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聯組織介入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社區康復路徑探析

馬鈺淇

(河南警察學院治安系,河南 鄭州 450046)

近年來女性藥物濫用行為逐漸增多，但目前通行的戒毒康復模式，不論是社區戒毒康復還是強制隔離戒毒，主要是針對以男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為主導的戒毒康復模式，忽視了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在戒毒康復過程中的特殊需求，難以幫助女性成癮人員更好地擺脫藥物濫用的陰霾。鑒于此，本文通過分析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所面臨的不同于男性的戒毒康復困境，借助社會工作專業方法，以期探尋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更好地擺脫困境的可行之路。

1 禁毒新形勢下被忽視的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

1.1 新時代下的藥物濫用形勢及趨向

我國實行“預防為主，綜合治理，四禁并舉”的禁毒方針，針對藥物濫用成癮人員的藥物戒斷康復對毒品“降低危害”的三級預防工作起著重要的作用。近年來，隨著禁毒工作的不斷深入，我國毒品形勢有了明顯好轉，藥物濫用成癮人數總體呈連續下降趨勢，從2016年的250余萬人降至2021年的148.6萬人，藥物濫用成癮人員戒斷三年未復吸，達到戒斷藥物濫用成癮標準的人數為340.3萬名[1]。

與此同時，藥物濫用成癮人員的構成也在相應地發生變化。根據《2015年中國毒品形勢報告》顯示，2015年全國234.5萬名藥物濫用成癮人員中，有 33.8萬名為女性，占藥物濫用成癮人員的14.4%[2]。2015年之后由于全國統計數據的缺失，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的具體數量難以確定，但根據聯合國毒品與犯罪調查辦公室調查顯示，雖然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數量遠低于男性，但在發達國家，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女性主義意識的覺醒，女性經濟能力和資源獲取能力與男性日益接近的情況下，這一數字的差距也在慢慢縮小。同時根據不完全統計，相對于以海洛因為代表的傳統毒品，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吸食冰毒等新型毒品的比例從1991-1995年間的7.69%快速攀升至2006年的30.43%[3]。根據上海靜安區檢察院《新型毒品犯罪典型案例白皮書(2018-2020)》顯示，2018-2020年，該院辦理涉新型毒品案件中女性犯罪嫌疑人占比總人數的33.3%[4]。

1.2 當前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及其研究情況

無論是在社會日常生活還是戒毒康復的過程中，作為“女性”而言，她們所面臨的壓力往往遠大于男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在社會生活中，囿于性別角色的影響，女性往往被默認為應該扮演從屬、被動的社會角色，同樣在生長過程中，女性也往往接受著不同于男性的規范要求。對于戒毒康復的女性而言，她們也同樣面臨著不可避免卻時常被忽視的問題：生理期及生理期的衛生護理等相關問題。這些問題又往往是大多數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難以或不愿向異性工作人員啟齒的。

在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的人數比例存在潛在上升的情況下，與之形成對比的則是目前國內對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關注的缺失。這種缺失不僅體現在戒毒康復的實踐中對女性不同于男性的基本的生理問題及相關衛生護理問題的忽視，而且相關的理論研究也較為缺乏。根據CNKI中文數據庫顯示，以“吸毒人員”作為關鍵詞檢索，相關研究文獻超過6 000篇，主要集中在對男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的研究上，而以“女性吸毒”“女性吸毒人員”或“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等詞語作為關鍵詞檢索時，相關文獻不足200篇，且大多數為基于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的病理性研究，統計學和社會學方面的研究較少，并且缺乏一定持續性。[5]

研究焦點的缺失、社會關注度的不足以及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在戒毒康復結束之后“再社會化”的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多種歧視，都使得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的戒毒康復之路尤為艱難。

2 經濟壓力之下舉步維艱的社區戒毒康復工程建設

在社區戒毒康復中，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難以基于性別得到更加有針對性和有效的治療手段，與當前社區戒毒康復的專業化進展不足有一定的關系。

