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譯本封面語—象符號的中國形塑與國家對外話語策略探析*

董 巖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外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廣州 510420；黑龍江中醫藥大學公共外語教研部，哈爾濱 150060）

提 要：中國古代文化典籍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 其譯本肩負著傳揚中國文化的作用。 作為讀者第一著眼點的譯本封面對中國形象的構塑功用卻少受關注。 本文從《金瓶梅》英譯本封面的微觀視角，以社會符號學為理論框架，通過分析譯本封面語—象符號潛義，管窺西方世界如何對中國進行形塑，發現了5 種語—象互動關系以及文化符號的運用對國家形象的塑造作用，進而從提升國家對外話語的“精度與濃度”“廣度與溫度”和“信度與效度”的3 重維度提出我國對外話語策略構想，以期切實、有效地“言說” 中國、維護國家形象、提升中國話語的國際影響力。

1 引言

“話語”（discourse）一詞源自法語“discours”，本義為“理解、推理、思考的過程”①。 話語被認為是一種人與世界的關系（Foucault 1981），是社會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包含語言／非語言的交際因素和視覺形象（Fairclough 2003：24）。 自印刷術發明以來，文字在與圖像的力量博弈中曾長期居于上風（Varnum， Gibbons 2001）。 而在“圖像時代”的今天，圖像因其廣普性、直觀性而優勢漸顯，“話語”也越發由圖像、聲音、動作等多符號資源表征。 根據王銘玉、孟華（2021：72）對廣義符號觀的界說，語符體現為語言（如口語、書面語）和各種語言替代形式（如盲啞語）；象符則包括圖像、行為等視覺類符號。 每一個符號系統都有各自的意義潛勢，符號系統之間需要彼此取長補短（張德祿2016：6）。 語—象協同的多模態意義構建已得到眾多學者的證實（張德祿2016， 潘艷艷2017， 韓艷方2022 等），他們分別從話語語境、話語分析、模態協同等多維視角豐富了符號構建的理論依據和現實應用價值。 然而，當前研究多指向電影海報、視頻廣告等多媒體形式，卻忽視較為傳統的文學典籍在“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中的獨特優勢。 書籍封面作為讀者對文本的第一印象來源，也是一種獨特的交流方式（Kress， van Leeuwen 2006：142），尤其是譯本的封面，具有獨特的表意功能。 本文擬以《金瓶梅》6個英譯本封面為例，通過解析封面語—象符號潛義，借以審視西方社會對中國文化的淘煉與形象濾塑的方式，以期提升國家對外話語效力，展映真實的中國形象。

2 語—象合構：典籍英譯本封面對中國形象的構塑

誕生于明代的《金瓶梅》被譽為“中國第一奇書”，學界對此書的評論見仁見智，莫衷一是。 但其在海外的流播卻呈現出“墻里開花墻外香”的獨特景觀（張義宏2017：12）。 《金瓶梅》英譯本封面歷經遷異，其文字組成、字符大小、顏色選搭、排版布局、圖像取用皆成為傳遞意義的方式，語—象符號彼此交互，合力構建封面內涵。

2.1 《金瓶梅》經典英譯版本舉要及社會符號學概介

《金瓶梅》的4 個經典英譯版本分別為朱翠仁（Chu， T.-J.）、米奧爾（B. Miall）、埃杰頓（C.Egerton）和芮效衛（D.T. Roy）版。 朱翠仁版是已知最早的單卷節譯本，于1927 年在紐約出版，共220 頁②，含譯文19 章，大、小黑白插圖16 幅，標號發行750 冊，僅供內部流通。 米奧爾版（1939年）為德文轉譯本，截止1959 年，在倫敦一地就再版5 次，其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Qi 2018：53）。同年，由老舍協助翻譯的第一個英語全譯本埃杰頓版面世，譯著中將眾多露骨描寫譯為拉丁文，故此版本實為“清潔的刪節本”。 芮效衛版于1993年、2001 年、2006 年、2011 年、2013 年分別發行一卷，每卷20 回，共5 卷。 此版保留原著中的民間俚俗、詞牌小調、諺語方言等（邱華棟 張青松2018：364 -367）。

