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貧攻堅劇《山海情》的文化記憶建構與當代認同

袁 丹

德國文化記憶研究學者阿斯特莉特·埃爾提出記憶是一種“旅行”的觀點，即“記憶內容在媒介和頭腦之間不斷地 ‘旅行’，不斷地解釋和更新，以及不同群體之間對之不斷地爭論，才 ‘造就了記憶’ ”[1]。由此形成的文化記憶，其內容主要是公共性的圖像和敘事，能對個體和社會產生思想精神層面的影響。因為正是借助傳播效力強的諸多媒介，人們的記憶得以被喚醒或建構并固化下來。這也解釋了在信息內容高度依賴媒介傳播的時代，影視媒介何以成為一種記憶載體。無論是宏大話語的表達，還是細小敘事的講述，影視劇既見證記憶，又建構記憶，最終在有選擇性的回顧中形成一種批判式反思。

2020年是脫貧攻堅戰全面收官之年，農村貧困人口實現全部脫貧。于2021年1月12日首播的脫貧攻堅劇《山海情》 講述了1991年至2016年期間，在國家扶貧政策的支持下，寧夏與福建兩地的人民和干部參與寧夏西海固地區扶貧任務的那段歷史歲月。在劇作尾聲，不僅經濟文化落后的窮山溝蛻變為了繁榮文明的示范之地，實現西海固人民全面脫貧；而且飛沙飄土的貧瘠之地被改造成植被茂盛的生態之地，成為“水最甜的地方”?！渡胶Ｇ椤?是對剛剛過去那段艱辛與光榮歲月的多層面、及時性的媒介記憶，兼顧民族歷史敘事與個體情感書寫，推動新時代中國的文化記憶建構與時代主旋律弘揚，助力歷史銘記與新局開創。

一、人物記憶: 英雄模范的立體呈現與平民群體的生命書寫

電視劇是通過現代媒介講述故事的形式，人物角色是傳達意旨的關鍵載體，也是觀眾得以自覺帶入故事語境并與之產生共鳴的重要對象。在脫貧攻堅劇這類時代主旋律題材中，人物形象往往是時代面貌的濃縮體現，是對時代浪潮中重要群體的記憶。此外，不管是英雄模范，還是平民群體，人物還發揮著情感中介的作用，觀眾能“借助眷戀的個體情緒懷戀一個時代”[2]?！渡胶Ｇ椤?區別于一些只給英雄唱贊歌的宏大敘事劇，通過立體化展現扶貧英雄模范與生命式書寫脫貧區平民群像，喚起了觀眾對艱難歲月的記憶與復雜情愫，致敬英雄模范的同時也與脫貧區平民群體產生情感共通。

脫貧攻堅劇《山海情》 的英雄模范是眾多的扶貧干部，他們身上彰顯出了富于時代內涵的公仆思想，即“立黨為公、執政為民”。這些奮戰在脫貧攻堅一線的干部，將自己視為“黨和人民的兒子”，為一方水土前仆后繼，是響應國家政策并參與推動地方脫貧的子式公仆。劇作對這類人物的正面塑造旨在積極引導觀眾的價值取向和行為選擇，推動和諧社會秩序的形成。主人公馬得福參與了西海固脫貧全過程，從“移民吊莊”到“整村搬遷”，頂著“棄祖忘根”的罵名鍥而不舍地向鄉親們講解國家政策，耐心扭轉部分村民固守的落后傳統觀念。他不為提升個人政績，而是力求帶領西海固人民充分了解并自愿參與脫貧的每一環節。然而，扶貧干部馬得福并未被神圣化。他也曾因顧念與水花的舊情誼，頻頻給她送食物補給，對水花家的工作傾注更多心力。甚至在面臨不正當的政途捷徑選擇時有過彷徨猶疑，需要白老師的指點與安慰。對于馬得福這樣一個有血有肉的子式公仆，觀眾既能從中看到堅韌、為民、無私等優秀品質，又能感同身受地體悟他的無奈、苦悶與猶疑。

