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二語語法能力研究（1981 -2021）*

李高新 徐錦芬

（華中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武漢 430074／淮陰工學院外國語學院，淮安 223003；華中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武漢 430074）

提 要：二語語法能力作為語言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二語學習者的語言意識、語言習得和語言能力發展起著關鍵作用。 本研究采取內容分析和主題分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借助質性數據分析軟件NVivo 11，展示1981 -2021 年間國內二語語法能力發展狀況，描述并探討國內二語語法能力在研究對象、研究主題、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歷時發展變化趨勢，并就未來國內二語語法能力研究提出相關建議。

1 引言

二語語法能力作為語言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外語學習者語言意識、語言習得和語言能力發展起著重要作用（Larsen-Freeman 2003）。 因此，語法能力培養一直是外語教學的重要目標，備受外語教育研究者關注（徐錦芬 李昶穎2018，2020； Pawlak 2021）。 為此，國內部分學者從不同視角對相關研究進行梳理，但是這些文獻要么發表年代較早（雍和明1998），要么僅聚焦于國外二語語法能力研究（徐錦芬 李高新2021），無法反映近年來國內二語語法能力研究狀況。 為更好地展示自改革開放以來國內語法能力研究整體狀況和發展軌跡，本研究采取內容分析和主題分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系統梳理1981 -2021 年間國內二語語法能力的相關研究。

本文首先回顧語法能力概念，然后展示國內二語語法能力研究整體分布狀況，接著借助質性數據分析軟件NVivo 11 對二語語法能力文獻涉及的研究對象、研究主題、理論框架、研究方法進行編碼，并分析和探討他們的發展變化軌跡，最后指出現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同時就未來研究提出相關建議。

2 語法能力概念

鑒于二語語法能力在語言教學中的重要地位，國內研究者從不同視角對其概念進行探討，這些探討主要體現在以下3 個方面：（1）語法能力知識觀。 語法能力被視作領會語法知識和復用語法知識的總和，其中領會語法知識涉及對語法規則的辨認，復用語法知識則側重語法規則在構句層面的運用（馬廣惠 文秋芳1999）。 （2）語法能力句法觀。 語法能力被定義為在句子表層結構層面上對語法規則的理解和運用，將語法能力等同于句法能力（徐曉燕 徐露明2009）。 （3）語法能力認知觀。 語法能力指在句子層級內熟練掌握和運用語法知識以及理解、監控、操作語法規則和產生句子所具有的語言能力，建立在語法技能之上（白麗茹2015） 。

雖然目前學界關于語法能力概念和構成要素尚未達成共識，但這些不同觀點均指出語法能力同語法意識、語法發展和語法習得之間的重要關系（Loewen 2020）。

3 研究設計

3.1 研究問題

本研究旨在調查1981 -2021 年國內二語語法能力研究的整體面貌、發展路徑，力圖呈現二語語法能力研究發展軌跡。 具體來說，本研究嘗試回答如下4 個問題：

（1）國內二語語法能力研究整體上呈現何種狀況；

（2）國內二語語法能力研究對象是什么，其歷時變化呈現何種發展趨勢；

（3）國內二語語法能力研究主題和理論框架是什么，其歷時變化呈現何種發展趨勢；

（4）國內二語語法能力研究方法是什么，其歷時變化呈現何種發展趨勢。

3.2 數據來源

鑒于語法能力同語法意識、語法發展和語法習得密切相關（Loewen 2020， 龔彥知等2021），本研究以“語法能力”“語法意識”“語法發展”“語法習得”4 個術語作為主題檢索詞在中國知網數據庫中對15 種外語類核心期刊（2021 -2022 年CSSCI 來源及擴展版期刊）進行檢索，然后閱讀摘要和全文，納入同主題詞密切相關的110 篇文獻，最后把這些文獻整理導入到質性分析軟件Nvivo 11 中進行編碼分析。

3.3 研究方法

本項研究大致以10 年為一個時間段，共分為4 個時間段（1981 - 1990，1991 - 2000，2001 -2010，2011 -2021），采取內容分析和主題分析相互結合的研究方法，利用質性分析軟件NVivo 11進行資料編碼、識別并歸納主題。

3.4 文獻編碼

本文文獻編碼基于徐錦芬和李高新（2021）提出的分類框架，將文獻分為實證研究和非實證研究。 其中，實證研究包括定量、質性和混合研究3 類，這3 類研究文獻按照研究對象、研究主題、理論框架、研究方法劃分為4 個子類。 非實證研究按照評介（書評，譯評等）、綜述、思辨和其他4個子類進行編碼，而研究主題則根據論文中的摘要、引言和全文進行主題編碼。