社會符號學強調符號意義的社會性，認為意義是選擇的結果。 Kress 和van Leeuwen 延展了Halliday 的概念功能、人際功能和語篇功能三大假說，提出視覺語法的三大意義：再現意義、互動意義和構圖意義。 再現意義表征圖像內參與者之間的敘事或概念關系；構圖意義可通過“信息值”“顯著性”“框架”3 方面來實現；互動意義指讀者和圖像內參與者的互動關系，主要從目光接觸、社會距離和視角3 方面進行解碼（Kress， van Leeuwen 1996，2006，2020）。

2.2 封面語—象符號對中國的正向形塑

語—象符號互動的“耦合”關系，即在空間上被整合的圖像和語言可以被感知、理解為一個視覺圖形的統一實體，圖像和文字可以相互轉換，兩種符號之間的界限比較模糊（St?ckl 2009：214 -215）。 1939 年米奧爾版的封面中，左上角的威妥瑪式拼音“CHIN PING MEI”占據空間一半，右下角的豎排漢字“金瓶梅”大小僅次于前者，二者通過字號和空間占比表征書名的“信息值”。 書名雖為語符卻狀似楔形，文如圖像，語—象符號緊密耦合，呈現出圖文一體的視覺效果。 此書名下方印有“Recommended by THE BOOK SOCIETY”（由英國圖書協會③推薦）和“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RTHUR WALEY”（亞瑟·韋利作序），譯者米奧爾名聲不顯，因此封面語符故意隱沒譯者信息。

語—象符號互動的“增強”關系，即圖像和文本是相互依存的，文本通過間接信息對圖像進行限定強化（qualify），反之亦然（Martinec， Salway 2005：363）。 1939 年埃杰頓版封面被線條“框架”分為內外兩部分。 中心框架內的文字為顯著信息，圖像為次要信息。 前者重點推介書名、卷數、小說來源“A complete translation from the Chinese original of the novelChin P'ing Mei”（強調此版為英譯全本而有別于同年出版的米奧爾節譯本）以及譯者姓名。 后者是處于邊緣框架的二龍戲珠圖像，信息值較弱。 圖文并無直接、緊密的語義關系。 但通過龍、云彩、浪花以及黃色的封面底色這些富含中國元素的設計強調此書的東方出處及異域風情。 語符起到概述、介紹文學作品必要信息的作用，而象符則增強語符的文化特性。 以上兩個封面對中國的形塑整體趨于正向。

語—象符號互動的“闡釋”關系，即一種符號被用來解釋、說明或指明另一種符號（St?ckl 2009：216）。 在芮效衛版中，封面圖像皆選自書中具有代表性的情節，是對副標題的具體“闡釋”，如卷一“聚會”（Gathering）的封面插圖就取自第十一回“西門慶梳籠李桂姐”。 文字是對圖像的概括，圖像是對文字的生動再現。 根據社會符號學理論，再現意義是指圖像與語言文字一樣可以表征意義，圖中若存在矢量則為敘事再現，強調動作的發展和過程，反之則為概念再現。 此封面利用色彩將空間分割為4 部分， 前景以圖為主，色彩飽和度高。 圖中人物圍于桌旁，視線、神態、動作交互產生矢量。 遠景以字為主，二者搭配體現出立體感與縱深感，更具視覺沖擊。 除了從文本內容、民族文化等方面考量外，封面符號潛義的挖掘還要考慮到社會語境及譯者的個人旨趣。 仰慕中國文化的芮效衛，深知《金瓶梅》的文學價值，因此愿耗30 年之功對譯文中的散文、駢文、詩詞、諺語做大量的注釋，故此譯本帶有強烈的中國文化的特色，是對中國文化的正面引介。

上述封面的語—象符號存在“耦合” “增強”和“闡釋” 3 種互動關系，結合以下兩種方法向讀者展示正面積極的中國形象：第一，善用中國文化元素符號——借用中文、中國龍的圖像、明清繪畫插圖等具有強烈東方特征的標識；第二，保留文本原有的文化價值——封面設計未聚焦“艷情”，而凸顯書法字體、威氏拼音、明清線描畫，既以此為賣點表明此書的異域來源，又利用顏色（莊重、高雅）、圖像（描畫日常場景）等烘托其嚴肅性，彰顯其學術性。

