ОППП 翻譯導圖的構念闡釋：基于詩性隱喻的翻譯*

趙夢雪

（北京外國語大學俄語學院，北京 100089）

提 要：詩性隱喻作為一類較為特殊的隱喻，兼具語言的含蓄性、修辭的藝術性、濃厚的文化色彩與鮮明的個性色彩，也正因如此，詩性隱喻對譯者構成一大挑戰。 詩性隱喻的譯文能否為目標語受眾所理解與接受，直接影響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有效性。 有鑒于此，本文以功能對等原則為指導，以政治文獻中的詩性隱喻的翻譯為例，設計出ОППП 翻譯導圖，從信息加工、策略規劃、結構重建和效果檢驗4 個步驟深入探討詩性隱喻的翻譯路徑。

1 引言

隱喻起源于人類對世界感知的共鳴，然而除人類認知體驗共性外，不能忽視隱喻所蘊含的民族文化個性，且恰恰在詩性隱喻這樣的語言表達手段中，民族文化的個性與特性表現得極為突出。早在1725 年，維柯（Giambattista Vico）就在《新科學》中提出，“詩性智慧”是人類智慧的源頭，是文化、科學與哲學的根源。 最初的詩人們正是通過隱喻才得以將情感移覺于事物。 （維柯1997：161 -167）在此基礎上，巴菲爾德（Owen Barfield）提出詩性隱喻（poetic metaphor）的概念，他認為，在人類意識的發展過程中可以追蹤到兩個相反的原則：第一種原則被稱為非詩意或反詩意的原則，它促使人們將簡單的意義分成若干孤立的概念，以便觀察其中的差異；第二個原則由語言本身的性質決定，它促使人們從主觀視角捕捉事物間的相似性，正是借助這一原則，詩人將那些無法借助概念描述的現實通過個體思維的努力表達出來，這就是詩性隱喻的意義所在。 （Barfield 1987：87 -88）可以說，“詩性隱喻是人確立了主體性之后以獨一的方式對世界的再‘命名’?！保R大康 胡勇2005：92）萊考夫（George Lakoff）與特納（Mark Turner）批判地繼承巴菲爾德的這一觀點并開創性地從認知視角界定詩性隱喻，二位學者在概念隱喻的基礎上區分基本隱喻（basic conceptual metaphor）和詩性隱喻，并指出詩性隱喻是基本隱喻的延伸且比基本隱喻更難理解。 （Lakoff，Turner 1989）胡壯麟則認為，“凡在本學科中出現的不落俗套， 從其它學科或義域引入的， 具有創新意義的表述， 都可以被視為詩性隱喻”（胡壯麟2021：124）。 綜合上述觀點可以發現，詩性隱喻作為一類非常規性隱喻，與主體意識具有密切關聯，“所謂‘詩性’即‘原創’?！保ㄐ煳男?緒可望2010：170）此外，“詩性隱喻不局限于詩歌或文學創作，可以被擴展到電影藝術、科學、政治等多個領域”（胡壯麟2021：126）。

在我國，詩性隱喻被廣泛應用于政治文獻中，“紙老虎”隱喻、“黑白貓”隱喻、“兩山論”隱喻均是廣為流傳的詩性隱喻。 借助詩性隱喻，一些復雜的政治概念、政治思想和政治意圖可以通過與常見的喻體意象跨域映射，變得生動具象，此外，詩性隱喻又能賦予文本以獨特風格和美學價值。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大多數政治文獻中的詩性隱喻注重意境，表達含蓄。 對于源語受眾而言，理解它們并不困難，因為源語受眾和源語作者共享著相似的認知心理機制、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相近的文化修養等。 但如何在翻譯中準確解讀詩性隱喻并轉碼到目標語文化，使目標語受眾準確領會其喻義，得到與源語受眾相似的閱讀體驗，對譯者而言卻難度不小。 為有效提高詩性隱喻的翻譯質量，本文擬著重分析詩性隱喻的特殊性及其翻譯難點，以功能對等原則為指導，提出4 步式翻譯導圖（簡稱ОППП），并以此為基礎深入探討重要政治文獻中詩性隱喻的翻譯路徑及策略。

