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競爭能否提高地區經濟發展水平
——來自中國城市層面的經驗證據

王成強,陳 艷

(1.江蘇海洋大學 商學院,江蘇 連云港 222005;2.中國石油集團 東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責任公司長慶物探處,陜西 西安 710021)

一、引言

金融體系是現代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作為金融體系主體的銀行,對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商業銀行如雨后春筍般遍地呈現,除了5家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外,我國現有12家全國性股份制銀行以及數百家城市商業銀行和農村商業銀行,其中42家銀行成功上市。隨著銀行數量的不斷增加,尤其是隨著地方商業銀行在全國其他城市開設的銀行分支機構越來越多,銀行間的競爭變得愈發激烈。從本質上看,國家不斷批準地方商業銀行成立和推動其上市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使銀行能充分利用社會閑余資金,更好服務于國民經濟的發展。然而,隨著銀行間競爭的加劇,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愈發顯現。

那么,銀行間的競爭到底對地區經濟的發展起到促進作用還是抑制作用呢?為了深入研究這個問題,本文選取我國2011—2020年的城市面板數據,使用雙邊隨機前沿模型分別測算了銀行競爭對我國城市經濟發展的促進效應、抑制效應和凈效應,并為進一步提升銀行競爭對我國城市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提供相應的政策建議。本研究對準確評價銀行競爭能否促進我國地區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二、文獻綜述

多數學者認為銀行間的競爭能帶來積極作用,尤其在完善金融市場運行機制、促進經濟發展、擴大企業規模、提升銀行自身競爭力等方面有著顯著的正效應。宋科等認為銀行間的競爭對于金融穩定是一把"雙刃劍",監管部門為維持銀行業穩定需要考慮競爭政策的平衡性問題,提出了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規范銀行業競爭秩序等措施[1]。項后軍等認為經濟增速放緩確實是導致銀行流動性囤積的重要因素之一,通過強化銀行競爭能夠有效地緩和經濟增速放緩對流動性囤積的正向影響[2]。陳偉光等認為銀行資本充足率越高面臨的競爭程度越低[3]。劉鎧豪認為銀行競爭增加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傾向與速度[4]。李志生等認為銀行及其分支機構的增加提高了企業投資水平及投資效率[5]。袁鯤等認為數字金融的覆蓋廣度和使用深度對地區銀行競爭有顯著的促進作用[6]。當然,銀行間的競爭也同樣存在負向效應,喻微鋒等認為商業銀行營業網點地域擴張與數量擴張所形成的銀行競爭顯著降低了流動性創造,并且主要通過擠壓利潤以及減少信貸供給渠道來減少流動性創造[7]。錢宗鑫等認為制造業A股上市公司面臨顯著的融資約束而且銀行競爭與企業所面臨的融資約束之間呈現U型關系即隨著銀行競爭的加劇融資約束呈現先放松后收緊的趨勢[8]。謝雪燕等認為銀行競爭會影響到銀行的風險承擔水平、金融科技水平乃至盈利能力[9]。

綜上來看,一方面,銀行競爭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銀行抵御風險的能力,近年來,隨著數字金融的飛速發展,進一步提升了我國銀行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同時也對地區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另一方面,隨著銀行間競爭程度的日趨激烈,還有可能會對地區經濟的發展帶來一定的抑制作用。因此,本文的研究重點就是深入探索如何進一步發揮銀行競爭的積極作用并降低潛在的消極影響,這對促進我國經濟增長乃至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理論機制和研究假說

鑒于市場競爭的兩面性,銀行間的競爭同樣會給地區經濟帶來促進、抑制并存的局面,為了詳細分析這兩個問題產生的原因,以實現揚長避短的目的,本節將深入研究銀行競爭對我國城市經濟發展的影響及其具體作用機制,并提出相應的研究假設。

