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故事”與唐高宗、武則天政局

何靜苗

（西北大學 歷史學院，陜西 西安 710127）

“漢朝故事”是指曾發生在漢朝又被唐初統治者借鑒用于解決現實行政問題的諸多案例，這些案例內容豐富，包括漢高祖興兵以來的政治事件、禮儀制度和刑法等諸層面?！皾h朝故事”在興兵建唐、施政治國及相關政治事件中起到關鍵作用，概言之，遵奉“漢朝故事”是唐初日常統治的重要特點。雖然經過高祖太宗兩代的治理，李唐國朝故事已經形成，依理而言，國朝故事產生于本朝的政治實踐，更有針對性和適用性，但國朝故事對高宗朝政治的影響卻遠不及“漢朝故事”，其中緣由值得發掘。以往學界對高宗和武則天政局的研究，重點關注政治集團斗爭、政治事件和個別政治人物，①黃永年：《說永徽六年廢立皇后事真相》（原刊于《陜西師法大學學報》1981年第3期），收入其著：《文史探微》，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楊增強：《唐高宗廢立皇后事件新論》，《西北大學學報》2005年第5期；王雙懷：《本世紀以來的武則天研究》，《史學月刊》1997年第3期；任大熙：《唐高宗時期的中樞政局》，《陜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6輯，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雷家驥：《武則天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曾現江：《唐高宗遺詔的產生及其與政局的關系》，《貴州文史叢刊》2002年第1期；趙文潤：《論唐高宗、武則天掌權的政治格局》，收入《慶祝何炳棣先生九十華誕論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韓昇：《上元年間的政局與武則天逼宮》，《史林》2003年第6期；孟憲實：《武則天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李永：《武則天與長安關系新探》，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對于當權者利用“漢朝故事”作為行事依據者則缺少關注，廓清這一問題對于深化唐高宗武則天政局的認識大有裨益。筆者將當權者利用的“漢朝故事”作為考察點，結合唐高宗武則天時期的政局演進，揭示“漢朝故事”對政局變動所發揮的影響，以加深我們對唐前期政治史的認識。

一、“漢朝故事”與永徽顯慶之際的政局

“漢朝故事”影響永徽顯慶政局殊重者，是房遺愛謀反案、高宗廢王立武及打壓清除長孫無忌案，圍繞這三個典型案件，當權者內部展開了激烈斗爭。

永徽三年（652）長孫無忌利用審理房遺愛案件的契機，追根究底又廣為株連，吳王恪、江夏王道宗等以謀反罪名被收捕。長孫無忌刻意牽連李恪及李道宗并非為了鞏固高宗皇位，而是清算歷史舊賬。[1]128-148次年二月涉案人員的處置結果是，房州刺史駙馬都尉房遺愛、寧州刺史駙馬都尉薛萬徹、嵐州刺史駙馬都尉柴令武并斬，司徒荊王元景、司空吳王恪、遺愛妻高陽公主、令武妻巴陵公主并賜死。高宗期望能保全其叔兄姐之性命，但為兵部侍郎崔敦禮所駁：

昔周公誅管蔡，漢景夷七國；至于孝昭之時，燕王蓋主謀逆，皆正刑典。此乃前事不遠，陛下豈可屈法申恩。[2]7418

從高宗欲保全犯案者而未能如愿可知，永徽四年高宗尚未有效控馭局勢，朝政大權仍由長孫無忌掌控。崔敦禮所列舉周漢故事中的管蔡、吳楚七國諸侯王及燕王蓋主，皆是皇室宗親因謀反作亂而被殺，他們被用來比附李恪等，是為論證李恪等人謀逆作亂的事實，迎合了長孫無忌構陷和清算舊賬的意志。這在作于永徽四年十月十五日的《李恪墓志》中體現得更為明顯：

弗遵大訓，侮慢彝則，譬以周德休明，管蔡為文王之子；漢邦隆盛，胥旦為武帝之男。[3]

志文將李恪比附為謀亂的周文王之子管蔡和漢武帝之子廣陵王燕王，相比先前崔氏所舉例證，多出了廣陵王劉胥。劉胥在漢昭帝即位初欲謀帝位，事敗而自殺[4]2761-2763，志文借此是為固化李恪謀逆者的罪人身份。

