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我國法治文化研究的熱點與趨勢

王 啟,朱廣東

(鹽城師范學院 a.社科處; b.法政學院,江蘇 鹽城 224007)

法治文化是推動新時代法治中國建設、深化依法治國重大戰略、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的基礎和保障。1997年,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基本方略；2012年,黨的十八大強調要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我國法治文化建設得到不斷推進；2014年,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首次以“依法治國”為主題,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必須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1]；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2]36。法治文化是推進法治國家建設的基礎保障,也是對法治國家建設這一時代要求的現實回應,對于法治中國建設具有基礎性作用和持久性功效[3]。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對法治文化研究成果進行系統梳理顯得尤為重要。

本文選取的研究文獻來自CNKI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以“法治文化”為篇名,文獻起始時間設置為2000年至2020年,文獻類型限定為中文學術期刊論文,共檢索到1 007條數據,剔除新聞通訊、講話致辭、人物采訪、會議觀點綜述等文獻55條,最終篩選統計備用數據共計952條。借助CiteSpace、Vosviewer等文獻計量軟件對我國法治文化研究的相關文獻展開分析,繪制法治文化研究知識圖譜,通過可視化技術直觀形象地展示我國法治文化的研究現狀、熱點領域與發展方向,為法治文化研究發展提供參考。

一、我國法治文化研究的時空分布

(一) 研究文獻的發文趨勢分析

從圖1可以看出,近二十年我國學者圍繞“法治文化”為主要研究對象發表的論文數量整體呈上升趨勢。2000年至2005年,學術界關于我國法治文化的研究相對較少,年均發文量不足5篇,尚處于早期探索階段;2006年至2011年,法治文化研究增長較慢,年均發文量20余篇,研究處于緩慢發展階段;2012年至2016年,法治文化研究進入到快速發展階段,發文量迅速增加,年均發文量100篇,說明法治文化已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研究熱點問題;2017年以后,法治文化研究進入到穩定期,這4年發文數量雖有小幅下降,但整體保持平穩。

圖1 文獻年度分布統計圖

(二) 作者合作與發文機構分布情況

在對文獻作者及發文機構信息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本研究繪制了法治文化研究作者合作網絡知識圖譜和發文機構情況,如圖2、圖3所示。作者合作網絡知識圖譜直觀反映了這些作者的觀點具有一致性或某種相似性,也表明這些作者大多是通過合作完成相關研究的,比如我國法治文化建設分析、社會主義新農村法治文化建設等均由較為穩定的作者群合作完成[4]。但從總體上來看,法治文化研究領域的作者合作并不占多數,沒有形成長期穩定的研究團隊。通過對發文機構情況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法治文化領域發文量較大的機構主要有中國政法大學(31篇)、南京師范大學(12篇)、中共中央黨校(11篇)、南京大學(8篇)、湖南師范大學(8篇)、華中師范大學(8篇)、西北政法大學(7篇)、上海師范大學(7篇)、蘇州大學(7篇)、山東大學(7篇)等。發文量較高的機構主要是國內政法類及師范類高校,在前十位發文機構中有6家,其發文量占比近70%。

圖2 法治文化研究作者合作網絡知識圖譜

圖3 法治文化研究發文機構情況

(三) 文獻引用分布情況

文獻的被引次數較為客觀地反映出該文獻在某一研究領域的學術影響力和權威性。表1顯示的是在法治文化研究領域排在前十位的高被引文獻,其中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法治文化專業博士生導師李德順教授發表在《中國政法大學學報》的《法治文化論綱》一文是本次統計分析數據中被引次數最多的文章,被引用次數達166次?？傮w來看,在法治文化研究領域，出現了一些很有影響力的作者以及高被引文獻。但從整個研究領域的學者數量、發文質量及高被引文獻發表時間等方面來看,亟需涌現更多有影響力的學術專家和學者,以便產出更多高質量文獻,從而引領法治文化研究不斷向前推進。