(一) 銀行競爭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促進效應

眾所周知,競爭具有正向作用,角力各方須在競爭中不斷提升自身實力,從而達到獲勝的目的。銀行間的競爭也不例外,為了在競爭中不斷壯大自身,各銀行無一例外的會通過各種手段提高市場占有率,從而獲取競爭優勢。與此同時,銀行隨著自身實力的增長,必將帶動地區金融市場的完善與發展,這必然會進一步促進地區經濟的發展?？偨Y來看，具體表現形式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提高存款利率,吸引更多社會資金。銀行間為了吸引更多的儲戶,必然要提高存款利率,利率的提高意味著儲戶收益的增加,這對消費市場必然帶來積極效應,能進一步促進商品的生產與流通,從而給地區經濟的增長帶來正效應。第二,降低貸款利率,盤活存量資金。各銀行為了提升貸款額度,往往會通過降低貸款利率的手段進行競爭,對企業等實體單位來說,降低貸款利率意味著減少了財務費用,降低了運營成本,增加了企業利潤,有利于企業的競爭及生產規模的擴大,促進地區經濟增長。第三,吸收社會資金,參與地區經濟建設。銀行為了獲得競爭優勢,取得更大收益,同樣會利用合作關系吸引有實力的企業和個人參與到諸如房地產、路橋建設等地方大型基建項目中,這對地區經濟的增長產生積極作用。第四,推動我國企業走出國門。在國際化趨勢不斷擴大的今天,有條件的銀行會利用其海外業務的關系,在向企業提供貸款的同時鼓動企業參與到海外項目的建設,為我國企業走出國門提供便利,給相關企業帶來新的市場與商機,同時也會促進人力資源的勞務輸出,對地區經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第五,銀行競爭有利于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的社會性問題。長期以來,小微企業由于其抵抗風險的能力較差[10],銀行在審核其貸款申請時往往會設置很高的抵押門檻,這就限制了小微企業的融資渠道。而隨著銀行競爭的加劇,放松門檻就成了各家銀行不得不邁出的一道坎,這就為小微企業的融資帶來便利,有利于企業擴大生產規模,也為地方經濟的發展帶來積極的作用。第六,進一步發揮政府職能部門的作用。隨著銀行競爭的加劇,政府相關職能部門也會制定更加完善的金融政策,打造公平的運營環境,確保銀行間的競爭有序進行,以實現銀行與地方經濟發展共贏的局面[11-12]?；诖?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銀行競爭會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促進效應。

(二) 銀行競爭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抑制效應

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銀行競爭除了有可能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促進作用,還有可能對經濟發展產生一定抑制作用,具體表現形式如下:第一，銀行競爭有可能產生壟斷。隨著競爭的加劇,銀行間必然會發生內卷現象,最終的結果就是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那些自身實力不強、抵御風險能力差、應對措施不當的小型商業銀行有可能逐漸倒閉或被兼并,最終形成一家或幾家銀行獨大的局面,即形成市場壟斷。如果出現這種狀況,對區域經濟來說就會缺乏更多的資金來源,對整個金融市場的良性發展極其不利,必然會阻礙區域經濟的良性發展。第二，有可能提高銀行的不良資產率。銀行間的競爭往往會通過降低貸款利率和貸款抵押門檻的方式來吸引客戶,其中不乏資質不是很好的小微企業或個人也能貸到款項,當這些企業或個人因為經營不善而無法按時還款時,就會產生更多的壞賬,增加銀行的不良資產率,這對銀行自身的發展非常不利,對整個金融市場的良性運營帶來消極作用,給國家造成資金損失的同時也必然會對地區經濟的發展產生抑制作用[13-14]。第三，無法控制資金流向,有可能帶來更多社會問題。當銀行因為競爭通過降低貸款利率和貸款抵押門檻的方式向社會投放更多貸款時,這些資金往往首先會流向房地產市場,因為相比其他實體經濟,房地產市場的收益更大,資金回籠周期更短。隨著資金的不斷流入,必然會推高地區房價,房價的提高會給大部分家庭帶來更大的負擔,也必然會限制老百姓的日常消費能力,給消費市場帶來的損失不可小覷[15]。即使從房地產角度看,這種現象也并非都是正向影響,目前我國已有少數地方的百姓因為房地產爛尾而拒絕向銀行還貸,這種斷供現象雖然仍是極少數,但帶來的影響不可低估,如果處理不當可能會對房地產市場和銀行帶來更大的損害。與此同時,當資金大量流向房地產市場,其他產業就會因為缺乏資金而受到沖擊,從而處于滯漲或萎縮狀態,這對地區經濟的發展非常不利?；诖?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銀行競爭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促進作用的同時,還有可能產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四、模型設定與數據選取

(一) 模型設定

據前文理論分析可知,銀行競爭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既可能產生促進作用,也有可能產生抑制作用,因此參考盧洪友等[16]的方法,構建雙邊隨機前沿模型,測算出銀行競爭在影響經濟發展過程中產生的促進效應、抑制效應和凈效應,具體計算公式為：