3.5 編碼信度

為保證編碼一致性，提高質性研究可信度，我們從樣本集中隨機抽15% 的數據，計算Cohen Kappa 系數（O'Connor， Joffe 2020） 。 首先，兩位研究者按照上述實證研究和非實證研究編碼方案對所抽取的16 篇文獻進行獨立編碼，然后對存在差異的編碼進行協商討論再次編碼，最后得出Kappa 系數為0. 90，研究編碼具有較高信度（Landis， Koch 1977）。

4 結果與討論

4.1 整體狀況

就期刊載文量而言，載文量最多的期刊是《外語界》（18 篇），其次為《外語教學與研究》（15篇）、《外語與外語教學》（13 篇）、《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10 篇）、《外語學刊》（9 篇）等。 從語法能力研究時間段而言，相關文獻從第一個時期10篇迅速躍升至第二個時期的25 篇；第三個時期繼續保持迅速發展的勢頭，文獻數量高達41 篇；雖然最后一個時期有小幅下降趨勢，但是文獻發表數量依然接近前二十年間（1981 -2000）發表數量的總和。

可以看出，雖然各家期刊載文量分布不均勻，但是國內二語語法能力研究整體呈現不斷發展的態勢。 文獻數量迅速增長說明二語語法能力研究日益引起學術界重視，這是因為研究者逐漸意識到語法能力對語言學習、語言習得的重要作用（Loewen 2020）。 此外，國內各家期刊載文量差異可能是各家期刊辦刊宗旨所致，有些期刊偏愛語言教學、語言習得等應用語言學領域，有些期刊偏重語言本體或語言理論研究。

4.2 研究對象及其歷時變化

整體而言，國內二語語法能力實證研究對象主要涉及中學及其以上的參與者，其中大部分為大學生（50%），混合對象為（32.14%），中學生為（14.29%），尚未發現有關小學生的實證研究。從歷時變化發展趨勢而言，前20 年間的研究基本以介紹引進為主，沒有發現實證研究。 第三個時間段開始出現實證研究，數量達到7 篇，涉及到大學生和混合對象。 第四個時間段，實證研究論文快速上升到21 篇，研究對象涉及中學生、大學生和混合對象。

上述狀況一方面反映出國內研究者傾向于選擇便利性研究對象，因為絕大多數研究者在高校任教，自然選擇大學生為研究對象，可以節省大量時間和精力。 另一方面反映出雖然經過四十多年發展，但是相比國外二語語法能力研究對象的多樣化（徐錦芬 李高新2021），國內有關小學生語法能力的研究數量偏少。 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可能同我國基礎教育階段外語教學現狀有關。 小學英語教學的主要目標通常是激發兒童學習英語興趣，重在培養他們的語音語調及語感，很少涉及語法知識。

4.3 研究主題及其歷時變化

本研究將NVivo 節點開放編碼經過主軸編碼和選擇編碼最終整理歸納為中介語、學習者和教師3 大主題范疇，表1展示國內二語語法能力研究主題3 級編碼形成過程以及高頻開放編碼。

表1表明國內二語語法能力研究主題主要涉及中介語、學習者和教師3 大主題。 語法能力中介語研究主要關注具體語法用法、語言知識和語言測試3 個主要方面，例如，考察時態和虛擬語氣等中介語的具體語法發展和習得（李芝等2019，唐建敏等2019），運用Rash 模型評估二語語法能力（張春青2015），調查語法知識對二語語法能力的影響（穆無雙2016）。

表1 國內二語語法能力研究主題3 級編碼過程

國內學習者研究主要涉及個體因素、語法習得、語言能力和語言意識等方面，例如，探討年齡、性別、性格等個體因素對語法能力的影響（李民等2009， 柴省三2013），考察語言遷移、習得順序等語法習得因素（彭玲玲2006），調查聽力理解、語法能力量表、語法能力體系構建等研究內容（白麗茹2015，賀濱波2017），討論語法意識以及相關影響因素（龔彥知等2021） 。

教師主題則涉及教學手段、教學影響因素和教學方法等內容，例如，不同計算機交流環境下二語語法習得（唐建敏等2019），不同反饋類型對二語語法能力提升的影響（杜敏 馬茂祥2013），不同教材中的教學語法（高遠2007），形式聚焦等不同語法教學法對英語學習者語法習得影響（徐錦芬 李昶穎2018，2020）。