2 詩性隱喻的特殊性及其翻譯難點

認知語言學認為，基本隱喻是人類認知抽象概念的主要方法，它們在語言中成為“慣例”，與“共同經驗”共同發揮認知作用，而詩性隱喻則是基本隱喻的一種延伸和再創造。 正是借助認知的參與， 我們才得以辨識詩性隱喻中的喻底（即本體與喻體的相似性）。 詩性隱喻與基本隱喻的根本區別也正體現在識別喻底時的認知負荷上。

基本隱喻的一大特點為喻底是顯性的，也就是說，這類隱喻本體與喻體的相似性容易被不同文化背景的受眾識別與接受。 由于人類在與世界的互動中具有某些共性的認知體驗（例如：對時空、生死的共性體驗等），因而處理這類隱喻時，字面對譯的方式完全可行。 例如，在翻譯“中國經濟要發展，就要敢于到世界市場的汪洋大海中去游泳”時，由于人們對海洋這一空間的認知體驗具有共性，因此采用直譯策略翻譯“世界市場的汪洋大?！?，將其譯為безбрежный океан мирового рынка 是完全可行的，這種譯法不僅可以形象地表現出世界市場的浩大規模，也能展現出其瞬息萬變的特點。

相比之下，詩性隱喻的喻底則是隱性的，本體與喻體的相似性往往基于作者對所屬社會文化、民俗傳統、氣候地理等事物的獨特體驗，作者將什么樣的喻體特征映射到本體上， 完全取決于其創作背景和意圖，因此在解讀詩性隱喻的喻底時，認知負荷遠遠高于其他隱喻。 胡和平認為，詩性隱喻可以分為“情感類隱喻、對抽象事物的隱喻、超越時空的隱喻、對故事情節的隱喻、整合會意的隱喻以及復合性隱喻”（胡和平2005：225 -231）。而政治文獻中的詩性隱喻往往具有多重屬性，例如：“領導干部要有草搖葉響知鹿過，松風一起知虎來，一葉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見微知著能力”一句中的詩性隱喻就兼具超時空性、復合性及整合性，具體表現為該隱喻運用了“一葉知秋”（《淮南子·說山訓》）和“見微知著”（《韓非子·說林上》）等典故，典故本身即是一種超越時空的歷史化隱喻，認知主體需要借助神話或歷史事件的暗示來感知、體驗、理解當下事件；同時，在語言形式上該隱喻由“草搖葉響知鹿過，松風一起知虎來，一葉易色而知天下秋”等多個喻體對“領導干部見微知著的能力”這一本體進行復合映射，多重意象疊加在一起，使意象與意象之間構成修飾、限定、并列等關系，相互映照滲透；最后，該隱喻又將對大自然的觀察和領導干部的工作能力整合到一處，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同源性詩性效果。 正因解讀詩性隱喻時，認知主體需要付出多重認知努力，所以在翻譯過程中，譯者須著力在目標語中將詩性隱喻的深層語義信息重構出來，而不能追求形式的對等，否則很容易造成“因詞害意”的問題。

詩性隱喻的特殊性決定其翻譯策略應區別于其他隱喻，但譯者在翻譯政治文獻時往往容易忽視對其翻譯策略的調整，而翻譯策略選擇不當又會造成諸多問題，例如，對詩性隱喻中一些極具民族特征的喻體意象處理不當，使譯文偏離源語本該激發的語義聯想；在目標語中對詩性隱喻進行過度闡釋，造成目標語受眾過重的認知負荷等。

3 功能對等原則對詩性隱喻翻譯的指導

傳統的翻譯理論向來推崇等值論， 即譯文和原文的語義對等。 然而，詩性隱喻的翻譯并非僅僅是一個源語到目標語的語碼轉換過程，其評判標準不應該僅是“語義對等”，從這一意義來說，奈達（Eugene Nida）提出的功能對等原則（functional equivalent principle）為詩性隱喻的翻譯實操提供了宏觀方向性指導。