表1 法治文化研究排名前十位的高被引文獻

二、我國法治文化研究的熱點領域

關鍵詞是文獻研究主題的高度概括。CiteSpace軟件根據輸入文獻中詞組出現頻次及中心性提取關鍵詞,對關鍵詞中心性進行統計(見表2)和聚類分析，并對關鍵詞突現圖譜進行可視化呈現(見圖4)。本研究結合近二十年學者關于法治文化研究的重要觀點及發展演變,在可視化圖譜形成的多個聚類中選取五個研究聚類(見表3)，通過統計分析進一步揭示該研究的熱點領域,并對未來研究趨勢進行預估分析。近二十年我國法治文化研究的突現詞主要是:法治文化、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依法治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法治教育、新時代、基層行。從突現詞出現的時間節點來看,法治文化研究呈現出明顯的政策導向。2014年10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于是，依法治國作為學者們研究的關鍵詞在2014年突現并持續到2018年。學者們指出，在貫徹依法治國方略與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過程中，離不開法治文化的參與和共建,對法治文化建設重要性、現實性、規律性的深刻認識和科學把握，是依法治國的內在要求和精神動力[5]。2016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印發的《關于進一步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的指導意見》指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靈魂；《七五普法規劃(2016—2020年)》指出,推進法治教育與德治教育相結合,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于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及法治教育作為關鍵詞在2016年突現并持續至今。學者們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法治文化建設兩者內在的、雙向的、動態的邏輯關系為切入點，分析其研究意義及價值,指出法治教育應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實現法治文化建設要求的內化發展[6-7]。

表2 關鍵詞中心性統計(>0.03)

圖4 近二十年我國法治文化研究關鍵詞突現圖譜

表3 法治文化研究聚類分析

(一) 法治文化基礎理論

法治文化作為文獻分析數據中出現頻次極高的關鍵詞,直觀反映了學術界對法治文化基礎理論研究的高度關注,其研究成果具有基礎性、奠基性意義,其研究內容主要包括法治文化的內涵、本質、特征、研究范疇等。我國學者借鑒美國文化人類學家克魯克洪的文化劃分方法,將法治文化劃分為顯性法治文化、隱性法治文化兩大類。顯性法治文化主要包括法律制度、法律組織、法律行為、法律設施等；隱性法治文化主要包括崇尚法律、遵守法律、運用法律、維護法律的法治意識,本位觀、法權觀、權利義務觀的法治觀念,人的尊嚴與自由、人人平等、民主等法治精神,法律至上、司法獨立、權利義務相統一、權利制衡與監督等的法治原則,以及真善美的價值追求[8]。法治文化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以法治為核心、以民主為實質的社會文化體系,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理解。首先,法治文化是指實現了法治的國家和社會所具有或應具有的一個聚經濟、政治、社會于一體的文化體系；其次,“法治文化”是區別于“人治文化”的一種新的政治文明體系；最后,法治文化應該是社會文化進步發展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的標志,是未來中國的先進文化[9-10]。從本質上來說，我國法治文化是根植于中華法系文化傳統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具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性質的法治文化[11]。關于法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法治文化是一種特殊的文化形態,應具備區別于其他文化共性特征外的六大個性特征,分別是：存在空間的都市先導性、形式要件的必備合理性、內涵要件的價值優位性、形成機制的民主共識性、社會主體的廣泛參與性、運行環節的規制內化性[12]。法治文化在法治國家建設過程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應當成為社會主流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沒有進入文化狀態的法治不是真正持久的法治[13]。

(二) 依法治國與法治文化建設

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就必須大力進行法治文化建設。本研究表明，自2014年以來,關于依法治國與法治文化建設研究已成為我國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問題。法治文化建設需要與法治中國建設相適應,這是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在要求,有助于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現代化和經濟社會繁榮發展[14]。具體來說,應該從規則文化、程序文化、民主文化、共和文化、人權文化、自由文化、正義文化、和諧文化、理性文化、普適文化等方面實現法治中國的文化構建[15]。我國在推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過程中，難免會出現傳統文化理念與現代文化之間的沖突,其中封建思想文化傳統的“人治”的思想、“君臣”的順民心態、社會上存在的“人情”關系、“無訟”的法律意識以及法律工具主義論,給法治文化建設帶來阻力和制約[16]。因此,有學者提出法治文化認同概念,即人們對法治文化的一種“相互承認”和“重疊共識”,它是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的思想觀念基礎[17]。法治建設要在“腳踏實地、切實管用”的基礎上超越工具使用層面,提升法治的精神信仰維度,共同推動法治實踐與法治理論的提升,塑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法治文化[18]，貫穿“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各環節,完成從制度構建到精神培育的雙重目標[19]。

