菲弗爾的“改寫”理論促使翻譯跳出文學系統的原始基礎圈，將翻譯本身置于一個更廣闊的社會文化語境之中，研究文學與翻譯（頻次10）以及文學系統外的“意識形態”文化間的互動關系?！白帜环g”（頻次17）、“兒童文學”（頻次5）、“新聞編譯”（頻次3）以及很多經典文學作品的翻譯，如“《狼圖騰》”（頻次7）、“《生死疲勞》”（頻次5）、“《金鎖記》”（頻次4）、“《紅樓夢》”（頻次4）、“《華夏集》”（頻次3）、“《了不起的蓋茨比》”（頻次3）、“《豐乳肥臀》”（頻次3）等，都是基于“改寫”理論進行的翻譯研究范圍以及作品領域的拓展，使得翻譯研究突破原本限制，從單純見得翻譯文本研究轉向更廣闊的語境、文學以及文化研究方面，且開始注重“贊助人”“詩學”和“意識形態”等操控因素（頻次3）對翻譯過程和結果的影響。此外，有聲望的改寫贊助人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使文化推介更加順暢。勒菲弗爾認為：贊助人包括“那些能夠促進或阻礙文學的閱讀、寫作和重寫的有影響力的個人或機構”?！傲终Z堂”（頻次14）、“葛浩文”（頻次18）都分別利用自身的影響力對中國文化的推介起到了重要作用等等。

（三）國內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研究核心主題

關鍵詞共現分布能夠非常清楚直觀地呈現文獻研究主題，同時筆者也運用CiteSpace軟件中的Clustering聚類功能進行文獻關鍵詞的抽取，并且生成關鍵詞的聚類圖譜；通過分析國內有關論文文獻的關鍵詞聚類圖譜，進而掌握國內學者近20年來對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研究動態的核心話題。

具體來說，打開CiteSpace軟件進行程序運行，選取Display菜單中的Cluster功能選項設置其聚類中所包含的論文文獻數量為3，同時選擇通過施引文獻的關鍵詞提取名詞性術語對聚類進行命名，并選擇LLR對數極大似然率算法，自動抽取聚類從而生成共被引聚類圖譜。依據圖3所示，聚類效果參數指標模塊值Q=0.6833＞0.3，平均輪廓值S=0.5791＞0.5，顯然相關數值均在合理范圍，聚類效果比較理想，且說明聚類內文獻主題關聯性較強，數據結果具備參考意義。另外，從圖3也可知，在設置了聚類最低文獻數值條件下，下面聚類0—聚類24所包含的相關文獻數量均在3篇以上，依次為聚類0張愛玲，聚類1意識形態，聚類2孝，聚類3龐德，聚類4林語堂，聚類5文學翻譯，聚類6譯者主體性，聚類7字幕翻譯，聚類8《天演論》，聚類9折射文本，聚類10復譯，聚類11譯作，聚類14“改寫”，聚類15戲劇翻譯，聚類24四字結構。這些15項聚類以不同顏色的深淺分布呈現，其所對應的就是相關論文文獻的發表年份的遠近大?。ㄒ妶D3）。

圖3 國內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研究論文關鍵詞共被引聚類圖譜

與此同時，在可視化圖譜界面選擇Cluster菜單選項下的“Summary of Clusters”功能，從而獲取詳細的聚類列表。筆者將其簡化后在這里僅僅呈現主要的結果指標（見表2），其中Cluster ID為聚類編號，Size為相關論文文獻的數量大小，Silhouette值為相關的同質性指標數值，以及Mean（Year）代表該聚類中有關論文文獻的平均發表年份。其中Silhouette值越大，說明聚類中所含成員的相似性就越強。

表2 聚類結果指標

1.勒菲弗爾“改寫”理論建構研究

據表2可以明顯得知聚類0—聚類13所包含的文獻數量大小以及相關的Silhouette值，以及國內關于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研究動態主要在2005—2016年間處于熱點時期，且各個聚類圖譜存在重合現象，個別聚類與主要聚類項關聯性較弱等。更多可知，勒菲弗爾“改寫”理論實則核心要義在于“改寫”，同時該理論中提出的三個操控要素“意識形態”“詩學”和“贊助人”，對翻譯文化轉向具有重要的先導意義，故將聚類1意識形態、聚類14“改寫”同一并歸至為勒菲弗爾“改寫”理論建構研究。