由于重要政治文獻具有權威性，我國譯者格外注重譯文與原文的形式對應，追求信息和形式的雙重對等，譯者們大多認為，“直譯法一方面可以保留源語文化，即把異質性元素引入到目標語文化，讓讀者接觸到原汁原味的東西；另一方面，直譯法可以避免譯者的主觀性闡釋，從而實現與原作者最大程度的貼近與忠實”（陳雙雙2019：72）。 然而，對于政治文獻中的詩性隱喻而言，形式對等實則是一把“雙刃劍”，因為以作者為導向的譯法勢必在一定程度上犧牲讀者對詩性隱喻的接受度。 在這種情況下，功能對等原則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解決問題的新思路。

根據功能對等原則，對譯文質量的評判不能僅停留在詞匯意義、語法結構和修辭手段上，譯者更要關注目標語受眾理解與接受譯文的程度。 因此，將源語受眾理解原文的方式和目標語受眾理解譯文的方式進行對比非常重要。 功能對等原則認為，如果形式對應可以確保所指意義和聯想意義上的功能對等，調整形式就沒有必要，但反之，若要獲得與原文最貼近的自然對等，則應根據以下原則對譯文的形式作出調整：（1）若形式貼近的譯文可能造成讀者對所指意義的誤解，則應對譯文文字做出調整，可以保留直譯，但必須加注來解釋可能產生的誤解；（2）若形式貼近的譯文艱深晦澀，則需要在文字上做出變通，譯者應在還原原文可能意義的基礎上，對意義晦澀模糊之處加以說明，從而避免讀者臆測本不合理的意義；（3）若形式貼近的譯文在語義和句法方面過于艱深，則應進行某種形式的改寫，從而使譯文能為普通讀者所接受；（4）若形式貼近的譯文有可能造成讀者對原文聯想意義的誤解，或破壞讀者正確解讀原文的風格，則有必要對譯文進行必要的調整來反映原文的聯想價值；5）調整譯文的幅度要根據譯文的用途來決定。 （Nida 2001：119 -123）

功能對等原則提出，源語和目標語的社會文化差異越大，原文的文體越具特色，對譯文做出形式調整的必要性就越大。 這一原則為詩性隱喻的翻譯提供了一種新視角，用以審視譯文與讀者、語言與文化的關系。 在詩性隱喻的翻譯中，如能做到信息和形式的雙重對等無疑是最理想的翻譯境界，不過，由于詩性隱喻既有語義含蓄性，又有修辭藝術性，還有獨特的民族文化屬性，形式上的對等往往會破壞信息的對等傳遞，在這種情況下，譯者便不能執著于形式對等，而應首先確保譯文所發揮的預期功能與原文對等。

4 ОППП 導圖在詩性隱喻翻譯中的運用

由于詩性隱喻翻譯所涉及的認知因素、經驗因素和文化變量較多，要求譯文做到絕對的功能對等是不可能的，但使譯文最大程度地貼近原文卻是可能的，也是譯者應該努力做到的，為此，筆者設計出四步式翻譯導圖（簡稱ОППП），旨在更好地應對詩性隱喻翻譯實踐，如圖1所示。

圖1 ОППП 導圖模式

4.1 信息加工（обработка информации）

信息加工的主要目的是確定詩性隱喻的表層結構及其深層喻義。 據筆者統計，在我國的重要政治文獻中詩性隱喻最常以如下幾類結構出現：偏正式（喻體以定語形式出現）、并列式（喻體和本體以分句形式出現）、判斷式（喻體與本體同時出現）、替代式（喻體和本體只出現其一）。 例如：

①喻體以定語形式出現：“良好職業道德體現在執著堅守上，要有‘望盡天涯路’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風凋碧樹’的清冷和‘獨上高樓’的寂寞，最后達成‘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領悟?！保暯?020：326）