此案中擁有實權的長孫無忌先是借助審理房遺愛案件的機會，刻意捏造政治對立者謀逆的罪名，然后利用周漢當權者誅殺謀亂之皇室宗親故事作為政治依據，實現了打擊報復、鏟除異己的目的。高宗在此事件中并未與長孫無忌激烈對抗，而是在認清局勢后選擇了退讓，妥協后的高宗認真揣摩和學習了長孫無忌所主導的這堂政治課。

永徽六年（655）七月，高宗欲使武氏為宸妃，但中書令來濟和侍中韓瑗“以為故事無之”來反對，高宗只能暫且作罷。同年九月，來濟以周漢故事為例上表曰：

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故周文王造舟以迎太姒，而興《關雎》之化，百姓蒙祚；孝成縱欲，以婢為后，使皇統亡絕，社稷傾淪。有周之隆既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5]6288

來濟以周文王迎太姒百姓獲得教化之故事為正例，以漢成帝立趙皇后導致子嗣斷絕和社稷傾頹之故事為反例，作為其不主張立武氏為后的論據，展現出政治場域中“故事”占據的重要地位，但并未勸動高宗。此次交鋒后，高宗以“故事”為突破口，找尋可資利用者。永徽六年十月，高宗果然尋得了符合立后的“漢朝故事”，便不顧以長孫無忌為首的元老重臣的強烈反對，冊立武氏為皇后，并頒《立武昭儀為皇后詔》：

武氏門著勛庸，地華纓黻，往以才行選入后庭，譽重椒闈，德光蘭掖。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常得侍從，弗離朝夕，宮壺之內，恒自飭躬，嬪嬙之間，未嘗迕目，圣情鑒悉，每垂賞嘆，遂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可立為皇后。[5]6407-6408

此詔的書寫邏輯有二：一是對武氏家室、才行及品德的例行頌揚；二是援引王政君被立后故事作為行事根基，這是立后的關鍵，也是立武氏為后的合法性所在。此詔文本，李永先生做過全面考察，但對政君故事之解讀尚有不充分之處。[6]205-220王政君立后故事包含兩個階段，一是王皇后秉承漢宣帝之意為當時還是太子的漢元帝安排后宮家人子，王政君得以被太子挑中，以宣帝名義賜予太子；二是因王政君誕育皇長子，母以子貴才得以立后。[4]4014-4016這兩個階段，皆可與武氏對應。但漏洞也非常明顯，賜武氏的唐太宗已經溘然長逝，僅憑高宗之言無法對證；且既云賜則武氏無須出家感業寺。盡管疑竇重重，高宗仍借由援引政君故事，成功廢黜王皇后，扶持武氏在政治上擁有了立足之地。武則天被冊立為皇后，成為其掌權和總攬大政的起始點。通過立后一事，高宗已經清晰地意識到，“漢朝故事”可以作為強有力的“武器”在政治中加以利用。

長孫無忌等所陳反對立后的理由，大都以先帝太宗之權威壓制高宗，高宗對此非常不滿。[7]2738-2739立后詔書中高宗刻意強調政君故事，不僅是對太宗重視“漢朝故事”做法的繼承，也是假借先帝之權威，反其道用之，用以壓制和回擊反對立后之諸臣，宣示其不欲為之掣肘的政治態度。這正體現出陳寅恪先生所言此詔書文筆的極妙之處[8]266-295，且王政君為“天下母”六十余年，極大地影響了西漢后期的歷史進程，其所扶植和庇護下的王氏外戚勢力盤根錯節，最終造就了王莽篡漢的結局；而武則天以立后為起點，干預朝政并擴張權力最終得以革唐建周稱帝，實際掌控權力近五十年，王武二者皆是對漢唐政局產生深遠影響的關鍵人物。以“漢朝故事”作為行事依據，排除長孫無忌等人設置的障礙成功冊立武氏為后，這表明高宗在與元老重臣的政治較量中取得了階段性勝利。

嫡長子繼承制的影響之下，皇后之廢立牽涉儲君。高宗立武則天為后，皇太子李忠的養母王皇后被廢，李忠也就喪失了嫡子的政治身份。永徽六年十一月，禮部尚書許敬宗奏言高宗曰：

臣聞元儲以貴，立嫡之義尤彰……既而皇后生子，合處少陽……猶韜甲館之符……近者元妃載誕正嗣，降神重光……《東觀漢史》云：“光武皇帝子強居長，建武之初為皇太子。及皇后陰氏有子曰莊，由是強不自寧，固求遜位。帝乃從之，封強為東海王，竟以莊為太子，是為孝明皇帝?！备`惟息始克讓，可以思齊，劉強守藩，宜遵往軌。[2]3058-3059