2.勒菲弗爾“改寫”理論應用研究

在“改寫”理論中，聚類6譯者主體性得以重視。勒菲弗爾在20世紀80年代翻譯思想發生重大轉折——徹底轉向系統和描寫研究范式。這一時期，勒菲弗爾認為文學作品主要是以折射文本（Refraction）（聚類9）的形式而進行不同適應性的改編，且該文本存在各種形式等；90年代，隨著翻譯的“文化轉向”的興起，改寫理論大大拓寬了翻譯研究的范圍和領域，聚類15戲劇翻譯、聚類5文學翻譯、聚類7字幕翻譯、聚類10復譯、聚類11譯作以及一些有聲望的人也利用自身以及社會影響力來進行翻譯的文化推介，如聚類4林語堂等?？梢园l現這些都是對勒菲弗爾“改寫”理論進行應用的研究，故將聚類0、聚類2—11以及聚類15、聚類24歸并為勒菲弗爾“改寫”理論應用研究。綜上所述，通過論文文獻關鍵詞聚類圖譜分析，近20年來國內對勒菲弗爾“改寫”理論思想研究的核心領域主要有兩大類：“改寫”理論建構研究與“改寫”理論應用研究。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翻譯研究范式的不斷演化與改進，勒菲弗爾的“改寫”理論建構和理論應用研究在中國譯界呈現出“經典化”過程，即在中國的接受與“本土化”。這種“經典本土化”主要集中在翻譯研究模式、譯者主體地位以及翻譯理論實踐對話等方面，加之受不同社會語境的影響，國內學者對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研究不再是一味地對理論本身進行闡釋與解讀，而是更加理性地對該理論的貢獻與局限進行評說與改進研究。

1.革新傳統翻譯研究模式

針對傳統翻譯研究模式，國內一般遵循“按本—求信—神似—化境”的評價標準來進行評定。這一“標準”具有傳統文論特征：以事先預設原文為中心的價值尺度，圍繞“直譯”和“意譯”的爭論此起彼伏；將翻譯問題用語言轉換的技術性操作轉化為語言問題，實則不能稱為翻譯研究。而勒菲弗爾的“改寫”理論打破這一慣性思維，用“改寫”“操控”來看待翻譯問題；陳?？抵赋鰢缽吞岢龅摹靶胚_雅”曾被郁達夫奉為“翻譯界的金科玉律”[9]，王宏志也強調了在中國譯界一致將“信”作為翻譯的最高標準，可嚴復自己本身的翻譯算不上“信”，其翻譯的“不忠實”實則是故意選擇的結果。[10]因此，從改寫理論角度來看，嚴復用之前的字、句法即為“雅”，并請吳汝綸為自身翻譯作序，實則吳汝綸即為嚴復翻譯的贊助人，從而進一步為其翻譯的詩學規范作定，其中再穿插新思想，最終達到啟蒙目的。

2.凸顯譯者的主體地位

基于捷克學者Anton Popovic的元文本（metatext）概念，勒菲弗爾將翻譯從視作“折射形式”到“改寫形式”，意味著其翻譯思想的變化?！案膶憽币环矫嬉龅綄陀^環境存在的反映，另一方面要展現譯者的翻譯活動軌跡；就翻譯本身而言，翻譯是原文本的一種存在變體，而且是以一種適應譯入語文化的形式，還是在兩個文學系統及其間的調解中和的結果產物，即翻譯是兩種語言的符號置換，是兩種文明的促膝長談。另外，勒菲弗爾的“改寫”是“調?！?，也是“操控”原文本，且最終指向不同文化間的不平等權利問題；他將譯者比喻成協調者、折中高手，既說明了譯者有其自身的主動權，也意味著譯者會受限于其他一些因素。這也與“改寫”理論的特征相一致，即凸顯譯者的主觀能動性，努力反作用于文學、文化以及社會系統。因此，譯者主體性在國內學界也引起了一番熱烈討論，從翻譯、翻譯主體性至譯者的主觀能動性問題，一般簡單的文學改寫不會涉及到主體性方面的問題，“改寫”理論給予譯者的“操控”權力不僅實現了翻譯文化的功能，而且也大大凸顯了譯者主體性的哲學內涵。

3.構建了翻譯理論與實踐的對話平臺

縱觀國內外翻譯學界，翻譯理論與實踐都存在斷裂現象。勒菲弗爾的“改寫”理論為此提供了一個理論與實踐的對話平臺，該平臺一方面涉及到傳統翻譯觀的語言轉換，另一方面還要考慮到其他“操控”因素，進而促使簡單的語言活動轉化為語言實踐。自Bassnett提出“文化研究的翻譯轉向”后，女性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翻譯理論也將“改寫”納入其中，并延伸了文化研究中的性別研究和區域研究。由此，可以發現翻譯理論與實踐尚未脫節。[11]

（四）國內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研究前沿

筆者通過設定每個時間片段的關鍵詞閾值為20，選取1999—2019年的數據，構建出國內近20年來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研究的關鍵詞時區視圖（見圖4）。