2.1 政策主導下的社區戒毒康復建設

雖然2008年《禁毒法》就明確地以法律形式確定了社區戒毒為主導，強制隔離戒毒、自愿戒毒多種手段并存的戒毒康復體系[6]，且在2014、2015及2017年三次由多部委牽頭，為進一步加強和確保社區戒毒中藥物濫用成癮人員的康復效果提出了一系列詳細的工作意見和工作規劃，并持續為社區戒毒康復中的專業社會工作介入以政策形式加以引導，但在實際應用中，由于全國各地藥物濫用形勢不一、經濟發展水平參差、社會工作專業化發展程度不同等原因，社區戒毒康復應用情況各有不同，社會工作也因此在社區戒毒康復中發揮的作用有所不同。特別是在中西部地區的縣鄉村鎮，在處罰兩次及以上藥物濫用人員時，強制隔離戒毒仍然是公安機關的首選。

以河南省為例，雖然社區戒毒康復場所的構建已經鋪陳到了鄉鎮級政府，但實際工作中不難發現，這些場所大多有名無實，除了場地和一些圖書、家具、醫療設備等硬件條件之外，缺乏專業醫護人員、心理疏導人員以及專業禁毒社工，這些問題導致社會戒毒康復雖然能夠在街道社區擁有較大的空間場所卻由于缺少相關專業人員的管理而無法運轉，難以在戒毒康復工作體系中發揮應有的作用，成為徒有其表的空殼。

2.2 資源匱乏條件下的女性關注缺失

當前中西部大部分地區的社區戒毒康復建設普遍存在著資金匱乏，禁毒社工工作壓力大、收入少、專業能力不足等情況。以2020年全國國民生產總值位列第五的河南省為例，截至2021年底，僅有省會鄭州市成立了專業禁毒社工隊伍，不足70人的禁毒社工負擔著鄭州市八個區域的社區戒毒康復工作，其中真正參與到一線社區戒毒康復工作的人員不足一半，剩下的禁毒社工則多數在行政管理崗位上工作。根據吸毒人員情況不同，各個地區一線禁毒社工少則一人，至多也不過五六人。與高工作量不相符的是禁毒社工每年每人的經費預算僅為6～7萬元，禁毒社工實際到手的工資月收入約為3 000元人民幣，低于河南省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高壓力、低收入導致了河南禁毒社工流動性大、學歷層次不高、專業人才缺乏等一系列問題，這同時也是大部分中西部地區的困境。

由于專業人才有限、研究經費不足，社區戒毒康復往往大多沿用通行的社區戒毒康復方案，難以根據藥物濫用成癮人員的不同差異制定有針對性的方案?，F行的社區戒毒康復方案主要適用于男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雖然具有一定的普適性，但大多忽視了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由于生理期、生育哺乳期等與男性不同的生理差異，更遑論顧及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由于社會性別觀念影響而面臨的不同于男性的心理壓力。[7]

在實際調研中也發現，和強制隔離戒毒中根據性別區別管理的情況不同，社區戒毒康復并不會特別為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配備專門的女性社工。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遇到生理問題時面對男性社工，她們不愿積極溝通，進而影響戒毒康復的成效；即便由女性社工負責，但由于專業程度不足等因素，女性社工也難以跳出性別主義的影響，不能對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所面對的性別主義下的社會壓力進行正確有效的疏導[8]。由于難以根除的性別主義的影響，相對于男性藥物濫用成癮者，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往往還承受著遠高于男性的心理壓力。在成功戒斷藥物濫用之后，在面對社會、重新組建家庭的過中，也往往面臨著和男性截然不同的困境，這些都在無形中增加了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順利戒斷康復的難度，同時也嚴重阻礙了她們擺脫藥物濫用陰影、重新回歸社會的步伐。

因此，在探討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與男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之間行為模式的差異、面臨不同社會壓力的基礎上，如何有效動員社會組織，彌補當前禁毒社會工作在社區戒毒康復中的不足，更好地幫助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完成戒毒康復則顯得尤為必要。

3 性別主義陰霾下的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

即便在社會經濟高度發展、男女獲取工作的機會日益平等的時代，由于受到性別主義的影響，對男性和女性的行為規范和社會角色期待仍存在差異。不同的行為規范和社會期待，也對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帶來了不同于男性的巨大壓力。

3.1 藥物濫用成癮態度中的性別差異

和男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不同，大部分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往往竭力回避“藥物濫用”這一既定事實，即使是較為自由的訪談中，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也往往會通過各種替代詞語來回避“藥物濫用”或者更為直接的“吸毒”一詞；而與此形成對比的則是男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則往往并不避諱曾經藥物濫用成癮的事實。