②喻體和本體以分句形式出現：“溫室里長不出參天大樹，懈怠者干不成宏圖大業?！保ㄍ希?41）

③喻體與本體同時出現：“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保ㄍ希?9）

④只有本體：“讓黨的理論飛入尋常百姓家”（同上：313）

⑤只有喻體：“我們既要注重總體規劃，又要注重牽住牛鼻子?！?（同上2017：23）

在所有詩性隱喻中，筆者認為最常見也最難譯的便是偏正式隱喻，這類隱喻不僅常常隱藏本體，且往往以多喻體的形式出現，而喻體又常常包含在詩詞典故、謠諺俗語等超時空隱喻中，對譯者的信息加工能力形成巨大考驗。 以例①為例，該句是包含多個次級隱喻的復合性隱喻，譯者在信息加工時，首先需要對“望盡天涯路”等多個喻體意象進行“解構”，此時不僅需要認知的參與，還需要譯者調動其自身文化儲備，明確喻體出自《蝶戀花·檻菊愁煙蘭泣露》和《青玉案·元夕》這兩首宋詞，譯者需要通過認知的參與，推理出次級隱喻中“獨上高樓”“那人”等喻體映射的本體，接下來則要根據政治文獻的語境繼續推導出以上詩句作為喻體與良好政治道德這一本體之間的隱含相似性，唯有經過多級信息加工，譯者才能正確解讀詩性隱喻的深層喻義。

4.2 策略規劃（планирование стратегии）

策略規劃即策略的選擇，這一階段不僅涉及最高級和最復雜的認知過程，同時也考驗譯者服務目標語受眾的意識。 傳統上，一般采用描寫性方法對隱喻進行翻譯，公認的譯法有3 種，即：直譯法（又稱轉換法）、意譯法（又稱釋義法）和意象替代法（又稱套用法）。 （Brocek 1981：77，張培基等1980：160）但對于詩性隱喻的翻譯而言，直譯法的使用應格外謹慎。 紐馬克（Peter Newmark）曾指出“隱喻越是偏離源語的語言規范，譯其意的理由就越充分，因為目標語的受眾也有可能像源語受眾一樣對該隱喻感到困惑和震驚”（Newmark 2001：92）。 黃友義也曾指出，最好的對外譯介“不是按中文逐字逐句機械地把中文轉換為外文，而是根據國外受眾的思維習慣，對中文原文進行適當的加工，有時要刪減，有時要增加背景內容”（黃友義2004：27）。

在詩性隱喻的翻譯中，經驗豐富的譯者基本可以避免直譯造成的意義、語法及語體錯誤，但直譯引起的意義晦澀、語義空白和歧義等問題則往往容易被譯者忽視。 由于文化差異，俄語國家受眾往往對漢語中帶有濃厚文化色彩、惟妙惟肖的隱喻意象感知程度偏低，甚至產生相反或錯誤的意象認知。 例如：

⑥“鄧小平同志強調：‘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些，敢于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 （習近平2017：8）／ ／Товарищ Дэн Сяопин подчеркивал：?В процессе реформ и открытости надо действовать смелее и не бояться экспериментировать. Нельзя уподобляться женщине с забинтованными ножками?.（Си Цзиньпин2018：10）

例⑥中譯者保留了“小腳女人”這一喻體意象，通過直譯將其譯成женщина с забинтованными ножками（腳上纏了裹腳布的女人），雖然在文字轉碼上實現等值，但對于不了解中國文化的俄語受眾而言，這一直譯的意象不僅會造成意義晦澀，甚至可能被誤讀成“因腳受傷纏了繃帶的女人”，難以使受眾產生正確的語義聯想。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必須重新進行信息加工，找出隱性喻底，而后才能規劃合理的翻譯策略。 漢語中“小腳女人”這一喻體映射的是“膽小、守舊、不敢放手做事的人”這一本體，這里隱喻的作用是強調改革開放過程中不可畏手畏腳。 所以筆者認為，在翻譯這一有語義空白的詩性隱喻時，應在譯文中補充對本體意象的闡釋，即：человек， не поспевающий за ходом событий，這種譯法無疑更有利于詩性隱喻的等效傳播。