(三) 依法治校與高校法治文化建設

近年來，依法治校與高校法治文化建設也成為學者們研究的熱點問題,學者們主要圍繞高校法治文化建設的現狀、必要性、存在問題、構建路徑等方面展開相關研究。高校是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陣地,高校法治文化具有鮮明的價值判斷和價值取向,要充分發揮其教育、引導、規范、整合功能,主要包括精神、制度、行為、環境四方面建設要素[20]。關于高校法治文化建設的現狀,有學者指出，因為受我國傳統法律文化和高校單一的人才培養模式的影響,高校比較著重于制度設計,而忽視了師生的權益保障,形成了“管理為重、權益為輕”的主基調[21]。也有學者通過調查問卷的方式，對高校大學生的法治文化建設現狀進行調研。調研結論顯示，大部分大學生對法律認知、法律權利、法律遵守等方面有較為正確的理解；大學生獲取法律知識的渠道基本來自學校普法教育、媒體宣傳引導、家庭因素影響等[22]。由此,我們可將高校法治文化建設分為兩大部分,其一是隱性的理念性文化,可以通過法律基礎課程、第二課堂等方式來強化師生法治教育,其二是顯性的學校制度文化,可以通過聘請法律顧問、完善規章制度、加強民主監督、健全救濟制度等方式來予以實現[23]。

(四)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法治文化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兼顧了國家、社會、個人三者之間的價值愿望和追求,為法治文化建設提供了正確的指導思想、價值支撐和目標導向。深入剖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法治文化建設的相互關系,一方面有利于深化公眾對法治文化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基本發展方向的認識,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解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與法治文化發展之間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24]。有學者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法治文化建設的內在邏輯關系角度出發,嘗試定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下的法治文化建設目標,努力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的實踐路徑[25]。法治文化建設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個長期的系統工程,人民群眾對法治的認知、接受、踐行也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內含法治思想且代表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能進一步凝聚社會共識，幫助人們增強法治意識、形成法治思維、樹立法治信仰，從而推進依法治國[26]。

(五) 區域法治文化與國家法治文化

區域法治是一個跨學科的新概念，不同國家、不同地區都會形成自己的區域法治文化，因此，區域法治文化成為學者研究的另一個熱點內容。關于區域法治文化研究，已具有較多的案例，反映出了區域法治的復雜性、混合性和多元性的特點。區域法治文化與國家法治文化之間、不同區域的法治文化之間相互影響、共同存在是區域法治文化發展的前提，不同法治文化間的沖突和張力是區域法治文化發展的動力，文化的多元整合是法治文化發展的方法[27]。當前我國處于社會轉型期,長久存在的區域差異文化對于法治中國建設進程將產生深刻影響。有學者指出,地緣因素及與之相伴的血緣紐帶,其背后體現的是文化的力量[28]。有學者從不同地域視角展開區域法治文化研究,比如湖湘法治文化是典型的中國區域法治文化,應通過加強頂層設計、依托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提升鄉村組織法治文化弘揚其價值觀念、打造其傳播平臺、賦予其時代內涵[29]。

三、從演化路徑上看我國法治文化研究進展

CiteSpace軟件的時區視圖功能,向我們直觀展現了國內關于法治文化研究的演化路徑。從圖5可以看出，學者對法治文化的研究由來已久,本文數據起始時間是2000年，故此在本圖中，法治文化在2000年就已經作為關鍵詞出現。實際上,在知網上以“法治文化”為篇名進行檢索就會發現，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有學者發表相關文章。自2000年至2006年,學術界主要圍繞法治文化的概念、核心和本質、基本關系、基本構成、建設任務等內容展開研究;2006年至2012年,學術界重點研究了法治文化的建設問題,主要從權利意識增強、法治觀念培育、法治精神傳承、依法行政規范等角度來解讀并探討法治文化的建設路徑;自2012年以來,學術界關于法治文化的探討逐漸多元化,主要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從理念內涵、時代價值、宣傳教育等多途徑，從傳統法律文化與法治文化關系等角度，從各省各地區、司法系統、高等學校、企業等不同行業層面,探討新時代下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實踐,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戰略提供理論支持。