從福建遠赴寧夏掛職副縣長的扶貧干部陳金山，也是劇作著力表現的又一位子式公仆。其立體化塑造主要體現在人物作風、觀念上的積極轉變。陳金山在正式上任掛職副縣長前，曾在福建興辦企業，有豐富的從商經歷，因而時刻注重儀表著裝，甚至因此丟失重要證件。但在實地參與海吉縣扶貧工作后，陳金山不僅適應了沙土漫天的地理氣候，而且舍去了西裝革履，換上了輕便的運動裝；從主要考慮個人政績建樹到一心改善西海固人民的經濟條件，實現了“讓農民在家門口掙到錢”的諾言。這位掛職副縣長的諸多思想和行為轉變不僅展現了扶貧干部高度自覺的反思品質，而且隱含著扶貧方與脫貧方互相改造、互相促進的良性互動關系?？梢哉f，《山海情》 中的扶貧干部皆是立體多面的鮮活形象，從上任之初辦事不夠果敢到在任之時犧牲于扶貧崗位的張樹成書記，從固守科研陳規到靈活開發雙胞菇經濟產業的凌一農教授，不一而足。這類人物角色不僅是獻身脫貧任務的基層扶貧干部群像，而且表征了整個脫貧攻堅歷程螺旋式上升的態勢。

在英模人物記憶方面，《山海情》 沒有局限于扶貧干部群像刻畫，而將視野擴展至老一輩平民群體。對國家的信任與熱愛是深植于革命前輩心中的信仰，正是這種代代相傳的精神，滋養了中華民族的繁榮發展。涌泉村的老支書水旺他爺為響應脫貧政策、給猶疑的村民作表率，放棄了在涌泉村安養老年的生活，主動要求移民吊莊。在吊莊生活期間，他一心想改善飛沙走石的惡劣生態，投身吊莊開荒建設，不辭辛勞地種植了一排排樹苗，最終身體落下病根，只能返回涌泉村養病。當得知涌泉村需“整村搬遷”時，出于安土重遷的傳統思想，老支書一開始并不理解與支持，但為了后代有良好的成長與發展機會，最終做出了讓步，帶領村中老者響應“整村搬遷”“改善西海固生態”的國家政策?！渡胶Ｇ椤?作為脫貧攻堅劇，沒有將搬遷群體片面野蠻化，而是塑造了老支書這類平民英模，生動講述了老一輩人在脫貧過程中做出的艱難抉擇和不小犧牲。這表明脫貧攻堅過程不是自上而下的單向發力，而是上下齊心的共同發力，脫貧成果的取得離不開每一位參與其中的個體。

主旋律題材劇目《山海情》 之所以受到廣大觀眾認可、口碑居高不下，就在于講述脫貧攻堅的歷史歲月時沒有一味展現集體的光鮮一面，而是兼顧了個人傷痛敘事。在西海固未得到扶貧發展時，絕大部分村民固守著家門前低產的一畝三分地，生活的艱辛迫使不少人拋下家庭、逃往外地。例如尕娃及其父親的出走對大家庭的精神沖擊，影射出眾多貧困區村民不忍言說的家族傷痛。在西海固這個貧苦之地，村民們雖譴責出走之人，但又多少能理解后者的選擇。復雜情感迫使傷痛難以言明，最終化為“找”與“被找”的困局。又如安永富因挖水窯時沙石意外下滑，導致雙腿截肢。在窮山溝里，失去壯年勞力的家庭將更加艱難。這類事件在過去中國的貧困地區并不罕見。值得慶幸的是，在脫貧工作的持續開展下，這些家庭先后從苦難中解脫出來。尕娃回歸家庭并在得寶的帶領下發展事業，安永富逐漸走出苦水村，有了一份力所能及的生計，實現了自我價值。這類傷痛記憶的再現不僅是對平民苦難富有同理心的人道關照，豐富了主旋律影視的內容，而且通過再敘創傷記憶，集體重溫已被克服的苦難，可達到重振精神的心理效用。