許敬宗的奏言引據兩則漢朝故事，相應亦有兩層意圖：其一，強調“甲館之符”，即漢成帝誕生于東宮甲館畫堂之故事，其母正是王政君，以此故事一方面強調武則天已經誕育嫡長子李弘，應當使李弘正位東宮，另一方面呼應此前武則天依據政君故事榮登后位。其二，引據《東觀漢史》（今作《東觀漢記》）中光武帝廢太子劉強使其“守藩”的故事，建議唐高宗效仿之以處置皇太子李忠?；侍觿姳唤捣鉃榉?，乃因建武十七年（41）光武帝廢郭皇后更立貴人陰氏，建武十九年（43）主動辭位的劉強被降封為東海王，同年皇后陰氏之子劉莊被光武帝立為皇太子，即后來的漢明帝。[9]68-71許敬宗所言“及皇后陰氏有子”與劉強“固求遜位”，二者之間并沒有必然的邏輯聯系，劉強和劉莊僅僅相差三歲，劉強辭讓太子之位之際光武帝并未立即應允，直至建武二十八年（52）劉強才就國之藩?？桃馔癸@二者之間的關聯性，許敬宗是為了與當下的現實政治無縫對接，因是提出李忠宜“思齊”劉強?；侍永钪译m幼，仍具備與劉強一樣的政治敏銳度，永徽六年十一月之際，李忠已經連續四次上書主動辭位，表示出退讓自保的姿態。高宗遂依據“漢劉強故事”將皇太子李忠廢為梁王[10]3586，顯慶元年（656）立武后之子李弘為太子。在立后立儲的重大事件中，高宗以王政君故事、漢成帝故事、光武帝太子劉強故事作為其行事的政治依據，極大地影響了永徽政局。

立后之際，高宗對貞觀元老重臣施行了各個擊破的方針。[11]其中尚書右仆射褚遂良因反對立武氏為后，永徽六年九月被貶為潭州刺史。[7]74顯慶二年（657）八月，中書令來濟和侍中韓瑗因援引“故事”反對立后，分別被貶為振州刺史和臺州刺史。顯慶四年（659）四月，高宗借許敬宗之手對元老重臣之首腦長孫無忌進行全面政治清算，《舊唐書·長孫無忌傳》載：

敬宗曰：“漢文帝漢室明主，薄昭即是帝舅，從代來日，亦有大勛，與無忌不別。于后惟坐殺人，文帝惜國之法，令朝臣喪服就宅哭而殺之，良史不以為失。今無忌忘先朝之大德，舍陛下之至親，聽受邪謀，遂懷悖逆，意在涂炭生靈。若比薄昭罪惡，未可同年而語，案諸刑典，合誅五族……”帝竟不親問無忌謀反所由，惟聽敬宗誣構之說，遂去其官爵，流黔州。[7]2455-2456

薄昭與長孫無忌對穩固帝位皆有功，且同為帝舅，政治地位特殊。薄昭在漢文帝入繼大統時是重要的政治力量，但因其驕橫妄殺使者，文帝依法誅之。[12]漢文帝本人好“刑名”[13]3117，此是其被后世稱頌大義滅親的典型事跡。許敬宗以之為據，指出長孫無忌聯合太子洗馬韋季芳、監察御史李巢謀反，其罪較薄昭更甚，當以悖逆之罪論之。明君漢文帝受到高祖和太宗的推崇，此處高宗以漢文帝執法不避親作為行政依據，為清除長孫無忌找到了合理且恰當的理由。高宗此舉明顯是效仿長孫無忌利用房遺愛案件誣陷吳王李恪的手法，又以“漢朝故事”為據清算了宿敵。具體先以韋季芳和李巢結為朋黨案“牽連”長孫無忌，進而又“制造”出謀反為逆的罪名，果決地清除了元老重臣。在廢立皇后之時未表態的太子太師于志寧，同年八月被許敬宗誣陷“黨附無忌”，降授容州刺史。[7]2700隨著長孫無忌和于志寧退出政治中樞，標志著元老重臣的政治勢力已經大致被消除。