表2 表明，前20 年國內二語語法能力研究數量相對不足，這是因為早期國內研究處于起步階段，多以引進、介紹或評介國外相關研究理論和成果為主（楊連瑞2005）。 從第三個時期開始，國內二語語法能力研究數量大幅提高，主要集中在中介語和學習者兩大主題。 第四個時期的國內二語語法能力研究數量雖然有所下滑，但研究主題依然以中介語和學習者為主。 這主要是因為二語語法能力研究大多采取二語習得視角，而中介語及其歷時發展、學習者認知及個體差異等因素一直是二語習得研究重點（Ellis 2015）。

表2 國內二語語法能力研究主題歷時分布②

與國外二語語法能力研究主題相比（徐錦芬李高新2021），國內二語語法能力研究主題基本上同國外一致，吸收借鑒國外相關研究成果基礎，探討國內外語學習者的語法能力。 不過，這些研究多數聚焦于以英語為主的二語語法能力，有關其他二語語法能力研究數量嚴重不足，尤其是有關漢語作為二語的語法能力研究數量極度匱乏。令人可喜的是，個別研究者已意識到這一問題，開始從關鍵期假設視角考察習得起始年齡對漢語學習者語法能力的影響（柴省三2013）。

4.4 理論框架及其歷時變化

本研究最終對研究資料中55 個開放編碼經過主軸編碼整理歸納為語言形式、交際功能和認知心理3 大主題范疇。 表3展示的是各大主題范疇下出現頻次較高的節點編碼：

表3 國內二語語法能力研究理論框架3 級編碼形成過程

從表3 可以看出，語言形式視角主要涉及結構—行為主義、普遍語法和其他語法體系3 個方面。 比如，部分研究從可學習性、接口可及性等普遍語法理論視角探討二語語法能力的發展和習得（李芝等2019） 。 而交際功能視角主要涉及交際能力假說和功能語法兩大主題， 例如，基于交際能力模型的語法能力探討（陳昌義2003），從功能語法的新及物性模式調查分析中國學習者語料庫中3 個時期學生群體語法隱喻習得狀況（張會平 劉永兵2013） 。 此外，部分研究者基于認知心理學理論框架從信息加工、認知和構式語法方面探討語法能力習得與發展，例如，從信息加工角度提出下行加工過濾假說（鄧勁雷2008），基于構式語法考察語塊對二語學習者語法能力的影響（高航2017）。

表4 表明，前20 年國內研究主要采取基于語言形式和交際功能視角的理論框架。 在第三個時期內，國內研究繼續在基于語言形式和交際功能視角下開展研究，同時開始拓展到認知心理學。第四個時期內，國內研究涉及表中3 大理論框架，從第三個時期的基于語言形式和交際功能兩大理論框架逐漸轉向認知心理學理論框架。

表4 國內二語語法能力研究理論框架四個時間段的歷時分布②

可以看出，國內二語習得語法能力在語言形式和交際功能框架下開展研究，隨著認知語言學、心理語言學等交叉學科對二語習得領域的影響，國內研究者開始從可加工假說、分布式學習、認知方式等角度探討語言學習者語法能力。 但是相比國外二語語法能力研究框架（徐錦芬 李高新2021），國內在社會文化和神經生物學框架下開展二語語法能力的實證研究非常匱乏，亟需加強這些框架下的研究。

4.5 研究方法及其歷時變化

從表5 可以看出，前20 年國內研究停留在反思、文獻綜述與評介等非實證研究，缺乏實證研究。 在第三個時間段，非實證研究依然延續前兩個時期的增長勢頭，占據主導地位，但開始出現實證研究，以定量研究為主，質性研究偏少。 最后一個時間段，非實證研究出現大幅下降趨勢，實證研究數量超過非實證研究，定量研究增長速度最快，質性研究發展緩慢，混合研究迅速發展。 這主要是因為國內研究已經從早期研究的引進介紹國外理論初級階段，逐漸過渡到消化吸收、獨立開展研究、進行理論建構和完善的成熟階段（高一虹等2000）。 國內質性研究發展緩慢可能在于研究人員對質性分析存在偏見、不熟悉質性分析方法（文秋芳 林琳2016）。 混合研究由于吸收了定量和質性研究方法的長處，能更有力支持研究結論，提升研究結果說服力，因而受到越來越多國內語法能力研究者的青睞。 但與國外相比，國內實證研究在定量研究和混合研究數量上依然偏少，存在著很大發展空間。