此外，在“整村搬遷”工作中，老太爺等老一輩人最初的激烈反對行為，再現了扶貧工作的艱巨思想難題，也再敘了農村變遷中代際群體的發展分歧。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尊老愛幼的傳統，整村搬遷的計劃使尊老與愛幼之間產生了沖突。根深蒂固的安土重遷觀念使得涌泉村村民下意識地反對“推倒涌泉村房屋、還林還草”的政策。在村民眼中，拋棄祖屋、遺棄祖墳，就是忘祖背宗。老太爺甚至寧愿喝農藥自戕，也不愿在異鄉終老。然而，年輕一輩極其渴望能走出大山，擺脫頓頓吃洋芋的窮鄉僻壤，去擁抱能提供更多發展機遇的外部世界。最后，馬得福的一番話解開了村民心中的死結：“樹有一頭根，人不是樹，人有兩頭根，一頭在老先人手中，一頭在后人手里，我們的后人在哪里，根就在哪里，哪里就是家?！贝_實，中華民族之所以能生生不息，正在于先輩與后輩的共同努力，也正是“人有兩頭根”，使得中華民族才能在廣袤大地上扎根繁盛。如若不然，還會有更多人像尕娃母親一樣，成為兩村爭奪一片野菜地的受害者。

《山海情》 還真實細膩地展現了脫貧過程中的平民生活，樸實動人的“小家”記憶是該劇廣獲好評的內在原因。例如吊莊尚未成年的孩子外出務工時，家長們在車窗前揮手送別的情景；又如大有叔囑托麥苗將煮好的雞蛋交給兩千公里外的兒子水旺，相信水旺吃了雞蛋就會想念家中的父母；再如電子工廠的海吉女工在適應異鄉生活時的種種不適與種種自我調適。這些離家成長、異鄉打拼的經歷是絕大多數國人都親歷的環節，平實地敘事和畫面使觀眾回憶起記憶深處的種種細節，而代際間的誤會與溫情則更能使年輕一代發自內心地接受劇情并與之產生強烈共鳴。正如評論家毛尖所說：“青年文化和主流文化從來沒有形成對立或對抗關系，基本是平行而動，而當代的情況則更加特殊了?！盵3]這種“國家意志、個人情感和家庭倫理三位一體的呈現和塑造”[2]77，契合了觀眾的情感需求和價值認同，年輕人也能成為時代文化的主要構筑者與擁護者。

電視劇的人物角色不僅在于傳達思想意旨，還應成為聯結觀眾及其記憶的信息中介?！罢莻€人之間持續不斷的信息交流，以及頭腦和媒介之間的運動，首先產生了哈布瓦赫所說的集體記憶?！盵1]31《山海情》 便提供了這種互動連續的信息交流媒介。其中，英雄模范的立體化塑造與平民群體的生命式書寫，實現了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的協調式再現。觀眾在觀看劇中人物的同時，能自覺不自覺地代入其中，回憶往昔，領悟英雄模范的思想行為意圖并接受其價值觀熏陶。

二、歷史記憶: 艱苦生活的建構式回憶與脫貧攻堅的紀實性見證

歷史記憶是對特定歷史時期有影響力、有歷史意義的重要事件的記憶。按表達記憶的方式，將影視劇中的歷史記憶分為建構型和紀實型。前者是指當下的講述者未曾親歷那段歷史，但通過前人口耳相傳而留下印象，依靠建構式回憶講述出來的記憶；后者是指當下講述者曾經或正在經歷具有歷史性意義的事件，這類事件被劇作如實呈現出來?！耙磺袣v史都是當代史”[4]，不論是“建構型”歷史記憶，還是“紀實型”歷史記憶，皆是講述者受所處時代影響做出的歷史判斷和選擇，帶有鮮明時代印記。

“記憶的社會范式建立在代際之間的交流基礎上，而記憶的政治和文化范式的存在是為了服務于跨越代際的交流?！盵5]涌泉村李家和馬家的源流關系是代際交流中建立的社會記憶，而馬得福通過村廣播再述這一關系、借以推動脫貧工作，則以這段記憶的政治文化內涵喚起了代際共鳴。馬家先人為躲避戰亂四處躲藏，只有涌泉村李家以禮相待并收容馬家。從此，兩家人在這片貧瘠土地上勤懇生活、繁衍生息。對這段歷史的講述，不僅喚醒了馬得福等后輩“村民皆為一家人”的集體意識，也激起了觀眾對先輩們頑強不息、淳樸善良品質的敬意?！渡胶Ｇ椤?將涌泉村兩家人的過往穿插在“整村搬遷”政策艱難推進的時刻，以溫情歷史化解當前矛盾，使觀眾既能從先輩事跡中汲取堅韌頑強、友愛包容的優秀品質，又因先人事跡而對那段漂泊動蕩的年代有了理解和感懷。