永徽顯慶之際，“漢朝故事”是長孫無忌執政集團用以清除異己的政治手段，亦是唐高宗打壓長孫無忌執政集團關鍵且重要的行事依據，這牽涉到統治集團內部之間激烈的政治博弈。誅殺李恪和李道宗、立武后、廢太子李忠、清除長孫無忌等事件中，長孫無忌執政集團欲鞏固既得利益，高宗意欲擺脫長孫無忌執政集團掣肘，加強皇權樹立政治威權，二者矛盾加深，其中立武則天為皇后一事成為爆發點。為達到目的，高宗和長孫無忌將“漢朝故事”作為斗爭工具，二者的爭奪以高宗贏得最終勝利落下帷幕，其間皇權得以加強，同時也促進了永徽顯慶政局的演化。

二、“漢朝故事”與唐高宗的孝道實踐

唐高宗除卻在重大事件中援引“漢朝故事”作為歷史依據，還利用“漢朝故事”塑造自己“寬仁孝友”的儲君形象和帝王形象。

經歷殘酷的儲位斗爭之后，晉王李治因“仁孝”被立為儲君。[7]2453居儲之時李治便格外重視孝敬之道，尤其體現在為其父唐太宗侍疾方面。侍疾是傳統孝道的主要內容之一，唐太宗征遼回京的途中遇疾，皇太子李治親自為太宗吸癰，又殷勤盡心侍奉其舊患“氣疾”直至痊愈。貞觀二十三年（649）太宗“苦痢”之疾劇增，年輕的李治晝夜侍奉，茶飯不思，因憂心太宗健康，發色甚至有變白者，得到太宗贊賞。[2]297皇太子李治在孝敬其父的同時，還格外愛護其兄弟。貞觀十七年（643）五月，李承乾和李泰被貶至地方，李治上表以“承乾、泰衣服不過隨身，飲食不能適口，幽憂可愍，啟敕有司，優加供給”。[5]6198在儲位斗爭剛剛落下帷幕之際，李治盡心對待其父兄，充分體現了“寬仁孝友”之道。[7]65

順利即位之后，唐高宗仍注重保持和維護自己的“仁孝”帝王形象，在對衡山公主出嫁一事的安排中可見一斑?！缎鲁情L公主墓志》載衡山公主乃“太宗文皇帝之女，皇帝之同母妹”[14]293，身份顯貴。據劉瑞清先生考證，貞觀二十三年二月六日公主被唐太宗指婚長孫詮，但由于太宗薨逝，婚事延期。[15]永徽元年（650）正月，唐高宗為衡山公主再次準備婚事，婚期定在八月。在新皇登基，祥和喜慶的氛圍下，侍中于志寧卻反對衡山公主出嫁，上疏曰：

按《禮記》云：“女子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编嵭疲骸坝泄?，謂遭喪也?！惫讨毥K三年……其有議者云：“準制，公除之后，須并從吉?！贝藵h文創制其儀，為天下百姓。至于公主，服是斬缞，縱使服隨例除，無宜情隨例改。心喪之內，方復成婚，非唯違于禮經，亦是人情不可。伏惟陛下嗣膺寶位，臨統萬方，理宜繼美義、軒，齊方湯、禹，弘獎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伏愿遵高宗之令軌，略孝文之權制，國家于法無虧，公主情理得畢。[7]2698-2699

于志寧指出此時仍屬太宗心喪之期，且以儒家經典《禮記》和東漢鄭玄之說作為依據，主張公主不宜此時出嫁。依照公主的身份，“服是斬缞”，當為太宗守三年之孝，才符合人情和禮經。他又提出漢文帝權制三年喪為三十六日，是為了便利天下百姓，而皇家公主當以身作則守三年之喪。于志寧如此建議唐高宗，認為當權者應該作出表率，才能更好地宣揚以孝治國的理念。對唐高宗而言，衡山公主守禮服喪有益于維護其仁孝的政治形象。最終，衡山公主服喪三年，永徽三年（653）五月二十三日期滿之后，唐高宗將之“改封為新城郡長公主”[14]293，再行正式出嫁。衡山公主孝滿后出嫁一事，是高宗在實行孝道方面為天下人做出的榜樣，他欲將這種孝道教化施行于四海，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

上元三年（676）九月，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和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砍伐了昭陵柏樹，大理寺奏依罪當“減死外并除名”。高宗對此處置不滿，認為若寬容二將軍，是對其父唐太宗的極其不敬和不孝，特意下令處死。大理寺丞狄仁杰認為二將軍罪不當死，向高宗諫言曰：