GDPit=i(xit)+ξit，ξit=ωit-uit+εit

(1)

其中,GDPit為我國城市經濟發展水平,i(xit)=λxit，λ為特征變量估計參數,xit為考察樣本的特征變量，分別為選取政府干預(Gov)、人力資本(Hum)、外商投資水平(Fdi)、城市規模(Peo)、金融發展水平(Fin)、創新能力(Tec)、交通通達水平(Tra)。i(xit)表示在其他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因素確定時，我國各城市內銀行競爭程度的發展現狀；ξit為復合殘差項；ωit表示銀行競爭程度對城市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且ωit≥0；uit則表示銀行競爭程度對城市經濟發展的抑制作用，uit的取值范圍同樣大于等于0，εit為隨機誤差項。

(2)

其中，Φ(·)和φ(·)分別表示標準正態分布下的累積分布函數與概率密度函數，具體參數設定為：

(3)

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計算出對數似然函數：

(4)

其中,θ=[β,σv,σω,σu]為待估計參數，n為樣本數。

為了研究銀行競爭對我國城市經濟發展的促進效應與抑制效應,需計算ωit和uit的條件密度函數，即

(5)

(6)

其中，λ=1/σu+1/σω。

對式(5)和(6)分別計算期望，可得銀行競爭的促進效應與抑制效應導致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偏離前沿水平的絕對值，即

(7)

(8)

進一步，將式(7)和(8)的計算結果換算為二者的百分比形式，即

(9)

(10)

最終，銀行競爭帶來的促進效應和抑制效應對城市經濟發展產生的凈效應，即

NE=E(1-e-ωit∣ξit)-E(1-e-uit∣ξit)=E(e-uit-e-ωit∣ξit)

(11)

(二) 數據來源與變量選取

1 數據來源 選取我國284個城市(未考慮西藏自治區、港澳臺以及部分數據缺失較為嚴重的城市)的面板數據為研究樣本,并將樣本考察期設定為2011—2020年。數據來源主要包括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各省(市)統計年鑒和統計公報、中國銀監會網站。

2 被解釋變量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城市經濟發展水平(GDP),使用我國各城市當年的地區生產總值來衡量。

3 核心變量 本文的核心變量為銀行競爭程度(HHI)。根據中國銀監會發布的銀行機構22萬余條金融許可證信息,手動整理出各城市內各個銀行在2011—2020年的分支機構數量,測算出各城市銀行業的競爭程度：

HHIit=∑k(Branchkit/Total-Branchit)2

(12)

其中,Branchkit為第i年城市t的第k個銀行的分支機構數量，Total-Branch表示該城市的所有銀行分支機構總數[17]。

4 控制變量 為了更好地測算出銀行競爭對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促進效應和抑制效應,本文選取的控制變量為:政府干預(Gov), 通過計算財政支出占GDP比重得到;人力資本(Hum),選取各城市在校大學生人數作為代理指標;外商投資水平(Fdi),使用各城市對外直接投資的金額來衡量;城市規模(Peo),選取各城市的人口數作為代理指標;金融發展水平(Fin),使用各城市金融機構存貸款余額之和與GDP的比值來刻畫;創新能力(Tec),計算科學技術支出占GDP的比重得到;交通通達水平(Tra),使用各城市的公路客運量來衡量。

為了避免異方差問題導致回歸結果存在偏誤,對部分變量進行對數化處理,文中涉及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

表1 各變量描述性統計

五、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 基準模型的估計結果

根據前文機制分析和理論假設可知,銀行競爭對我國城市經濟發展可能同時產生促進作用和抑制作用,故本節將采用雙邊隨機前沿方法,對銀行競爭過程中可能產生的雙邊效應做出具體測度,得到了如表2所示的擬合結果。其中,模型1和模型2為使用OLS得到的回歸結果,模型3～模型6均為雙邊隨機前沿方法下使用MLE得到的擬合結果,并且逐步對銀行競爭的年份特征和城市特征進行了控制,其中模型6同時對年份和城市進行了固定,該模型的對數似然函數值最大,模型擬合結果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因此,后文將選取模型6進行方差分解,進一步探索銀行競爭對我國城市經濟發展的促進效應與抑制效應。