此外，國內二語語法能力實證研究方法涉及的數據收集方式主要以問卷為主，其次為語料庫和混合收集，利用訪談或日志收集數據的實證研究匱乏，從側面印證了表5 中所反映的質性研究數量不足的結論。

表5 國內二語語法能力研究方法的歷時分布

雖然國內二語語法能力實證研究方法及數據收集方式取得了長足發展。 但是這些研究多數為橫向研究，注重考察某一時間節點二語學習者語法能力狀況，缺乏追蹤調查二語學習者語法能力歷時發展縱向研究。

5 思考與展望

縱觀上述國內二語語法能力研究，無論研究對象、研究主題、理論框架，還是研究方法，均呈現多元化發展，取得較大成績。 結合本文研究發現以及我們的研究經驗，未來國內二語語法能力的相關研究可重點關注如下4 個方面：

第一，加強基礎教育階段二語學習者語法能力研究。 目前大多數語法能力研究聚焦于高校語言學習者的語法能力習得和發展，對基礎教育階段的研究匱乏（Collins， Ruivivar 2021）。 而基礎教育階段是語言學習者的關鍵期階段（徐錦芬2021）。 學習者在此階段的語法能力發展會對其后期語言學習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因此，未來研究應結合這一階段學習者的特征，重新認識到語法本質上是重要的表意資源，是形式、意義和功能的統一體（Larsen-freeman 2003），有助于學習者組織思維、生成思想、創造并表達意義（程曉堂2021）；重新探索語法教學方法，不再糾結于語法教學本身是否有意義，應更多思考如何教授語法，如何幫助語言學習者理解、加工、內化并產出語法（程曉堂2013），促進其語法能力發展。

第二，深化拓展研究主題，深入推進理論框架多元化，積極開展本土理論框架下的相關研究。二語語法能力研究主題雖然覆蓋了學習者、中介語和教師3 大主題，成果數量豐碩，但是在學習者互動、中介語語法能力和語用能力的關系等研究主題深度和廣度方面依然存在很大研究空間，應兼顧語法形式、意義和功能。 比如，在語法能力與語用能力之間的關系方面，部分學者呼吁學界對語用能力與語法能力之間的關系展開更多的調查研究，理清語用能力與語法能力發展的關系（Xu et al. 2009）。 此外，國內語法能力研究多數關注書面語語法，對口語語法特征、口語語法能力發展等諸多方面關注不足。 其次，本文所提及的三種理論框架雖然從不同視角探討二語語法能力習得，但與國外研究相比，理論框架亟待充實，未來研究應進一步推進理論框架多元化，以便更好解釋語法能力習得現象。 比如，可以從社會文化理論和神經生物學的視角調查語言學習者的語言使用及加工處理過程。 最后，推動由舶來理論本土化到向世界宣傳我國本土理論的轉變，積極拓展我國學者自創理論的應用范圍。 比如，可以考慮在續論、產出導向法等本土理念框架下開展二語語法能力的相關研究，提升我國應用語言學在國際學術中的話語權（徐錦芬2021）。

第三，倡導研究方法多元性，注重數據收集方式多樣性。 研究者應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利用眼動追蹤技術、事件相關電位、語料庫等新技術工具采集語法能力發展的數據，從多個角度交叉驗證二語語法能力相關研究，提高研究者對所調查研究問題作出更嚴格的推論（徐錦芬2021）。除了開展定量與定性研究的橫向研究外，我們還需要更多、更系統的、相互關聯的證據。 比如，可以考慮進行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縱向研究，揭示語法教學對二語學習者語法能力是否存在延遲效應和累積效應，拓寬我們對二語課堂語法教學的理解，尋找到適合自己語境的理想教學方法。

第四，關注實證研究的可重復性（reproducible）和可復制性（replicable），推動研究過程透明性和開放性。 比如，二語語法能力研究者可通過OSF（Open Science Framework）通用開放科學平臺進行預注冊，提交注冊報告，或通過專門針對應用語言學的IRIS（Instruments for Research in Second Languages）專業平臺共享二語語法能力實證研究數據、分析代碼等，降低二語研究者自由度，減少其他研究者成本，促進相關研究成果共享。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研究設計時為確保文獻代表性和精準性，將數據來源限定于國內15 種國內外語類期刊，未來研究可以考慮將國內其他學術期刊、學位論文、會議論文和相關圖書納入數據來源范圍。

注釋

①表中統計數字表示節點頻次，由于一篇文章會被多個節點編碼，總計數據會出現大于實際篇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