在處理有語義空白的隱喻時，譯者應充分挖掘隱喻的深層喻義，在譯文中釋古、釋義、釋典、釋疑，從而確保重建俄語表層結構時，譯文能被目標語受眾最大化地接受。 然而，即便在一些語境下為直譯添加闡釋可以幫助俄語受眾更好地理解喻體意象，但有時譯文會出現篇幅過大的問題，且過度的闡釋可能會給受眾造成信息負荷與認知負擔，從而使閱讀動機不強的受眾放棄閱讀。 例如：

⑦“過去幾年‘一帶一路’完成了總體布局，繪就了一幅大‘寫意’”。 （習近平2020：488）／ ／В минувшие несколько лет было завершено общее планирование Одного Пояса Одного Пути， была нарисована одна великая картина в стиле?сеи? （ название стиля происходит от двух слов： се — писать， и — идея，смысл. Основа этого стиля — передача идеи， самой сути предметов в свободной форме.）（Си Цзиньпин2021：717）

例⑦中譯者采用“直譯＋闡釋”策略對“寫意畫”這一喻體進行詳細解釋，但該喻體與“一帶一路”總體布局的相似之處在譯文中卻沒有體現，且這種譯法使譯文的篇幅大大增加，該策略不僅難以實現信息的等效傳遞，還使俄語受眾承受較大的認知負擔。 而如果重新規劃翻譯策略，我們便需要通過信息加工抓取“寫意”與“總體布局”的隱性喻底。 “寫意畫”作為中國特有的繪畫形式，其特點是“不求形似，但求生韻”，通過簡單而隨意的筆法描繪出景物的飽滿神韻，用“寫意”映射“總體布局”，就是想突出“一帶一路”的布局雖然形式簡潔卻內涵豐富的特點。 筆者認為，在這一語境下應采用意譯策略，舍棄喻體意象，將譯文處理成：В последние несколько лет было завершено общее планирование совмест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Одного пояса, одного пути?， в котором акцент делался на содержании， а не на форме.

在翻譯此類隱喻時，出于語義連貫性的考慮，同時也為減輕俄語受眾的認知負擔，翻譯策略應表現為對譯文的刪減、合并與壓縮，用凝練的譯語將目標域描繪出來，使疊加的信息量由大變小，篇幅由長變短，目的便是使重新構建的目標語表層結構更具可讀性，進而提升對外傳播效果。

合理的策略規劃是實現譯文預期功能的保障，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譯文的可懂性、可讀性和接受度。 如果譯者策略規劃得當，不僅能使譯文簡潔流暢，而且還能實現詩性隱喻的審美再現，如：

⑧“要以最堅決的行動掃除政法領域的腐敗現象，堅決清除害群之馬?！保ㄖ泄仓醒朦h史和文獻研究院2017）／ ／Мы должны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самые решитель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для искоренения коррупции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 правовой областях и решительно устранить паршивую овцу.

例⑧中譯者采取意象替代的策略，將“害群之馬”的意象替換成俄語中的паршивая овца（生疥的羊）。 俄語中有一句諺語叫：Паршивая овца всё стадо портит. （一只生疥的羊可以傳染一群羊），譯文選取的“паршивая овца”這一新意象既沒有破壞詩性隱喻的深層語義結構，又保留源語的動物意象，實現信息等效傳遞的同時，又做到審美的再現，使對外傳播效果實現最大化。 再如：

⑨“每逢重要場合，我都要談改革、談開放，強調要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拿出壯士斷腕的勇氣，把改革進行到底?！保暯?020：399）／ ／Я говорю о реформах и открытости на всех важных мероприятиях， подчеркивая， что необходимо решительно и смело довести реформы до конца， осмеливаясь преодолевать трудности и идти вброд через опасные перекаты. （Си Цзиньпин2021：593）

例⑨采用“直譯＋意譯＋意象省略”的復合策略，“啃硬骨頭”“涉險灘”和“壯士斷腕”都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喻體，譯者在處理時，采用不同的應對策略。 由于“涉險灘”這一喻體基于人類對“險灘”這一空間概念的共同認知體驗，因此譯者選用直譯策略：идти вброд через опасные перекаты；在處理“啃硬骨頭”這一基于對世界個性化體驗的喻體時，則舍棄喻體意象，轉而使用意譯的方式，只譯出其深層語義結構：осмеливаться преодолевать трудности；而在處理“壯士斷腕”這一出自《述書賦下》的成語喻體時，則選擇省略意象的策略，避免大篇幅的解釋。 這一復合策略不僅使譯文生動形象、簡潔凝練，同時又完全實現了信息的等效傳遞。