表2 回歸結果

注:***、**、*分別表示變量在1%、5%、10%的水平上顯著。

(二) 銀行競爭對城市經濟發展的促進效應和抑制效應

根據表2中模型6的回歸結果,進一步計算銀行競爭對我國城市經濟發展的促進效應和抑制效應,具體測算結果如表3所示。根據擬合結果可知,促進效應和抑制效應的系數分別為7.44和5.47,這表明我國的銀行競爭程度每提高1%將分別對城市經濟發展產生7.44%的促進效應和5.47%的抑制效應。兩種效應疊加產生的凈效應系數為1.97,即整體來看銀行競爭帶來的促進效應更強,對于推動城市經濟發展產生了重要的作用。從影響比重來看,其中促進效應占比為64.92%,抑制效應占35.08%,同樣說明了銀行競爭對我國城市經濟發展帶來的促進作業遠強于抑制作用。綜上所述,無論是從影響系數還是所占比重來看,銀行競爭對我國城市經濟發展的促進效應均大于抑制效應,即銀行競爭有效地推動了我國城市經濟增長和發展。通過上述結果可以發現,假設1和假設2分別得到驗證。

表3 方差分解:銀行競爭對城市經濟發展的促進效應和抑制效應

為深入分析銀行競爭的促進效應和抑制效應使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相較于經濟發展水平的偏離程度,本節依據式(1)至(3)的計算方法,對銀行競爭帶來的兩種效應進行單邊效應估計,得到結果如表4所示。研究發現,銀行競爭的促進效應會促使城市經濟發展水平高于前沿水平7.01%,抑制效應則造成城市經濟發展水平低于前沿水平5.22%,在兩種效應共同作用下,城市經濟發展水平會正負向偏離前沿水平1.79%。第4至6列分別報告了銀行競爭促進效應和抑制效應對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影響的四分位數計算結果,其中由Q1和Q2分位數的計算結果可知,銀行競爭能夠提高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基本研究結論不變。但是,在Q3分位數水平上,銀行競爭的凈效應項系數為負,這說明在一部分城市,銀行競爭未能對經濟發展產生促進作用。

表4 銀行競爭的促進效應和抑制效應對經濟發展水平的效應估計

注:Q1、Q2和Q3分別表示第1、2、3四分位數,下同。

(三) 穩健性分析

為保證前文研究結果的穩健性,本文緊接著從銀行競爭影響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時間和空間分布特征兩個層面出發,對擬合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與異質性分析。

1 時間分布特征 對銀行競爭影響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凈效應進行分年度估計,估計結果如表5所示。發現在銀行競爭的促進和抑制作用雙重影響下,凈效應均值在十年間均為正,這表明銀行競爭對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促進作用均超過了抑制作用,始終較好的促進經濟發展。從三類分位數的時間趨勢檢驗結果來看,銀行競爭對Q1和Q2分位數城市經濟發展產生了明顯的促進作用,但對Q3分位數城市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尚不明顯。這一計算結果與前文研究結論基本保持一致,證明了模型設定的準確性和穩健性。

表5 銀行競爭影響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凈效應年份特征

表6 銀行競爭對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凈效應的地區分布特征

2 空間分布特征 在測算了銀行競爭影響我國城市經濟發展的年份特征后,考慮到我國不同地區在經濟基礎和資源稟賦等方面存在明顯的差異,進一步依據各城市所處的地區進行穩健性檢驗。由表6所示的地區分布特征來看,銀行競爭對我國東中西三大區域的經濟發展都產生了正向的凈效應,充分說明銀行競爭對我國三大地區的經濟發展都產生了明顯的促進作用。從區域差異性的視角來看,銀行競爭對城市經濟發展的凈效應在西部最強(2.01),東部其次(1.87),中部居于末位(0.73)。這說明國家政策帶來的紅利、完善成熟的金融市場機制、合理的產業結構都會對銀行競爭產生正向效應,反之,則會產生抑制效應。

考慮到不同城市在行政等級和經濟發展基礎等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因此分別計算了銀行競爭對省會城市和其他城市經濟發展的影響。從表7中可以看到,30個省會城市的平均凈效應為3.70,而254個非省會城市的平均凈效應為1.30,優勢非常明顯。這說明省會城市在資源、產業結構、政策、人才、技術、市場等各方面具有非省會城市無法比擬的優勢,當這些因素與金融要素共同發揮效應時,就會促進經濟的發展。