這一差異的背后是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在藥物濫用成癮行為被發現時，雖然大多數情況下可以得到同男性相等的救助資源，但也面臨著較男性更多的社會壓力和輿論指責。在2020年8-11月陸續進行的訪談中，不止一名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表示，自己藥物濫用成癮行為曝光后受到來自親人的指責中，不乏基于對女性社會規范認知而增加的較男性之外的額外指責，為她們在戒毒康復中帶來比男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更大的心理壓力。

3.2 藥物濫用成癮態度中的婚姻需求

與男性的毫無禁忌相比，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的回避行為及其強調戒除藥物濫用的決心或成果，更多地則因為她們迫切希望通過擺脫“藥物濫用成癮人員”的稱謂，重回正常的社會生活中。對適婚年齡的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而言，順利完成再社會化的重要標志便是一樁合適的婚姻，若是通過常規相親活動締結婚姻，那么一個“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的標簽將會大大縮小她們擇偶對象的可選擇范圍。因此回避曾有過的藥物濫用行為對她們而言更多是為了符合社會期望值而進行的一種自救?；橐鲞@一契約關系，對于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而言同時兼具象征意義和現實意義：這種關系的確認一方面意味著她們在仍然受到性別主義影響的主流社會中被認可；另一方面也對她們擺脫原有的交際圈，重新開啟新生活，徹底戒除藥物濫用起著積極的作用。

男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并非不需要婚姻，只是他們中大多數對婚姻的需求并不像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那么迫切，也并沒有像大部分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一樣賦予婚姻過多的象征意義。同時在已經形成婚姻關系的藥物濫用成癮人員中，男性藥物濫用成癮行為即使被發現其婚姻存續的可能性也略高于女性。

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對婚姻的重視雖然可以約束其藥物濫用成癮行為的復發，但對婚姻的過度重視往往帶來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對自己藥物濫用成癮史的隱瞞。由于隱瞞行為的存在和社會壓力的影響，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可能會因此產生愧疚心理，在婚姻中對家庭暴力等問題采取隱忍態度，導致她們在婚姻家庭中遭遇不公平待遇的可能性遠高于普通女性，而長期的不公正待遇也有可能增加心理壓力并提高藥物濫用成癮行為復發的風險。

3.3 藥物濫用成癮行為習得中的性別影響

無論是對待藥物濫用行為的態度還是對待婚姻的態度，都只是性別主義陰影下的冰山一角。實際上女性在藥物濫用成癮過程中，雖然大多數人都認為自己是作為獨立個體主動進行藥物濫用行為，但她們中大部分的首次藥物濫用行為實施時都有男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引導或陪同；與之相對的則是男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首次藥物濫用行為產生時，往往多為男性群體的娛樂，缺少女性在場。

首次藥物濫用成癮行為產生時，使用的藥物往往決定了其后藥物濫用成癮人員選擇藥物的種類。當女性初次產生藥物濫用行為時，在場其他具有藥物濫用成癮經驗的人員的藥物選擇會對她們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也就是說男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引導或陪同，很有可能決定了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在藥物濫用成癮這一行為習得中的習慣養成。無論藥物濫用成癮女性是否有所意識，在她們自以為“自主”的藥物濫用成癮行為中，都隱約有男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的身影。

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在藥物濫用行為上受到男性的影響，在實際藥物濫用行為過程中，女性也往往難以主導藥物濫用成癮行為發生的方式及其后果。傳統以海洛因為代表的麻醉藥品濫用中，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往往只能使用已被男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使用過的針頭；選擇以冰毒、麻果等為代表精神藥品濫用的女性，雖然可以避免由于共用針頭帶來的艾滋病感染風險，卻有超過半數以上的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和配偶以外的男性產生不安全性行為。

4 基層婦聯組織介入社區戒毒康復可行性探析

在隨處可見的性別主義的影響下，面對有限的專業社工人員和經費，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的社區戒毒康復難以取得良好效果。如果能夠通過已有的基層婦女機構，充分地發揮基層現有機構作用，將婦女社會工作引入禁毒社會工作領域內，將對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的戒毒康復起著一定的促進作用。

4.1 禁毒社會工作下性別視角缺失的補充

在目前的禁毒社會工作中，受禁毒研究領域女性視角缺失的影響，社工在協調藥物濫用成癮人員與環境之間往往缺乏有意識的從性別視角下對女性戒毒工作的關注。當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遭遇困境時，也僅僅只是著眼于解決當前困境，忽視藥物濫用成癮女性戒毒康復過程中存在的如性別歧視等非個人化問題；或僅僅關注這些非個人化的性別主義問題的具化表現(如親緣關系的疏遠、家庭關系的破裂等)，通過協調個體之間的人際關系予以解決。鮮少從性別意識出發，將社會性別建構與女性藥物濫用成癮行為相聯系，難以形成具有可推廣性的固定模式的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戒毒方式。