涌泉村承載著村民們許多溫情記憶，但也是集體悲劇的發生地，是導致村民集體創傷記憶的場所。例如，喊水叔回憶尕娃母親精神疾病的來由，想起了以前涌泉村與黃家村爭奪后山一片小菜地的那次沖突。到了馬得福這一代，那段沖突的歷史早已成為過去，但只要尕娃母親犯病，聽聞過這段故事的年輕村民都能由此設想當年生活的艱苦不易，以及村里為了生存所付出的代價。又如，西海固飛沙黃土的地質條件和干旱缺水的氣候特質，使得莊稼作物難以種植存活。馬得寶屢次試圖離家出走、逃出窮山溝，就是為了擺脫頓頓吃洋芋的日子。這種世代延續的困頓生活早已成為涌泉村村民的集體記憶，甚至形成一種集體創傷?！熬駝搨l生的重要原因正在于心理防御機制的破壞而導致受創者無法在意識層面認清創傷發生的過程”[6]，劇作將苦難生活進行再現，便是讓觀眾通過觀看艱辛歷史，有意識地回憶群體性的歷史創傷，進而達到理解往昔和自我心理治愈的效果。

此外，《山海情》 將上世紀中國廣大貧困地區的生活狀況具體化為寧夏西海固涌泉村這一特定地區，讓人們的記憶有了場所依托?！拔幢粓鏊挠洃泟t面臨著其真實性無法被證實的風險，因此也存在遺忘的風險?！盵7]但西海固不是貧苦的代名詞，而是一個成功脫貧的具象場所。脫貧攻堅劇《山海情》 自播出后廣獲好評，寧夏西海固早已“從生態的空間轉向象征性的空間，從作為事物場所的空間轉向作為集體意象的結構或連貫系統的空間”[7]36，成為艱苦奮斗、脫貧攻堅的示范區。社會成員對群體性的重要事件擁有一致的情感態度與記憶傾向，是集體記憶構建與延續的條件?！渡胶Ｇ椤?展現人民群眾改善苦難生活，便是讓觀眾通過觀看艱辛歷史，有意識地回憶群體性的歷史創傷，借用觀眾的普遍性理解與印象對特定歷史加以強化，將那段歷史穩固為包含國家意識形態內涵的集體記憶。

《山海情》 中，西海固的扶貧策略主要是產業扶貧，劇作紀實性地還原了這一模式的曲折前進過程，讓觀眾得以及時記憶這段歷史。西海固地區曾被聯合國評為最不適宜生存的地方，在環境、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很貧瘠。政府在扶貧資助西海固地區之始，選擇將喜干厭濕、耐高溫、抵抗疾病能力強的珍珠雞作為扶貧養殖產業的發展對象。然而，涌泉村村民卻將81 只扶貧珍珠雞當作救濟糧逐一宰殺果腹。由此反映出的是，貧困區人們對扶貧政策的不理解，以及長期依賴政府救助的消極心理。扶貧干部張樹成、馬得福等人耐心引導村民改變心態與觀念，在產業發展方面對癥下藥，攜眾人之力探索最適宜的扶貧產業發展模式，最終在這片貧瘠地成功實現了科技扶貧、庭院經濟。西海固區百姓實現了從消極對待扶貧政策到積極響應、共同致力扶貧產業發展的轉變，觀眾見證的不僅是西海固人思想觀念的轉變，更是國家脫貧攻堅過程中幾億人民的觀念進步。

劇作還還原了脫貧進程中的眾多儀式場面?！皟x式是群體建立內部認同和維系群體間關系紐帶的組織方式，能夠‘激發、維持或重塑群體成員的心理狀態’ ”[8]?！渡胶Ｇ椤?中，閩寧村建設開工奠基儀式的隆重場面，大人孩子齊聚開工奠基地點，鏡頭在大人孩童的笑顏間切換。又如閩寧鎮三級揚水站竣工典禮上，扶貧領導和百姓共同出席，鏡頭還切向通壩后的滔滔水流，寄寓深意的同時又澎湃人心。再如劇作尾聲部分的閩寧鎮葡萄酒推介會，表明閩寧鎮的脫貧產業從農產品原料生產轉向了農產品產業鏈及第三產業的繁榮發展。最后，《山海情》 劇作本身也是對中國脫貧攻堅歷史的一種表演儀式，旨在紀念和致敬每一位曾奮戰脫貧攻堅一線的偉大之人。這些儀式場面是西海固扶貧過程中具有歷史意義的進程，是脫貧攻堅取得階段性成果、繼續開啟新階段的象征。群體儀式的表達操演不僅賦予脫貧行動以價值意義，而且能為參與和觀看儀式的人們構建具有社會認同感的集體記憶。