表7 我國省會城市和其他城市的對比

進一步篩選我國東中西三大地區內最具代表性的城市群后發現(見表8),銀行競爭對長三角、長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均高于所在地區的整體水平,其中長三角城市群比所在地區的凈效應高0.04,長江中游城市群比所在地區的凈效應高0.53,成渝城市群比所在地區的凈效應高1.35。這說明一體化程度越高,就越能合理配置資源,越能提升資源的使用效率,從而對地區經濟產生促進效應。所以如何加快我國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也是需要積極探討的問題。

表8 我國三個區域和三個城市群的對比

六、結論與建議

本文從銀行競爭影響中國城市經濟發展的客觀事實出發,選取我國2011—2020年的城市面板數據為研究樣本,使用雙邊隨機前沿模型測算銀行競爭對城市經濟發展的促進效應、抑制效應和凈效應。研究發現:(1)銀行競爭能夠同時對我國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產生促進和抑制兩種效應,促進效應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系數是7.44,抑制效應是5.47,在整體上促進了經濟發展;(2)銀行競爭對我國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表現出顯著的區域差異性,具體而言,對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最強,東部次之,中部最弱;(3)從城市差異性的視角來看,銀行競爭對我國省會城市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強于其他城市;(4)進一步計算銀行競爭對長三角、長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經濟發展的影響后發現,銀行競爭對三大城市群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均高于所處的地區。

為了進一步充分銀行競爭對城市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本文提出如下的對策建議。

第一,銀行應根據自身實際情況實行差異化、數字化轉型戰略,取長補短,實現共贏。從實證結果看,銀行競爭對地區經濟發展的促進效應雖然總體上大于抑制效應,但在不同地區、不同城市的效果截然不同,有的地方抑制效應甚至遠遠大于促進效應,這一方面說明這些地區銀行間的競爭已經陷入到嚴重的內卷態勢,不僅損害了銀行自身的利益,阻礙了銀行自身的良性發展,同時也抑制了地區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也說明該地區的產業結構不夠合理,資金的流向存在結構性問題(比如大量流向房地產市場),抑制了相關產業的健康發展。政府職能部門應下大力氣分析問題,查找原因,結合當地的具體情況提出解決方案。銀行應加大人才引進力度,改革組織架構,實行智能化管理,推行個性化服務,最終實現傳統金融向數字金融的轉變,更好地為地區經濟發展助力。

第二,充分考慮我國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狀,制定差異化的金融政策,逐步實現各地區同步發展。從地域上來看,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最強,東部次之,中部最弱。此結果的原因在于西部地區在國家發展戰略中受國家層面的優惠政策照顧最多,故而銀行競爭的無序性最少;東部地區因為經濟高度發展,金融市場環境相對成熟規范,產業結構相對合理;中部地區在上述兩個方面比較起來都沒有優勢,所以表現最弱?；诖?西部地區應未雨綢繆,逐漸擺脫政策紅利帶來的好處,以規范的市場行為確保銀行競爭的有序開展,在提升銀行自身實力的同時為地區經濟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東部地區應再接再厲,進一步學習西方先進的金融市場管理經驗,加快產業轉型,不斷提高銀行在國際上的競爭力,結合自身實際情況不斷促進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以此帶動我國經濟的高質發展。而中部地區則應不斷完善金融制度,調整產業結構,打破地域隔閡,加強區域經濟聯系,外引內聯,做大做強金融市場,提升銀行競爭的正向效應,提高地區經濟發展水平。

第三,充分發揮區域龍頭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擴大地區間銀行的聯動協作效應,促進區域經濟的高質發展。具體來說,上海、北京、廣州、深圳、武漢、重慶、成都等中心城市應發揮龍頭作用,以點帶面,加大輻射力度,推動所在區域銀行間的協作,打造高質量的區域金融運營平臺,提升各銀行的實力及競爭力。非中心城市應結合自身的實際情況,在吸收中心城市成功經驗的同時,因地制宜,找到適合自身發展的路徑,彎道超車,后發先至。

第四,政府及銀行監管部門應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規,塑造公平的金融運營環境,加大監管力度,引導各銀行開展良性競爭,促進優劣互補,實現合作共贏,為地區乃至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資金保障。與此同時,各職能部門應進一步加大對銀行資金去向的監管,確保銀行資金的流向與國家經濟發展規劃相向而行,促進我國經濟高質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