相較于男性視角主導下的禁毒社會工作對女性社會地位的忽視，婦女社會工作更關注女性因社會權力資源分配不平等而造成的不利地位，強調女性作為獨立的個體，有著獨特的生活體驗，對傳統男性主導的社會中婦女社會價值和在社會作用被壓制的情況有著較為清楚的認識，這就決定了婦女社會工作更關注女性在父權主導的社會生活中所面臨的歧視問題。將婦女社會工作的方式方法融入到禁毒社會工作中，不僅是對禁毒社會工作的有效補充，也是對提高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戒毒康復成效的探索。從婦女社會工作角度看，女性藥物濫用成癮行為有時也可被視為女性在自我成長過程中，遇到的各種問題而無法解決之后的逃避手段。婦女社會工作作為主要以婦女為服務對象的社會工作，對如何處理婦女在參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家庭生活中遇到的群體或個體問題有著充足的案例，在解決婦女自我成長中遇到的各種問題有著豐富的工作經驗和研究基礎。婦女社會工作的指導思想有助于將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在戒毒康復中遇到的問題置于社會結構之中，通過群體的力量調整社會關系，消除性別歧視，促進男女平等，實現藥物濫用成癮女性的再社會化。

4.2 有效調動婦聯組織參與女性戒毒康復

根據《禁毒法》和《戒毒條例》規定：“鄉(鎮)人民政府、城市街道辦事處負責社區戒毒、社區康復工作?！?在戒毒康復工作中，除司法、民政、勞動保障、派出所等機構外，婦聯也應該在其中發揮重要的作用[9]。因此要改變在實際工作中婦聯在社區戒毒、社區康復中處于邊緣地位的現狀，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4.2.1 基層社區積極吸納婦聯組織參與社區戒毒康復

《婦女聯合會城市街道、社區基層組織工作條例》規定了基層婦聯的主要任務，并提出基層婦聯應維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 宣傳、普及有關婦女兒童的法律和法規, 引導婦女合理表達利益訴求, 依法維護自身權益。但長期以來基層婦聯在基層工作中未能起到應有的作用，對藥物濫用成癮人員為代表的邊緣人群缺乏關注。在實際調研中發現，女性藥物濫用人員在戒毒康復過程中幾乎接觸不到婦聯工作人員。

雖然主動參與社區治理是婦聯組織的職責之一，但社區戒毒康復的執行主體是街道辦事處、鄉鎮人民政府，藥物濫用成癮人員的處罰決議出自公安機關，因此作為非官方機構的婦聯組織，主動參與到社區戒毒康復工作中難免有所顧慮。然而，街道、社區可以通過主動聯絡婦聯的方式，給予婦聯組織介入社區戒毒康復中的職權，以有效補充男性禁毒社工在女性藥物濫用康復工作中的盲區，同時也防止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在面臨生理期、懷孕、哺乳方面的問題需要尋求社工幫助時因為性別問題而難以求助。婦聯介入社區戒毒康復也可以幫助藥物濫用成癮女性在戒毒康復過程中，重建女性意識覺醒，使其從社會性別塑造成的“女性特征”的固化觀念中解放出來，反省父權社會對自己的角色期待，塑造獨立的人格。同時婦聯加入到禁毒社會工作中，也有助于增強婦聯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4.2.2 禁毒社工積極利用婦聯組織力量提高資源獲取能力

婦聯作為黨聯系婦女群眾的橋梁和紐帶，在非政府組織中有著特殊的地位，在婦女婚姻、家庭等方面遇到問題時，能夠充分以其特殊地位發揮協調作用。一方面婦聯作為非政府組織，介入婦女私人生活中，并不會造成群眾對政府過多侵犯公民私生活的質疑；另一方面婦聯相對于其他非政府組織，和政府職能部門之間有著更為緊密的關系，能夠最大限度地幫助婦女獲取所需的資源。同時婦聯作為下沉到基層的社會團體，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七十余年的發展，建立了全覆蓋的基層服務網絡，在群眾中具有較高的威信，具備深厚的群眾基礎。