脫貧攻堅是新時代的中國奇跡。當前中國已經實現全面脫貧，對剛剛過去的歷史的及時記憶是必不可少的發展環節。一個社會想要保持良性發展態勢，就應當對苦難與光輝歷史給予同等重視?！坝跋穹柤仁怯洃浀碾[喻也是記憶媒介”[8]10?！渡胶Ｇ椤?對貧困區脫貧前艱苦生活的想象回憶與脫貧期、脫貧后生活轉變的紀實見證，是通過展現創傷、辨認苦難，達到宣泄消極情緒、治愈人們心理的效用；同時，在見證歷史的過程中，又能凝聚眾志成城的民族意識并加強團結，進一步穩固人們的集體記憶。

三、當代認同: 國家記憶的具象表征與民族共同體的精神構筑

《山海情》 屬于“理想照耀中國——國家廣電總局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 周年電視劇展播”劇目，是在主流意識形態指導下創作的主旋律劇作。脫貧攻堅的偉大歷史是新時代中國的國家記憶?！渡胶Ｇ椤穼χ袊鲐氂洃涀隽司呦蟊碚?，構筑著新時代中華民族的精神共同體?！霸诤髠€體主義時代，過去也為群體凝聚力、歸屬感的形成以及身份認同的形成提供了知識上的儲備?！盵5]8而脫貧攻堅這一上升式的歷史進程，飽含著為國家、民族所確證的先進發展理念與不屈不撓、艱苦奮斗的可貴精神，尤其能夠喚起人們的獲得感與共鳴感。

中國進入新時代發展階段，不僅取決于政治、經濟等方面的進步，而且體現在生態環境、精神文明方面的躍進。扶貧不止要經濟上脫貧，更要生態上“致富”。西海固從寸草難生、漫山沙土到植被叢生、山丘翠綠，從一息尚存的自然到生機勃勃的生態，是國家扶貧政策支持下、國家意志指導下收獲的碩果。在西海固脫貧初期，土地沙化嚴重，沙塵暴肆虐，主要糧食是馬鈴薯，綠葉蔬菜難以獲得。甚至在移民吊莊后，還出現村民在鄉道上向陳金山討要青菜的現象。但在科技扶貧理念被有序踐行后，當地生態被取長補短，雙胞菇、葡萄等農作物種植開始普及。人們不僅能就地播種多種作物，而且有了購買外地乃至進口商品的能力?！渡胶Ｇ椤?從日常生活細微處著手，以小見大地概貌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未曾停止過的前進步伐——人民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也側面反映了西北荒地生態治理取得的成效?！吧鷳B興則文明興”，這一至理名言早已成為中國乃至全球的發展共識，是中國發展歷程的最佳詮釋，是新時代中國國家記憶的一部分。