2.3 封面語—象符號對中國的負向形塑

語—象符號互動的“牽引”關系，Martin 和Rose（2007：329）認為，經由布局和圖像的索引，復雜的活動序列可以被建構。 讀者的關注從一種符號被牽引著到另一種符號中去，從而產生時空上的順序。 顏色是表達“顯著性”的重要視覺元素之一，顏色和形狀可直接激起人們的情感（Kress， van Leeuwen 2020：33）。 朱翠仁版為16開精裝本，封面由橙、綠色撞色組成。 囿于當時保守嚴苛的出版物審查制度，封面設計者首先用強烈的冷暖色調激起讀者的視覺沖擊，然后封面不著一字，心理期待與現實落差促使讀者移目書脊去探詢進一步信息。 書脊上的橙色模塊內印有意譯書名The Adventures of Hsi Men Ching（《西門慶傳奇》）， Illustration（有插圖）以及Privately Printed（私人印刷）字樣。 讀者被以上語符牽引，沿循“色彩（封面）—文字（書脊）—圖像（文本）”的路徑進一步去文本中追索被封面有意隱藏但被書脊刻意標明的圖像信息。 語—象符號合圍表意，艷麗的橙色與隱晦的文字呼應，16 幅艷情插畫與文本互文，從此在西方為《金瓶梅》打下“艷情小說”的基調。

語—象符號互動的“擴展”關系，即文是圖的多維擴展，反之亦然。 此時，一種符號向另一種符號添加新的相關信息（Martinec， Salway 2005：350）。 在1960 年米奧爾版本中，封面以黑色為底，襯映中央的彩色龍頭，龍頭口中所坐男子與羅默筆下映射中國人的“傅滿洲”④形象暗合。 文字部分介紹了《紐約時報》的書評、書名The Adventurous History of Hsi Men and His Six Wives（《西門慶和他6 個妻子的冒險史》）、降價信息（原價7.50 ＄，現價3.45 ＄）等，此時圖文語義的同向性較弱，但語符卻從書的內涵、來源、價格多維擴展象符未提及的信息。 此外，根據圖像內參與者是否與讀者產生眼神接觸，可將圖像劃分為索取類和提供類。 前者通過眼神向讀者發出參與到圖像內的邀請，后者則向讀者提供信息，此時讀者被置于冷靜審視的位置（Kress， van Leeuwen 2020：118 -123）。龍頭與男子近距離平視讀者，形成極具逼仄氣息的畫面沖擊，喚起讀者腦中的“容器”（Container）意象圖示，意象圖示是一種循環的、動態的知覺互動和運動程序模式（Johnson 1987：21）。 龍口恰似狹小、密閉的容器，壓抑的空間隱喻身處高壓、專制的社會，讀者見之亦會感同身受。

1972 年埃杰頓版的圖文關系也屬“增強”關系，4 個封面圖像均選自書中主角的歡愛場面，圖像占據畫面大部分空間，“顯著性”明顯大于文字。 語符（書名The Golden Lotus）是對象符（線描圖）的框定限制，將圖中所描繪的情節聚焦、限定在《金瓶梅》故事中，進而偏側性地強化情色小說的屬性。 圖像通過遠近鏡頭的運用使讀者通過想象產生與圖中人物的關系感知（Kress， van Leeuwen 2020：125）。 遠距離俯視視角的選取，將讀者置于偷窺者的位置，似邀請讀者去審視西門慶家中的隱蔽性事。 圖中人物與讀者并無眼神接觸，屬于提供類圖像。 封面圖像的選擇實則借用轉喻，由局部指稱整體。 轉喻對于話語構建具有雙重影響，基于價值判斷的轉換既可維持也可以改變當前的價值觀和觀點（Riad 2018：480）。 插圖原為書籍內部輔助讀者理解內容的圖片，封面設計者有意擇選此類插圖作為封面，以此代指整體文本內容，意在誘發讀者的低級想象，加之書名采用黃色的漫畫字體，大大降低此書的嚴肅性，隱沒原著的文化光輝。