在實地研究中，筆者曾遇到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W因為離婚難問題的困擾，無法及時地融入到新的社會生活中的事例。W因藥物濫用成癮被公安機關責令強制隔離戒毒期間，其夫在表達了離婚意愿后就拒絕與其見面，還占有了其婚前財產拒不歸還。W完成強制隔離戒毒之后認識了一名男性，但因無法找到其夫難以辦理離婚手續。禁毒社會工作者雖然在這一過程中也努力幫助W解除婚姻關系，但由于外部支撐不足、社會工作專業化程度普及不高等因素，資源獲取能力較為有限，很難幫助W取得任何實質性的進展。在這一過程中，基層婦聯如若參與其中，通過街道辦事處等社會基層組織聯系其夫，并利用婦聯公信力可有效縮短W離婚過程及財產問題的處理時間，幫助W順利擺脫婚姻關系。

因此，在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社會戒毒和社區康復過程中，社區及社會工作者應積極發揮和婦聯的聯合作用，積極調動婦聯組織參與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的社區戒毒康復過程中，形成完善的禁毒協作體系。同時婦聯可運用專業的婦女工作方法，更細致地為女性禁毒人員提供系統化的禁毒服務，最大程度上解決或協調其所遇到的問題。

4.2.3 婦聯組織將邊緣婦女納入關懷范圍

當前，基層婦聯組織采取多種方式積極發揮自己推動婦女發展的職責。如依托“婦女之家”開展各項活動，通過增權理論提高婦女意識，促進婦女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更好地發揮作用，但這些活動落實往往忽視了以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為代表的邊緣婦女。

對于戒毒康復女性而言，她們藥物濫用成癮問題的起因雖然比較復雜，但其成長過程中普遍受到父權主導思想的影響，她們通過越軌行為來實現自己所謂的人格獨立，以展示自己不受父權影響的約束，但卻沒有注意到在毒品違法犯罪這種非正常環境下男女權利不平等的擴大。在沒有建立起良好關系網和獨立人格的基礎上，大部分藥物濫用成癮女性即便戒毒成功，也難以跳出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中父權意識形態下性別歧視的窠臼，從而造成意外情況產生時藥物濫用成癮人員心理壓力增大下復吸的可能性。

婦聯組織通過將邊緣婦女納入到系列活動服務對象中，以推動性別平等為目標，使藥物濫用成癮女性面臨的問題不再個人化。同時通過婦女增權打破現有的男性視角下權力分配，其本質并非為了擠占男性權益、占據社會主導決策權，而是為了增加婦女福利，特別是為缺乏社會資源獲取能力的邊緣化女性(如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進行賦能，糾正性別不平等的權力關系情況，改善邊緣化女性被歧視的情況，幫助她們完成再社會化過程，建立良好的社會關系網，從傳統男尊女卑的價值體系下形成的女性角色期待中解脫出來，從父權的陰影中擺脫出來，作為獨立的個體積極重新參與到社會發展的各方面。[10]

5 結語

不同于男性，受傳統社會性別主義的影響，女性往往被定義為“溫順”“乖巧”的形象，因此在女性產生越軌行為時，也往往會受到更為嚴苛的道德標準評判。而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兼具“藥物濫用成癮者”和“女性越軌者”的雙重標簽，更難以消除這些污名化的影響。在藥物濫用這個特殊領域，無論是越軌者內部的話語權力還是研究焦點，都更多地以男性視角為中心。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雖然在戒毒康復過程中看似享有和男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一樣的權利，但實際上由于男性與女性之間生理特征的區別以及性別主義影響之下的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心理特點和社會壓力，導致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在戒毒康復的過程中，更加缺乏與之相匹配的戒毒康復治療方案。

社區戒毒康復作為有專業禁毒社會工作者介入的專業社會工作的一部分，如何在有限的資金及人員配置的情況下，針對女性藥物濫用成癮人員所特有的困境，進行行之有效的幫扶，是本文的探討的焦點。將婦女社會工作引入禁毒工作中，作為對禁毒社會工作中性別視角缺失的補充，可以有效調動婦聯的力量參與到女性戒毒康復工作中，同時還可將女性主義中婦女增權的理論引入到禁毒社會工作中。雖然理論上具有可行性，但具體的實踐仍需要通過實際操作落實到基層社會治理的過程中，同時也離不開地方政府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