《山海情》 取材福建、寧夏對口扶貧的成功事跡，將東西部協作戰略這一扶貧歷史出色固化為脫貧攻堅的國家記憶。由于自然條件、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制約，中國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落后于東部沿海，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國情決定了現代化過程中不同地區間勞動人口流動的必要性。東西部協作戰略是中國扶貧政策中極有建設性的內容，既溝通了兩地民心，又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脫貧成績。劇作中，來自福建的掛職副縣長陳金山對西海固部分人扒火車行為的態度從“應當嚴懲”到“有所理解”，便是兩地民心有了溝通的體現。更典型的例子是，福建工廠車間主任與赴福建打工的海吉女工之間的關系變化。雙方初次接觸時，車間主任一心求快，嚴格執行車間標準，而海吉女工不理解主任的鐵面無私，也沒有考核意識。針尖對麥芒狀態在雙方之后的相處和溝通中得到了改善，主任看到了海吉女工身上勤勞勇敢的品質，海吉女工也明白了車間主任的良苦用心?？梢?，中國扶貧不是單向發力，而是雙向合作和互相促進?！渡胶Ｇ椤?詳細講述了福建對口寧夏的扶貧過程，大到科技興農、勞務輸出等政策內容的具體實施，小到農作物滯銷、務工人員返鄉難等基層問題的解決過程。通過一幀幀畫面，建構了觀眾對國家扶貧過程的記憶，使人們理解并助力推行“在先富幫后富中實現共同富?！钡膰野l展理念。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強大的民族凝聚力離不開各民族在主流文化觀念、價值選擇上的共通性?！渡胶Ｇ椤?匯聚民族共識，傳達了發揚新時代艱苦奮斗精神的必要性和科學創業觀的真理性。涌泉村在移民吊莊的初步扶貧工作中，李大有等村民出于怕吃苦、安于現狀的消極被動思想，從吊莊逃回了涌泉村。經過各位扶貧干部的思想動員以及初見成效的吊莊工作，涌泉村村民對扶貧政策有了積極理解和響應，主動遷往具有更大發展潛力的地區改善生活。馬得寶等年輕一代在脫貧過程中也顯現出蓬勃的生機活力。作為村里第一個帶頭搭棚種菇的人，馬得寶是社會前進態勢中積極把握時代機遇的青年：主動發掘商機、承包工程、成立公司。麥苗學歷不高卻不以為怯，勤奮學習，負責經營的葡萄酒莊產出了享譽世界的葡萄酒。在現代化發展時期，無論是新農村的因地制宜，還是小城鎮的創新創業，都表明追求科學發展已經成為民族共識，是新時代民族共同體的精神內涵。

脫貧攻堅是中國的獨特歷史進程和偉大壯舉，不僅構筑了新時代民族共同體的精神內涵，還發揚了公而忘私、尚義重德的傳統民族精神?！霸谥袊绕鸬拇蟊尘跋?，影視劇更是一馬當先的政治和文化縮微公園”[3]106?！渡胶Ｇ椤?講述的東西部協作、對口幫扶支援的脫貧攻堅理念，便內蘊著中華民族世代傳承的家國同構精神底蘊。在個人層面，有扶貧干部張樹成、馬得福等人的盡職盡責、兢兢業業，有企業家馬得寶投資挽救經費短缺的政府工程，有名校高材生郭閩航為了學生只身駐扎山區小學。在集體層面，有福建工廠出資出力培訓寧夏務工人員、為山區小學捐贈物資，有各路民航為扶貧農產品降低運費，等等。這些來自個人與集體的一份份貢獻凝聚著民族團結、家國一體的精神，匯筑成了國家脫貧時期的文化記憶。

四、結 語

脫貧攻堅的勝利是中國的偉大創舉，近1 億農村人口實現脫貧，但其意義遠非數字可表征，而是彰顯于輝煌成果背后曲折前進的攻堅歷程與迎難而上的蕓蕓民眾?！渡胶Ｇ椤?以一幀幀時代畫幅激活了過去的脫貧歲月，讓觀眾通過具象的歷史畫面與鮮活的人物形象，感知并記憶特定時代背景下的政策扶貧、經濟脫貧、文化育人與生態致富歷史。就國家層面而言，“記憶需要來自集體源泉的養料持續不斷地滋養，并且是由社會和道德的支柱來維持的”[9]。作為一部成功表達主流思想的主旋律劇作，《山海情》 秉文藝為民之心鑄中華民族之魂，向我們展現了值得銘記的英模人物與可親可愛的平民群體，為新時代中國文化記憶的形成提供了優質養料，以文藝力量助力中國發展的新局開創。

重大公共事件會在集體心靈中留下印象，但只有在事件參與者心中才會形成深刻印記，對于非直接親歷者而言，事件內容傳遞與記憶形成往往需要借助公共圖像和敘事。出于此，通過媒介重構并展現重大事件，便是賦予歷史以意義并構建鮮活文化記憶的重要手段。無論是脫貧攻堅，還是鄉村振興，乃至未來的人民共同富裕，影視藝術都需銘記大我而不忘小我，講述富有生命力與感染力的民族故事。當影視藝術重視屬于部分親歷者的生活事件，并以國家意志的形式表達與傳播，內蘊其中的民族之魂與時代精神便能深入人心，進而建構起富于文化內涵的集體記憶。