綜觀之，以上封面的語—象符號存在“牽引”“擴展”和“增強”3 種互動關系，對中國進行負面形象塑造的手段主要是：第一，利用象符異化中國元素符號，如龍頭、“傅滿洲”等，都顯化出西方對中國、中國人形象的惡意丑化；第二，語一象符號共謀降格文本文學價值，如通過“妻妾冒險史”等語符和插圖封面等象符操控讀者對文本的解讀，使文本故事與文化內涵被渲染上負向色調。

3 多符共建：國家對外話語策略反思

大數據時代的到來使人們意識到符號組合在信息傳遞與話語傳播中無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使用語—象符號來激活讀者的認知功能，能夠更好地實現塑造國家形象和傳播中國文化的意圖。

3.1 內容上：提升國家對外話語的精度與濃度

封面的語—象符號比直陳式“言說”更具效力，可直接對讀者的感官及心理產生浸染。 因而，選取富有文學價值和正向意義的文學底本，優化裝幀與印刷，輔以封面語—象符號聯動，發揮封面的首因效應就顯得尤為重要。 此外，可采取對位參照的方式，尤其關注那些被西方世界有意濾掉、遮蔽的內容，反向加強此方面的信息輸出，實現對中國文化精粹的本真還原，避免被扭曲的國家形象倒戧我國國際聲譽。

3.2 受眾上：提升國家對外話語的廣度與溫度

現有傳播方式的口徑狹窄性與受眾群體的龐雜性存在著巨大落差，因此須明確目標受眾及其他國家民族心理和文化需求，進行有的放矢的對外話語言說。 充分認識到圖像具有彌合認知參差的優勢，可跨越疆域的遠近、種族的異同、語言的分殊。 要重視譯本封面圖像的直觀性、引導性作用，如娛樂性讀物需增強封面象符的注目性，學術作品則須強調語符的嚴謹性，兒童讀物的封面色彩要艷麗顯眼，而老年讀物的封面色彩要柔和沉穩等，有“溫度”地進行分眾、分類、分級“浸染”，擴大國家對外話語的覆蓋面。

3.3 效果上：提升國家對外話語的信度與效度

對外話語發聲時要力度恰當，保證輿論引導適度而不過度。 善用中國文化元素符號，采用漫畫、戲劇、繪畫等多模態手段搭建媒體矩陣，利用多感官維度的表現形式完成更立體化的闡述。 如可借鑒1939 年米奧爾版封面突出“Arthur Waley作序”語符的經驗，在我國對外傳播的文學典籍譯本封面上添加相關的推介語—象符號信息。 借重名人效應，利用國內外知名書評人、著名學者、權威媒體之口強化名人宣傳，發揮人際傳播效應，強化封面話語的語境呈現信度，加深讀者對文本內容與品質的信任感，增強國家對外話語的親切度、可信度與影響力。

4 結束語

向世界展示中國五千年的文明，讓世界認識真實、立體的中國是文學作品對外傳播的最終旨歸。 本文立足社會符號學理論，通過對《金瓶梅》經典英譯本封面語—象符號潛義的探析，發現文學譯本封面可有“耦合”“增強”“闡釋”“牽引”“擴展”5 種語—象符號互動關系。 國家形象的塑造可通過文化元素符號的善用和異化來實現。 基于此，本文從內容、受眾、效果的3 重維度提出提升對外話語的策略構想，以期增強國家對外話語效力，讓世界看到真實的中國。

注釋

①discourse：參 見https：／ ／www. etymonline. com／search？q ＝discourse

②有學者指出1927 年朱翠仁版《金瓶梅》共215 頁，但經筆者查驗，除去封面封底相連的橙色環襯外，實為220 頁。③英國圖書協會：也稱英國書商協會，是圖書貿易專業人士、出版商、書商、文學代理人、圖書館員和作家的俱樂部，其創立目標旨在“通過圖書貿易各部門的合作推動文學發展”。 參見https：／ ／thebooksociety.org.uk／

④傅滿洲（Dr. Fu Manchu）：又稱傅滿楚，是英國作家薩克斯·羅默于1913 年所撰《傅滿洲博士之迷》一書中的虛構人物。 瞇瞇眼、八字胡、身著滿清服飾是其主要特征。 在羅默筆下，傅滿洲被塑造成“黃禍論”和“邪惡的中國人”的典型形象，并伴隨著其他形式的改編文藝作品逐漸加深并固化西方人對華人的消極刻板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