圖4 國內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研究的關鍵詞時區視圖

據圖4所示，由左下角至右下角以散點聚類形成國內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研究不同時期年份的研究熱點。從時區視圖總體來看，國內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研究以理論研究為主，理論應用研究為輔；（1）勒菲弗爾“改寫”理論基本譯介與闡釋。明顯可知，2004年之前主要集中于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的基本觀點研究，包括意識形態、改寫、詩學觀、操控因素等等；（2）勒菲弗爾“改寫”理論應用研究投入。2004—2014年國內學者對運用勒菲弗爾“改寫”理論進行相關應用實踐投入較多的研究精力，在當時掀起了一股研究熱潮；2016年之后，這一時期國內學者逐漸開始運用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研究其他領域范疇，如“兒童文學”“字幕翻譯”“娛樂化改寫”“戲劇翻譯”以及應用到中國典籍研究，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紅樓夢》《豐乳肥臀》《生死疲勞》。另一方面，從突發節點來看，國內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研究中包括2個明顯的突發節點，即2018年的“新聞編譯”和2019年的“四字格”，并且這些熱點在當時的研究頻次都有一定的明顯變化。

此外，筆者利用CiteSpace軟件自帶功能，對近20年來國內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研究的各節點頻次曲線變化進行逐一瀏覽，并依據節點曲線的趨勢上下變化，預測國內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研究中的“對比分析”、“對比研究”以及其他中國典籍作品，新聞領域在未來幾年仍會保持持續上升的關注度。更多的是，研究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的理論背景和影響因素將會逐漸上升，結合勒菲弗爾“改寫”理論進行國內文學批評、理論研究領域的研究也會開始逐漸關注起來等等。

（五）國內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研究科學合作網絡分析

研究機構與作者合作網絡分析在很大意義上能夠非常清楚明了呈現出研究作者和機構的合作關系。生成圖譜的節點代表研究機構和作者，節點越大代表研究機構和作者發文量越多，成正相關關系；節點之間的連線代表兩者之間存在合作關系，具體見圖5、圖6。

圖5 國內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研究機構共現網絡

圖6 國內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研究作者共現網絡

據圖5、圖6可知，1999-2019年來，國內有不少研究勒菲弗爾“改寫”理論思想的研究機構與作者。其中河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合肥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占據較大比例，合工大在相關研究中出現節點最多，進一步說明該校在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研究上的突出成就；此外，師范類院校占比較多，如河南師大、安徽師大、華中師大、西北師大等。從研究機構共現網絡來看，除河南師大外，其他研究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的高等院校之間的合作關系并不密切，合作程度較弱。與此同時，就研究作者而言，張潔、王偉、徐娜、張真真、趙文靜、何韶芬等占據較大比例，發文量較多。從作者共現網絡來看，節點出現大多數都呈現出單點趨勢，存在節點連線但很少，也說明了研究作者間合作關系偏弱等情況。

三、結語

基于CiteSpace可視化分析的文獻計量研究可以非常清楚地呈現研究主題的科學知識結構、規律和分布情況，并且能夠顯示知識單元或知識群之間網絡、結構、互動、交叉、演化或衍生等諸多隱含的復雜關系。運用這一科學研究方法一方面不僅摸索厘清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研究的幾個關鍵問題，另一方面也明確得知我國在1999—2019年對于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的接受與傳播狀況呈現出從基礎陌生轉化成經典本土化的過程，恰如其分地驗證了“改寫論”理論本身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在國內譯學研究中的適用性，從而更好地把握勒菲弗爾改寫理論在中國學術土壤中所呈現的階段性特征，內容豐富，成果豐碩，但仍存在些許不足：

第一，理論建構與本體研究較多，影響力量研究偏弱?？v觀國內CNKI知識資源總庫，關于勒菲弗爾“改寫”理論本身研究多，且研究主題與內容存在重復率偏高現象。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研究領域范圍較廣，目前國內學者在相關研究上視角有限，研究深度和廣度有待提升，應當拓展領域，加寬、加深研究視角。

第二，研究方法與視角需要進行創造性的改造與創新。研究勒菲弗爾“改寫”理論目前還僅僅局限于理論建構與本體本身，結合西方文論思潮背景的研究也才逐漸增多。研究方法與視角需要進行改造、創新，可以進行全方位的研究方法嘗試，如語料庫文體學、計量文體學等；也可以進行多領域的研究視角創新，如無線衍義視角、科學分析等。

第三，漢英等翻譯研究本身力度尚顯不足。國內研究翻譯文本作品的學者很多，但是漢英等巴赫金理論翻譯研究本身甚少。完全可以基于此進行漢英等翻譯研究本身的全方位挖掘，比如基于不同翻譯理論的文本研究、不同翻譯視角下的翻譯研究、語料庫與翻譯、翻譯現象對比研究等等。

第四，?？焙臀谋狙芯恐匾暢潭炔粔?。國內研究勒菲弗爾“改寫”理論思想的碩士論文很多，但博士論文甚少，故研究勒菲弗爾“改寫”理論體系還需更多地挖掘、透析與評判，這也有待我們關注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