在外譯重要政治文獻時，翻譯策略必須服務于翻譯目的。 策略規劃時，如果譯者能秉持功能對等原則，針對不同類型的詩性隱喻靈活變換策略或多策略相互組合，且能兼顧隱喻在語境中的重要程度、受眾的投入程度、受眾的文化儲備、譯文的審美再現等因素，那么便能成就高質量譯文。

4.3 結構重建（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е структуры）

結構重建即重建目標語中的表層結構。 如果信息加工中，譯者尋找的是詩性隱喻的隱性喻底，那么結構重建過程中，譯者便是根據所規劃的策略把深層語義結構重新轉換成目標語的表層結構。 這一過程涉及具體的語碼轉換。 由于漢語是分析語，其語言結構可以通過隱含關系體現，而俄語是屈折語，語義關聯必須通過形式手段體現，因此在翻譯過程中，需要根據詩性隱喻的結構類型，對上下文進行增補或省略，對結構進行合并或拆分等。 例如：

⑩“發現問題就要提提領子、扯扯袖子、使紅紅臉、出出汗成為常態?！保暯?017：163）／ ／В случае обнаружения проблемы должны подсказывать и предупреждать， чтобы нарушитель дисциплины перед лицом проблем краснел и потел от стыда， причем это должно стать для них в порядке вещей. （Си Цзиньпин2018：229）

例⑩在結構重建中將原文的兩個分句合并為主從復合句。 譯者在主句中舍棄“提領子”“扯袖子”的喻體意象，將其譯成подсказывать（提醒）和предупреждать（警告），使主干的述謂性更加清晰，而從句部分則保留“紅紅臉”“出出汗”的喻體意象，還根據語境增補“紅臉”“出汗”的動作發出者“нарушитель дисциплины”和原因“от стыда”，做到信息的等效傳遞。

此外，由于漢語屬于前開放型語言，定語位于被修飾詞前，而俄語屬于后開放型語言，常常使用后置定語來限定被修飾詞。 因此，在詩性隱喻俄譯過程中，有時還需調整語序，這點在偏正式隱喻的翻譯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例如：

?“那一輩鐵路修建者……以敢叫高山低頭、河水讓路的豪邁氣概，把天塹變成了通途?！保暯?020：150）／ ／То поколение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х строителей... Они проявили дерзновенный геройский дух， с которым могли ?заставлять покориться высокие горы и расступиться бурные реки?，превратили все естественные преграды в транспортные магистрали. （Си Цзиньпин2021：221）

例?中，譯者將漢語中“敢叫高山低頭、河水讓路的豪邁氣概”這一偏正結構轉換成俄語中帶который 的限定從句，這種結構重建方式不僅實現信息的等效傳遞，而且非常符合俄語讀者的接受習慣。 每種語言都有豐富的手段來表達思想，結構重建中，譯者應尊重目標語的特征，盡可能深挖目標語的表達潛力，使譯語符合目標語受眾的言語習慣。

4.4 效果檢驗（проверка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效果檢驗包含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檢驗的是漢語原文與俄語譯文的信息傳遞是否等效，此時譯者檢驗的不是字詞或句法結構是否等值，而是語義是否對等，這一層面的檢驗實施起來并不困難，但問題在于譯者作為俄漢雙語掌握者，本能地會用自己對漢語的理解去評判俄語的表現形式，因此檢驗效果往往不夠客觀；第二個層面的檢驗則是譯者以目標語受眾的接受度和反饋為標準來衡量譯文的質量。 這一層面的檢驗雖然實踐起來有一定難度，卻能有效檢驗出譯文是否達到其預期功能。 從這一視角出發，筆者認為“回譯”這一手段可有效幫助我們檢驗譯文的接受效果?！盎刈g作為一種尋根溯源的‘文本考證’活動，其價值主要在于可以用它對相關的語義內容進行‘檢驗’?！保↖vir 1981：51 -59）