昔漢文帝時有盜高廟玉環，張釋之廷諍，罪止棄市……豈有犯非極刑，即令賜死……古人云：“假使盜長陵一抷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柏殺一將軍，千載之后，謂陛下為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詔殺善才，陷陛下于不道。[7]2886

高宗本欲嚴懲侵犯昭陵者，一來盡表孝心、彰顯孝道；二來以殺伐而立威。狄仁杰則援引漢文帝時盜高廟玉環者被判以棄市之故事，比附昭陵柏樹被砍伐者，認為不當被處死。又據張釋之言“盜長陵一掬土，與盜環罪等”之案例作為依據，指出倘若處置不當，君主將背負“不道”的名聲。[16]581狄仁杰以“漢朝故事”為說理依據，未提高宗所糾結的“孝道”問題，而是提醒高宗注重帝王寬厚待下的名譽。狄仁杰的建議為高宗所采納，此事得到了妥善處置。從量刑斷案的角度而言，“漢朝故事”同樣是高宗君臣重要的參照對象。

“漢朝故事”在高宗時期的重大政治事件中彰顯出獨特的影響力，在孝道實踐或量刑斷案等方面亦是資以取鑒的歷史文化資源。高宗朝政治領域中“國朝故事”雖然在律法、禮制、諫言等方面被采用，但影響力有限，并不關涉重大歷史事件，一方面是因國朝故事數量不多；另一方面在于高宗有著“自我作古”的雄心，想要打造獨具特色的政治生態，不愿被“貞觀”時期的舊制所束縛，因而刻意變更了太宗時期的施政舉措。

三、“漢朝故事”與武則天朝政局

武周代唐“權制”十余年，其政治影響是巨大的。武周統治期間，“崇漢”理念雖未變更，但武則天統治時期“崇周”理念、宗教、讖緯等思想極度興盛，①蒲慕州先生指出漢代是尊古、崇古、好古傳統鞏固發展的關鍵時期，奠定了魏晉南北朝及隋唐時代“崇古”傳統的基礎，但又指出“古”的時間范圍并不精確，如何界定并未有統一的標準。于唐朝而言，上古三代、兩漢、魏晉南北朝都可視為唐朝“崇古”的范疇，尤其“崇漢”在有唐一代較為典型，比肩甚至超越漢朝的言論在唐代君臣對話中屢見不鮮。參見蒲慕州：《先秦兩漢的尊古思維和政治權威》，黎明釗編：《漢帝國的制度與社會秩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45頁。使得“崇漢”的政治理念受到了一定的沖擊?！皾h朝故事”在政治場域中的地位發生了變化。但在武周時期，“崇漢”仍是當時政治社會極具滲透力和覆蓋力的政治共識，這種共識并未改變，故武周王朝在政治領域中依然遵從“漢朝故事”。

武周一朝延續初唐效仿“漢朝故事”的政治主張：首先，武則天不改動李唐統治者的既定治理政策，是為獲得更多的支持者；其次，武則天獲得皇后之位就是借助了王政君故事，其在稱帝過程中利用多種方法鞏固武周統治，“漢朝故事”同樣在其中發揮了政治效應。

武則天在稱帝過程中，對太廟體制分階段進行了變革。太廟是國家祭祀的重要禮制建筑，具有王朝建立和政權傳承的象征意義。[17]光宅元年（684）武則天臨朝稱制，武承嗣請立武氏七廟及追王父祖，中書令裴炎據“呂氏之敗”故事表示反對，且認為“圣德臨朝，當存至公，不宜追王祖禰，以示自私”。武則天駁斥裴炎，認為他援引“漢朝故事”并不妥當，“呂氏之王，權在生人；今者追尊，事歸前代”，不可用以比附。[7]2844隨著裴炎勢力被有計劃地排擠和清除，垂拱四年（688）武則天在洛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又立崇先廟以祭祀武氏祖考。不久，武則天下令使所司議崇先廟室數，司禮博士、崇文館學士周悰主張七室，將皇家太廟減少為五室。春官侍郎賈大隱奏曰：

秦漢太后臨朝稱制，并據禮經正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廟。今周悰別引浮議，廣述異文，直崇權儀，不依常度。其崇先廟，合同諸侯之數，國家宗廟不可移變。[18]1312