圖5 法治文化文獻時區圖譜展示的研究熱點演進路徑

四、結論與展望

(一) 研究結論

1 發文量整體處于上升趨勢，但高質量文獻不足 從發文量上來看，雖然近年來有小幅度下滑，但整體處于上升趨勢,說明學術界對法治文化的關注熱度較高。從文獻質量方面來看,在本文所選取的952篇研究文獻中,核心及以上文章僅有171篇,占比18%,其中CSSCI文章122篇,占比12.8%,說明高質量研究成果占比不多,基礎研究較為薄弱。其中排在前十位的高被引文獻發表在2000—2014年間,而排在第十一位到二十位的高被引文獻發表在2014年以前的有8篇,可見，2015年以來，雖然發文量大但高被引文獻不多,學科體系、話語體系尚未完全建立。

2 作者學科背景多元，但從事法治文化研究的作者比較分散，沒有形成核心作者群 從作者學科背景方面來看，作者學科背景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發文作者既有法學、哲學、文學等專業背景,也有教育學、歷史學、管理學、教育學等學科背景；從作者合作關系方面來看,從事法治文化研究的作者比較分散,成果大多不集中，系統性不強,所以難以形成穩定的研究合作關系和較為重量級的研究成果,沒有形成核心作者群,學術隊伍建設有待進一步加強。

3 發文機構比較分散，研究廣度和深度有待加強 排在發文量前十位的機構中,中國政法大學以31篇占據榜首,但其發文量卻只占總發文量的3.3%,排在第二位的南京師范大學12篇,占總發文量的1.3%,說明學者機構相當分散,包括高校、科研院所、司法系統、企事業單位等,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尚有待加強。

4 基礎理論研究比較深入，實踐研究在進一步加強，但學科體系尚未完全建立 從關鍵詞方面來看,學術界對法治文化的研究呈現出三個較為突出的特點：一是有關法治文化基礎理論研究較為密集深入,理論成果相對成熟豐碩;二是越來越注重實踐研究,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體制機制如何完善、如何落地生根是進一步研究的熱點內容;三是法治文化尚處于學科交叉地帶,學科有待進一步明晰化、科學化,研究內容凝練程度不高、系統性不強,學科體系還未完全建立。

(二) 研究展望

一是法治文化研究必須深刻認識和科學把握新時代新形勢新要求。黨的十九大科學提出了未來三十年法治中國建設“兩步走”戰略，即到2035年,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基本建成,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法治國家。法治文化建設為法治國家建設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相關研究任重而道遠,學術界應進一步深入系統地挖掘其豐富內涵、學術價值及實踐意義，例如法治文化所蘊涵的博大精深的中國精神，法治文化在疫情防控立法、執法及守法層面所體現的價值內涵和實踐方向,法治文化在鄉村振興中所發揮的價值引領作用等。

二是法治文化研究可嘗試多學科交叉融合研究。法治文化本身就是一個多學科交叉的專業,一方面，存在著起步較晚、研究不深入、學科特征屬性不顯著等不足,但另一方面，正因為其起步較晚等，反倒有利于促進法治文化與文學、歷史學、哲學、新聞學、教育學、經濟學等學科的交叉融合研究。我們可以從法治社會、法治國家的形成和演進入手，將其與一定文化傳統、文化變遷相結合，從多學科角度展開多維度拓展性研究,例如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研究、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研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法治文化建設研究、法治文化比較視角研究等。

三是法治文化研究應充分發揮其實踐指導和決策服務的作用。法治文化研究是具有較高關注度、較廣影響力、較強時政性的研究課題,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必須深刻認識和把握新時代下法治文化建設的實踐價值,以問題為導向,科學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研究和分析問題,探索法治文化體制機制建設路徑等，深入分析解決社會生活中遇到的實際問題,不斷提升決策服務的質量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