所謂“回譯”，也稱“逆譯”“返譯”，根據《翻譯研究詞典》的界定，回譯指的是“將已譯成特定語言的文本譯回源語的過程” （譚載喜2005：19 -20）。 對詩性隱喻而言，回譯是讓外文書寫的中國意象“回歸”中國文化的翻譯方式，在回譯過程中譯者必須要考慮社會文化、政治立場等語言外因素。 譯者不僅要使俄語描繪的中國元素回歸漢語語境，更重要的是使有關中國的俄語敘事回到中國的政治文化環境中并為漢語受眾所接受。 例如，2019 年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圣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上回答“俄羅斯如何看待中美貿易戰”的提問時，引用了一句包含詩性隱喻的中國諺語：

? Когда тигры дерутся в долине， умная обезьяна сидит и смотрит， чем это закончится. ／ ／直譯：當老虎在山中打架時，聰明的猴子會坐著看，究竟誰會獲勝。

在這一語境下，譯者的任務是確保與中國相關的文化元素回歸漢語語境時，不偏離或背離講話者的意圖及其預期效果。 為此，譯者必須拆解俄語詩性隱喻的表層結構，準確挖掘其深層語義結構，并重構漢語的表層結構。 在例?中，普京以喻體“тигры”映射本體“中國和美國”，用喻體“умная обезьяна”來映射本體“俄羅斯”，如果回譯時保留以上喻體意象并將其還原成“坐山觀虎斗”，必然會使漢語受眾產生“俄羅斯在等中美兩敗俱傷，而后從中取利”的消極聯想，給西方媒體以可趁之機，以偏概全、斷章取義地解讀原文表述。 在這種情況下，譯者不應套用漢語受眾熟知的典故意象進行回譯，而應根據功能對等原則，以受眾的接受度為立腳點，發揮譯者的主體作用，避免“還原”喻體意象帶來的不良輿論導向，較為貼切的譯法是指明隱喻的本體，即：若兩個大國間出現貿易摩擦，正確的做法是保持相對中立的立場。

在筆者看來，回譯是一種檢測外譯效果的有效手段，在回譯與外譯的循環比較中，譯者將逐漸具備“以我為主、融通中外”的能力。

5 結束語

詩性隱喻作為一類特殊的隱喻，具有隱性的喻底，認知主體需要深度加工才能對其正確解讀。正因如此，詩性隱喻的翻譯對譯者構成一大挑戰。由于詩性隱喻與其他隱喻的差異往往容易被譯者忽視，因此譯者在規劃翻譯策略時，難免會有不盡如人意之處。 我們注意到，即便是官方譯文中也有不利于俄語受眾理解的隱喻譯法，譯者或未能擺脫字面束縛，或未能貼近俄語受眾的思維習慣，導致譯文沒有實現信息的最大化等效傳遞。

為有效提高詩性隱喻的翻譯質量，筆者以功能對等原則為指導，設計出ОППП 翻譯導圖。 根據該導圖，譯者首先要對信息進行充分加工，準確判斷詩性隱喻的結構類型，找出隱性喻底，提取出隱喻的深層喻義；其次，在策略規劃階段，譯者應充分發揮主體意識，兼顧詩性隱喻的特殊性及其在語境中的重要程度、受眾的投入程度及文化儲備、譯文的審美再現等諸多因素，靈活變換策略或采取組合策略；在結構重建時，譯者應以目標語受眾喜聞樂見的言語形式來呈現譯文，在信息等效傳遞的基礎上追求預期功能的等效；最后，在效果檢驗中，譯者應通過對比源語受眾和目標語受眾對譯文的反饋來判斷譯文質量，在這一過程中，“回譯”可被視為行之有效的檢驗手段。 大量翻譯實踐證明，運用ОППП 翻譯導圖可以有效提高詩性隱喻的翻譯質量，這一翻譯思路亦對中國文化外譯有一定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