賈氏極力反對周悰的提議，首先據秦漢太后臨朝稱制故事，又據儒家《禮經》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的記載，以故事和經典二者作為說理依據，認為國家宗廟之數不可輕易變革，而崇先廟當以諸侯廟數為準。武則天采納賈氏建議，崇先廟暫且尚未取得與皇家太廟類同的政治地位。待武則天稱帝后，崇先廟的政治地位和規格才超過了皇家太廟。

武周朝統治的特色之一是酷吏政治，天授二年（691）正月，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貞因來俊臣等用法嚴酷、羅織罪名構陷朝臣，上疏曰：

臣聞陳平事漢祖，謀疏楚君臣，乃用黃金五萬斤，行反間之術。項王果疑臣下，陳平反間果行。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焉知必無陳平先謀疏陛下君臣，后謀除國家良善，臣恐為社稷之禍。[7]5099

李氏以陳平使用反間計造成楚之君臣互不信任而覆滅之故事，比附來俊臣構陷無罪者，以此委婉勸誡武則天，紛紜繁多的刑獄會導致君臣離心，不利于統治。時武則天并未采納，來俊臣的利用價值消解即身死之后，夏官侍郎姚崇評價來俊臣推按刑獄之際，“被告身死家破者，皆是枉酷自誣而死。告者特以為功，天下號為羅織，甚于漢之黨錮”[7]3021，姚氏將來俊臣所造成的枉濫案件，與東漢黨錮之禍相比較，顯示出當時取鑒漢朝的政治氛圍。與酷吏政治相適應，當時仍有用法持平者，著名者乃萬歲通天元年被武則天提拔為左臺殿中侍御史徐有功，時人將之比附為漢文帝時持法公允的張釋之[5]6627，顯示出時人喜好比附漢朝政治人物的習慣。在當時酷吏橫行、案件頻發的政治背景下，將時人時事與漢朝對應，這與“崇漢”的政治氛圍密切相關，也暗含對當時高壓政治的不滿。

證圣元年（695）明堂大火一案當權者同樣以“漢朝故事”作為依據進行后續處理，《舊唐書·五行志》載：

證圣元年正月十六日夜，明堂火，延及天堂，京城光照如晝，至曙并為灰燼。則天欲避殿撤樂，宰相姚璹以為火因麻主，人護不謹，非天災也，不宜貶損。乃勸則天御端門觀酺，引建章故事，令薛懷義重造明堂以壓勝之。[7]1366

災害是上天對君主的警示，明堂是武則天用來宣政布教的神圣空間，明堂遭遇大火，表明上天對當今天子統治失馭的問責。鑒于火災已經發生的事實，宰相姚璹當機立斷提出三個補救舉措：其一，引導政治輿論，對外宣稱此火乃“人護不謹”并非天災，以此安定眾庶之心；其二，設置宴會聚飲，同時勸說武則天放棄“避殿撤樂”以“貶損”自身的做法，應親幸端門“觀酺”，盡量消除此次火災對政治造成的消極影響；其三，宣稱援引漢武帝建章故事，取其“壓勝”之意，借助宴飲聚集的非正式場合公開宣布，并令薛懷義重新建造明堂。姚璹拋棄火災為天災的說法，并引用漢武帝建章故事，對于消弭火災對武周造成的政治危機有積極作用。依照建章故事之內涵，不僅有利于明堂的重建，亦有利于穩固武則天統治的權威。[19]姚璹的做法不僅符合初唐當權者效仿“漢朝故事”處理政務的先例，也助益了武則天對當下現實難題的解決。

四、結語

類同唐高祖和太宗時期，高宗統治時期“漢朝故事”在行政領域中依然居于主導地位。尤其在永徽顯慶之時，高宗和宰相長孫無忌各自利用“漢朝故事”作為斗爭工具，清除和整肅政治對手，極大地影響了政局的發展。除卻政治斗爭，唐高宗又借助“漢朝故事”，成功地構建起自己在藩及稱帝后的仁孝形象。至武則天統治時期，朝臣并未改變以“漢朝故事”上奏議政的習慣，“漢朝故事”得以在政治領域中持續發揮效用，但“漢朝故事”的使用頻次和對政局的影響力明顯不如唐初時期，蓋與武則天利用宗教、禮儀、讖緯和“崇周”等多種政治理念構建其統治合法性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